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期間， 日本帝國主義慘無人道地殺害了我們30萬手無寸鐵的同胞， 血流成河。
慘劇發生後，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和一些國際紅十字人立即行動起來， 為死難者、難民等提供了大量的、無私的援助。
下面小編就跟大家談一談南京大屠殺期間，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和這些國際紅十字友人都做了那些事情。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
建立掩埋隊、設立施粥點與庇護所
擦乾眼淚， 掩埋同胞遺體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掩埋隊第1隊月度工作統計表
南京淪陷後， 我30萬同胞慘遭殺戮， 屍橫遍地， 血流成河。
從1937年12月開始，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組織了兩支掩埋隊， 開始從事掩埋工作， 並於1938年1月4日， 前往下關沿江和平門外附近一帶進行掩埋。
從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底，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共掩埋軍民遺體22371具。
早在南京淪陷前，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就在會員中發起“募集施材運動”，
流離失所， 設粥點濟難民
南京淪陷後， 大批難民流離失所， 無家可歸， 缺衣少食。
僅在南京安全區內， 就設置有25處難民收容所， 收容難民近10萬人。 供應如此之多的難民吃飯， 成為收容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目睹此狀， 於12月13日在金陵女子文理院開設一家施粥廠， 專供居住在校內之婦孺難民吃食， 每日兩次。 每日領粥人數， 最多時達8000餘人。
施粥廠規定， 難民如果付得起錢， 每碗給三個銅錢；條件實在困難的， 經核實後， 發給每人一個紅色標牌， 憑此免費領取。
據不完全統計， 南京大屠殺後的6個月，
醫藥匱乏， 設診所救傷患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在診療所前為難民發放藥品
南京下關一帶遭遇戰火最重， 眾多傷病難民無力就醫，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在下關特別設立施診送藥所一處， 分內外科， 為當地及過路難民義診。
與此同時， 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鑒於設在安全區以外的外交部、鐵道部和軍政部的傷兵醫院醫療環境惡劣， 病人極度缺乏醫護人員治療、照顧的慘狀， 便接管了這些醫院， 組織醫護人員進行救治。
日軍佔領外交部大廈後， 不准任何人出入， 鐵道部、軍政部的兩所醫院亦然。 面對日軍的刺刀和封鎖， 紅十字組織一直不間斷地向外交部紅十字醫院的中國醫護人員以及病人供應食品，
鼓樓紅十字醫院病房
在日本侵略者的百般刁難下， 迫於無奈， 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不久後將紅十字醫院遷移至鼓樓醫院內， 另開設三家戶外診所， 為難民傷患服務。
社會混亂， 開展社會服務
南京淪陷後， 城內政府官員和部分難民出城避難， 其餘難民也躲進安全區內， 致使南京城市管理陷入嚴重混亂狀態。 鑒於此，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一起開展了大量社會服務工作。
由於日本殘忍屠殺， 南京的教育體系陷入停滯狀態， 適齡兒童無學可上。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在下關辦義務小學一所， 內有教室一間， 可以容納學生50名；其後要求入學過百， 又著手尋覓新校址， 容納學生至150人。
