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與顧頡剛都是二十世紀的文化大師且有師生關係， 但他們之間交往卻遠非正常。 魯迅與顧頡剛相互視對方為終生死敵， 而周作人與顧頡剛在表面客氣之下卻是互相輕視嘲諷， 透過他們的日記書信， 可以發現三位大師隱秘複雜的內心世界。
1913年， 顧頡剛在上海參加北大預科入學考試， 獲得第九名的好成績。 同年四月， 他從上海乘船赴京入學。 時年21歲的顧頡剛正與葉聖陶、王伯祥等人熱衷於政治改革， 他不僅參加社會黨， 還寫文章鼓吹無政府無家庭無宗教， 算得上標準的熱血青年。 他父親對其如此狂熱行徑頗不贊成卻又無法勸止，
不過， 進入北大後的顧頡剛， 尚沒有機會和周氏兄弟相見， 因為魯迅雖然早在1912年就到北京， 彼時卻不過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普通職員， “五四”之後才到北大兼職授課。 而周作人1913年開始在紹興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學任教， 1917年才到北京， 在魯迅的推薦下入北大任教。
說到周氏兄弟， 自然無法避免談及他們的決裂。 一般而言， 決裂之後魯迅對於與周作人接近者， 自然持冷淡態度甚至視為敵人， 哪怕此人曾經是他們兄弟共同的好友， 錢玄同就是一個好例。 當然也有例外， 如曹聚仁似乎和兄弟兩人關係都不錯，
其實不然。 從顧氏日記和書信中我們看到， 顧頡剛不僅對周作人沒有好印象， 而且把他們兄弟兩人一併“打包”視為一丘之貉， 全部給予鄙視的。 且看其筆下的周氏兄弟：“予近日對予魯迅啟明二人甚生惡感， 以其對人之挑剔垢誶， 不啻村婦之罵也。 ”那麼， 究竟什麼原因導致顧氏對周氏兄弟“甚生惡感”？原來那時《語絲》雜誌來稿甚少， 有停刊之危機， 所以編輯多次約顧頡剛寫稿。
儘管顧頡剛擁有《語絲》雜誌的命名權，儘管表面上是孫伏園具體負責，《語絲》的領袖卻是周氏兄弟，而周作人實際上有決定之權。為什麼不是哥哥魯迅而是弟弟周作人？事後看可能有這幾個原因：一是語絲社基本成員大都是原北大新潮社成員，而周作人曾經擔任新潮社主編；二是魯迅當時在教育部任職，作為政府官員不宜參加民間社團。所以魯迅很少參與語絲社的活動，與社員聯繫也少。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那就是五四時期的周作人，名氣比魯迅要大很多。那幾年周氏兄弟在家裡招待《新青年》同人，主人通常也是周作人。這也許和一般人的印象不同，而這印象自然來源於幾十年來我們對魯迅的過分拔高。
且說《語絲》問世後，以周氏兄弟的創作發表最多影響也最大，在參與北京女師大風潮、抨擊三一八慘案，反抗北洋政府的鬥爭中，曾經風行一時。而顧頡剛卻認為《語絲》應該更加學術，遠離政治和社會，所以對《語絲》的刊物風格不滿，加之他本人專注於歷史研究，也就撰稿不多。也因此1926年1月17日晚上《語絲》同人舉行宴會，顧頡剛不願看到周氏兄弟，所以拒絕參加。其實那時周氏兄弟早已決裂，為了避免見面尷尬，他們兩人在可能碰上的場合都會避開，所以這次宴會也不會出席，顧頡剛應該想到這一點的呢。
不過，周氏兄弟雖然感情上決裂了，但在很多方面還是能夠一致對外，這也許是顧頡剛把他們兄弟一視同仁給予“鄙視”的原因。例如在從1924年到1926年，儘管兩人從不見面，同他人進行論爭時卻是一個鼻孔出氣。只是魯迅攻擊他人時十分尖刻，特別是對陳源、楊蔭榆等所謂的“正人君子”，魯迅的冷嘲熱諷更是辛辣無比。相形之下周作人就比較平和，卻因這“平和”更容易引起讀者共鳴，往往不自覺就認同了他的見解，效果往往還會超過魯迅的文章。又如當狂飆社的高長虹對魯迅進行攻擊的時候，周作人就主動出來寫文章回擊高長虹。而當周作人因五十自壽詩引起某些人攻擊時，最能理解周作人並且為他說話的就是魯迅。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這樣說：“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詞，已為今之青年所不驚，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後來他還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再次為周作人辯護，其實就等於公開站在弟弟一邊了：“至於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慷，加以吹擂太過，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
