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離開白銀貨幣， 中國貨幣史就無法書寫；而沒有對中國貨幣經濟史的整體把握， 白銀貨幣也絕無說清楚的可能。
建立在國家信用基礎上的各種紙幣呈現的是貨幣擴張和財富貶值， 令人不免懷念那個“白銀糾纏”的年代。
作者：經濟學家、臺灣大學客座教授朱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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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帝國：一部新的中國貨幣史》序
源遠流長的中國貨幣史， 是一種超級複雜系統， 包含著眾多子系統和因數。 其中， 白銀自始至終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存在著一種與物理世界的“量子糾纏”類似的“白銀糾纏”。 這裡所說的“白銀糾纏”包含兩個含義：離開白銀貨幣， 中國貨幣歷史根本無法書寫；而沒有對中國貨幣經濟歷史的整體性把握， 白銀貨幣也絕無說清楚的可能。 徐瑾女士所撰寫出的《白銀帝國—一部新的中國貨幣史》， 其中考察從960年建立的宋朝至1930年代的中華民國， 時間跨度長達1000餘年細密經緯貨幣史，
“白銀糾纏”發端於何時？
中國自戰國到兩漢， 大體以黃金為計算標準。 究竟白銀貨幣在何時開始成為其中的重要子系統， 或者主要的因數， 並沒定論。 據彭信威先生的《中國貨幣史》：“一直到元末， 白銀還算不成十足的貨幣”。 彭信威先生這樣的結論， 顯然基於白銀在貨幣體系的比重或者權重。
宋代相比較於之前的歷朝歷代， 發生了人口革命、商業革命、交通革命、農業革命、手工業革命和都市革命， 以致被中外史學家認為從古代歷史向近代歷史轉型的分水嶺。 所以， 相比較唐代， 宋代的貨幣需求發生了“爆炸性”增長。 所以， 任何單一的貨幣形態都難以滿足，
還要注意到， 宋代屬於開放經濟， 勢必與周邊國家的貨幣經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關係。 雖然北方的遼國、西夏和金國， 南方的東南亞諸國， 都有自己錢幣。 然而， 只有宋錢， 主要是銅錢， 可以成為周邊各國接受的“硬通貨”。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論是宋朝疆域之內， 還是宋與周邊國家之間， 不同幣種之間需要“匯率”， 而“匯率”則需要有基準貨幣， 或者本位貨幣。
但是， 銅和鐵終究屬於“賤金屬”， 加之多次發生“錢荒”， 所以， 能夠作為基準貨幣的唯有“貴金屬”。 很可能因為黃金過渡稀缺， 在紙幣通貨膨脹的壓力下， 相對豐裕的白銀脫穎而出， 白銀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黃金， 且成為國內外通行的通貨， 似乎是一種自然過程。 徐瑾注意到了錢穆先生“宋、元兩代用鈔票， 均有濫發之弊病”的觀點， 捕捉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邏輯：“在白銀作為主角最終登上中國貨幣舞臺之前， 從宋代開始曾經有一段並不算短的紙幣試驗。 這一宏大紙幣試驗構成中國金融史的轉捩點， 甚至正是這一試驗， 最終奠定了中國貨幣白銀化的基礎”， 進而得出了宋代因為通貨膨脹引發了白銀的崛起的結論。
（宋代紙幣交子與會子， 來自網路， 《白銀帝國》彩色插圖）
在宋代， 社會上到底流通著多少白銀， 已無從知道。 但是， 白銀不僅已經進入普通民眾生活， 而且政府歲入中錢數減少， 銀數增加， “用銀而廢錢”， 已是大勢所趨。 對此，當時的史書已經有了清楚記載。白銀已經具備了貨幣職能。至於白銀的來源，無非是中國本土和國際貿易的流入，很可能後者大於前者。這樣，伴隨宋代白銀經濟的崛起，“白銀糾纏”得以發端。
這裡值得提及南宋的權臣賈似道（1213-1275）。面對戰爭頻繁，楮幣貶值，物價飛漲，國家卻無力籌集糧餉，賈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減少楮幣的發行，平易物價，解決軍糧匱乏，挽救軍事危機和統治危機。但是，因為官僚和地主集團的反對和腐敗的吏治，致使公田法在執行過程弊病叢生，百姓深受其害，以失敗告終。自宋代以來，主流史學界將賈似道列入導致南宋滅亡的“奸臣”。
徐瑾在《白銀帝國》中評價賈似道時，寫了這樣一段話：“賈似道的悲劇似乎在於在一個沒有徹底商業的社會推行一種不對等的商業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稱當時的農耕文明的失敗試驗品；即使南宋已經屬於中國商業最為發達的時代，但在舊有權力格局和遊戲規則之下，其實也並沒有給他其他的更多機會，無論是金融工具還是經濟選擇。”說到底，賈似道只看到了淺層的土地危機和糧食危機，並試圖用“社會主義”的辦法解決，而不知道深層原因來自金融危機及其背後的白銀力量，成為了“白銀糾纏”的犧牲者。
“白銀糾纏”和蒙古帝國的貨幣制度
蒙古帝國是橫跨歐亞大陸的全球帝國，沒有一個基本統一的貨幣制度的支持是不能想像的。在其遼闊的疆域中，不乏貴金屬，特別是銀礦資源和白銀貨幣傳統。被蒙古征服的花剌子模（烏茲別克斯坦及土庫曼斯坦）等中亞地區就是代表。蒙古帝國貨幣制度的基本特徵是以銀代表的貴金屬貨幣替代了銅和銅錢代表的賤金屬貨幣，實現了東亞“賤金屬貨幣”與亞歐大陸中西段的“貴金屬貨幣”的融合，且在融合過程中，通過可以兌現的白銀紙幣，完成了從以銅錢作為計價經濟向以白銀作為計價經濟的轉型。
包括元朝在內的蒙古帝國的貨幣制度，通貨統一於紙幣是“表”，計價統一於白銀是“裡”。從此，煥發了世界性的白銀貨幣需求。世界經濟歷史與全球貨幣歷史中的這個轉變，長期被低估。
作為蒙古帝國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獨立的貨幣經濟，元代的貨幣經濟應該是蒙古帝國貨幣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元代，唯有紙幣是合法通貨，金銀銅錢禁止使用。但是，元代的紙幣是以白銀作為儲備貨幣的，即所謂的“銀錢相權”，准許民間紙幣和白銀互兌。徐瑾寫道：“元朝算是古代發鈔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貨幣史學者認為佔據貨幣史一席之地，日本學者甚至稱其為“空前絕後的貨幣政策”。元代不僅開創了純紙幣流通制度，同時設定了無限法償的先例，幾乎是後世各國法幣的前驅”。