南京原沒有通江大橋， 江南、江北往返均由渡船解決。 因為城陷， 原設於下關、浦口的渡船不知漂向何處， 致使一般難民渡江往返困難。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遂在下關與浦口之間設船擺渡， 難民無錢也可免費渡江。
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要對安全區的難民提供物資幫助，並建議當時的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承擔南京城東一所養老院的責任。
鑒於南京難民多患有腳氣病，委員會特地從上海運來黃豆一百噸，以治療此病。美國紅十字會雖未直接參與南京大屠殺的現場救護，但也伸出了援手。1938年1月，美國紅十字會響應羅斯福號召，呼籲美國國民捐獻善款食物救濟中國難民。2月，美國紅十字會又向南京捐款4萬美元。到4月底，又會同美國諮詢委員會向南京難民捐助1.5萬美元現金和食物，還多次請求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提供其救濟計畫方案，以提供更多幫助。
戰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成員貝德士、史邁士及其他紅十字志願者作為證人參加了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相關文書被提交法庭，為確定南京大屠殺的性質，追究戰爭罪犯的責任，起到了關鍵作用。
2005年，南京市紅十字會援助大屠殺倖存者40萬元，用於解決他們的醫藥費用。
2015年，南京市紅十字會聯合社會愛心企業和人士共同設立“紅十字旗幟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援助資金”，專門用於大屠殺倖存者生活補助和節日慰問。
（南京市紅十字會整理）
淪陷之城裡的國際紅十字人
劃定3.86平方公里安全區，設立難民營和婦孺收容所，籌錢為難民購買糧食和藥品
“在這樣情況下我能離開嗎？不能！我決定幫助他們。”
國際委員會部分成員，左三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德國商人拉貝
1937年9月起，日軍飛機開始對南京進行狂轟濫炸，11月開始兵分三路進逼南京，美、英、德等國大使館要求並組織本國僑民儘快撤離南京。但是有20多位外國人卻毅然決然留下，他們中有商人、傳教士、教授、醫生。
德國西門子公司南京代表拉貝在日記中寫道：“在這樣情況下我能離開嗎？不能！富人們都跑了，剩下的都是窮人。如果說一點不怕是說謊。但這裡存在一個道德點，作為一個正直的漢堡商人，至今無法逾越它。”
金陵女子文學院的魏特琳小姐（中文名“華群”）原計劃1937年秋回美國休假一年，“七七事變”後，她改變了計畫，決心與中國人共患難。她先後4次拒絕了美國大使館要她撤離南京的要求，並在“無論如何也不願意離開南京”的文件上簽了名。她說：“如同危險中男人不應棄船而去、女人不應丟棄孩子，責任使我必須留下來。”
金陵大學教授、美國人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得知日軍進攻南京的消息後，他衝破封鎖，隻身趕回南京，準備幫助難民。
1937年11月22日，10余位在南京的外國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推選拉貝為主席。11月29日公佈了15名委員名單，後增加至17名。南京淪陷前，安全委員會17名委員中有7人離開南京，拉貝等10位委員繼續留下。
為了更有利於保護難民和受傷兵民，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當天，拉貝、馬吉等8名委員與另外幾名外國人士又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簡稱“南京委員會”），推選馬吉任主席。
面對槍口和帶血的刺刀，義無反顧保護平民和傷兵
在難民營中避難的難民，胸前佩戴一根布條作為區分標誌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劃定的安全區有3.86平方公里，設有25個難民營，最多時有高達30萬人湧入安全區。拉貝自己的住所也收容了600余名難民；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設立的“婦孺收容所”內，婦女、兒童多達1.3萬餘人；城外棲霞山丹麥、德國合營的江南水泥廠，丹麥人辛德貝格和德國人卡爾·京特收容難民近2萬人。