從年齡上看，顧頡剛比周作人小八歲，比魯迅小十二歲；從經歷上看，顧頡剛進入北大時雖然周氏兄弟尚未在北大，但後者以後雙雙在北大任教，所以和顧頡剛至少在名義上有“老師”的名分。至於從成名時間看，周氏兄弟自然也早于顧頡剛。所以一開始顧頡剛對周氏兄弟還是很尊敬和客氣，特別是對魯迅。直到1926年底和1927年初，尚在廈門大學的顧頡剛在寫給胡適的信中多次提到魯迅，都是十分客氣，沒有任何抱怨之詞。即便是提到有人攻擊他，也是歸咎于魯迅的弟子如川島等人。兩人關係的真正決裂其實是在都到中山大學之後。相形之下，顧頡剛在魯迅筆下，似乎早在1926年中，就已經受到毫不留情的嘲諷了。在1926年9月20日魯迅寫給許廣平的信中這樣說：“在國學院裡的，顧頡剛是胡適之的信徒，另外還有兩三個，似乎是顧薦的，和他大同小異，而更淺薄。”然後，魯迅在9月26日的信中意境有了“不與此輩共事”的想法。等到9月30日的信中更認為顧頡剛：“這人是陳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現在一調查，則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謂不問外事，專一看書的輿論，乃是全都為其所騙。他已在開始排斥我，說我是‘名士派’，可笑。”隨後“北京同來的小鬼之排斥我，漸漸顯著了，”儘管之後魯迅和顧頡剛還是相對和平共處了一段時間，但魯迅對顧頡剛“陰險”“淺薄”的認識已經根深蒂固。又如在當年十月寫給許壽裳的信中，魯迅再次確認顧頡剛和陳源同屬自己的死敵：“國學院中，佩服陳源之顧頡剛所汲引者，至有五六人之多，前途可想”。而無論魯迅還是顧頡剛，都認為他們二人結怨，是因為顧頡剛以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人鹽谷溫的著作，並將此事告知陳源，陳源遂以此攻擊魯迅。此件公案當時弄得沸沸揚揚，直到鹽谷溫的著作翻譯成中文出版，魯迅才算洗清抄襲的罪名。可以想見，魯迅對陳源和顧頡剛的印象會厭惡到什麼地步。幾十年來有關此事是非真偽已經成為學術界一件公案，更有很多學者撰文表明立場。其實當年胡適站出來為魯迅辯護時，此事算是作了了結：魯迅是被冤枉的。不過近年來似乎還有人舊事重提，我們且存而不論。
有關魯迅和顧頡剛的恩怨這裡暫時不多說，先說顧頡剛為何會對一向平和的周作人沒有好印象。如果說對於魯迅，顧頡剛是到1926年才開始抱怨甚至怨恨，那麼對周作人卻是早在1922年就開始不滿。查顧頡剛1922年6月11日日記，有“寫劉經庵信，痛說周作人”一句，其中“痛說”一詞可謂醒目，那麼因為何事顧頡剛對周作人如此不滿呢？6月19日，顧頡剛在日記中又有這樣的文字：“予二月來，為周作人不盡歌謠會之責，致劉經庵稿件擱起，屢去函不答，憤極了。”接著我們才知道，其心情憤怒和家事也有關係：“上月，繼母歸來，終日作鬧，又討厭極了。三日來連寫二信，盡情一說，胸中暢快得多。”據顧頡剛日記，這裡的“連寫二信”一封是寫給劉經庵的，另一封則是寫給其父親，內容也是“痛說繼母一番”。寫給劉經庵的信幾經修改，終於在20號抄改完畢。這劉經庵系河南衛輝人，與顧頡剛一樣為歌謠研究會會員，後入燕京大學就讀。北大的歌謠研究會成立於1920年，發起人有沈兼士、錢玄同和周作人等，不過顧頡剛早在兩年前就回應劉半農、沈尹默的提議搜集民間歌謠數百首，還具體參與歌謠會的一些活動。歌謠研究會成立後，一開始是劉半農負責，後來劉半農出國留學讀博士去了，這歌謠研究會就由周作人負責，按照顧頡剛的說法是“數年來無聲無臭，沒有做一件事”。1922年北大國學門把這個研究會合併進去，顧頡剛認為可能會有所改變，就把之前搜集的一些歌謠送上，結果周作人答覆說暫時沒有資金出版。對此顧頡剛終於忍無可忍，才在寫給劉經庵的信中對周作人大加痛斥，此時顧頡剛不過是北大畢業留校的青年職員，而周作人是著名教授，所以顧頡剛敢於在信中大加痛斥確實頗有勇氣。這裡不妨摘錄幾段顧頡剛信中文字：
