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新中國外交事業的開短者、奠基人。 1949年新中國建立， 直到1958年， 周恩來總理親自兼任外交部部長， 在外交戰線上縱橫捭闔， 歷經風雨。 之後， 作為大國總理， 他一直以很大精力主持外交外事工作。 在他的睿智開拓下， 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 這也是與他親力親為， 培育開創新中國外交翻譯事業分不開的。
宴會上的周恩來
“外交部要把幹部的外文學習列為重要任務”
新中國外交工作伊始， 中共幹部中不乏俄語人才， 但其他語種就較稀缺了。 特別是1954年第一次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萬隆會議之後， 與新中國建交、半建交國家迅速增加。 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官基本上是將軍們， 他們大多數並不諳外語， 外交部翻譯幹部數量不足、水準不高的問題日益突出。 當年， 有幾個新建使館甚至派不出到駐國的翻譯。
為此， 他指示， 外交部要把幹部的外文學習列為重要任務之一，
1957年10月， 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必須配齊所有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各重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語文翻譯。 年底， 他再次指示外交部作一個培養翻譯幹部的十年計畫， 第一批先培養俄、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及印尼等語種的翻譯幹部， 每種文字10人至20人， 要培養成第一流的翻譯。 培養地點可考慮以外國語學院為中心， 國家出經費聘請所需的專家和教授。
1964年中法建交後， 新中國與西歐國家的關係進一步接近， 周恩來強調要加強和加速培養翻譯工作者。 指示說：“由外辦、外交部和有關外事單位共同研究， 作出一個除軍事系統以外的培養翻譯幹部（包括外事、經濟等方面）的總的規劃。 ”為此， 國務院外辦、高教部和外交部經過專門研究， 向中央寫了《關於解決當前外語幹部嚴重不足問題應急措施的報告》。 主要採取了兩項措施：一是在全國外語院校大量開辦外語專科， 招收高中畢業生進行突擊培養；二是大量派遣外語留學生。 計畫從1964年開始， 在3年內派遣留學生1750名。
這兩項措施都得到了有力推進， 然而兩年不到， 文革風暴起， 外派留學生被全部召回國內參加文革、下放農村勞動，
1969年和1970年， 在文革衝擊最厲害的時期， 周恩來衝破幹撓， 曾先後多次對翻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969 年， 中央決定將全國外語院校的畢業生和回國留學生安排在解放軍的幾個農場勞動鍛煉。 10月4日， 針對下放在解放軍某農場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每天只有一小時學外語的情況， 周恩來指出：一小時不夠。 講一小時， 實際只有半小時。 學藝術的每天要花4小時練基本功， 學外文的每天至少得花3小時練基本功。 否則， 外文就忘了。 他指示外交部給該農場專發一通知， 要求革命和學習兩不誤，每天都要安排一定的時間，組織外語學習和訓練，切實保證這批學生每天能有三小時的外語學習時間。
當中央國家機關大批人員下放“五七幹校”後，周恩來又適時地指示外交部對下放“五七幹校”的外語和翻譯幹部要加強管理。他要求外交部牽頭，把分散在各地“五七幹校”的中央國家機關的外語和翻譯幹部集中起來，集中到一個“五七幹校”，讓他們半天學習，半天勞動。他還指名道姓地問及一位老翻譯的境況，指出，只要他們說清了自己的問題，就應“解放”，酌情使用。在周恩來的關照和保護下，那些陷入困境的翻譯工作者很快得到了解脫，回到外交翻譯工作崗位。這批同志經過多年多層次的培養鍛煉，絕大多數後來都已成為外交戰線的高級外交官或高級翻譯，成為新中國外交事業的棟樑之材。
