京綏鐵路于1923年修至包頭， 1926年包頭才由薩拉齊的一個鎮設治為縣。 因為包頭是長城口外一個水旱碼頭， 從清乾隆年間修起“綏遠城”， 漢民從晉北陝北遷入蒙地開墾以後， 就與張家口（東口）、歸化城（西口）、多倫（喇嘛廟）齊名， 成為商業上和軍事上的重鎮， 也成了流氓無產階級覓食的地方， 流行著“東口至西口， 喇嘛廟至包頭， 東走哩， 西竄哩， 每天也要吃飯哩”的調調。
清同治年間， 馬化龍和白彥虎在甘甯起義， 左宗棠奉旨“平回”， “嵩岳軍”張曜的後方便設在包頭， 李鴻章“淮軍”的“水上巡防營”和“洋槍隊”， 也在包頭和托克托的河口鎮及薩拉齊的善岱鎮防守，
所謂“大行”， 是包頭工商業資本家的公會組織， 到了民國改稱為商務會。 所謂“農圃社”， 是郊區地主們的封建集團組織。 所謂“梁山”， 則是包頭流氓無產階級的江湖組織。 他們在包頭設縣建市以前的管理辦法是：由“大行”出代表四人， “農圃社”出代表一人， 組成議事機構， 在“大行”裡邊辦公， 受薩拉齊廳和以後的薩拉齊縣委託， 由巡檢和巡官監督協助， 處理包頭地方上的各種事務。 買賣人和莊戶人只能出錢出糧和出車繳草，
死人溝在包頭舊市區草市街以北， 解放以後改為“慈人溝”。 原先是一個停厝棺材的地方， 後來乞丐在那裡掏窯打洞居住， 成了包頭的貧民窟。 清朝和民國初年， 死人溝是押人的“黑房”， 凡是在包頭逮捕和五原、東勝與薩拉齊後山地區送來的人犯， 先在死人溝看管， 然後再往薩拉齊監獄解送。 死人溝除了居住乞丐， 還有好幾家鼓房， “梁山”的頭兒所在地——“忠義堂”就設在鼓房以內， 它的人馬都散佈在包頭各個角落， 給“大行”和“農圃社”打雜， 並執行員警和特務工作。
“梁山”的人首先是負責巡查街道和彈壓會場。 清朝的時候， 包頭有好多聚賭的“寶店”， 廟宇上經常唱戲， 陰曆正月十五和二月二大鬧“紅火”， 七月十五在南海子放河燈， 這些地方最容易打架鬥毆和阻塞交通。 “梁山”的人扛著“大行”的虎頭牌， 手拿牛皮鞭和鐵繩鐵鎖走過來倒過去， 不用說平常的老百姓不敢搗亂起哄， 就連在賭場頂好漢股子的“白花”， 也都對他們畏懼。 “梁山”裡邊什麼人都有， 更不乏拳棒手和頂命鬼。 相傳在辛亥革命時攻打大同的“二麻煩”， 曾于宣統元年從大同到包頭闖碼頭， 自恃武藝高強， 不把包頭的江湖放在眼裡， 得罪了死人溝的“梁山”， 就被“梁山”的頭兒派了些拳棒手， 趁他在剃頭鋪低下頭梳辮子的時機，
梁山的人在夜間負責全城的巡邏打更， 提著“大行”的燈籠， 可以盤問、檢查、逮捕夜不歸宿的行人。 守城門的兵丁到城外耍錢， 有時還叫他們在城門房子裡掌管鑰匙， 因而也敢於在夜間私開城門， 放行商旅。 其他如街道上的垃圾， 官廁所的糞便， 倒斃路旁的死屍， 全由他們來清理。 發生火警以及各種自然災害， 亦由他們負責撲滅。 1918年包頭鼠疫流行， 死了三千多人， 都經“梁山”的人給抬到城外焚化， 凡是惡死（非命而死）的人， 也由他們協助“仵作”檢驗或是抬埋。 罪犯執行死刑， 如無屍主領屍， 他們即將衣服剝下， 洗掉血跡，賣給估衣鋪子。甚至把死屍掏心挖腦，泡制成藥，以高價出售。