這樣的貨幣制度，需要有足夠的白銀儲備。元代，曾經有過白銀資源的黃金歲月。那時，“不僅多數鈔以銀作為票面價值，本位也多與金銀掛鉤，民間用銀亦廣泛。例如元曲大師關漢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鈔，也有不少寫銀的地方，《竇娥冤》開篇即說“小生一貧如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此間一個蔡婆婆，他家廣有錢財，小生因無盤纏，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只是到了元代的成宗時期（1295-1307），白銀準備金枯竭，紙幣方不可能再兌換為白銀。此時，元代已經進入中後期，民眾為了保護自身財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將紙幣兌換為白銀，導致曾經作為儲備貨幣的白銀流失，大部分沉澱到民間。元朝覆滅的過程很快很短，統治集團對主權瓦解沒有各種準備，撤離中原和返回大漠於倉促之間，基本來不及搜尋民間白銀。
唯有理解包括元代貨幣經濟在內的蒙古帝國貨幣體系，才可能解開明朝白銀貨幣化初始來源之謎。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奠定與實施的寶鈔和禁用金銀這一貨幣制度，其“歷史壽命”很短，少則半個世紀，多則70年左右。《明史》記載：明英宗的正統初年（1436年），“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標誌著明朝開國確立的貨幣制度的終結。幾乎同時，1430年的周忱代表的“賦役折銀”改革，確實開啟了國家財政白銀化的歷史進程。1530年，張居正創立“一條鞭法”，主要內容是賦役合併、田賦一律征銀、算賦役數額以縣為單位和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徵收，不過是此前一系列國家財政白銀化的延伸與制度化。
毫無疑義，在這一百年之中的白銀需求發生了巨大增長。於是就產生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明正統年間“弛用銀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銀”的“銀”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如果說白銀來自本土“銀礦”開發，非常有限；如果說來自國際貿易，因為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了“寸板不許下海”的海禁國策。這個國策得以改變已經是明隆慶元年（1567年）。
按照歷史邏輯，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明朝正統年間的“銀”，主要來自民間，而民間的白銀，則與蒙古帝國及元代有著直接關係。所以，發生明初從朱元璋到朱棣實行的多次遷徙富戶的舉措。簡言之，很可能是蒙古帝國所留的白銀存量，支撐了中國從明英宗正統初年（1436年）至1540年代中國的白銀貨幣化，造成“弛用銀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銀”的互動，這個時段幾近一個世紀。
（錢幣與銀錠，來自《白銀帝國》彩色插圖）
“白銀糾纏”和16-17世紀的全球經濟體系
明朝（1368-1644）歷經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國祚276年，略長於清朝。在明代的經濟史，特別是明代貨幣史中，1540年代是重要的拐點。中國從此開啟了奉行長達500年左右的的實銀通貨，或者“稱量貨幣”，即“自由銀”貨幣制度。而這種自由銀貨幣制度，強烈地刺激出巨大的白銀需求，中國開始成為世界上對白銀需求最大和吸納全球白銀資源最多的國家；日本和南美洲成為向中國輸入白銀資源的主要地區，也因此成就了中國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其實，相比較清代，明朝並沒有那麼糟糕。滿清統治時期，有意毀滅大量明史資料，對明史頗有歪曲。20世界中後期以來，從吳晗、姚雪垠、金庸，再到黃仁宇，“揚清抑明”思潮潛移默化。前幾年的《明朝那些事》，用通俗手法誤導了民眾對明朝的認識。
在這個期間，中國的白銀需求和“白銀糾纏”，不可避免地與地理大發現聯繫在一起和攪動了整個世界的經濟：確立了白銀作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結算方式和白銀作為世界主要貨幣的基礎；造成了美洲白銀推動的世界經濟體系；推動了包括日本、朝鮮、越南和東南亞貨幣體系的白銀化。從此，以白銀為媒介和國際貿易網路中心，中國通過海上貿易參與創建了世界市場，這個世界市場圍繞白銀運轉，而白銀圍繞中國運轉，形成了以白銀作為主要世界貨幣的全球經濟體系。所以，中國開始向”白銀帝國”的演變，開始於1540年代。
從此，明朝經海上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徹底解決長期困擾明朝的貨幣供給嚴重短缺的問題。城市人口激增，農業商品化，工商業繁榮。徐瑾寫了如下的文字：白銀不僅刺激了中國經濟，催生了社會的諸多變革。正是因為白銀流入對於晚明意義重大，在那時形成了一個因商業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白銀帝國》中特別提到了，“《金瓶梅》成書期間，剛好對應晚明經濟白銀化的歷程，某種意義而言，正是白銀，成全了西門慶們。仔細閱讀對比，就可以注意到這是與以往古典小說截然不同的經濟世界”。
如果閱讀明朝胡我琨撰寫的三十二卷之多的《錢通》，其中的卷一，卷二，提供了眾多明朝尋常百姓與白銀貨幣的故事。明代中後期的白銀貨幣化，啟動了中國的雙轉型：從內向型農耕經濟向外向型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經濟的轉型，從古代社會結構和國家模式向近代社會結構和國家模式的轉型。
在西方史學界，不乏以1570年代初作為世界大歷史（1571-1689）、近現代全球貿易和世界市場形成的歷史起點。中國明史專家萬明則主張從1540年代作為起點，即中國內部產生巨大白銀需求，而世界恰恰具備了滿足這種需求的資源和生產條件。從此，白銀成為“世界貨幣”，它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歷史進程中開始發揮核心作用。