現在看周先生的信上說由研究會印罷，校中沒有錢；說由《晨報》逐日登罷，又說整整的書零星分載可惜。照他的意思，這份稿子只有擱起來。他不肯管事也就罷了，何必說出這般好看的話！
周先生呢，他是一個鼓吹文學的人。他對於文學確有心得，不是隨便剽竊的，這是我們可以相信。我所不滿意於他的，就是做事太不負責任。
不僅如此，顧頡剛還進而對北大的一些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產生了深深的失望感，幾乎全部給予否定：
我唯一的悲觀，就是這輩所謂新文化運動大家的不可靠。我是在北大多年了，北大是號稱新文化的出發點的，裡面負大名的人著實不少，但真實做事情的，有哪幾位？除了蔡孑民、胡適之兩先生以外，再有別的人嗎？
……倘使現在不是新文化時代而是專制黑暗時代，恐怕現在的所謂新文化大家也要百方謀做皇帝的幸臣，很能夠伺候顏色、狐媚巧侫了。世界的外表上雖是有光有愛，內幕裡除了名利以外還有什麼！
尤其這最後一段，顧頡剛對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的痛斥極為嚴厲，可以說是過分了。也許顧頡剛所說不虛，他在北大多年所耳聞目睹的一些事情可能是他產生如此看法的原因。但應該還有一些事情他並不是親歷者，至少他此信中對李大釗的種種不滿，不盡切合實際。至於周作人是否如他所言對歌謠研究會沒有做任何事情，應該也不都屬於事實。查有關史料可知，歌謠研究會成立於1920年底，至顧頡剛寫此信不過一年半時間，說是“數年”顯然有些誇張。其實周作人本人早在1913年就對搜集民間歌謠產生興趣並寫文章提倡，他不僅親自搜集整理了兩百首歌謠，後來還因徵集材料不多，特意寫了一篇題為《猥褻的歌謠》的文章以擴大歌謠徵集範圍。而他本人在歌謠研究會成立次日即患病住院兩個月，然後又在西山養病大半年，對於歌謠研究會工作自然不能過多關注。所以顧頡剛的指責可能有幾分道理，但周作人沒有多關注也是事出有因，可以理解的。其後，1922年北大研究所成立國學門，將歌謠研究會併入其中。因所徵集材料不夠，歌謠研究會決定創辦《歌謠週刊》，並繼續徵集各地歌謠並開展歌謠研究。當年12月17日《歌謠週刊》創刊，到1925年6月共出了97期，增刊一期，發表歌謠2226首。1925年10月，“研究所國學門週刊”創刊，仍繼續發表歌謠故事等材料和有關理論文章。歌謠研究會還出版了“歌謠叢書”、“歌謠小叢書”和“故事叢書”等，其中就有顧頡剛的兩本《吳歌甲集》和《孟薑女故事的歌曲甲集》等，應該說成績很大。
其實，對於搜集歌謠和研究歌謠，顧頡剛本人的態度也有些矛盾，一方面熱衷予此，一方面又覺得此事不夠“高大上”，算不上真正的學術研究，因此對別人稱他為“研究歌謠的專家”，他感覺是“很強烈的羞愧”。我以為顧頡剛只是對於周作人負責歌謠研究會“這件事”本身不滿，所以才在寫給劉經庵的信中提出要“將周先生請走，另外推舉一個人出來管理會務，使得可以著手進行”。但他又說他自己“實在事務太忙了”，“性情只能做內部循序的進行”，不適合出來負責。所以寄希望于劉經庵到北京後可以負責此事，並且表示“一定勉力幫了先生，盡力進行”。顧頡剛甚至提出，如果他的設想不能實現，他們乾脆不妨自己獨立出來，另立山頭：“將來《歌謠月刊》我們如有力時也盡可自己辦。……到將來，我們真實的成立一個會了，我們再旗幟鮮明的去做，不由得不叫周先生慚愧。”不過事實證明，顧頡剛並沒有實現自己的設想，相反，他很快近乎放棄歌謠，全力投入他的“疑古”學說建立之中了。果然，在1923年四月他正式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一時轟動學術界。也許，那時的顧頡剛，對於歌謠研究會究竟怎樣，已經不再關心了罷。而周作人直到1958年，還在編輯《紹興兒歌集》，此事始于民國初年，歷經數十年搜集，總計收兒歌223首，自然，在那個時代周作人知道“這種傳統的舊兒歌沒有出版的機會”，不過他一直鍾情於此事倒是真的。綜上所述，顧頡剛對周作人所謂“不肯管事”的指責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不盡符合事實。