進入20世紀70年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如加拿大、義大利先後與我國建交。周恩來預見我國外交工作將有新的突破和大發展，1970年11月6日－9日，他就外語教學問題4次接見北京外國語學院負責人，提出：外語教學業務不能丟掉，目前首先要從教師進修抓起，進行短期培訓提高；要好好看看過去的英語教材，按照外語教學規律，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改進。現在對外的口頭和文字上的宣傳，同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影響，實在相差得太遠了。他指示北京外國語學院應恢復招生，以便加速培養外交翻譯。
1970年11月25日，周恩來同外交部、對外貿易部、對外經濟聯絡部、中央聯絡部及有關新聞單位負責人座談，商討最近一個時期的外交、外貿和對外宣傳工作。會上，他專門對培養翻譯人員隊伍問題提出要求。他說，一是使用現有翻譯力量，包括“五七幹校”的後備力量；二是改教材、編課本，搞好師資進修；三是招新生。翻譯人員知識要廣泛，業務要進修。
1970年12月14日，他會見由智利瓦爾帕萊索市智中文化協會主席、社會黨中央委員、眾議員安東尼奧·塔沃拉裡率領的智中文化協會代表團時，對有關部門此次及過去工作安排中由於外語水準低導致一些問題，向客人作自我批評，並向阿連德總統、智利外長和代表團成員深表歉意，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有一個副作用，這就是我們的翻譯與外語接觸少了，荒疏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偏向。現在正在恢復。
1971年和1972兩年間，我國新增建交國家達30多個，外交工作出現了嶄新局面。毛澤東聽取了周恩來針對外交新形勢的彙報，並在1971年10月曾先後就外事幹部的外語學習和外語幹部的培養作了重要指示。他說，做外事工作的幹部，60歲以下的都要學外語，60歲以上的自由學，60歲以下的強迫學。周恩來親自向外交部領導作了傳達。1971年11月，他又向國務院科教組和外交部傳達了毛澤東的另一個指示：英、法、俄、西、日、德和阿拉伯語這7個語種，學校要擴大容量。
周恩來還指示，外交部採取緊急措施，在3年內先後從全國外語院校1966至1969屆畢業生和1964年派出的留學生中選調一批外語學得好的，進外交部工作。
“沒有翻譯，辦不了外交”
周恩來說過，“翻譯是對外交往的橋樑，沒有翻譯，辦不了外交。”周恩來要求譯員們練好“三項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政策基本功。他提出要提高翻譯工作者的政治素質；第二是語言基本功，業務上要嚴格要求。他說，學外語的一條原則就是要苦練，每天練上幾個小時；第三是文化知識基本功。要學習國際知識、哲學、法律、中外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等等。
他從不把翻譯工作者僅僅看成是“傳聲筒”，而是把他們當作助手和參謀，是新中國外交幹部的重要來源。要求翻譯工作人員一定要結合外交業務，瞭解政策，熟悉情況。他具體指出，翻譯應該學習起草電報，寫發言稿，參加會談的各項準備工作。他認為，翻譯人員必須知彼知此，處在瞭解和熟悉對方情況的有利位置；翻譯必須熟悉我國的政策意圖，應會研究情況，瞭解所談問題的背景和來龍去脈，不僅瞭解一件事情的現狀，而且要瞭解它的歷史，瞭解雙方的不同立場和分歧的關鍵所在，知道解決問題的方案有哪幾種，最高方案是什麼，最低方案又是什麼，能對政策提出見解。只有這樣，才不至於抓不住要害，劃不清雙方立場的界線，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誤。他要求外交部的各級領導要讓翻譯人員參與外交檔的起草、討論和修改工作。他認為，譯員不參加形勢政策的討論，不瞭解時局和外交鬥爭狀況，就無法勝任工作。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如有重要對外談話或重要外交文件要對外發表，他就把翻譯人員召集起來，給他們介紹背景情況、政策考慮、主要內容，並解答他們提出的問題，讓譯員們事先吃透精神，做好準備。他要求對翻譯工作人員放寬限制，讓他們閱讀有關文電和資料。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 翻譯工作者得到信任，感到光榮，工作上兢兢業業，在承擔翻譯任務前仔細閱讀有關材料，進行認真準備，絕不敢掉以輕心、草率從事。