但是，中國因此也進入了對白銀的漫長“路徑依賴”。崔瑞德和牟複禮（DenisC.Twitchett，FrederickW.Mote）在《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第八章中，描述了明朝與新興世界經濟的關係，觀察到明代存在著對於世界經濟的貢獻和對世界經濟依賴的兩個方面：“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國內對進口白銀的需求，國外對中國絲綢、瓷器、金、銅幣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國比以往更深地捲入世界經濟事務，這種捲入被證明是一種禍福結合的幸事。”
因為明代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關聯性，明朝貨幣經濟對世界性白銀需求和供給的高度依賴，一旦內部和外部的的迭加性危機，基於國家官僚體制的僵化，社會的分裂，必然喪失應對能力和手段。牟複禮特別提到：“到1644年，中國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影響，深受糧食作物的傳播造成的農業轉變的影響。”所以，明朝覆滅於1644年“甲申國變”，原因很多，但是，崇禎末年發生的海外白銀供給的驟然短缺，直接引發了白銀價格和通貨緊縮，間接導致銅錢貶和通貨膨脹，國家基礎解體。
“白銀繁榮了大明帝國之際，無意之間，也埋下毀滅的種子。”同是1644年，在英國也爆發內戰，結果是代表新生資產階級的一方獲得勝利，英國完成了向近現代國家的政治轉型。
明朝作為“白銀帝國”的歷史過程持續到明朝覆滅的1640年代，發生了短暫的中斷，之後的清王朝很快恢復了中國的“白銀帝國”地位。
“白銀糾纏”和“銀銅複本位制度”
相比較明代，清代（1644-1911）作為“白銀帝國”，其實需要打個折扣。因為，清代貨幣制度，基本延續明朝“大數用銀小數用錢”制度，前朝紙幣教訓也使得清朝基本遠離類似實驗。用比較專業的語言，清朝自始至終所實施的是“銀銅複本位制度”。
這個“銀銅複本位制度”，是在一種貨幣體系下，兩種貨幣金屬同時充當貨幣材料，並按照國家規定的比價同時流通的制度，故並非是西方貨幣學所定義的”雙本位制度“（Bimetallism）。一般來說，清代的“銀銅複本位元”具有如下特徵：銀錢供給的數量以及銀錢比價，決定社會貨幣供給總量；國家完全放任白銀供給和流通，白銀償還能力具有法律保障；政府視製錢為整個貨幣制度的核心，關乎國計民生，故國家壟斷銅錢鑄造，政府控制銅的生產與貿易，銅錢並非輔幣，而是貨幣；白銀和銅錢兩種貨幣功能互補，大宗交易多用銀，零星買賣通常用錢；國家對銀錢比價沒有法律約束，因市場上的供需狀況而變動。
《白銀帝國》彩色插圖，西方視野中乾隆見外國使節，出自維琪
在“銀銅複本位制度”之下，特別是至19世紀中葉後，清代貨幣體系日益複雜，除了金、銀兩、銀元和銅錢之類的金屬貨幣之外，還包括外幣、私票、各種銀行券，構成了多重的“比價”和“匯率”。其中，對清王朝困擾最大的是“銀錢比價”、“金銀比價”、“銀銀比價“和“雙重匯價”的交叉影響。
“銀錢比價”，源於銀是貴金屬，銅是賤金屬，銀價波動，銅價自然跟進。只是銀錢的比價是反方向的：銀貴則錢賤，銀賤則錢貴，形成“銀貴錢賤”和“錢貴銀賤”的交替迴圈。“金銀比價”，源于金銀都是貴金屬，金的價格透過銀實現，銀的價格透過金實現。金銀比價是金融貨幣史中最基本的比價。金銀比價的變化，主要取決於金銀供給數量的起伏，或金銀的相對充裕程度。清代的貨幣史，其實是白銀逐漸成為主體貨幣，需求不斷增長和白銀購買力不斷提高的歷史。在16、17世紀，世界的金銀市場處於分散狀態，比價變動週期較長，幅度有限，頻率緩慢，對中國國民經濟影響還不那麼強烈。
18世紀後，全球形成了若干金銀主要交易中心，白銀價格呈現頻繁的升降，且幅度加大，比價週期顯著縮短。自1870年代，全球開始確立“金本位”制度，深刻影響了金銀比價結構和頻率。從此，中國貨幣經濟愈來愈受制於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銀銀關係”，源於18世紀的最後25年，銀元開始在中國成為一種廣泛流通的貨幣，甚至成為其他銀幣的價值尺度。這樣，在中國的生銀和銀元之間，就產生了“銀銀”比價關係。因為“銀銀”比價，並沒有法定比價，於是自發產生“洋厘”行市。
直到1933年的“廢兩改元”成功和確立銀本位，外國銀元徹底退出中國歷史舞臺，維繫八十餘年“洋厘”行市最終消亡。至於“雙重匯率”，是指對外貿易以白銀結算，涉及金銀匯率，或者白銀與英鎊、美元等貨幣的匯率；對內則是銀錢匯率，由銀銅兩種金屬的相對供給決定。“雙重匯率”連接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
之所以清代還是“白銀帝國”，主要因為白銀自始至終是財富的基本形態；白銀是基準貨幣；白銀是國內跨地區貿易的交易貨幣；白銀流入的數量以及白銀價格的變化，直接影響貨幣供給規模；銀價是物價的主要機制；政府財政收入主要稅種與白銀密不可分；白銀是窖藏的貨幣財富；白銀是會計制度基礎。一言以蔽之，白銀支撐著國民經濟的運行，若是沒有白銀，整個貨幣體系必然陷入混亂，甚至倒塌。
“白銀糾纏”與自清末、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廢兩改元”
中國自15世紀開始白銀貨幣化，不等於就自然確立了“銀本位”。從1870-1890年代，世界主要國家普遍實施“金本位“，西方國家建立了“金本位的遊戲規則”，白銀地位全面跌落。中國沒有成為金本位國家，不可能成為“金本位的遊戲規則”的受益者。從此，中國的”白銀帝國“光環開始暗淡無光。到光緒年間（1884—1908）中後期，尤其看到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實行“金本位”，在光緒皇帝和同代精英中，逐漸形成中國貨幣制度需要根本性改革的共識。所謂根本性改革就是要選擇究竟實行“金本位”，還是通過“廢兩改元”實行“銀本位”。
徐瑾在《白銀帝國》中，提及了在這樣的歷史節點，美國貨幣專家精琪（JeremiahW.Jenks，1856-1929）于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的以“金本位”為目標，導入金匯兌本位制幣的改革方案。其基本要點包括在於以相當於白銀一兩的黃金為單位貨幣，金銀幣間比價維持1:32，由清政府在倫敦等地開立信用戶出售金匯票以維持比價，且啟用外國人擔任司泉官，即掌管貨幣金融部門。精琪方案不僅符合歷史潮流，考慮到中國國情，而且具有可操作性。