他們除平時由“大行”供給柴米工資，每年四大節還由商號給他們送禮；有時也用訛詐手法，找點“外快”，並不缺小錢使用。因之，他們有鴉片嗜好的也能解決，有家口的也能養活。於是，把“梁山”這個江湖組織，視為衣食的父母，終身的依靠。
“梁山”是包頭流氓低層社會的總稱。它所以命名為“梁山”，並沒有“替天行道”的理想，只是要把“下九流”的人團結起來，像宋江等一百單八將那樣堅強，好互相幫助，彼此關照，不受外人欺侮，能在包頭寄生和鬼混下去。
“梁山”是江湖上“鎖”、“裡”兩家的聯合組織，以後才把不屬於幫會的“跑腿子”的流浪漢都吸收到“梁山”以內。“鎖家”是乾隆年間歸化城公主府打更的馬三紅和種菜的秦四海建立的，故分為馬三紅和秦四海兩門子人。“裡家”最早由北京城滿族八旗的八個窮王爺當首領，故分張門、高門、朝三門等八門子人。這兩家的組織過去在華北的其他城市都有，他們的區別是“鎖家獨霸一方，裡家走遍天下”。鎖家供奉的祖師是明朝的永樂皇帝，以吹鼓手和六合鋪的抬轎夫為基幹，但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活動，這個範圍叫“方場”。如包頭鎖家的“方場”，就是東于沙爾沁鎮，南至大樹灣，西至麻池鎮，北至石拐溝。鼓房和六合鋪超出這個“方場”的範圍，即不能招攬紅白喜事。裡家是以乞丐和打“蓮花落”、“數來寶”的行吟藝人為基幹，可以在天下任何地方流浪，不受地區的限制，供奉的祖師是范丹老祖。據說，孔子當年在陳國絕糧，經範丹救濟才沒有餓死，因此乞丐供奉范丹為祖師。他們向貼有春聯的商店住戶要飯，含有替祖師向識字的孔子的徒子徒孫討債的意思。其實，孔子是春秋時代的人，范丹是東漢桓帝時候的人，相隔千年，可見所說荒誕。但範丹是歷史上出名的“窮漢”，他們也是窮漢，供奉他當祖師，還不無附會的理由。至於鎖家為什麼要供奉明朝的永樂皇帝當祖師，則說不出什麼道理。按當時兩家的組織成立，是如上所說出自清朝宗室和他們的下人們開創的；看他們後來的行動始終是順民，對統治階級採取恭維態度，這就有可能是當時的雍正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削弱幫會“反清複明”的民族革命力量，來進行分化和瓦解。但卻又把明朝的永樂皇帝供奉當他們的祖師爺，則骨子裡似乎又含有洪幫“反清複明”的意義。並且在辛亥革命時期，還有人打過刀什爾（土默特旗的地名），是何原故和是否有矛盾，因找不出有關這些的材料作根據，很難臆斷。
“鎖家”和“裡家”，這流氓無產階級兩大派系，在其他地方都是各立門戶；但在包頭，一方面由於“大行”和“農圃社”有意的利用和集中管理他們，一方面鎖、裡兩家為了擴大自己的社會力量，這便聯合起來，共同組織為一個“梁山”，號稱“鎖幫裡，裡幫鎖，鎖裡是一家”，但梁山的領導權卻始終被“鎖家”的鼓房把持，由各鼓房的班主中產生“梁山”的領袖“頭兒”。哪家的鼓房班主擔任“梁山”的“頭兒”，哪家鼓房就是“忠義堂”，門口掛著“大行”的虎頭牌和牛皮鞭，閒雜人員等都要肅靜回避。裡邊的神堂中供著“鎖”、“裡”兩家的祖師，除過囚室、伙房，還有專供記帳先生和“把式匠”（打手）居住的宿舍，儼然是一座森嚴的衙門。“頭兒”出門有保鏢的跟在後邊。他的兵符印綬是一根木杖，名叫“拐挺”，平常放在祖師前面的供桌上，有事的時候用它行刑打人，“頭兒”以外，誰也不得捋動。其他地方花子朝拜的那個“杆兒”，也許就是這件東西。
