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峰會系列之張騫“鑿空”】
作者：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常務理事、中國WTO研究會外顧委委員 張國慶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即將召開，
►張騫不畏艱險， 兩次出使西域， 開通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 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
►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中稱他兩次出使為“鑿空”， 其意是他第一次走通了前人未曾開通的道路。 憑著“鑿空西域”之壯舉， 張騫完全擔得起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的稱譽！
【正文】
今天，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已被賦予“一帶一路”新的內涵和精神。 站在歷史的新起點上， 循著古絲綢之路的遺跡， 我們依舊能夠看到燦爛輝煌的歷史。 溯源千年往事， 猶如在翻看一部起伏跌宕、波瀾壯闊的歷史長卷……
無論是在中國歷史上， 還是在世界歷史上， 都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重大事件， 就是張騫出使西域。 正是這次出使， 開通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 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
漢朝初年， 匈奴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勢力， 它不斷南侵， 給漢朝帶來很大的威脅。 為了對付匈奴， 西元前139年， 漢武帝試圖聯繫曾被匈奴趕跑的大月氏(活動於今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界河一帶流域的民族)，
為了使張騫放棄使命， 匈奴逼迫張騫在當地娶妻生子， 一是誘使他投降， 二是為了監視他。 但張騫堅貞不屈，
13年後， 張騫歷盡了千辛萬苦終於回到了長安。 儘管這次出使並未能完成使命，
西元前119年， 漢王朝再次派張騫出使西域。 這次， 張騫帶了300多人， 順利地到達了烏孫（今新疆昭蘇縣一帶）， 並派副使訪問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國家， 但都未能達到與這些國家結盟的目的。 此次張騫西行的直接後果， 卻促使了漢朝出兵， 漢武帝派一代名將霍去病帶領重兵， 消滅了盤踞在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 建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和陽關、玉門關兩關。 打通了河西走廊後， 漢朝繼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 到了西元前60年，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控制了塔里木盆地。
張騫不畏艱險，兩次出使西域，開啟了亞洲內陸的交通要道，打破了遊牧民族對絲路貿易的壟斷，漢朝與西域諸國正式開啟了友好往來，在中亞、南亞、西亞諸王國間建立了直接貿易關係，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的廣泛交流。
張騫兩次西行所帶回的報告，是中國人首次對外部世界的真知實見。正是由於張騫這一創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中稱他兩次出使為“鑿空”，其意是他第一次走通了前人未曾開通的道路。憑著“鑿空西域”之壯舉，張騫完全擔得起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的稱譽！
自此，“鑿空西域”也令西行變得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來不絕”。為了進一步促進與西域的貿易聯繫，漢武帝還大量招募商人，用政府配給的貨物，鼓勵他們到西域各國經商。這些商人後來大部分成了富商巨賈，以自身的榜樣進一步吸引和帶動了更多的人從事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從而極大地推動了與西域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剌激了邊境貿易的發展。
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考古發現表明，中國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就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
絲綢，由於其具有的“輕、薄、柔、飄逸”的技術含量和時尚特點，不僅特別適合在交通和運輸工具都不甚發達的“絲”路上運輸，而且其珍貴也成為當時各國追崇的奢侈消費品。所以，當年凡有中國使節出使西域乃至更遠的國家時，絲綢往往成為連接兩國友好的禮品和“絲”線。
絲綢的西傳，也改變了西向各國對中國的印象，讓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乃至東亞是一個物產豐盈的富裕地區。在古羅馬，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絲綢在當時的中亞、西亞乃至非洲、歐洲都被視為珍品。羅馬帝國時期的歐洲，中國絲綢用途很廣。從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權貴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國絲綢為榮。以至於今天，我們還能從雅典衛城巴台農神廟的女神像身上、義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依稀見到那個時代人們所穿著的絲綢服裝的輕柔飄逸。絲綢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是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西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起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
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其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西行可至大夏、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安息，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西元3世紀以前，天山以南北分為兩道，以南道較為繁榮，到西元3世紀至5世紀兩晉南北朝時期，以天山以北的通道最為昌盛。漢代還有第三條未見具體記載的天山以北的西行商道。這條通道是取天山以北準噶爾盆地至烏孫、大宛的道路。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地理環境的變遷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
絲綢之路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演變，主要發生在陸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亞歐大陸，這一地區的地理特徵是：氣候異常乾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在絲綢之路中部地帶，有著帕米爾高原，喜瑪拉雅山、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等山脈，也有沙漠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瑪幹大沙漠、裡海東部的卡拉庫姆沙漠、伊朗的卡維爾沙漠等，對於行旅者來說，不僅困苦艱難，而且乾渴難忍。中華先民就是這樣克服了種種困難，開始了最早的對外界的探索。
