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話不說先生, 也是個神人,
他一不小心就可以從宇宙的某個角落,
打撈出幾個關於房子的故事。
文|2話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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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
1944 年, 大半的中國依然在抗日戰爭中。
彼時, 日軍敗勢已現, 盟軍已在擬定全面反攻計畫, 為了保存文物古跡, 國民黨當局成立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 梁思成任副主任要職。
翌年, 梁親自編寫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 用於在轟炸中避開重要古建。 目錄中英對照, 並附有地圖, 標明古建名稱和方位。
在這份目錄中, 梁以星級表示所列建築物之重要性, 最重要者四星, 最不重要者無星。 比如「北平及近郊」一項中, 列入了故宮、太廟、社稷壇等建築。 其中故宮有三星, 其餘不過兩星或一星。
佛光寺大殿是其中唯一的四星級重要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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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
梁在備註中寫下:「唐大中十一年建, 國內現存最古木構, 殿內更有唐代塑像, 壁畫及題名, 為我國古建築中第一瑰寶, 在(五台)縣城東北十三英里豆村鎮東北二英里半」。
但是, 它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佛光寺是因年代古老而寶貴嗎?在梁思成看來, 這個答案並不全對。
為了說清楚梁的結論, 我們需要簡單回溯下樑思成對中國古建研究之歷程, 只有給出一個歷史的座標,
梁思成與老婆林徽因, 兩人一同致力於中國古建, 傳為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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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眼
梁思成生於 1901 年, 是年, 慈禧太后和光緒因庚子事變西逃, 一個外國人得以進入故宮, 進行建築學考察。 他採用了攝影加實測的方法, 這是最早對紫禁城的實測。
這種對建築的科學研究前所未有。
直到 1933 年, 我國第一部建築史出世, 其內容還是相當寫意的, 如敘述「庭院」, 作者並不介紹庭院的概念、佈局、演進等, 卻說老太太愛在院內種葵花、玉米、蠶豆等植物⋯⋯年青人愛種花, 或誰有金魚缸等等。
不像金石書畫, 素得士大夫之重視, 我們的祖先對這些建築從來不屑, 建築被歸於「匠作」,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地位卑微。
歷朝歷代, 我們沒有建築家, 沒有建築學, 沒有記錄和研究建築的書籍, 沒有系統的建築教育, 當然門也沒有建築史。 (僅有兩部技術規範手冊, 不過技術主要靠匠人們一代一代口耳相傳。 )
改朝換代時, 還喜歡摧毀前人建築。 這方面的翹楚是楚霸王項羽, 據說他燒秦始皇的阿房宮時,
所以國人真正開眼以科學的眼光去看中國建築, 其實是從梁思成這一代人開始的, 不過 100 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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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葉
更早關注中國建築的是西方人。
不過評價甚低。 19 世紀末, 西方兩本建築學著作對中國建築的結論如下:色彩和裝飾還不錯。 沒了。
其中英國史學家弗萊徹爾(Banister Fletcher)直接將中國建築稱為「非歷史建築」。所謂「非歷史」,是指有些建築和藝術千百年來一成不變,始終處於低級階段,沒有如西方一樣由低到高的風格演變,因而是「非歷史的」,如殖民地土著居民的傳統藝術。
弗萊徹爾在他的著述中有一張著名的插圖,「建築之樹」。可以看到,樹的主幹是西方建築,歷經希臘、羅馬等各階段一直生長,上半部枝繁葉茂,葉子之間相互關聯,一直到頂端的美國建築。