但是，當時的中國，貨幣主權觀念已經在中國傳播，加之各種利益集團的反對，尤以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反對最為有力，精琪的方案遭到清廷拒絕。這是不可彌補的歷史遺憾。之後，清末的幣制改革走上了以“廢兩改銀”為核心的軌道。為了推銷貨幣改革，光緒三十年（1904）創立的戶部銀行，幾年後，戶部銀行更名為大清銀行。宣統二年（1910），朝廷先後頒佈《大清銀行則例》和《幣制則例》，從法律上確立銀元的合法性，保證銀本位制度的建立，並規定大清國幣單位定名為“圓”，即“龍洋”。
清末中國究竟鑄造的龍洋的數目，無法精確統計。可以肯定的是，龍洋進入流通，大幅增加了鑄幣供給量，銀兩的存量減少，推動了中國貨幣制度從稱量到計數，銀錢平行本位向銀本位的轉變。
1911年，發生武昌起義，清朝被推翻。在民國初年，朝野上下的主流是在中國建立“金本位”。1914年2月，北洋政府頒佈《國幣條例》和《國幣條例施行細則》，鑄造袁世凱頭像銀幣，實行銀本位制，其實是過渡性質的條例。1915年，北洋政府擬定《修正國幣條例草案》，確認將來過渡到金本位制；1917年，北洋政府頒佈《金券條例》，準備實施金本位改革。但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反帝愛國熱潮，嚴重阻礙原本希望很大的“金本位”改革。自此之後，中國徹底喪失了建立“金本位”的歷史機會。順便要說的是：梁啟超實屬為在中國實現“金本位”而努力的最後一人，他一定會為這個夙願未能實現而抱憾終身。
北洋政府繼續實施金銀自由流動制度，國際市場的金銀比價直接影響中國的貨幣供應量。中國無法擺脫白銀的國內需求依賴國外進口的局面，世界銀價的變動自然對於中國的幣制及其經濟影響甚巨。中國更無法改變對白銀市場定價權的被動處境。金銀波動成為世界貨幣金融體系對中國發生影響的最重要方式。中國貨幣供給屬於“不可控外生變數”。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銀價波動。進入1920年代，英國主導回歸“金本位制度”。金銀比價大幅度震盪。白銀匯價漲落，對中國的國際貿易、貨幣供給、利率、償還外債和物價，一句話，對國計民生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至1920年代末，英國回歸金本位的失敗，誘發了世界性經濟緊縮和經濟危機。進入1930年代，在世界範圍內金本位制瓦解，世界主要國家發行不兌換的紙幣，貸幣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壞，實施赤字財政，推行通貨膨脹政策。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全球金融市場完全處於失序狀態，股票暴跌，銀行倒閉，信用危機，企業也隨之大量破產。在這樣的背景下，南京政府時代，有中央銀行，卻沒有形成系統的“貨幣政策”體系，這不等於南京政府時代沒有“貨幣政策”意識和行為。南京政府斷然選擇1933年完成從“廢兩改元”，確立銀本位。希望倖免於這次世界性大蕭條。但是，畢竟“廢兩改元”是逆時代貨幣制度潮流的，並沒有能夠有效地抑制和化解中國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
“白銀糾纏”的極致和終結
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宣佈美國公民持有金幣、金塊或黃金證券為非法。1934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了《一九三四年購銀法》，立即刺激了世界白銀價格上漲，導致中國多米諾骨牌效應：白銀大規模外流，為過去五百餘年所未有，引爆了從1934年夏季至1935年的“白銀風潮”。進入1935年，白銀存底繼續減少、通貨緊縮、利率上升、公債跌價、銀行倒閉、物價下跌、企業破產、失業增加，而且涉及貨幣經濟的主要環節，中國陷於全面經濟衰退，形勢壞到不容再拖的地步。1934年至1935年，一方面，中國這個昔日的“白銀帝國”已經是只紙老虎，另一方面“白銀糾纏”造成的“剪不斷、理還亂”發展到歷史的極致。
南京國民政府終於清楚地認識到：從表面上看，中國是美國新白銀政策的犧牲者，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銀本位”。只要繼續銀本位，中國貨幣經濟受制於國際白銀價格，非中國可以左右，白銀價格的上升引發嚴重的通貨緊縮，白銀價格下降則導致通貨膨脹。任何在銀本位框架內的改革，都沒有出路。唯有廢除“銀本位”，方有可能遏止白銀外流，結束以白銀為主要形態的貨幣供給完全失控的態勢。
1935年初，中國秘密通知美國，計畫放棄銀本位，採取金銀複本位，並將這種新貨幣與美元聯繫，以穩定中國的匯率。時至1935年下半年，國民經濟已經惡化到崩潰邊緣。11月4日，時任中華民國財政部長的孔祥熙發表《關於發行法幣的宣言》，宣佈廢除銀本位，並立即實施停止白銀合法出口、白銀國有化、統制銀行系統、壟斷貨幣發行權、嚴格外匯和黃金管制政策。
1935年的法幣改革的前提是：法幣和外匯需要有穩定的匯率，法幣是可兌換貨幣，主要是英鎊和美元。為此，中國需要美國的支援。經過中國和美國的白銀談判”，於1936年簽訂《中美白銀協定》，該協定成為美國支援法幣改革的法律保障，標誌美國和中國正式實行貨幣體系的合作。“貨幣制度中的相互聯繫背後，其實是對利益同盟的確認”。為了保證法幣政策之實施，維繫法幣的可兌換性和匯率穩定，需要外匯自由買賣制度，這意味著國家需要有足夠的外匯，持續實行白銀國有化，強化國家對金融部門的壟斷統制。
法幣改革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法幣改革意味著中國在沒有經過金本位過渡階段，完成了貨幣現代化，降低了商品市場的交易成本，推動中國形成統一的國家市場的進程，對國民經濟的效益明顯，有助於國民經濟走出蕭條。法幣改革與中日戰爭的時間相當接近。對於中國來說，法幣改革加快了中國形成民族國家的經濟共同體。另一方面，國家徹底壟斷貨幣鑄造權，國家全方位統制金融體系，開啟了政府超量發行之門。“法幣卻如同歷史中的其他中國紙幣，從穩定到輕微通貨膨脹，再一步步陷入高通脹而不可自拔，最終導致了金圓券的推出。民間白銀和黃金外匯一起，再度成為被掠奪的對象，演繹了中國金融史上最為瘋狂的一幕”。