12月13日下午，拉貝等人將安全區公函交給日軍，日軍當局一方面作了“仁慈”表態，一方面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屠殺。為保護難民，拉貝在安全區插上紅十字旗幟；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草坪鋪上巨大的美國國旗並申明是美國學校；辛德貝格和京特將水泥廠牌匾換成“丹德國合營江南水泥廠、受大使館保護”，在大門口和圍牆插上丹麥和德國旗幟。
但日軍仍經常以各種藉口強行闖入安全區抓人、掠奪財物和強姦婦女，有時一天達幾十起。為此，拉貝、魏特琳和兩個委員會的一些成員不得不日夜守衛在難民營門口，或隨時到日軍施暴現場進行阻止和驅趕，使許多難民免于被抓捕、殺害或強姦。他們卻時常面對槍口和帶血的刺刀，甚至被刺刀劃傷或受到毆打和侮辱，威爾遜甚至險些被槍殺。由於廢寢忘食、過度勞累，魏特琳多次昏倒。
他們還冒著巨大風險，極其秘密地保護了許多士兵和多名高級將領。孫元良(72軍軍長）、邱清泉（教導總隊參謀長）、廖耀湘（教導總隊第二旅參謀主任）就分別被魏特琳、貝德士、辛德貝格藏匿在難民營；南京衛戍司令部衛生部部長金誦盤先後藏身於美國大使館和金陵大學美籍教師宿舍樓；拉貝在自己住所保護的602個難民中，有曾任南京衛戍司令部參謀的龍應欽和周上校。這些人被設法秘密送出後，為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拉貝從上海回國時，還把躲在他家養傷的中國飛行員王漢光打扮成傭人帶到上海並護送到香港。
他們不僅竭力保護難民營的人，還冒著生命危險阻止日軍在安全區、難民營以外的犯罪。在安全區外，拉貝以德國人和安委會主任身份保護和救下多少人已無法計算；辛德貝格聽說日軍士兵在附近鄉村糟蹋婦女，舉著丹麥國旗前去阻止；日軍火燒攝山鎮，架起機槍不准救火，京特打著德國旗幟帶領人員去滅火；魏特琳在大屠殺最殘酷最危險的時候，帶領400名女難民穿過全城進入安全區。在她的鼓勵下，難民營的許多婦女指認被日本兵抓走打算全部槍殺的男子為親人，保護了他們的生命。
放棄喝咖啡吃麵包的生活，和難民一樣忍饑挨餓
美國醫生威爾遜在醫治被日軍擊傷右腿的14歲少年
在天寒地凍、物資奇缺的日子，為了安置和保證難民的基本生活，他們千方百計搭建蘆席棚、鋪上木板稻草，籌集和購買糧食、煤炭、藥品，設立粥廠，修建廁所，清掃垃圾。拉貝帶頭捐款，和大家一起籌錢給難民購買糧食，放棄了喝咖啡、吃麵包的生活，和難民一樣以稀飯蠶豆充饑，甚至忍饑挨餓。
除接濟難民營外，南京委員會還竭力幫助解決養老院斷糧斷煤的困難。魏特琳為兒童弄來奶粉魚肝油，婦孺收容所中曾有37名嬰兒降生，在糧食最困難的時候，她說：“即使只有半碗粥了，也要留給產婦和嬰兒。”京特帶領人扛著德國旗幟到農村收購糧食發給難民，辛德貝格開車給城內安全區送糧食。他們的艱苦工作使大量難民避免因饑餓而死亡。
南京分會會員、當時南京城內唯一的外籍外科醫生威爾遜，每天要做幾十台手術，幾乎每小時要作一台截肢手術。對大部分無力支付的難民，南京分會都是免費治療，為此每個月需要支出5000余美元。辛德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廠建立診所為難民和村民看病。對於受槍彈傷的難民，辛德貝格曾經冒著生命危險闖過日軍關卡，將他們送到鼓樓醫院進行手術。
為阻止日軍暴行，這些外國人不顧個人安危與日軍交涉。拉貝每天到日軍暴行發生地極力阻止，事後將日軍罪行寫成報告分送美、英、德等國大使館，並向日方提出抗議。魏特琳12月18日帶秘書到日本大使館提交日本兵闖進“婦孺收容所”強姦和抓走婦女暴行的記錄，要求予以制止，日本大使不得不給她一張不許日本兵進入女子學院的手令。
12月21日，拉貝等委員組織南京城內的22名外國人，從鼓樓醫院集結出發前往日本大使館遞交簽名信，提出制止縱火、停止破壞秩序、給難民最基本的安全和食品等三點嚴正要求。對日軍的殘暴罪行，馬吉在兩個月給日軍和日本使館寫了400多封報告書和抗議信，史邁斯從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2月19日先後送給日本使館69封抗議信。辛德貝格擬了“棲霞山難民致日軍當局請願書”，請拉貝代為轉交。這些都迫使日軍有所收斂。
這些文字、影像和照片等，在當年成了讓國內外最早最真實瞭解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資料，更是1946年開始的東京審判的有力證據。