顧頡剛既然對周作人所作所為有看法，所以後者安排給他的一些事情，他自然就想拒絕。在1924年4月16日日記中就有“啟明先生來信，囑到燕京大學講演古史，謂是燕大文學會中托其轉邀。擬即辭之”的文字。自然，如果是工作忙沒有時間或者身體不好等，這類邀請可以拒絕；又或者邀請一方態度不夠尊重或不夠熱情，或者所講題目自己並不熟悉，也可以拒絕。但從對方委託周作人代為邀請顧氏講演古史來看，顯然他們知道周作人對於顧頡剛的影響足夠大，才採用如此方式。雖然不是直接邀請，但這種方式當時極為常見，並非不尊重的做法。而查顧頡剛日記，那段時間他似乎並不怎麼忙碌，例如可以耗費一個多小時給家人寫信，“詳述近日生活快事”，而且那之後兩天的日記中還出現“心中快甚”文字，可見其心情不錯，所以這裡的推辭還是有些耐人尋味。值得注意的是，在擬辭掉邀請後數日，顧頡剛在日記中特意錄下所看到的一副對聯“作事既知其所以，此心自覺無恧而”，恧者愧也，顯然顧頡剛覺得自己做事問心無愧，才會在摘抄此聯後說“覺得這話即是我的心地”。但此話是否與推辭掉周作人交代的事情有關或者有幾分關聯，我們也只有猜測而已。不過我們可以拿俞平伯作為比較，也是在顧頡剛推辭後數月罷，燕京大學文學會又委託周作人邀請俞平伯講演，而俞氏給周作人的答覆是“燕大文學會以講演事相囑，且承介紹，不便推託。但素性不習於廣座中聒聒而談，只可作為非正式的敘話。請煩轉告”。俞平伯和顧頡剛是交往多年的好友，也都視周作人為師，但對待周作人的態度卻明顯不同。
類似的事情還有，次年1月16日是周作人生日，顧頡剛日記中的記錄是“今日為啟明先生生日，予因道遠未往”。此為周作人四十大壽，他本人自然比較看重。而且在新文化同人那裡，四十歲還有更特殊的意味，只因當年錢玄同說過“人到四十就該死，不死也該槍斃”的憤激之語，那麼如今周作人四十大壽，錢玄同自然要來為好友祝壽，以免兩年後自己四十歲生日時尷尬。所以在當日周作人日記中，我們看到錢玄同、俞平伯、孫伏園、許欽文、李小峰、川島等人都到周家祝壽，川島夫婦甚至連酒菜都帶來了。這些人不僅與周作人往來密切，也都是顧頡剛的師友，如此他的缺席更顯突兀，而用“路遠”作為藉口也就有些牽強。
等到1929年5月，顧頡剛在日記中又記了一件和燕京大學有關的事，說馬季明在燕京大學破壞他，對他人說周作人不贊成顧頡剛去燕京，並且說顧頡剛喜歡和人打筆墨官司。說到筆墨官司，這一時期顧頡剛最有名的就是和魯迅有關的所謂誹謗其名譽官司，儘管這官司最終沒有打起來，但在當時學術界已經廣為傳播。此事之詳情多年來已有很多文字，此處不贅。至於顧頡剛對好友傅斯年，也就在這之前數日的日記中用這樣的文字給予痛斥：“孟真盛氣相淩，我無所求於彼，將謂可用架子壓倒我耶！其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見其敗矣。書此待驗。”顧頡剛與傅斯年之間孰是孰非我們且不管，但顧頡剛之性情令他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倒是真的。例如對恩師胡適，顧頡剛也曾有抱怨和不滿，就很不能讓人理解。不過，說到周作人和馬季明不願意顧頡剛去燕京，可能也有些比較隱晦的理由。這就牽扯到民國時期浙藉文人與非浙藉文人的矛盾，顧頡剛作為胡適的弟子，又非浙藉，其學術成就越大影響越大，也越容易引起浙藉文人的警惕。五四時期連陳獨秀最後都被浙藉文人排擠出北大，如今也不會輕易認可顧頡剛進入燕京的罷。自然，個中緣由絕非如此簡單，但在討論民國時期文人之論爭時，決不能忽略門派傳承和地域文化影響因素。其實，魯迅和顧頡剛的矛盾說到底也和門派之爭有關，不然就很難理解，一個主要成就是文學創作和理論，一個是史學大家，本可以老死不相往來，或者相安無事的，怎麼會弄到幾乎要“法庭上見”的地步呢？說穿了還是和究竟是誰佔領“高校”這個地盤有關，無論是北大燕京，還是廈大中大，對於這幾所大學的重要性，彼此都是看得清清楚楚。
不過，腹誹歸腹誹，至少在公共場合，顧頡剛對周作人還是客氣和尊重的。而且，當周作人解放後政治學術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候，顧頡剛直到1956年還去其住處看望他，雖然不過是“小坐”，但對那時早已“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周作人來說，應該還是莫大的安慰罷。
