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神童的梁啟超，為什麼會拜舉人都要考六次的康有為為師？



1888年（光緒十四年）秋， 那時年已31歲， 在北京參加鄉試， 老秀才康有為再次落第， 這已經是他第五次落第了。 而這並不是他的最後一次，

翌年又再次失敗。 此時康有為感身世之落泊， 思國事之蜩螗， 內心實在忍不住了， 認定時在朝中當權得勢而頗負時譽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蔭、徐桐為目標， 投書論國是， 主張變法維新——這是他搞變法改制實際行動的開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當權的公卿寫公開信， 論國事、評時政， 並自述身世學養， 發懷才不遇的牢騷， 原是我國古代窮知識份子的老傳統。 在那個既無報章雜誌能讓你投稿， 又沒有地方能讓你貼“大字報”的專制時代， 這本是窮知識份子發表政見和在人才市場標售自己唯一的辦法。

那些“買主”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權貴， 為著“愛才”、為著“頗受感動”， 或許只是為著“沽名釣譽”搞“野無遺賢”的玩意， 往往也“禮賢下士”一番。

如此勞資兩利， 相互宣傳， 足使三尺微命， 一介書生也得以揚名天下， 光宗耀祖。 就在這個傳統之下， 康有為在向三位權貴上書之後， 竟頗受青睞。 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對他最為器重。

翁同龢那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師”。 他是同治、光緒兩個小皇帝的老師， 出入宮禁30餘年。 康有為投書之時， 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銜的“協辦大學士”， 兩入“軍機”， 兼總理各國事務。 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 簡直是平分朝政。 時人揶揄他二人說：“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農常熟世間荒。 ”其權勢可見一斑。

有了這樣一條好“關係”和大“後門”的援引， 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場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漸高漲。 台閣之中既不乏紆尊降貴的高官時加捧場，

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結為榮。 這樣一來， 康君一不做二不休， 就要向皇帝直接寫信抒發政見了。 這時剛好在皇帝祖墳附近發生了“山崩千餘丈”的災難。 這在傳統的迷信上， 叫作天意示警。 康氏於是誇大這個天意， 上書請皇帝“變法維新”， 並責難朝廷“不復登用人才”， 但是皇帝是沒有通訊處的， 他得找翁同龢代遞。 孰知翁氏讀罷覺得康的言論太過乖張， 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書雖然上不去， 可畢竟是轟動朝野的大事。 該書自然也是一篇大儒的嘔心瀝血之作， 一篇膾炙人口的政論文章， 遍傳海內。 水漲船高， 康先生也就隨之文名大噪。 因此他落第還鄉， 辦起萬木草堂來， 新科舉人梁啟超慕名而來。



廣東新會縣出生的梁啟超是12歲“進學”， 17歲“中舉”（都是虛齡）的神童。 他在考中舉時， 竟被頗享時譽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 就把他的堂妹許配給啟超為妻。 這不用說是當時傳遍華南的師徒佳話。 但是梁啟超是聰明的， 他知道他這位新科舉人， 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 肚子裡除掉一些八股文章之外，

沒有多少“學問”。 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後， 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書”回來之後， 便親自投拜門下， 做了有為的第一號大門徒了。

梁啟超拜康有為是在他“己醜中舉”（康於同科落第）後一年， 西元1890年（光緒十六年庚寅）。 時康有為33歲， 啟超18歲。 據梁啟超回憶說， 他自己那時是“少年科第， 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 頗有所知， 輒沾沾自喜……”可是詞章訓詁康氏則斥之為“數百年無用舊學”。 他師徒初見時自辰（上午八時）至戌（下午七時）一日之談， 啟超覺得簡直是“冷水澆背， 當頭一棒， 一旦盡失其故壘， 惘惘然不知所從事”， 直至“竟夕不能寐”。 從此梁舉人就盡棄所學， 去向康秀才從頭學起了。

雖然康有為考秀才曾三戰三北， 考舉人又考得六考六敗。其實考生勝敗之間，或許另有解釋。縣試、府試（考秀才）和鄉試（考舉人）的要點是文采重於學識。有文學天才的青少年再加點八股文的訓練，就可以應付了。像“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啟超就可以12歲“進學”成秀才，17歲中舉了，可中舉之後還是有文筆不知有學問。他的老師康有為則正相反。康氏有學問而無文采。如果落筆無才氣就要被扼殺在地方性的科場了。至於中進士、點翰林，光靠才氣就不夠了。赴考者總得有點真才實學和真知灼見。所以康先生後來由舉人考進士，反而一考即得。