在絲綢之路歷史上，甘英的西行堪稱是又一壯舉。西元97年，班超被任命為西域都護，他在西域經營30年。為幫助西域各國擺脫匈奴的控制，加強西域與內地的聯繫，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不辱使命，一直走到了波斯灣頭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入海處的條支（西亞古國名，在今伊拉克境內），並準備渡海西行，但安息人為壟斷東方與羅馬的貿易，向甘英誇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艱險，阻止了他進一步西行而自條支返回。甘英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仍是中國第一位走得最遠的使臣：他親自走過了絲綢之路的大半段路程，還瞭解到從條支南出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到羅馬帝國的航線情況，是一位元令人崇敬的時代英雄。
張騫的“鑿空”和甘英的遠行，使東西方世界直接聯繫起來，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結果是讓中國、印度和希臘、羅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相互的影響。從此，文明的發展、勢力的擴張、商業的活躍，使得任何文明的發展，再也不是相對孤立地進行了，東西方的精神與物質的文化交往，兩千多年來從未斷絕。
特別是進入唐代，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廣闊開拓，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深入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能量：生產發展，商業繁榮，文化昌盛，並以博大的胸懷，大量接受外來文化，並把它融入到整體中華文化當中。唐朝不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諸王國，而且成為天山以北、蔥嶺以西廣大區域內各個王國的宗主國，中西方往來更加暢通無阻。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唐代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借助唐王朝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傳入西方，深淺不等地影響著西方各國。
物質與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中國奉獻給西方世界以精美實用的絲綢，亞歐各國人民也同樣回報以各種需求品。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至遝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也源源進入中原。我們今天常見的一些植物，原來並非是中國的土產。如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一批帶有“胡”字的植物：胡桃、胡瓜、胡蔥、胡荽、胡椒、胡桐淚、胡蘿蔔等，十有八九是來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獻中往往把這些植物移植中國，歸功於第一位中西交通的友好使者——張騫（事實上，現在可以確指為張騫帶回來的物產，只有苜蓿和葡萄）。
在物質文化交流的同時，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斷地進行。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漢末年就傳入中國。在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等，都在這一時期正式傳入中國內地。如今，佛教已沒有古代那麼盛行，但人們頭腦中的因果報應思想，語言中使用的一些詞彙，如刹那、影響、水乳交融等，隨處可見的佛寺山窟，小說彈詞等文學藝術形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無不留下佛教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印記。
特別是今天，當我們沿著絲綢之路去造訪那些留存下來的佛教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石窟、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時，無不讚歎這些石窟所融合的東西方藝術風格。在這條昔日的絲綢古道上，遍佈著眾多名勝古跡。這裡有世界第八大奇跡、兩千多年前的地下軍陣——秦兵馬俑，有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的終點——嘉峪關，有“鳥的王國”之稱的青海鳥島，有如詩如畫的“塞上江南”寧夏、河套平原，有歌舞和瓜果之鄉美稱的吐魯番盆地。它們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更像一串連成的珍珠，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產。
“絲綢之路”雖然以絲綢貿易為開端，但其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貿易的範疇。
今天，它留給我們的啟示在於：首先，它曾經是中國瞭解西方世界最早的視窗。對當時東方和西方不同文明地區的相互瞭解、相互交往和相互吸收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其次，它曾經是古代西域少數民族接受先進生產力的通道。漢族的鑄鐵、開渠、鑿井技術和絲織品以及金屬工具傳到西域，極大地促進了西域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再次，它曾經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偉大的壯舉。與中國古代的長城、秦始皇陵、大運河、敦煌莫高窟並列，體現了中國人向世界開放的前瞻性。此外，它曾經是中國西部開發的先驅。這個位於亞歐大陸中心部位的我國西部，過去曾經有過的輝煌，今後經過奮鬥，一定還會有新的輝煌！這也是我們推動絲路復興的歷史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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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不畏艱險，兩次出使西域，開啟了亞洲內陸的交通要道，打破了遊牧民族對絲路貿易的壟斷，漢朝與西域諸國正式開啟了友好往來，在中亞、南亞、西亞諸王國間建立了直接貿易關係，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的廣泛交流。
張騫兩次西行所帶回的報告，是中國人首次對外部世界的真知實見。正是由於張騫這一創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中稱他兩次出使為“鑿空”，其意是他第一次走通了前人未曾開通的道路。憑著“鑿空西域”之壯舉，張騫完全擔得起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的稱譽！
自此，“鑿空西域”也令西行變得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來不絕”。為了進一步促進與西域的貿易聯繫，漢武帝還大量招募商人，用政府配給的貨物，鼓勵他們到西域各國經商。這些商人後來大部分成了富商巨賈，以自身的榜樣進一步吸引和帶動了更多的人從事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從而極大地推動了與西域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剌激了邊境貿易的發展。
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考古發現表明，中國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就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
絲綢，由於其具有的“輕、薄、柔、飄逸”的技術含量和時尚特點，不僅特別適合在交通和運輸工具都不甚發達的“絲”路上運輸，而且其珍貴也成為當時各國追崇的奢侈消費品。所以，當年凡有中國使節出使西域乃至更遠的國家時，絲綢往往成為連接兩國友好的禮品和“絲”線。
絲綢的西傳，也改變了西向各國對中國的印象，讓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乃至東亞是一個物產豐盈的富裕地區。在古羅馬，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絲綢在當時的中亞、西亞乃至非洲、歐洲都被視為珍品。羅馬帝國時期的歐洲，中國絲綢用途很廣。從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權貴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國絲綢為榮。以至於今天，我們還能從雅典衛城巴台農神廟的女神像身上、義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依稀見到那個時代人們所穿著的絲綢服裝的輕柔飄逸。絲綢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是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西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起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