顧頡剛日記中最後一次提及周作人是在1968年8月30日，正是“文革”時期，文字極為簡潔：“復旦來人，詢問郭紹虞與周作人關係。”至於顧頡剛如何答覆，日記沒有記錄。不過，就在此前一天，飽受折磨的顧頡剛已經在寫遺囑，儘管尚未寫完就被妻子搶走，但這一舉動本身已經反映出他內心的絕望。我們不清楚他那時是否知道周作人一年前就已去世，但很多文人慘遭迫害的事他不會不知。按照常理，彼時的顧頡剛恐怕不會再計較他與周氏兄弟的恩恩怨怨。其實不然，數年之後的1973年，顧頡剛又在日記中大量補記了他當年和魯迅矛盾的一些細節，這就是其性格，與魯迅臨終前的“一個也不寬恕”倒有很多相似。而且在顧頡剛看來，這不單單是是非之爭，而是作為史學家，他必須要為後人留下第一手的材料，不然他不會心安理得離開這個世界。也因此即便在文革非常時期，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寫日記，補日記，這不正是其內心強大的體現？對於這樣一位大師，以及他與周氏兄弟的恩怨，其實不必再糾纏誰對誰錯，而是要通過閱讀他們的文字，瞭解那一段歷史，更瞭解這些大師的內心。
而作為詩集題目的這一首詩作者就是俞平伯。看來，顧頡剛對此事的記錄真實無誤，他確實是《語絲》雜誌的命名者，而周氏兄弟對此事的語焉不詳很是耐人尋味。如果說魯迅因為當時沒有在場所以不瞭解刊物名字由來的細節，則周作人明明在場卻不願提及顧頡剛就有些意味深長了罷。儘管顧頡剛擁有《語絲》雜誌的命名權，儘管表面上是孫伏園具體負責，《語絲》的領袖卻是周氏兄弟，而周作人實際上有決定之權。為什麼不是哥哥魯迅而是弟弟周作人？事後看可能有這幾個原因：一是語絲社基本成員大都是原北大新潮社成員，而周作人曾經擔任新潮社主編；二是魯迅當時在教育部任職，作為政府官員不宜參加民間社團。所以魯迅很少參與語絲社的活動，與社員聯繫也少。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那就是五四時期的周作人，名氣比魯迅要大很多。那幾年周氏兄弟在家裡招待《新青年》同人，主人通常也是周作人。這也許和一般人的印象不同，而這印象自然來源於幾十年來我們對魯迅的過分拔高。
且說《語絲》問世後，以周氏兄弟的創作發表最多影響也最大，在參與北京女師大風潮、抨擊三一八慘案，反抗北洋政府的鬥爭中，曾經風行一時。而顧頡剛卻認為《語絲》應該更加學術，遠離政治和社會，所以對《語絲》的刊物風格不滿，加之他本人專注於歷史研究，也就撰稿不多。也因此1926年1月17日晚上《語絲》同人舉行宴會，顧頡剛不願看到周氏兄弟，所以拒絕參加。其實那時周氏兄弟早已決裂，為了避免見面尷尬，他們兩人在可能碰上的場合都會避開，所以這次宴會也不會出席，顧頡剛應該想到這一點的呢。
不過，周氏兄弟雖然感情上決裂了，但在很多方面還是能夠一致對外，這也許是顧頡剛把他們兄弟一視同仁給予“鄙視”的原因。例如在從1924年到1926年，儘管兩人從不見面，同他人進行論爭時卻是一個鼻孔出氣。只是魯迅攻擊他人時十分尖刻，特別是對陳源、楊蔭榆等所謂的“正人君子”，魯迅的冷嘲熱諷更是辛辣無比。相形之下周作人就比較平和，卻因這“平和”更容易引起讀者共鳴，往往不自覺就認同了他的見解，效果往往還會超過魯迅的文章。又如當狂飆社的高長虹對魯迅進行攻擊的時候，周作人就主動出來寫文章回擊高長虹。而當周作人因五十自壽詩引起某些人攻擊時，最能理解周作人並且為他說話的就是魯迅。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這樣說：“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詞，已為今之青年所不驚，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後來他還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再次為周作人辯護，其實就等於公開站在弟弟一邊了：“至於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慷，加以吹擂太過，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