周恩來講話出口成章，思路和條理清晰、邏輯性強、用詞用句嚴密嚴謹。每次講話翻譯記錄下來，無須多加整理修飾，便是一篇好文章。但周恩來深知口語翻譯的困難，為了使翻譯能夠表達得準確完整，他總是有意識地長話分段說，讓翻譯人員能夠從容翻譯。“準確完整”是周恩來對翻譯工作的最基本業務要求，也是一個工作標杆。周恩來並不要求翻譯使用高深華麗的詞語，只要求語言通順易懂，準確到位，意思完整。
周恩來對翻譯要求很嚴格。在他為尼泊爾首相舉行的國宴上，冀朝鑄本來是為尼泊爾首相的隨從人員當翻譯，坐在最後一桌，但被臨時調派到第一桌，為周恩來總理祝酒致辭做翻譯。周恩來念了一段中文講稿，冀朝鑄念一段英文譯稿。然而，周恩來忽然脫稿，加了幾句即席講話，而冀朝鑄仍然照本宣科念事先準備好的英文譯稿，沒有翻譯周恩來的脫稿講話。周恩來當即發現，嚴肅地對冀朝鑄說：“不對，小冀你太緊張了。換一個翻譯吧。”於是冀朝鑄從第一桌又回到了最後一桌。但周恩來並沒有一竿子將人打“死”，第二天，在他接見外賓時，仍然要冀朝鑄當翻譯。吃一塹，長一智，冀朝鑄聚精會神地聽、譯總理的每一句話，再也不敢有任何鬆懈。
為了督促翻譯勤學習提高素質，周恩來經常利用會見外賓的間隙考問他們的知識面。有一次，他問一位譯員，在領海問題上有哪裡14個拉丁美洲國家正在同美國進行鬥爭？翻譯答不全。他就一一數出這十四國的名字，並列出另外7個尚未公開表態的國家國名。然後說：“一共是21個國家。今天的報紙上不是都登了嗎？你報紙也不看，地圖也不記，你的基本功就不夠。你們當翻譯的要下苦功夫把地圖背熟才行。毛主席學打仗，就是從中國地圖學起，是苦練出來的。”他當即指示外交部購買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外文書籍，供翻譯人員閱讀。他說：“即使一些反對我們的材料，翻譯也應閱讀，否則外國人講的譯員聽不懂，就無法翻譯和反駁。”
周恩來儘管不是專業學外語的，但他青年時有著去日本、法國、德國和蘇聯等多國留學和投身革命活動的經歷，交遊廣泛、見多識廣，一直有閱讀英文報紙的習慣，能聽能說日、法、英、俄等好幾種外語。尤其是法語、英語，聽和說水準都較高。1954年，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之後經過莫斯科，參加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舉辦的一個酒會，周恩來就是用英語致辭的。在會見外賓時，每當外賓講完後，不等翻譯翻完，他對大意已有掌握，同時，他仔細地聽翻譯，判斷表達上細微之處的奧妙差別。1972年，尼克森總統順利訪華簽署《中美聯合公報》，答謝宴會上，章含之在翻譯尼克森的致辭時翻譯錯了一個詞，尼克森當時說中美之間的距離很近，才1.7萬英里，章含之翻譯成“1700英里”,在場沒有一個中方人員聽得出來，只有周恩來抬起頭來，說：“含之，太近了點兒吧。”翻譯馬上作出更正。因此，他能夠對翻譯人員在字詞運用上有優劣判斷，能夠直接指導翻譯工作的業務提高。
周恩來要求翻譯有較寬知識面，關鍵時能夠做到肚子裡有貨，用得上，說得出。他常對翻譯說，翻譯不能只注意語言文字的表達，一定要擴大各方面的知識。1962 年，有位譯員第一次給總理當翻譯，當總理向外賓介紹趙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時，譯員翻不出來，周恩來專門解釋了“居士”的含義，並囑翻譯回去研究應該如何翻譯。事後，總理向有關領導談了對翻譯工作的意見，指出翻譯除提高語言水準外，一定要擴大知識面。為此，有關領導寫了一篇簡報，通報全體人員。有一個時期，總理在與外賓談話中經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經驗教訓。他常考問翻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何時開始的，“蘇台德地區”“綏靖主義”“閃電戰”“馬其諾防線”等的外文是什麼……為此，翻譯人員專門收編了二戰詞彙和背景知識，熟悉並牢記。