南京國民政府主導的法幣改革已經過去了八十年。但是，關於如何評價法幣改革的歷史地位，卻始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但是，無論如何，因為法幣誕生，作為“白銀帝國”的那個中國壽終正寢，也因此徹底終結了“白銀糾纏”。然而，如今，建立在國家信用基礎之上的各種紙幣，呈現的是永無休止的貨幣擴張和財富貶值，以致人們不免懷念那個令人又愛又恨的“白銀糾纏”年代。
徐瑾在《白銀帝國》的結尾如是說：“以海外白銀流入開始，以收繳真金實銀結束，這就是中國白銀五六百年的迴圈。期間有無數王朝的興起與隕落，也有不少人傑的努力與奔走，一切都在歷史之中迴響，歷史的迴圈之中，有無數天問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銀，也是人性的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敗”。這是一個頗有歷史空間感的結語。
在世界範圍內，研究貨幣經濟，特別是研究貨幣經濟歷史，其實是一個少有遐想和拒絕浪漫的工作，更多是要面對嚴酷史實和嚴密的歷史邏輯。如果用軍事語言，貨幣經濟研究始終處於冷兵器時代，那裡的每件武器都是笨鈍和沉重，鏽跡斑斕，顯然是以男性為主體，少有女性的領地。然而，前些年，在臺灣，有一位歷史學家林滿紅女士，她的《銀線》（ChinaUpsideDown）,將19世紀中國經濟歷史的研究推向了一個高峰；近年來，徐瑾以她的《印鈔者》和這本《白銀帝國》，將史學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眾化書寫，為貨幣經濟歷史的疆域創造了一個獨特的風景線。
2016年9月27日，臺北陽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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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當時的史書已經有了清楚記載。白銀已經具備了貨幣職能。至於白銀的來源，無非是中國本土和國際貿易的流入，很可能後者大於前者。這樣，伴隨宋代白銀經濟的崛起，“白銀糾纏”得以發端。這裡值得提及南宋的權臣賈似道（1213-1275）。面對戰爭頻繁，楮幣貶值，物價飛漲，國家卻無力籌集糧餉，賈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減少楮幣的發行，平易物價，解決軍糧匱乏，挽救軍事危機和統治危機。但是，因為官僚和地主集團的反對和腐敗的吏治，致使公田法在執行過程弊病叢生，百姓深受其害，以失敗告終。自宋代以來，主流史學界將賈似道列入導致南宋滅亡的“奸臣”。
徐瑾在《白銀帝國》中評價賈似道時，寫了這樣一段話：“賈似道的悲劇似乎在於在一個沒有徹底商業的社會推行一種不對等的商業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稱當時的農耕文明的失敗試驗品；即使南宋已經屬於中國商業最為發達的時代，但在舊有權力格局和遊戲規則之下，其實也並沒有給他其他的更多機會，無論是金融工具還是經濟選擇。”說到底，賈似道只看到了淺層的土地危機和糧食危機，並試圖用“社會主義”的辦法解決，而不知道深層原因來自金融危機及其背後的白銀力量，成為了“白銀糾纏”的犧牲者。
“白銀糾纏”和蒙古帝國的貨幣制度
蒙古帝國是橫跨歐亞大陸的全球帝國，沒有一個基本統一的貨幣制度的支持是不能想像的。在其遼闊的疆域中，不乏貴金屬，特別是銀礦資源和白銀貨幣傳統。被蒙古征服的花剌子模（烏茲別克斯坦及土庫曼斯坦）等中亞地區就是代表。蒙古帝國貨幣制度的基本特徵是以銀代表的貴金屬貨幣替代了銅和銅錢代表的賤金屬貨幣，實現了東亞“賤金屬貨幣”與亞歐大陸中西段的“貴金屬貨幣”的融合，且在融合過程中，通過可以兌現的白銀紙幣，完成了從以銅錢作為計價經濟向以白銀作為計價經濟的轉型。
包括元朝在內的蒙古帝國的貨幣制度，通貨統一於紙幣是“表”，計價統一於白銀是“裡”。從此，煥發了世界性的白銀貨幣需求。世界經濟歷史與全球貨幣歷史中的這個轉變，長期被低估。
作為蒙古帝國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獨立的貨幣經濟，元代的貨幣經濟應該是蒙古帝國貨幣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元代，唯有紙幣是合法通貨，金銀銅錢禁止使用。但是，元代的紙幣是以白銀作為儲備貨幣的，即所謂的“銀錢相權”，准許民間紙幣和白銀互兌。徐瑾寫道：“元朝算是古代發鈔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貨幣史學者認為佔據貨幣史一席之地，日本學者甚至稱其為“空前絕後的貨幣政策”。元代不僅開創了純紙幣流通制度，同時設定了無限法償的先例，幾乎是後世各國法幣的前驅”。
這樣的貨幣制度，需要有足夠的白銀儲備。元代，曾經有過白銀資源的黃金歲月。那時，“不僅多數鈔以銀作為票面價值，本位也多與金銀掛鉤，民間用銀亦廣泛。例如元曲大師關漢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鈔，也有不少寫銀的地方，《竇娥冤》開篇即說“小生一貧如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此間一個蔡婆婆，他家廣有錢財，小生因無盤纏，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只是到了元代的成宗時期（1295-1307），白銀準備金枯竭，紙幣方不可能再兌換為白銀。此時，元代已經進入中後期，民眾為了保護自身財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將紙幣兌換為白銀，導致曾經作為儲備貨幣的白銀流失，大部分沉澱到民間。元朝覆滅的過程很快很短，統治集團對主權瓦解沒有各種準備，撤離中原和返回大漠於倉促之間，基本來不及搜尋民間白銀。
唯有理解包括元代貨幣經濟在內的蒙古帝國貨幣體系，才可能解開明朝白銀貨幣化初始來源之謎。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奠定與實施的寶鈔和禁用金銀這一貨幣制度，其“歷史壽命”很短，少則半個世紀，多則70年左右。《明史》記載：明英宗的正統初年（1436年），“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標誌著明朝開國確立的貨幣制度的終結。幾乎同時，1430年的周忱代表的“賦役折銀”改革，確實開啟了國家財政白銀化的歷史進程。1530年，張居正創立“一條鞭法”，主要內容是賦役合併、田賦一律征銀、算賦役數額以縣為單位和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徵收，不過是此前一系列國家財政白銀化的延伸與制度化。