（張立明 江蘇省紅十字會原副會長）
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要對安全區的難民提供物資幫助，並建議當時的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承擔南京城東一所養老院的責任。
鑒於南京難民多患有腳氣病，委員會特地從上海運來黃豆一百噸，以治療此病。美國紅十字會雖未直接參與南京大屠殺的現場救護，但也伸出了援手。1938年1月，美國紅十字會響應羅斯福號召，呼籲美國國民捐獻善款食物救濟中國難民。2月，美國紅十字會又向南京捐款4萬美元。到4月底，又會同美國諮詢委員會向南京難民捐助1.5萬美元現金和食物，還多次請求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提供其救濟計畫方案，以提供更多幫助。
戰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成員貝德士、史邁士及其他紅十字志願者作為證人參加了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相關文書被提交法庭，為確定南京大屠殺的性質，追究戰爭罪犯的責任，起到了關鍵作用。
2005年，南京市紅十字會援助大屠殺倖存者40萬元，用於解決他們的醫藥費用。
2015年，南京市紅十字會聯合社會愛心企業和人士共同設立“紅十字旗幟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援助資金”，專門用於大屠殺倖存者生活補助和節日慰問。
（南京市紅十字會整理）
淪陷之城裡的國際紅十字人
劃定3.86平方公里安全區，設立難民營和婦孺收容所，籌錢為難民購買糧食和藥品
“在這樣情況下我能離開嗎？不能！我決定幫助他們。”
國際委員會部分成員，左三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德國商人拉貝
1937年9月起，日軍飛機開始對南京進行狂轟濫炸，11月開始兵分三路進逼南京，美、英、德等國大使館要求並組織本國僑民儘快撤離南京。但是有20多位外國人卻毅然決然留下，他們中有商人、傳教士、教授、醫生。
德國西門子公司南京代表拉貝在日記中寫道：“在這樣情況下我能離開嗎？不能！富人們都跑了，剩下的都是窮人。如果說一點不怕是說謊。但這裡存在一個道德點，作為一個正直的漢堡商人，至今無法逾越它。”
金陵女子文學院的魏特琳小姐（中文名“華群”）原計劃1937年秋回美國休假一年，“七七事變”後，她改變了計畫，決心與中國人共患難。她先後4次拒絕了美國大使館要她撤離南京的要求，並在“無論如何也不願意離開南京”的文件上簽了名。她說：“如同危險中男人不應棄船而去、女人不應丟棄孩子，責任使我必須留下來。”
金陵大學教授、美國人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得知日軍進攻南京的消息後，他衝破封鎖，隻身趕回南京，準備幫助難民。
1937年11月22日，10余位在南京的外國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推選拉貝為主席。11月29日公佈了15名委員名單，後增加至17名。南京淪陷前，安全委員會17名委員中有7人離開南京，拉貝等10位委員繼續留下。
為了更有利於保護難民和受傷兵民，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當天，拉貝、馬吉等8名委員與另外幾名外國人士又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簡稱“南京委員會”），推選馬吉任主席。
面對槍口和帶血的刺刀，義無反顧保護平民和傷兵
在難民營中避難的難民，胸前佩戴一根布條作為區分標誌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劃定的安全區有3.86平方公里，設有25個難民營，最多時有高達30萬人湧入安全區。拉貝自己的住所也收容了600余名難民；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設立的“婦孺收容所”內，婦女、兒童多達1.3萬餘人；城外棲霞山丹麥、德國合營的江南水泥廠，丹麥人辛德貝格和德國人卡爾·京特收容難民近2萬人。