周恩來多次強調，翻譯領導人的講話必須準確完整。他說，“嚴複講的三條：信、達、雅，頭一條就是信。給領導人當翻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減，更不能妄加解釋和發揮。但對領導人說的明顯不當之處，翻譯也要加以及時變通，甚至糾正。”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派特使基辛格博士來訪，在歡迎美國人的講話稿上，周恩來使用的是“尊敬的美國客人”，翻譯沒有多想，順口翻譯成“尊敬的美國朋友”，周恩來親自審閱英文譯稿，發現錯誤並糾正起來。周恩來告誡翻譯，我們才打破封鎖，開始與美國交往，他們是客人，還稱不上是中國的朋友。雖然是一個稱呼，但要有分寸，分寸中體現了政治原則，不能馬虎！
周恩來講話總是胸有成竹，因此，他不是利用翻譯時間思考下一句或下一段的講話，每講完一段話後，他凝神傾聽翻譯如何表達他的話，一旦發現翻譯有錯漏——有時一字一詞的錯漏或改變了講話含義，意思會大不一樣，甚至南轅北轍，引發外交事件，所以，周恩來總能及時向翻譯指出，使他們能夠當場糾正、補救。尤其是對涉及重要外交政策的關鍵用語，他會對翻譯特別嚴格。在一次招待會上，周恩來致答辭，講了幾層意思。翻譯在翻譯時，他一邊聽，一邊掐著手指頭，等翻譯全部譯完後，周恩來就用右手食指點著左手掐著的幾個指頭問翻譯，“我剛才講的……那層意思，你翻了沒有啊？”翻譯員噢了一聲，趕忙把漏譯的部分對外國領導人補上。有時，他聽翻譯後會立即對某一關鍵用語譯法提出異議，要求翻譯改用另一個詞來更精准表達。翻譯有時吃不准，提出好幾個詞選擇，由總理來判定使用哪個詞比較合適。
周恩來與外賓談話，總有幾頁紙放在手邊，他經常一邊聽，一邊做記錄。會談結束後，如果談話內容重要，他會要求譯員整理簡報，以備報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翻譯記得並不全，怕漏掉重要內容，會想起總理做了筆記，就去找秘書借總理的筆記，只見幾頁紙上，清清楚楚地記著外賓談話的要點。借助總理的筆記，翻譯很快就寫出一份內容完整的簡報。
對筆譯外交聲明或檔時，周恩來總是一字一句把關。翻譯們常遇到一些關鍵的重要用語，對其政治含義和分寸掌握不住，也會通過秘書主動直接請示、請教周恩來總理。往往是在午夜或拂曉前，翻譯們就會接聽到總理秘書的電話，向他們傳達總理的相關意見和指示，使檔能夠最後定稿，確保檔政治品質。
對一些翻譯難點，周恩來總理會提前告知翻譯。1964年10月，赫魯雪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搞下臺。中共曾寄希望于蘇共新領導層能夠改弦易轍。但在周恩來率領黨政代表團出席紀念十月革命活動和蘇共新領導層接觸不歡而回後，認定他們仍在執行一條赫魯雪夫路線。周恩來遂決定約見在華部分使節，向他們闡述中共對蘇共新領導班子的看法。他在講話中準備使用成語“換湯不換藥”，以表達對蘇共新領導層的失望，這也是整個對外談話的“關鍵字”。如果譯得詞不達意，會讓聽者茫然，不知所云。周恩來就把譯員們召集起來，要求直譯這一成語，並向他們說明中醫藥中何謂湯，何謂藥。由於事先打了招呼，翻譯時很順利，大使們也都聽得很明白。
“別緊張，你也吃呀！”
周恩來非常關心翻譯的政治進步，關心他們的入黨問題，有的翻譯儘管表現優秀，但因有海外關係，一次又一次提出入黨申請，一次次政審通不過，一直不能入黨，經他過問後才入了黨。他也非常關心老翻譯工作者和子女的事業發展。1973 年7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一位翻譯給周恩來寫信反映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以“家庭社會關係複雜”為由，不予推薦其在農場勞動的女兒報考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情況，周恩來將來信批給外交部辦理，並作出批示指出：如果該同志的女兒確如信中所說，應請瀋陽軍區通知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推薦本人來北京補考。又告，這位元翻譯的情況，我知道一些，她曾多次做過我同外國朋友聚會時的譯員。他們夫婦的歷史不管如何，不應影響他們的子女。這是党的政策，應讓兵團同志懂得。