從年齡上看，顧頡剛比周作人小八歲，比魯迅小十二歲；從經歷上看，顧頡剛進入北大時雖然周氏兄弟尚未在北大，但後者以後雙雙在北大任教，所以和顧頡剛至少在名義上有“老師”的名分。至於從成名時間看，周氏兄弟自然也早于顧頡剛。所以一開始顧頡剛對周氏兄弟還是很尊敬和客氣，特別是對魯迅。直到1926年底和1927年初，尚在廈門大學的顧頡剛在寫給胡適的信中多次提到魯迅，都是十分客氣，沒有任何抱怨之詞。即便是提到有人攻擊他，也是歸咎于魯迅的弟子如川島等人。兩人關係的真正決裂其實是在都到中山大學之後。相形之下，顧頡剛在魯迅筆下，似乎早在1926年中，就已經受到毫不留情的嘲諷了。在1926年9月20日魯迅寫給許廣平的信中這樣說：“在國學院裡的，顧頡剛是胡適之的信徒，另外還有兩三個，似乎是顧薦的，和他大同小異，而更淺薄。”然後，魯迅在9月26日的信中意境有了“不與此輩共事”的想法。等到9月30日的信中更認為顧頡剛：“這人是陳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現在一調查，則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謂不問外事，專一看書的輿論，乃是全都為其所騙。他已在開始排斥我，說我是‘名士派’，可笑。”隨後“北京同來的小鬼之排斥我，漸漸顯著了，”儘管之後魯迅和顧頡剛還是相對和平共處了一段時間，但魯迅對顧頡剛“陰險”“淺薄”的認識已經根深蒂固。又如在當年十月寫給許壽裳的信中，魯迅再次確認顧頡剛和陳源同屬自己的死敵：“國學院中，佩服陳源之顧頡剛所汲引者，至有五六人之多，前途可想”。而無論魯迅還是顧頡剛，都認為他們二人結怨，是因為顧頡剛以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人鹽谷溫的著作，並將此事告知陳源，陳源遂以此攻擊魯迅。此件公案當時弄得沸沸揚揚，直到鹽谷溫的著作翻譯成中文出版，魯迅才算洗清抄襲的罪名。可以想見，魯迅對陳源和顧頡剛的印象會厭惡到什麼地步。幾十年來有關此事是非真偽已經成為學術界一件公案，更有很多學者撰文表明立場。其實當年胡適站出來為魯迅辯護時，此事算是作了了結：魯迅是被冤枉的。不過近年來似乎還有人舊事重提，我們且存而不論。
有關魯迅和顧頡剛的恩怨這裡暫時不多說，先說顧頡剛為何會對一向平和的周作人沒有好印象。如果說對於魯迅，顧頡剛是到1926年才開始抱怨甚至怨恨，那麼對周作人卻是早在1922年就開始不滿。查顧頡剛1922年6月11日日記，有“寫劉經庵信，痛說周作人”一句，其中“痛說”一詞可謂醒目，那麼因為何事顧頡剛對周作人如此不滿呢？6月19日，顧頡剛在日記中又有這樣的文字：“予二月來，為周作人不盡歌謠會之責，致劉經庵稿件擱起，屢去函不答，憤極了。”接著我們才知道，其心情憤怒和家事也有關係：“上月，繼母歸來，終日作鬧，又討厭極了。三日來連寫二信，盡情一說，胸中暢快得多。”據顧頡剛日記，這裡的“連寫二信”一封是寫給劉經庵的，另一封則是寫給其父親，內容也是“痛說繼母一番”。寫給劉經庵的信幾經修改，終於在20號抄改完畢。這劉經庵系河南衛輝人，與顧頡剛一樣為歌謠研究會會員，後入燕京大學就讀。北大的歌謠研究會成立於1920年，發起人有沈兼士、錢玄同和周作人等，不過顧頡剛早在兩年前就回應劉半農、沈尹默的提議搜集民間歌謠數百首，還具體參與歌謠會的一些活動。歌謠研究會成立後，一開始是劉半農負責，後來劉半農出國留學讀博士去了，這歌謠研究會就由周作人負責，按照顧頡剛的說法是“數年來無聲無臭，沒有做一件事”。1922年北大國學門把這個研究會合併進去，顧頡剛認為可能會有所改變，就把之前搜集的一些歌謠送上，結果周作人答覆說暫時沒有資金出版。對此顧頡剛終於忍無可忍，才在寫給劉經庵的信中對周作人大加痛斥，此時顧頡剛不過是北大畢業留校的青年職員，而周作人是著名教授，所以顧頡剛敢於在信中大加痛斥確實頗有勇氣。這裡不妨摘錄幾段顧頡剛信中文字：
現在看周先生的信上說由研究會印罷，校中沒有錢；說由《晨報》逐日登罷，又說整整的書零星分載可惜。照他的意思，這份稿子只有擱起來。他不肯管事也就罷了，何必說出這般好看的話！
周先生呢，他是一個鼓吹文學的人。他對於文學確有心得，不是隨便剽竊的，這是我們可以相信。我所不滿意於他的，就是做事太不負責任。
不僅如此，顧頡剛還進而對北大的一些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產生了深深的失望感，幾乎全部給予否定：
我唯一的悲觀，就是這輩所謂新文化運動大家的不可靠。我是在北大多年了，北大是號稱新文化的出發點的，裡面負大名的人著實不少，但真實做事情的，有哪幾位？除了蔡孑民、胡適之兩先生以外，再有別的人嗎？
……倘使現在不是新文化時代而是專制黑暗時代，恐怕現在的所謂新文化大家也要百方謀做皇帝的幸臣，很能夠伺候顏色、狐媚巧侫了。世界的外表上雖是有光有愛，內幕裡除了名利以外還有什麼！