而中國和日本被劃在一起,成為右下方一片孤零的樹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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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
日本人首先不服。
鄙視中國倒也罷了,餘沫竟濺到日本,說日本建築拾中國牙慧。
那位對故宮進行實測的外國人,就是日本學者伊東忠太,他認為,日本建築之美源於希臘,與歐美建築同根同種。它拿世界最古老的木結構建築——奈良法隆寺,與派特農神廟做對比。
1902 年 3 月,伊東進行了橫穿歐亞大陸的尋根之旅,先遊歷中國大部分省市,再由雲南去緬甸、印度,然後乘船帶地中海,進入土耳其、希臘、埃及、耶路撒冷……
3 年世界考察後,他發現,不得不承認,日本建築之根還是在中國。1925 年,他出版了《支那建築史》,以大量材料證明中國建築是一個獨立、穩定的體系。
旅程中最大的「發現」是雲岡石窟。當時雲崗幾乎不為外人所知,他對雲崗的報告引發世界震動,此後,朝聖者不絕於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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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
1930 年,中國成立了自己的建築研究機構——中國營造學社。
彼時,日本學者的著作已成為國人研究古建的一個重要知識基礎。成立大會上了,主辦方請了伊東忠太做學術演講。
伊東一番侃侃而談,最後建議中日應該展開合作,共同研究中國建築。而既然該工作「非從文獻與遺物兩方面進行不可」,「在支那方面,以調查文獻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遺物為主」。
「調查文獻」既查閱古代資料,而「研究遺物」,指對建築實物進行科學的調查、測量、繪圖,然後做有序的整理和研究。
言下之意,科學的建築研究方法你們中國人不行,還是多從文言文裡找點資料吧。
這大大傷害了中國學者的民族自尊。結合當時的大背景:日本侵華野心已露,與中國軍事摩擦不斷。
很快,營造學社斷絕了與日本的關係,自設文獻部和法式部,前者側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後者側重建築實物的測繪。文獻部主任由留日歸來的學者劉敦楨擔任,法式部主任正是梁思成。
中國營造學社成員: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鮑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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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
1932 年 4 月,營造學社第一次田野調查,便刷新了當時已知的最古木建築記錄——重建於西元 987 年的河北薊縣獨樂寺(今屬天津市)。
考察當晚電話打回北京:「沒有土匪。四個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1932 年以後,中國營造學社每年都會派出兩三個調查隊到各地進行調查研究。梁、劉二人或各自領隊,或結伴同行。據統計,從 1932 年到 1937 年的 6 年間,學社調查過 137 個縣、市,古建築殿堂 1823 座,其中詳細測繪了 206 座,完成測繪圖稿 1898 張。
他們一邊考察,一邊發表研究成果,駁斥西人之記述「悉數孟浪杜撰」。林徽因寫道:「中國建築為東方最顯著的獨立系統,淵源深遠,而演進程式簡純,歷代繼承、線索不紊。」
看下樑思成的手繪圖。
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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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他們認為,中國古建築的基本單位由三段組成:台基+木框架+屋頂。其中木框架是最主要的結構形式。
「這種骨架式的構造使人們可以完全不受約束地築牆和開窗。從熱帶的印支半島到亞寒帶的東北三省,人們只需簡單地調整一下牆壁和門窗的比例,就可以在各種不同的氣候下使房屋都舒適合用。」
這其實我們今天摩天大樓的結構有類似之處,建築不是靠牆體支撐,而是靠框架。
而這種框架結構,就是位於弗萊徹爾「建築之樹」頂端的現代主義建築。其於 1920 年代左右橫空出世,到如今已一統世界建築格局(以摩天大樓為代表,可參見包豪斯一篇)。
梁思成是認同現代主義建築的,其追求實用、摒除裝飾,採用更廉價的現代材料,且施工更省時省力,反映時代之需要,解決時代之需求。
這使梁的思維超出了一個歷史學者的範疇:既然中國的架構制與現代方法恰巧類似,我們的建築師是否可以在此基礎上做新的發展,與歐美建築抗衡?