“梁山”對內完全實行家長式的封建統治，有三大規矩和懲罰的辦法：第一是“踩窮漢窩鋪”（跟自己本家裡的女人通姦）的活埋；第二是“唾臭”（捏造事實損壞別人的名譽）的挖眼；第三是違犯其他制度的跪在祖師供桌底下，用“拐挺”毆打。他們標榜“梁山”的“忠義”兩字，是忠誠老實地替“大行”服務，保護各商號的利益。“鎖”、“裡”兩家的人不能行動，由“梁山”養活，死後給買一個“狗碰頭”棺材。
1914年，山西孔庚的軍隊在包頭嘩變，變兵從東營盤出來，路過死人溝的時候，叫“梁山”的人跟他們去發“洋財”，有些人已經躍躍欲試地走出窯洞，看見“頭兒”樊虎娃橫眉豎目，手執“拐挺”站在那裡，大喝了一聲“哪個敢動”，都慌忙縮回窯洞，吹熄燈睡覺。“梁山”的人平日全叫“拐挺”打怕了，到了非常的時候，才有這麼大的威懾力量。
“裡家”的流動性很大。“鎖家”是根深蒂固的“坐地戶”。加上“梁山”的“頭兒”由鼓房產生，因此包頭的鼓匠很“硬”。商民舉辦紅白喜事，說是“訂一班鼓匠”，他們就不高興，就是“寫一班鼓匠”，他們才喜歡。“寫鼓匠”的時候，訂錢很少，可是寫下以後就百般勒索，除了工資酒飯煙茶，還有“賞賜”、“喜錢”、“辛苦錢”、“水煙錢”、“折飯錢”這些名目。並且每回吹打一下“曲牌”，還要額外的附加錢。寫時已講妥是十塊錢，到吹打完畢非二三十元不能開銷。他們先是好言好語恭維東家，用軟法達不到目的，便耍無賴和“跌死皮”。由於“梁山”在背後給撐腰，普通商民都惹不起他們。況且凡是舉行鼓樂的人也不在乎這幾個錢，尤其娶媳聘女都是大喜的日子，誰也不願意和鬼生氣，只好忍氣吞聲地吃啞巴虧。如果遇見懂“梁山”規矩的人給東家當總管，他們也就適可而止，不敢發野放刁。
至於“裡家”的乞丐，平日就在指定的街巷討要，遇見喜慶宴會，亦不能“越界”來湊紅火熱鬧。“梁山”為了使東家不致丟失東西，特派專人給站崗，叫做“蹲門的”，這個人在門口整蹲一天，除了替東家打發乞丐，還制止閒雜人等入內。工資通常是一天一元銀幣，臨走還替“梁山”不能行動的乞丐代討一元，拿回去交櫃，不敢私自克扣。他們並且從不混進鼓匠棚裡吃飯，說是“我們上不了桌面，怕犯了梁山的規矩”。好像“裡家”的地位不如“鎖家”高超。
“鎖”、“裡”兩家都是“和尚教”，傳徒不傳子。到了包頭設縣建市以後，“梁山”一天比一天衰敗，許多戒條也被打破。像解放以前死人溝的保長李根羅，他原先是個兵痞，在商震的三十二軍當過排長，冷口抗戰時受傷回到包頭，可巧他的叔父是“梁山”的“頭兒”，這時因病逝世，他在王靖國統治包頭的時代，依靠傷兵的勢力，硬把他叔父的徒弟趕走，承繼了鼓房的財產，篡奪了“梁山”的領導。
（未完待續）
此文由“包頭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推薦