毫無疑義，在這一百年之中的白銀需求發生了巨大增長。於是就產生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明正統年間“弛用銀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銀”的“銀”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如果說白銀來自本土“銀礦”開發，非常有限；如果說來自國際貿易，因為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了“寸板不許下海”的海禁國策。這個國策得以改變已經是明隆慶元年（1567年）。
按照歷史邏輯，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明朝正統年間的“銀”，主要來自民間，而民間的白銀，則與蒙古帝國及元代有著直接關係。所以，發生明初從朱元璋到朱棣實行的多次遷徙富戶的舉措。簡言之，很可能是蒙古帝國所留的白銀存量，支撐了中國從明英宗正統初年（1436年）至1540年代中國的白銀貨幣化，造成“弛用銀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銀”的互動，這個時段幾近一個世紀。
（錢幣與銀錠，來自《白銀帝國》彩色插圖）
“白銀糾纏”和16-17世紀的全球經濟體系
明朝（1368-1644）歷經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國祚276年，略長於清朝。在明代的經濟史，特別是明代貨幣史中，1540年代是重要的拐點。中國從此開啟了奉行長達500年左右的的實銀通貨，或者“稱量貨幣”，即“自由銀”貨幣制度。而這種自由銀貨幣制度，強烈地刺激出巨大的白銀需求，中國開始成為世界上對白銀需求最大和吸納全球白銀資源最多的國家；日本和南美洲成為向中國輸入白銀資源的主要地區，也因此成就了中國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其實，相比較清代，明朝並沒有那麼糟糕。滿清統治時期，有意毀滅大量明史資料，對明史頗有歪曲。20世界中後期以來，從吳晗、姚雪垠、金庸，再到黃仁宇，“揚清抑明”思潮潛移默化。前幾年的《明朝那些事》，用通俗手法誤導了民眾對明朝的認識。
在這個期間，中國的白銀需求和“白銀糾纏”，不可避免地與地理大發現聯繫在一起和攪動了整個世界的經濟：確立了白銀作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結算方式和白銀作為世界主要貨幣的基礎；造成了美洲白銀推動的世界經濟體系；推動了包括日本、朝鮮、越南和東南亞貨幣體系的白銀化。從此，以白銀為媒介和國際貿易網路中心，中國通過海上貿易參與創建了世界市場，這個世界市場圍繞白銀運轉，而白銀圍繞中國運轉，形成了以白銀作為主要世界貨幣的全球經濟體系。所以，中國開始向”白銀帝國”的演變，開始於1540年代。
從此，明朝經海上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徹底解決長期困擾明朝的貨幣供給嚴重短缺的問題。城市人口激增，農業商品化，工商業繁榮。徐瑾寫了如下的文字：白銀不僅刺激了中國經濟，催生了社會的諸多變革。正是因為白銀流入對於晚明意義重大，在那時形成了一個因商業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白銀帝國》中特別提到了，“《金瓶梅》成書期間，剛好對應晚明經濟白銀化的歷程，某種意義而言，正是白銀，成全了西門慶們。仔細閱讀對比，就可以注意到這是與以往古典小說截然不同的經濟世界”。
如果閱讀明朝胡我琨撰寫的三十二卷之多的《錢通》，其中的卷一，卷二，提供了眾多明朝尋常百姓與白銀貨幣的故事。明代中後期的白銀貨幣化，啟動了中國的雙轉型：從內向型農耕經濟向外向型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經濟的轉型，從古代社會結構和國家模式向近代社會結構和國家模式的轉型。
在西方史學界，不乏以1570年代初作為世界大歷史（1571-1689）、近現代全球貿易和世界市場形成的歷史起點。中國明史專家萬明則主張從1540年代作為起點，即中國內部產生巨大白銀需求，而世界恰恰具備了滿足這種需求的資源和生產條件。從此，白銀成為“世界貨幣”，它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歷史進程中開始發揮核心作用。
但是，中國因此也進入了對白銀的漫長“路徑依賴”。崔瑞德和牟複禮（DenisC.Twitchett，FrederickW.Mote）在《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第八章中，描述了明朝與新興世界經濟的關係，觀察到明代存在著對於世界經濟的貢獻和對世界經濟依賴的兩個方面：“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國內對進口白銀的需求，國外對中國絲綢、瓷器、金、銅幣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國比以往更深地捲入世界經濟事務，這種捲入被證明是一種禍福結合的幸事。”
因為明代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關聯性，明朝貨幣經濟對世界性白銀需求和供給的高度依賴，一旦內部和外部的的迭加性危機，基於國家官僚體制的僵化，社會的分裂，必然喪失應對能力和手段。牟複禮特別提到：“到1644年，中國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影響，深受糧食作物的傳播造成的農業轉變的影響。”所以，明朝覆滅於1644年“甲申國變”，原因很多，但是，崇禎末年發生的海外白銀供給的驟然短缺，直接引發了白銀價格和通貨緊縮，間接導致銅錢貶和通貨膨脹，國家基礎解體。
“白銀繁榮了大明帝國之際，無意之間，也埋下毀滅的種子。”同是1644年，在英國也爆發內戰，結果是代表新生資產階級的一方獲得勝利，英國完成了向近現代國家的政治轉型。
明朝作為“白銀帝國”的歷史過程持續到明朝覆滅的1640年代，發生了短暫的中斷，之後的清王朝很快恢復了中國的“白銀帝國”地位。