換句話說,他認為自己的歷史研究或許可以成為實踐工具,被中國建築師加以轉化,以實現中國建築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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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拱
由此,框架成了他們研究中國古建的重點。
而框架之精華,在斗拱。
它是立柱與橫樑的交界處的結構,用於把向外伸出的寬大屋簷的重量傳遞到柱子。梁說,「斗拱發達史,就可以說是中國建築史。」
既然梁追求向現代主義的轉化,對斗拱的判斷標準也清楚起來:當斗拱的實用性與裝飾性高度統一時是優,當裝飾性壓倒實用性時是劣。
根據梁林當時看到的漢代石闕、敦煌壁畫等資料,他們勾勒出一個由簡至繁的歷史發展脈絡:早期的比較簡單,唐宋的斗拱複雜、成熟,符合結構的真實性,而明清的斗拱追求裝飾性,很多構件失去了實用價值。
因此可以說,唐代建築是中國建築的黃金時期,再早或再晚都不是。可惜當時尚未找到實物。
日本學者說,中國已不存在唐代以前的木構建築了,要看唐制木構建築,人們只能到奈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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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
1937 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等一行四人在五臺山發現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唐代建築——佛光寺東大殿。
通過他後來的文字,我們得以窺探當時的情境。
「至暮,得謁佛光真容禪寺於豆村附近。」他們發現「殿僅一層,斗拱巨大、有力、出簷深遠,隨意一瞥,其極古立辨」,讓人驚喜。
而測繪「工作至苦」,如閣樓上成千上萬的蝙蝠如魚子醬般,而數以百萬計的臭蟲鑽進他們的睡袋。
工作中也不時露出悲哀,比如,他們看到寺後一座墓塔「左右蕭條,寂寞自如」,「唐代一時之盛,已緲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
終於,在一根梁下發現重要字跡,確認了佛光寺的年代,建於西元 857 年,唐大中十一年。
「不僅如此,在同一座大殿裡,我們同時發現了唐代的繪畫,唐代的書法,唐代的雕塑和唐代的建築。此四者一以稱絕,而四藝積於一殿,更屬海內無雙。」
離開時,他們取道代縣,「七月十五日。一天勞作之餘,我們見到了由太原運抵的成捆報紙,洪水沖潰大路,將這些報紙耽擱了幾天。我們放鬆地躺在行軍床上讀報:『日軍猛烈進攻我平郊據點』。」
這才知道,5 天前,盧溝橋事變,日軍全面發動了侵華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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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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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個問題搞清楚,房價大趨勢就一覽無遺了
·為什麼說現行制度事實上是在鼓勵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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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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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了。其中英國史學家弗萊徹爾(Banister Fletcher)直接將中國建築稱為「非歷史建築」。所謂「非歷史」,是指有些建築和藝術千百年來一成不變,始終處於低級階段,沒有如西方一樣由低到高的風格演變,因而是「非歷史的」,如殖民地土著居民的傳統藝術。
弗萊徹爾在他的著述中有一張著名的插圖,「建築之樹」。可以看到,樹的主幹是西方建築,歷經希臘、羅馬等各階段一直生長,上半部枝繁葉茂,葉子之間相互關聯,一直到頂端的美國建築。
而中國和日本被劃在一起,成為右下方一片孤零的樹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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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
日本人首先不服。
鄙視中國倒也罷了,餘沫竟濺到日本,說日本建築拾中國牙慧。
那位對故宮進行實測的外國人,就是日本學者伊東忠太,他認為,日本建築之美源於希臘,與歐美建築同根同種。它拿世界最古老的木結構建築——奈良法隆寺,與派特農神廟做對比。
1902 年 3 月,伊東進行了橫穿歐亞大陸的尋根之旅,先遊歷中國大部分省市,再由雲南去緬甸、印度,然後乘船帶地中海,進入土耳其、希臘、埃及、耶路撒冷……
3 年世界考察後,他發現,不得不承認,日本建築之根還是在中國。1925 年,他出版了《支那建築史》,以大量材料證明中國建築是一個獨立、穩定的體系。
旅程中最大的「發現」是雲岡石窟。當時雲崗幾乎不為外人所知,他對雲崗的報告引發世界震動,此後,朝聖者不絕於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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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
1930 年,中國成立了自己的建築研究機構——中國營造學社。