其實科舉時代的士子，除讀書、考試、做官之外，也百無一用。做官要科舉出身，考試及格。考試不及格，預備再考，八股文之外也沒什麼好預備的。但是也有少數士子，除掉預備考試之外，是為讀書而讀書的，讀久了也就可以變成一些專家學者。專家學者不停赴考再取得了功名，就成為有學問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國藩、張之洞那樣；專家學者始終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優遊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時心血來潮，也可搞搞無利而有名的“上皇帝書”。那時的中國既然沒有太多的官辦學堂，他們也可以辦學設校和開門授徒。——學問小的就做最起碼的“三家村師”（鄭板橋就做了半輩子塾師）；學問大的就辦私立大學、開書院，像東漢的“馬融絳帳”、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種書院了。

康有為正是這樣。那時因數次進京赴考，路遊港、滬、天津等洋碼頭，並專程游長城、西湖，訪金山寺、黃鶴樓、白鹿洞等名勝古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交遊日廣。在名儒碩彥、達官貴人之間，論學衡文，評論國事，他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儔之上。日子久了，也頗負時譽。偶爾以老監生資格教讀廣州學宮，遠近學子，亦聞風向慕。在這些慕道者之間，便有康聖人第一號大門徒的梁啟超（1873—1929）。這一“秀才老師、舉人學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聲價十倍了。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覺信心大增。翌年（1891·光緒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諸高足簇擁之下，乃移居廣州“長興裡”，正式掛牌講學，這就是後來哄傳海內的“萬木草堂”了。 而萬木草堂是後來康、梁變法理論的溫床，也是維新幹部的養成所，其影響又不可估量了。

考舉人又考得六考六敗。其實考生勝敗之間，或許另有解釋。縣試、府試（考秀才）和鄉試（考舉人）的要點是文采重於學識。有文學天才的青少年再加點八股文的訓練，就可以應付了。像“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啟超就可以12歲“進學”成秀才，17歲中舉了，可中舉之後還是有文筆不知有學問。他的老師康有為則正相反。康氏有學問而無文采。如果落筆無才氣就要被扼殺在地方性的科場了。至於中進士、點翰林，光靠才氣就不夠了。赴考者總得有點真才實學和真知灼見。所以康先生後來由舉人考進士，反而一考即得。

其實科舉時代的士子，除讀書、考試、做官之外，也百無一用。做官要科舉出身，考試及格。考試不及格，預備再考，八股文之外也沒什麼好預備的。但是也有少數士子，除掉預備考試之外，是為讀書而讀書的，讀久了也就可以變成一些專家學者。專家學者不停赴考再取得了功名，就成為有學問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國藩、張之洞那樣；專家學者始終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優遊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時心血來潮，也可搞搞無利而有名的“上皇帝書”。那時的中國既然沒有太多的官辦學堂，他們也可以辦學設校和開門授徒。——學問小的就做最起碼的“三家村師”（鄭板橋就做了半輩子塾師）；學問大的就辦私立大學、開書院，像東漢的“馬融絳帳”、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種書院了。

康有為正是這樣。那時因數次進京赴考，路遊港、滬、天津等洋碼頭，並專程游長城、西湖，訪金山寺、黃鶴樓、白鹿洞等名勝古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交遊日廣。在名儒碩彥、達官貴人之間，論學衡文，評論國事，他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儔之上。日子久了，也頗負時譽。偶爾以老監生資格教讀廣州學宮，遠近學子，亦聞風向慕。在這些慕道者之間，便有康聖人第一號大門徒的梁啟超（1873—1929）。這一“秀才老師、舉人學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聲價十倍了。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覺信心大增。翌年（1891·光緒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諸高足簇擁之下，乃移居廣州“長興裡”，正式掛牌講學，這就是後來哄傳海內的“萬木草堂”了。 而萬木草堂是後來康、梁變法理論的溫床，也是維新幹部的養成所，其影響又不可估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