洗掉血跡，賣給估衣鋪子。甚至把死屍掏心挖腦，泡制成藥，以高價出售。他們除平時由“大行”供給柴米工資，每年四大節還由商號給他們送禮；有時也用訛詐手法，找點“外快”，並不缺小錢使用。因之，他們有鴉片嗜好的也能解決，有家口的也能養活。於是，把“梁山”這個江湖組織，視為衣食的父母，終身的依靠。
“梁山”是包頭流氓低層社會的總稱。它所以命名為“梁山”，並沒有“替天行道”的理想，只是要把“下九流”的人團結起來，像宋江等一百單八將那樣堅強，好互相幫助，彼此關照，不受外人欺侮，能在包頭寄生和鬼混下去。
“梁山”是江湖上“鎖”、“裡”兩家的聯合組織，以後才把不屬於幫會的“跑腿子”的流浪漢都吸收到“梁山”以內。“鎖家”是乾隆年間歸化城公主府打更的馬三紅和種菜的秦四海建立的，故分為馬三紅和秦四海兩門子人。“裡家”最早由北京城滿族八旗的八個窮王爺當首領，故分張門、高門、朝三門等八門子人。這兩家的組織過去在華北的其他城市都有，他們的區別是“鎖家獨霸一方，裡家走遍天下”。鎖家供奉的祖師是明朝的永樂皇帝，以吹鼓手和六合鋪的抬轎夫為基幹，但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活動，這個範圍叫“方場”。如包頭鎖家的“方場”，就是東于沙爾沁鎮，南至大樹灣，西至麻池鎮，北至石拐溝。鼓房和六合鋪超出這個“方場”的範圍，即不能招攬紅白喜事。裡家是以乞丐和打“蓮花落”、“數來寶”的行吟藝人為基幹，可以在天下任何地方流浪，不受地區的限制，供奉的祖師是范丹老祖。據說，孔子當年在陳國絕糧，經範丹救濟才沒有餓死，因此乞丐供奉范丹為祖師。他們向貼有春聯的商店住戶要飯，含有替祖師向識字的孔子的徒子徒孫討債的意思。其實，孔子是春秋時代的人，范丹是東漢桓帝時候的人，相隔千年，可見所說荒誕。但範丹是歷史上出名的“窮漢”，他們也是窮漢，供奉他當祖師，還不無附會的理由。至於鎖家為什麼要供奉明朝的永樂皇帝當祖師，則說不出什麼道理。按當時兩家的組織成立，是如上所說出自清朝宗室和他們的下人們開創的；看他們後來的行動始終是順民，對統治階級採取恭維態度，這就有可能是當時的雍正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削弱幫會“反清複明”的民族革命力量，來進行分化和瓦解。但卻又把明朝的永樂皇帝供奉當他們的祖師爺，則骨子裡似乎又含有洪幫“反清複明”的意義。並且在辛亥革命時期，還有人打過刀什爾（土默特旗的地名），是何原故和是否有矛盾，因找不出有關這些的材料作根據，很難臆斷。
“鎖家”和“裡家”，這流氓無產階級兩大派系，在其他地方都是各立門戶；但在包頭，一方面由於“大行”和“農圃社”有意的利用和集中管理他們，一方面鎖、裡兩家為了擴大自己的社會力量，這便聯合起來，共同組織為一個“梁山”，號稱“鎖幫裡，裡幫鎖，鎖裡是一家”，但梁山的領導權卻始終被“鎖家”的鼓房把持，由各鼓房的班主中產生“梁山”的領袖“頭兒”。哪家的鼓房班主擔任“梁山”的“頭兒”，哪家鼓房就是“忠義堂”，門口掛著“大行”的虎頭牌和牛皮鞭，閒雜人員等都要肅靜回避。裡邊的神堂中供著“鎖”、“裡”兩家的祖師，除過囚室、伙房，還有專供記帳先生和“把式匠”（打手）居住的宿舍，儼然是一座森嚴的衙門。“頭兒”出門有保鏢的跟在後邊。他的兵符印綬是一根木杖，名叫“拐挺”，平常放在祖師前面的供桌上，有事的時候用它行刑打人，“頭兒”以外，誰也不得捋動。其他地方花子朝拜的那個“杆兒”，也許就是這件東西。