周恩來對翻譯做出的工作成績，也會及時當面肯定，鼓勵他們工作更進步。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周恩來率團出訪亞非14國。此次出訪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64年3月30日、31日，他在回國後在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5次、116次會議和國務院第142次、143次全體會議聯席會議上作了《關於訪問十四國的報告》，特地提到擔任翻譯工作同志的功勞，對隨訪翻譯齊宗華、冀朝鑄、範承祚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說，“這次訪問如果沒有他們當翻譯，就很困難。”並說；翻譯工作是最有政治發展前途的工作。沒有政治上的發展是不行的，應該培養廣大的翻譯，現在翻譯太少，跟我們的國家大不相稱，七億人口才這麼幾個翻譯，我想起來就難過。
周恩來對翻譯的關懷從政治思想直至生活細節，可謂無微不至。一位翻譯婚後數年仍無兒女，總理親自囑咐吳階平大夫為他診斷，經過治療，他的愛人懷了孕，後來還生了第二胎。周恩來在接見外賓時，每次都提前到達接待地點。在外賓到達前的間歇時間裡，總理聽取陪見人員的彙報，和翻譯交談。在出國訪問下榻國賓館時，總理與警衛、秘書、翻譯等工作人員一起進餐，席間無拘束地交談。在汽車裡有時只有一名翻譯和警衛陪同，總理常與他們談觀感，拉家常，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周恩來率團訪問非洲時，某些國家還是封建專制的體制，視翻譯人員為家丁傭人，雙方領導人會談和宴請時，雙方翻譯沒有席位，只能站在領導人後面或旁邊，躬著身子哈著腰翻譯，也不給吃喝。非洲天氣炎熱乾燥，翻譯們口乾舌燥，饑腸轆轆，全神貫注承擔著緊張繁重的腦力工作，還要付出體力硬撐在那兒。周恩來看在眼裡很不舒服，對外交部隨行禮賓官員說，這很不公道。當即指示去與接待國提出交涉，建議對方尊重我方習慣，在會談和宴請時，安排我方譯員坐在他的身旁，讓譯員有吃有喝。對方接受了建議，按周恩來的意願做了相應安排。那次出訪回來，周恩來向外交部下達指示，在安排領導人會見和宴請外國客人時，或者我國領導人出訪時，都要給翻譯安排座位，要保證他們吃上飯，喝上水。後來，為了尊重我方翻譯人員，提高我方翻譯地位，避免與訪問國交涉而引起摩擦和矛盾，周恩來指示我國領導人出訪時，一律把翻譯工作人員納入代表團成員名單，給予翻譯工作者正式官員身份。
周恩來還在實踐中選拔人才，對好苗子重點培養。他和陳毅外長經常出席亞非拉國家的國慶招待會。有一次，陳毅外長致辭，英文翻譯稿讓施燕華念。她念完後，總理就對翻譯冀朝鑄說：“這個女孩子發音、念稿子還不錯，就是語調平淡了一點兒。你們好好輔導她。”
柯賢偉1955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1955年9月，緬甸政府派出一個高規格的佛教代表團，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設宴招待緬甸佛教代表團和緬甸文化代表團，給緬甸貴賓很高的禮遇。總理親切地和客人一一握手問候，柯賢偉為總理做緬甸語翻譯，一一翻譯介紹客人。介紹完，沒有想到，總理也伸出手來跟柯賢偉握手，還問柯賢偉在哪裡學的緬甸語。得知是在北京大學的，總理會意地點了點頭。在這次晚宴上，柯賢偉還見到陳毅副總理，李濟深、彭真副委員長。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就坐在柯賢偉身旁，習仲勳深得周恩來的工作作風，兩次給忙於翻譯的柯賢偉夾菜，說：“你不能光說話，還得吃啊！”
1957年金秋，我國在北京等十大城市舉辦“亞洲電影周”，緬甸等14個亞洲國家的電影代表團也應邀參加了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活動。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宴會廳舉行盛大酒會，招待參加“亞洲電影周”的各國代表團。緬甸代表團受到各代表團的推薦，代表他們致祝酒詞，盛讚中國 各項建設成就，並感謝中國為成功舉辦這次電影周作出的貢獻。柯賢偉即席翻譯時，周恩來在主席臺上頻頻點頭，既是對緬甸代表團團長講話的肯定，也是對翻譯工作的充分肯定。