彼時,日本學者的著作已成為國人研究古建的一個重要知識基礎。成立大會上了,主辦方請了伊東忠太做學術演講。
伊東一番侃侃而談,最後建議中日應該展開合作,共同研究中國建築。而既然該工作「非從文獻與遺物兩方面進行不可」,「在支那方面,以調查文獻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遺物為主」。
「調查文獻」既查閱古代資料,而「研究遺物」,指對建築實物進行科學的調查、測量、繪圖,然後做有序的整理和研究。
言下之意,科學的建築研究方法你們中國人不行,還是多從文言文裡找點資料吧。
這大大傷害了中國學者的民族自尊。結合當時的大背景:日本侵華野心已露,與中國軍事摩擦不斷。
很快,營造學社斷絕了與日本的關係,自設文獻部和法式部,前者側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後者側重建築實物的測繪。文獻部主任由留日歸來的學者劉敦楨擔任,法式部主任正是梁思成。
中國營造學社成員: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鮑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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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 4 月,營造學社第一次田野調查,便刷新了當時已知的最古木建築記錄——重建於西元 987 年的河北薊縣獨樂寺(今屬天津市)。
考察當晚電話打回北京:「沒有土匪。四個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1932 年以後,中國營造學社每年都會派出兩三個調查隊到各地進行調查研究。梁、劉二人或各自領隊,或結伴同行。據統計,從 1932 年到 1937 年的 6 年間,學社調查過 137 個縣、市,古建築殿堂 1823 座,其中詳細測繪了 206 座,完成測繪圖稿 1898 張。
他們一邊考察,一邊發表研究成果,駁斥西人之記述「悉數孟浪杜撰」。林徽因寫道:「中國建築為東方最顯著的獨立系統,淵源深遠,而演進程式簡純,歷代繼承、線索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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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中國古建築的基本單位由三段組成:台基+木框架+屋頂。其中木框架是最主要的結構形式。
「這種骨架式的構造使人們可以完全不受約束地築牆和開窗。從熱帶的印支半島到亞寒帶的東北三省,人們只需簡單地調整一下牆壁和門窗的比例,就可以在各種不同的氣候下使房屋都舒適合用。」
這其實我們今天摩天大樓的結構有類似之處,建築不是靠牆體支撐,而是靠框架。
而這種框架結構,就是位於弗萊徹爾「建築之樹」頂端的現代主義建築。其於 1920 年代左右橫空出世,到如今已一統世界建築格局(以摩天大樓為代表,可參見包豪斯一篇)。
梁思成是認同現代主義建築的,其追求實用、摒除裝飾,採用更廉價的現代材料,且施工更省時省力,反映時代之需要,解決時代之需求。
這使梁的思維超出了一個歷史學者的範疇:既然中國的架構制與現代方法恰巧類似,我們的建築師是否可以在此基礎上做新的發展,與歐美建築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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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拱
由此,框架成了他們研究中國古建的重點。
而框架之精華,在斗拱。
它是立柱與橫樑的交界處的結構,用於把向外伸出的寬大屋簷的重量傳遞到柱子。梁說,「斗拱發達史,就可以說是中國建築史。」
既然梁追求向現代主義的轉化,對斗拱的判斷標準也清楚起來:當斗拱的實用性與裝飾性高度統一時是優,當裝飾性壓倒實用性時是劣。
根據梁林當時看到的漢代石闕、敦煌壁畫等資料,他們勾勒出一個由簡至繁的歷史發展脈絡:早期的比較簡單,唐宋的斗拱複雜、成熟,符合結構的真實性,而明清的斗拱追求裝飾性,很多構件失去了實用價值。
因此可以說,唐代建築是中國建築的黃金時期,再早或再晚都不是。可惜當時尚未找到實物。
日本學者說,中國已不存在唐代以前的木構建築了,要看唐制木構建築,人們只能到奈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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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等一行四人在五臺山發現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唐代建築——佛光寺東大殿。
通過他後來的文字,我們得以窺探當時的情境。
「至暮,得謁佛光真容禪寺於豆村附近。」他們發現「殿僅一層,斗拱巨大、有力、出簷深遠,隨意一瞥,其極古立辨」,讓人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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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在一根梁下發現重要字跡,確認了佛光寺的年代,建於西元 857 年,唐大中十一年。
「不僅如此,在同一座大殿裡,我們同時發現了唐代的繪畫,唐代的書法,唐代的雕塑和唐代的建築。此四者一以稱絕,而四藝積於一殿,更屬海內無雙。」
離開時,他們取道代縣,「七月十五日。一天勞作之餘,我們見到了由太原運抵的成捆報紙,洪水沖潰大路,將這些報紙耽擱了幾天。我們放鬆地躺在行軍床上讀報:『日軍猛烈進攻我平郊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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