“梁山”對內完全實行家長式的封建統治，有三大規矩和懲罰的辦法：第一是“踩窮漢窩鋪”（跟自己本家裡的女人通姦）的活埋；第二是“唾臭”（捏造事實損壞別人的名譽）的挖眼；第三是違犯其他制度的跪在祖師供桌底下，用“拐挺”毆打。他們標榜“梁山”的“忠義”兩字，是忠誠老實地替“大行”服務，保護各商號的利益。“鎖”、“裡”兩家的人不能行動，由“梁山”養活，死後給買一個“狗碰頭”棺材。
1914年，山西孔庚的軍隊在包頭嘩變，變兵從東營盤出來，路過死人溝的時候，叫“梁山”的人跟他們去發“洋財”，有些人已經躍躍欲試地走出窯洞，看見“頭兒”樊虎娃橫眉豎目，手執“拐挺”站在那裡，大喝了一聲“哪個敢動”，都慌忙縮回窯洞，吹熄燈睡覺。“梁山”的人平日全叫“拐挺”打怕了，到了非常的時候，才有這麼大的威懾力量。
“裡家”的流動性很大。“鎖家”是根深蒂固的“坐地戶”。加上“梁山”的“頭兒”由鼓房產生，因此包頭的鼓匠很“硬”。商民舉辦紅白喜事，說是“訂一班鼓匠”，他們就不高興，就是“寫一班鼓匠”，他們才喜歡。“寫鼓匠”的時候，訂錢很少，可是寫下以後就百般勒索，除了工資酒飯煙茶，還有“賞賜”、“喜錢”、“辛苦錢”、“水煙錢”、“折飯錢”這些名目。並且每回吹打一下“曲牌”，還要額外的附加錢。寫時已講妥是十塊錢，到吹打完畢非二三十元不能開銷。他們先是好言好語恭維東家，用軟法達不到目的，便耍無賴和“跌死皮”。由於“梁山”在背後給撐腰，普通商民都惹不起他們。況且凡是舉行鼓樂的人也不在乎這幾個錢，尤其娶媳聘女都是大喜的日子，誰也不願意和鬼生氣，只好忍氣吞聲地吃啞巴虧。如果遇見懂“梁山”規矩的人給東家當總管，他們也就適可而止，不敢發野放刁。
至於“裡家”的乞丐，平日就在指定的街巷討要，遇見喜慶宴會，亦不能“越界”來湊紅火熱鬧。“梁山”為了使東家不致丟失東西，特派專人給站崗，叫做“蹲門的”，這個人在門口整蹲一天，除了替東家打發乞丐，還制止閒雜人等入內。工資通常是一天一元銀幣，臨走還替“梁山”不能行動的乞丐代討一元，拿回去交櫃，不敢私自克扣。他們並且從不混進鼓匠棚裡吃飯，說是“我們上不了桌面，怕犯了梁山的規矩”。好像“裡家”的地位不如“鎖家”高超。
“鎖”、“裡”兩家都是“和尚教”，傳徒不傳子。到了包頭設縣建市以後，“梁山”一天比一天衰敗，許多戒條也被打破。像解放以前死人溝的保長李根羅，他原先是個兵痞，在商震的三十二軍當過排長，冷口抗戰時受傷回到包頭，可巧他的叔父是“梁山”的“頭兒”，這時因病逝世，他在王靖國統治包頭的時代，依靠傷兵的勢力，硬把他叔父的徒弟趕走，承繼了鼓房的財產，篡奪了“梁山”的領導。
（未完待續）
此文由“包頭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