尤其這最後一段，顧頡剛對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的痛斥極為嚴厲，可以說是過分了。也許顧頡剛所說不虛，他在北大多年所耳聞目睹的一些事情可能是他產生如此看法的原因。但應該還有一些事情他並不是親歷者，至少他此信中對李大釗的種種不滿，不盡切合實際。至於周作人是否如他所言對歌謠研究會沒有做任何事情，應該也不都屬於事實。查有關史料可知，歌謠研究會成立於1920年底，至顧頡剛寫此信不過一年半時間，說是“數年”顯然有些誇張。其實周作人本人早在1913年就對搜集民間歌謠產生興趣並寫文章提倡，他不僅親自搜集整理了兩百首歌謠，後來還因徵集材料不多，特意寫了一篇題為《猥褻的歌謠》的文章以擴大歌謠徵集範圍。而他本人在歌謠研究會成立次日即患病住院兩個月，然後又在西山養病大半年，對於歌謠研究會工作自然不能過多關注。所以顧頡剛的指責可能有幾分道理，但周作人沒有多關注也是事出有因，可以理解的。其後，1922年北大研究所成立國學門，將歌謠研究會併入其中。因所徵集材料不夠，歌謠研究會決定創辦《歌謠週刊》，並繼續徵集各地歌謠並開展歌謠研究。當年12月17日《歌謠週刊》創刊，到1925年6月共出了97期，增刊一期，發表歌謠2226首。1925年10月，“研究所國學門週刊”創刊，仍繼續發表歌謠故事等材料和有關理論文章。歌謠研究會還出版了“歌謠叢書”、“歌謠小叢書”和“故事叢書”等，其中就有顧頡剛的兩本《吳歌甲集》和《孟薑女故事的歌曲甲集》等，應該說成績很大。
其實，對於搜集歌謠和研究歌謠，顧頡剛本人的態度也有些矛盾，一方面熱衷予此，一方面又覺得此事不夠“高大上”，算不上真正的學術研究，因此對別人稱他為“研究歌謠的專家”，他感覺是“很強烈的羞愧”。我以為顧頡剛只是對於周作人負責歌謠研究會“這件事”本身不滿，所以才在寫給劉經庵的信中提出要“將周先生請走，另外推舉一個人出來管理會務，使得可以著手進行”。但他又說他自己“實在事務太忙了”，“性情只能做內部循序的進行”，不適合出來負責。所以寄希望于劉經庵到北京後可以負責此事，並且表示“一定勉力幫了先生，盡力進行”。顧頡剛甚至提出，如果他的設想不能實現，他們乾脆不妨自己獨立出來，另立山頭：“將來《歌謠月刊》我們如有力時也盡可自己辦。……到將來，我們真實的成立一個會了，我們再旗幟鮮明的去做，不由得不叫周先生慚愧。”不過事實證明，顧頡剛並沒有實現自己的設想，相反，他很快近乎放棄歌謠，全力投入他的“疑古”學說建立之中了。果然，在1923年四月他正式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一時轟動學術界。也許，那時的顧頡剛，對於歌謠研究會究竟怎樣，已經不再關心了罷。而周作人直到1958年，還在編輯《紹興兒歌集》，此事始于民國初年，歷經數十年搜集，總計收兒歌223首，自然，在那個時代周作人知道“這種傳統的舊兒歌沒有出版的機會”，不過他一直鍾情於此事倒是真的。綜上所述，顧頡剛對周作人所謂“不肯管事”的指責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不盡符合事實。
顧頡剛既然對周作人所作所為有看法，所以後者安排給他的一些事情，他自然就想拒絕。在1924年4月16日日記中就有“啟明先生來信，囑到燕京大學講演古史，謂是燕大文學會中托其轉邀。擬即辭之”的文字。自然，如果是工作忙沒有時間或者身體不好等，這類邀請可以拒絕；又或者邀請一方態度不夠尊重或不夠熱情，或者所講題目自己並不熟悉，也可以拒絕。但從對方委託周作人代為邀請顧氏講演古史來看，顯然他們知道周作人對於顧頡剛的影響足夠大，才採用如此方式。雖然不是直接邀請，但這種方式當時極為常見，並非不尊重的做法。而查顧頡剛日記，那段時間他似乎並不怎麼忙碌，例如可以耗費一個多小時給家人寫信，“詳述近日生活快事”，而且那之後兩天的日記中還出現“心中快甚”文字，可見其心情不錯，所以這裡的推辭還是有些耐人尋味。值得注意的是，在擬辭掉邀請後數日，顧頡剛在日記中特意錄下所看到的一副對聯“作事既知其所以，此心自覺無恧而”，恧者愧也，顯然顧頡剛覺得自己做事問心無愧，才會在摘抄此聯後說“覺得這話即是我的心地”。但此話是否與推辭掉周作人交代的事情有關或者有幾分關聯，我們也只有猜測而已。不過我們可以拿俞平伯作為比較，也是在顧頡剛推辭後數月罷，燕京大學文學會又委託周作人邀請俞平伯講演，而俞氏給周作人的答覆是“燕大文學會以講演事相囑，且承介紹，不便推託。但素性不習於廣座中聒聒而談，只可作為非正式的敘話。請煩轉告”。俞平伯和顧頡剛是交往多年的好友，也都視周作人為師，但對待周作人的態度卻明顯不同。