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其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西行可至大夏、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安息，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西元3世紀以前，天山以南北分為兩道，以南道較為繁榮，到西元3世紀至5世紀兩晉南北朝時期，以天山以北的通道最為昌盛。漢代還有第三條未見具體記載的天山以北的西行商道。這條通道是取天山以北準噶爾盆地至烏孫、大宛的道路。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地理環境的變遷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
絲綢之路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演變，主要發生在陸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亞歐大陸，這一地區的地理特徵是：氣候異常乾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在絲綢之路中部地帶，有著帕米爾高原，喜瑪拉雅山、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等山脈，也有沙漠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瑪幹大沙漠、裡海東部的卡拉庫姆沙漠、伊朗的卡維爾沙漠等，對於行旅者來說，不僅困苦艱難，而且乾渴難忍。中華先民就是這樣克服了種種困難，開始了最早的對外界的探索。
在絲綢之路歷史上，甘英的西行堪稱是又一壯舉。西元97年，班超被任命為西域都護，他在西域經營30年。為幫助西域各國擺脫匈奴的控制，加強西域與內地的聯繫，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不辱使命，一直走到了波斯灣頭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入海處的條支（西亞古國名，在今伊拉克境內），並準備渡海西行，但安息人為壟斷東方與羅馬的貿易，向甘英誇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艱險，阻止了他進一步西行而自條支返回。甘英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仍是中國第一位走得最遠的使臣：他親自走過了絲綢之路的大半段路程，還瞭解到從條支南出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到羅馬帝國的航線情況，是一位元令人崇敬的時代英雄。
張騫的“鑿空”和甘英的遠行，使東西方世界直接聯繫起來，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結果是讓中國、印度和希臘、羅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相互的影響。從此，文明的發展、勢力的擴張、商業的活躍，使得任何文明的發展，再也不是相對孤立地進行了，東西方的精神與物質的文化交往，兩千多年來從未斷絕。
特別是進入唐代，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廣闊開拓，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深入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能量：生產發展，商業繁榮，文化昌盛，並以博大的胸懷，大量接受外來文化，並把它融入到整體中華文化當中。唐朝不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諸王國，而且成為天山以北、蔥嶺以西廣大區域內各個王國的宗主國，中西方往來更加暢通無阻。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唐代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借助唐王朝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傳入西方，深淺不等地影響著西方各國。
物質與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中國奉獻給西方世界以精美實用的絲綢，亞歐各國人民也同樣回報以各種需求品。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至遝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也源源進入中原。我們今天常見的一些植物，原來並非是中國的土產。如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一批帶有“胡”字的植物：胡桃、胡瓜、胡蔥、胡荽、胡椒、胡桐淚、胡蘿蔔等，十有八九是來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獻中往往把這些植物移植中國，歸功於第一位中西交通的友好使者——張騫（事實上，現在可以確指為張騫帶回來的物產，只有苜蓿和葡萄）。
在物質文化交流的同時，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斷地進行。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漢末年就傳入中國。在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等，都在這一時期正式傳入中國內地。如今，佛教已沒有古代那麼盛行，但人們頭腦中的因果報應思想，語言中使用的一些詞彙，如刹那、影響、水乳交融等，隨處可見的佛寺山窟，小說彈詞等文學藝術形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無不留下佛教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印記。
特別是今天，當我們沿著絲綢之路去造訪那些留存下來的佛教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石窟、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時，無不讚歎這些石窟所融合的東西方藝術風格。在這條昔日的絲綢古道上，遍佈著眾多名勝古跡。這裡有世界第八大奇跡、兩千多年前的地下軍陣——秦兵馬俑，有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的終點——嘉峪關，有“鳥的王國”之稱的青海鳥島，有如詩如畫的“塞上江南”寧夏、河套平原，有歌舞和瓜果之鄉美稱的吐魯番盆地。它們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更像一串連成的珍珠，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產。
“絲綢之路”雖然以絲綢貿易為開端，但其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貿易的範疇。
今天，它留給我們的啟示在於：首先，它曾經是中國瞭解西方世界最早的視窗。對當時東方和西方不同文明地區的相互瞭解、相互交往和相互吸收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其次，它曾經是古代西域少數民族接受先進生產力的通道。漢族的鑄鐵、開渠、鑿井技術和絲織品以及金屬工具傳到西域，極大地促進了西域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再次，它曾經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偉大的壯舉。與中國古代的長城、秦始皇陵、大運河、敦煌莫高窟並列，體現了中國人向世界開放的前瞻性。此外，它曾經是中國西部開發的先驅。這個位於亞歐大陸中心部位的我國西部，過去曾經有過的輝煌，今後經過奮鬥，一定還會有新的輝煌！這也是我們推動絲路復興的歷史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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