“白銀糾纏”和“銀銅複本位制度”
相比較明代，清代（1644-1911）作為“白銀帝國”，其實需要打個折扣。因為，清代貨幣制度，基本延續明朝“大數用銀小數用錢”制度，前朝紙幣教訓也使得清朝基本遠離類似實驗。用比較專業的語言，清朝自始至終所實施的是“銀銅複本位制度”。
這個“銀銅複本位制度”，是在一種貨幣體系下，兩種貨幣金屬同時充當貨幣材料，並按照國家規定的比價同時流通的制度，故並非是西方貨幣學所定義的”雙本位制度“（Bimetallism）。一般來說，清代的“銀銅複本位元”具有如下特徵：銀錢供給的數量以及銀錢比價，決定社會貨幣供給總量；國家完全放任白銀供給和流通，白銀償還能力具有法律保障；政府視製錢為整個貨幣制度的核心，關乎國計民生，故國家壟斷銅錢鑄造，政府控制銅的生產與貿易，銅錢並非輔幣，而是貨幣；白銀和銅錢兩種貨幣功能互補，大宗交易多用銀，零星買賣通常用錢；國家對銀錢比價沒有法律約束，因市場上的供需狀況而變動。
《白銀帝國》彩色插圖，西方視野中乾隆見外國使節，出自維琪
在“銀銅複本位制度”之下，特別是至19世紀中葉後，清代貨幣體系日益複雜，除了金、銀兩、銀元和銅錢之類的金屬貨幣之外，還包括外幣、私票、各種銀行券，構成了多重的“比價”和“匯率”。其中，對清王朝困擾最大的是“銀錢比價”、“金銀比價”、“銀銀比價“和“雙重匯價”的交叉影響。
“銀錢比價”，源於銀是貴金屬，銅是賤金屬，銀價波動，銅價自然跟進。只是銀錢的比價是反方向的：銀貴則錢賤，銀賤則錢貴，形成“銀貴錢賤”和“錢貴銀賤”的交替迴圈。“金銀比價”，源于金銀都是貴金屬，金的價格透過銀實現，銀的價格透過金實現。金銀比價是金融貨幣史中最基本的比價。金銀比價的變化，主要取決於金銀供給數量的起伏，或金銀的相對充裕程度。清代的貨幣史，其實是白銀逐漸成為主體貨幣，需求不斷增長和白銀購買力不斷提高的歷史。在16、17世紀，世界的金銀市場處於分散狀態，比價變動週期較長，幅度有限，頻率緩慢，對中國國民經濟影響還不那麼強烈。
18世紀後，全球形成了若干金銀主要交易中心，白銀價格呈現頻繁的升降，且幅度加大，比價週期顯著縮短。自1870年代，全球開始確立“金本位”制度，深刻影響了金銀比價結構和頻率。從此，中國貨幣經濟愈來愈受制於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銀銀關係”，源於18世紀的最後25年，銀元開始在中國成為一種廣泛流通的貨幣，甚至成為其他銀幣的價值尺度。這樣，在中國的生銀和銀元之間，就產生了“銀銀”比價關係。因為“銀銀”比價，並沒有法定比價，於是自發產生“洋厘”行市。
直到1933年的“廢兩改元”成功和確立銀本位，外國銀元徹底退出中國歷史舞臺，維繫八十餘年“洋厘”行市最終消亡。至於“雙重匯率”，是指對外貿易以白銀結算，涉及金銀匯率，或者白銀與英鎊、美元等貨幣的匯率；對內則是銀錢匯率，由銀銅兩種金屬的相對供給決定。“雙重匯率”連接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
之所以清代還是“白銀帝國”，主要因為白銀自始至終是財富的基本形態；白銀是基準貨幣；白銀是國內跨地區貿易的交易貨幣；白銀流入的數量以及白銀價格的變化，直接影響貨幣供給規模；銀價是物價的主要機制；政府財政收入主要稅種與白銀密不可分；白銀是窖藏的貨幣財富；白銀是會計制度基礎。一言以蔽之，白銀支撐著國民經濟的運行，若是沒有白銀，整個貨幣體系必然陷入混亂，甚至倒塌。
“白銀糾纏”與自清末、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廢兩改元”
中國自15世紀開始白銀貨幣化，不等於就自然確立了“銀本位”。從1870-1890年代，世界主要國家普遍實施“金本位“，西方國家建立了“金本位的遊戲規則”，白銀地位全面跌落。中國沒有成為金本位國家，不可能成為“金本位的遊戲規則”的受益者。從此，中國的”白銀帝國“光環開始暗淡無光。到光緒年間（1884—1908）中後期，尤其看到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實行“金本位”，在光緒皇帝和同代精英中，逐漸形成中國貨幣制度需要根本性改革的共識。所謂根本性改革就是要選擇究竟實行“金本位”，還是通過“廢兩改元”實行“銀本位”。
徐瑾在《白銀帝國》中，提及了在這樣的歷史節點，美國貨幣專家精琪（JeremiahW.Jenks，1856-1929）于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的以“金本位”為目標，導入金匯兌本位制幣的改革方案。其基本要點包括在於以相當於白銀一兩的黃金為單位貨幣，金銀幣間比價維持1:32，由清政府在倫敦等地開立信用戶出售金匯票以維持比價，且啟用外國人擔任司泉官，即掌管貨幣金融部門。精琪方案不僅符合歷史潮流，考慮到中國國情，而且具有可操作性。
但是，當時的中國，貨幣主權觀念已經在中國傳播，加之各種利益集團的反對，尤以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反對最為有力，精琪的方案遭到清廷拒絕。這是不可彌補的歷史遺憾。之後，清末的幣制改革走上了以“廢兩改銀”為核心的軌道。為了推銷貨幣改革，光緒三十年（1904）創立的戶部銀行，幾年後，戶部銀行更名為大清銀行。宣統二年（1910），朝廷先後頒佈《大清銀行則例》和《幣制則例》，從法律上確立銀元的合法性，保證銀本位制度的建立，並規定大清國幣單位定名為“圓”，即“龍洋”。
清末中國究竟鑄造的龍洋的數目，無法精確統計。可以肯定的是，龍洋進入流通，大幅增加了鑄幣供給量，銀兩的存量減少，推動了中國貨幣制度從稱量到計數，銀錢平行本位向銀本位的轉變。
1911年，發生武昌起義，清朝被推翻。在民國初年，朝野上下的主流是在中國建立“金本位”。1914年2月，北洋政府頒佈《國幣條例》和《國幣條例施行細則》，鑄造袁世凱頭像銀幣，實行銀本位制，其實是過渡性質的條例。1915年，北洋政府擬定《修正國幣條例草案》，確認將來過渡到金本位制；1917年，北洋政府頒佈《金券條例》，準備實施金本位改革。但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反帝愛國熱潮，嚴重阻礙原本希望很大的“金本位”改革。自此之後，中國徹底喪失了建立“金本位”的歷史機會。順便要說的是：梁啟超實屬為在中國實現“金本位”而努力的最後一人，他一定會為這個夙願未能實現而抱憾終身。