類似的事情還有，次年1月16日是周作人生日，顧頡剛日記中的記錄是“今日為啟明先生生日，予因道遠未往”。此為周作人四十大壽，他本人自然比較看重。而且在新文化同人那裡，四十歲還有更特殊的意味，只因當年錢玄同說過“人到四十就該死，不死也該槍斃”的憤激之語，那麼如今周作人四十大壽，錢玄同自然要來為好友祝壽，以免兩年後自己四十歲生日時尷尬。所以在當日周作人日記中，我們看到錢玄同、俞平伯、孫伏園、許欽文、李小峰、川島等人都到周家祝壽，川島夫婦甚至連酒菜都帶來了。這些人不僅與周作人往來密切，也都是顧頡剛的師友，如此他的缺席更顯突兀，而用“路遠”作為藉口也就有些牽強。
等到1929年5月，顧頡剛在日記中又記了一件和燕京大學有關的事，說馬季明在燕京大學破壞他，對他人說周作人不贊成顧頡剛去燕京，並且說顧頡剛喜歡和人打筆墨官司。說到筆墨官司，這一時期顧頡剛最有名的就是和魯迅有關的所謂誹謗其名譽官司，儘管這官司最終沒有打起來，但在當時學術界已經廣為傳播。此事之詳情多年來已有很多文字，此處不贅。至於顧頡剛對好友傅斯年，也就在這之前數日的日記中用這樣的文字給予痛斥：“孟真盛氣相淩，我無所求於彼，將謂可用架子壓倒我耶！其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見其敗矣。書此待驗。”顧頡剛與傅斯年之間孰是孰非我們且不管，但顧頡剛之性情令他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倒是真的。例如對恩師胡適，顧頡剛也曾有抱怨和不滿，就很不能讓人理解。不過，說到周作人和馬季明不願意顧頡剛去燕京，可能也有些比較隱晦的理由。這就牽扯到民國時期浙藉文人與非浙藉文人的矛盾，顧頡剛作為胡適的弟子，又非浙藉，其學術成就越大影響越大，也越容易引起浙藉文人的警惕。五四時期連陳獨秀最後都被浙藉文人排擠出北大，如今也不會輕易認可顧頡剛進入燕京的罷。自然，個中緣由絕非如此簡單，但在討論民國時期文人之論爭時，決不能忽略門派傳承和地域文化影響因素。其實，魯迅和顧頡剛的矛盾說到底也和門派之爭有關，不然就很難理解，一個主要成就是文學創作和理論，一個是史學大家，本可以老死不相往來，或者相安無事的，怎麼會弄到幾乎要“法庭上見”的地步呢？說穿了還是和究竟是誰佔領“高校”這個地盤有關，無論是北大燕京，還是廈大中大，對於這幾所大學的重要性，彼此都是看得清清楚楚。
不過，腹誹歸腹誹，至少在公共場合，顧頡剛對周作人還是客氣和尊重的。而且，當周作人解放後政治學術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候，顧頡剛直到1956年還去其住處看望他，雖然不過是“小坐”，但對那時早已“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周作人來說，應該還是莫大的安慰罷。
顧頡剛日記中最後一次提及周作人是在1968年8月30日，正是“文革”時期，文字極為簡潔：“復旦來人，詢問郭紹虞與周作人關係。”至於顧頡剛如何答覆，日記沒有記錄。不過，就在此前一天，飽受折磨的顧頡剛已經在寫遺囑，儘管尚未寫完就被妻子搶走，但這一舉動本身已經反映出他內心的絕望。我們不清楚他那時是否知道周作人一年前就已去世，但很多文人慘遭迫害的事他不會不知。按照常理，彼時的顧頡剛恐怕不會再計較他與周氏兄弟的恩恩怨怨。其實不然，數年之後的1973年，顧頡剛又在日記中大量補記了他當年和魯迅矛盾的一些細節，這就是其性格，與魯迅臨終前的“一個也不寬恕”倒有很多相似。而且在顧頡剛看來，這不單單是是非之爭，而是作為史學家，他必須要為後人留下第一手的材料，不然他不會心安理得離開這個世界。也因此即便在文革非常時期，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寫日記，補日記，這不正是其內心強大的體現？對於這樣一位大師，以及他與周氏兄弟的恩怨，其實不必再糾纏誰對誰錯，而是要通過閱讀他們的文字，瞭解那一段歷史，更瞭解這些大師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