12月13日下午，拉貝等人將安全區公函交給日軍，日軍當局一方面作了“仁慈”表態，一方面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屠殺。為保護難民，拉貝在安全區插上紅十字旗幟；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草坪鋪上巨大的美國國旗並申明是美國學校；辛德貝格和京特將水泥廠牌匾換成“丹德國合營江南水泥廠、受大使館保護”，在大門口和圍牆插上丹麥和德國旗幟。
但日軍仍經常以各種藉口強行闖入安全區抓人、掠奪財物和強姦婦女，有時一天達幾十起。為此，拉貝、魏特琳和兩個委員會的一些成員不得不日夜守衛在難民營門口，或隨時到日軍施暴現場進行阻止和驅趕，使許多難民免于被抓捕、殺害或強姦。他們卻時常面對槍口和帶血的刺刀，甚至被刺刀劃傷或受到毆打和侮辱，威爾遜甚至險些被槍殺。由於廢寢忘食、過度勞累，魏特琳多次昏倒。
他們還冒著巨大風險，極其秘密地保護了許多士兵和多名高級將領。孫元良(72軍軍長）、邱清泉（教導總隊參謀長）、廖耀湘（教導總隊第二旅參謀主任）就分別被魏特琳、貝德士、辛德貝格藏匿在難民營；南京衛戍司令部衛生部部長金誦盤先後藏身於美國大使館和金陵大學美籍教師宿舍樓；拉貝在自己住所保護的602個難民中，有曾任南京衛戍司令部參謀的龍應欽和周上校。這些人被設法秘密送出後，為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拉貝從上海回國時，還把躲在他家養傷的中國飛行員王漢光打扮成傭人帶到上海並護送到香港。
他們不僅竭力保護難民營的人，還冒著生命危險阻止日軍在安全區、難民營以外的犯罪。在安全區外，拉貝以德國人和安委會主任身份保護和救下多少人已無法計算；辛德貝格聽說日軍士兵在附近鄉村糟蹋婦女，舉著丹麥國旗前去阻止；日軍火燒攝山鎮，架起機槍不准救火，京特打著德國旗幟帶領人員去滅火；魏特琳在大屠殺最殘酷最危險的時候，帶領400名女難民穿過全城進入安全區。在她的鼓勵下，難民營的許多婦女指認被日本兵抓走打算全部槍殺的男子為親人，保護了他們的生命。
放棄喝咖啡吃麵包的生活，和難民一樣忍饑挨餓
美國醫生威爾遜在醫治被日軍擊傷右腿的14歲少年
在天寒地凍、物資奇缺的日子，為了安置和保證難民的基本生活，他們千方百計搭建蘆席棚、鋪上木板稻草，籌集和購買糧食、煤炭、藥品，設立粥廠，修建廁所，清掃垃圾。拉貝帶頭捐款，和大家一起籌錢給難民購買糧食，放棄了喝咖啡、吃麵包的生活，和難民一樣以稀飯蠶豆充饑，甚至忍饑挨餓。
除接濟難民營外，南京委員會還竭力幫助解決養老院斷糧斷煤的困難。魏特琳為兒童弄來奶粉魚肝油，婦孺收容所中曾有37名嬰兒降生，在糧食最困難的時候，她說：“即使只有半碗粥了，也要留給產婦和嬰兒。”京特帶領人扛著德國旗幟到農村收購糧食發給難民，辛德貝格開車給城內安全區送糧食。他們的艱苦工作使大量難民避免因饑餓而死亡。
南京分會會員、當時南京城內唯一的外籍外科醫生威爾遜，每天要做幾十台手術，幾乎每小時要作一台截肢手術。對大部分無力支付的難民，南京分會都是免費治療，為此每個月需要支出5000余美元。辛德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廠建立診所為難民和村民看病。對於受槍彈傷的難民，辛德貝格曾經冒著生命危險闖過日軍關卡，將他們送到鼓樓醫院進行手術。
為阻止日軍暴行，這些外國人不顧個人安危與日軍交涉。拉貝每天到日軍暴行發生地極力阻止，事後將日軍罪行寫成報告分送美、英、德等國大使館，並向日方提出抗議。魏特琳12月18日帶秘書到日本大使館提交日本兵闖進“婦孺收容所”強姦和抓走婦女暴行的記錄，要求予以制止，日本大使不得不給她一張不許日本兵進入女子學院的手令。
12月21日，拉貝等委員組織南京城內的22名外國人，從鼓樓醫院集結出發前往日本大使館遞交簽名信，提出制止縱火、停止破壞秩序、給難民最基本的安全和食品等三點嚴正要求。對日軍的殘暴罪行，馬吉在兩個月給日軍和日本使館寫了400多封報告書和抗議信，史邁斯從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2月19日先後送給日本使館69封抗議信。辛德貝格擬了“棲霞山難民致日軍當局請願書”，請拉貝代為轉交。這些都迫使日軍有所收斂。
這些文字、影像和照片等，在當年成了讓國內外最早最真實瞭解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資料，更是1946年開始的東京審判的有力證據。
（張立明 江蘇省紅十字會原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