北洋政府繼續實施金銀自由流動制度，國際市場的金銀比價直接影響中國的貨幣供應量。中國無法擺脫白銀的國內需求依賴國外進口的局面，世界銀價的變動自然對於中國的幣制及其經濟影響甚巨。中國更無法改變對白銀市場定價權的被動處境。金銀波動成為世界貨幣金融體系對中國發生影響的最重要方式。中國貨幣供給屬於“不可控外生變數”。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銀價波動。進入1920年代，英國主導回歸“金本位制度”。金銀比價大幅度震盪。白銀匯價漲落，對中國的國際貿易、貨幣供給、利率、償還外債和物價，一句話，對國計民生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至1920年代末，英國回歸金本位的失敗，誘發了世界性經濟緊縮和經濟危機。進入1930年代，在世界範圍內金本位制瓦解，世界主要國家發行不兌換的紙幣，貸幣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壞，實施赤字財政，推行通貨膨脹政策。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全球金融市場完全處於失序狀態，股票暴跌，銀行倒閉，信用危機，企業也隨之大量破產。在這樣的背景下，南京政府時代，有中央銀行，卻沒有形成系統的“貨幣政策”體系，這不等於南京政府時代沒有“貨幣政策”意識和行為。南京政府斷然選擇1933年完成從“廢兩改元”，確立銀本位。希望倖免於這次世界性大蕭條。但是，畢竟“廢兩改元”是逆時代貨幣制度潮流的，並沒有能夠有效地抑制和化解中國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
“白銀糾纏”的極致和終結
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宣佈美國公民持有金幣、金塊或黃金證券為非法。1934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了《一九三四年購銀法》，立即刺激了世界白銀價格上漲，導致中國多米諾骨牌效應：白銀大規模外流，為過去五百餘年所未有，引爆了從1934年夏季至1935年的“白銀風潮”。進入1935年，白銀存底繼續減少、通貨緊縮、利率上升、公債跌價、銀行倒閉、物價下跌、企業破產、失業增加，而且涉及貨幣經濟的主要環節，中國陷於全面經濟衰退，形勢壞到不容再拖的地步。1934年至1935年，一方面，中國這個昔日的“白銀帝國”已經是只紙老虎，另一方面“白銀糾纏”造成的“剪不斷、理還亂”發展到歷史的極致。
南京國民政府終於清楚地認識到：從表面上看，中國是美國新白銀政策的犧牲者，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銀本位”。只要繼續銀本位，中國貨幣經濟受制於國際白銀價格，非中國可以左右，白銀價格的上升引發嚴重的通貨緊縮，白銀價格下降則導致通貨膨脹。任何在銀本位框架內的改革，都沒有出路。唯有廢除“銀本位”，方有可能遏止白銀外流，結束以白銀為主要形態的貨幣供給完全失控的態勢。
1935年初，中國秘密通知美國，計畫放棄銀本位，採取金銀複本位，並將這種新貨幣與美元聯繫，以穩定中國的匯率。時至1935年下半年，國民經濟已經惡化到崩潰邊緣。11月4日，時任中華民國財政部長的孔祥熙發表《關於發行法幣的宣言》，宣佈廢除銀本位，並立即實施停止白銀合法出口、白銀國有化、統制銀行系統、壟斷貨幣發行權、嚴格外匯和黃金管制政策。
1935年的法幣改革的前提是：法幣和外匯需要有穩定的匯率，法幣是可兌換貨幣，主要是英鎊和美元。為此，中國需要美國的支援。經過中國和美國的白銀談判”，於1936年簽訂《中美白銀協定》，該協定成為美國支援法幣改革的法律保障，標誌美國和中國正式實行貨幣體系的合作。“貨幣制度中的相互聯繫背後，其實是對利益同盟的確認”。為了保證法幣政策之實施，維繫法幣的可兌換性和匯率穩定，需要外匯自由買賣制度，這意味著國家需要有足夠的外匯，持續實行白銀國有化，強化國家對金融部門的壟斷統制。
法幣改革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法幣改革意味著中國在沒有經過金本位過渡階段，完成了貨幣現代化，降低了商品市場的交易成本，推動中國形成統一的國家市場的進程，對國民經濟的效益明顯，有助於國民經濟走出蕭條。法幣改革與中日戰爭的時間相當接近。對於中國來說，法幣改革加快了中國形成民族國家的經濟共同體。另一方面，國家徹底壟斷貨幣鑄造權，國家全方位統制金融體系，開啟了政府超量發行之門。“法幣卻如同歷史中的其他中國紙幣，從穩定到輕微通貨膨脹，再一步步陷入高通脹而不可自拔，最終導致了金圓券的推出。民間白銀和黃金外匯一起，再度成為被掠奪的對象，演繹了中國金融史上最為瘋狂的一幕”。
南京國民政府主導的法幣改革已經過去了八十年。但是，關於如何評價法幣改革的歷史地位，卻始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但是，無論如何，因為法幣誕生，作為“白銀帝國”的那個中國壽終正寢，也因此徹底終結了“白銀糾纏”。然而，如今，建立在國家信用基礎之上的各種紙幣，呈現的是永無休止的貨幣擴張和財富貶值，以致人們不免懷念那個令人又愛又恨的“白銀糾纏”年代。
徐瑾在《白銀帝國》的結尾如是說：“以海外白銀流入開始，以收繳真金實銀結束，這就是中國白銀五六百年的迴圈。期間有無數王朝的興起與隕落，也有不少人傑的努力與奔走，一切都在歷史之中迴響，歷史的迴圈之中，有無數天問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銀，也是人性的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敗”。這是一個頗有歷史空間感的結語。
在世界範圍內，研究貨幣經濟，特別是研究貨幣經濟歷史，其實是一個少有遐想和拒絕浪漫的工作，更多是要面對嚴酷史實和嚴密的歷史邏輯。如果用軍事語言，貨幣經濟研究始終處於冷兵器時代，那裡的每件武器都是笨鈍和沉重，鏽跡斑斕，顯然是以男性為主體，少有女性的領地。然而，前些年，在臺灣，有一位歷史學家林滿紅女士，她的《銀線》（ChinaUpsideDown）,將19世紀中國經濟歷史的研究推向了一個高峰；近年來，徐瑾以她的《印鈔者》和這本《白銀帝國》，將史學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眾化書寫，為貨幣經濟歷史的疆域創造了一個獨特的風景線。
2016年9月27日，臺北陽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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