要求革命和學習兩不誤，每天都要安排一定的時間，組織外語學習和訓練，切實保證這批學生每天能有三小時的外語學習時間。當中央國家機關大批人員下放“五七幹校”後，周恩來又適時地指示外交部對下放“五七幹校”的外語和翻譯幹部要加強管理。他要求外交部牽頭，把分散在各地“五七幹校”的中央國家機關的外語和翻譯幹部集中起來，集中到一個“五七幹校”，讓他們半天學習，半天勞動。他還指名道姓地問及一位老翻譯的境況，指出，只要他們說清了自己的問題，就應“解放”，酌情使用。在周恩來的關照和保護下，那些陷入困境的翻譯工作者很快得到了解脫，回到外交翻譯工作崗位。這批同志經過多年多層次的培養鍛煉，絕大多數後來都已成為外交戰線的高級外交官或高級翻譯，成為新中國外交事業的棟樑之材。
進入20世紀70年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如加拿大、義大利先後與我國建交。周恩來預見我國外交工作將有新的突破和大發展，1970年11月6日－9日，他就外語教學問題4次接見北京外國語學院負責人，提出：外語教學業務不能丟掉，目前首先要從教師進修抓起，進行短期培訓提高；要好好看看過去的英語教材，按照外語教學規律，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改進。現在對外的口頭和文字上的宣傳，同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影響，實在相差得太遠了。他指示北京外國語學院應恢復招生，以便加速培養外交翻譯。
1970年11月25日，周恩來同外交部、對外貿易部、對外經濟聯絡部、中央聯絡部及有關新聞單位負責人座談，商討最近一個時期的外交、外貿和對外宣傳工作。會上，他專門對培養翻譯人員隊伍問題提出要求。他說，一是使用現有翻譯力量，包括“五七幹校”的後備力量；二是改教材、編課本，搞好師資進修；三是招新生。翻譯人員知識要廣泛，業務要進修。
1970年12月14日，他會見由智利瓦爾帕萊索市智中文化協會主席、社會黨中央委員、眾議員安東尼奧·塔沃拉裡率領的智中文化協會代表團時，對有關部門此次及過去工作安排中由於外語水準低導致一些問題，向客人作自我批評，並向阿連德總統、智利外長和代表團成員深表歉意，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有一個副作用，這就是我們的翻譯與外語接觸少了，荒疏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偏向。現在正在恢復。
1971年和1972兩年間，我國新增建交國家達30多個，外交工作出現了嶄新局面。毛澤東聽取了周恩來針對外交新形勢的彙報，並在1971年10月曾先後就外事幹部的外語學習和外語幹部的培養作了重要指示。他說，做外事工作的幹部，60歲以下的都要學外語，60歲以上的自由學，60歲以下的強迫學。周恩來親自向外交部領導作了傳達。1971年11月，他又向國務院科教組和外交部傳達了毛澤東的另一個指示：英、法、俄、西、日、德和阿拉伯語這7個語種，學校要擴大容量。
周恩來還指示，外交部採取緊急措施，在3年內先後從全國外語院校1966至1969屆畢業生和1964年派出的留學生中選調一批外語學得好的，進外交部工作。
“沒有翻譯，辦不了外交”
周恩來說過，“翻譯是對外交往的橋樑，沒有翻譯，辦不了外交。”周恩來要求譯員們練好“三項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政策基本功。他提出要提高翻譯工作者的政治素質；第二是語言基本功，業務上要嚴格要求。他說，學外語的一條原則就是要苦練，每天練上幾個小時；第三是文化知識基本功。要學習國際知識、哲學、法律、中外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等等。
他從不把翻譯工作者僅僅看成是“傳聲筒”，而是把他們當作助手和參謀，是新中國外交幹部的重要來源。要求翻譯工作人員一定要結合外交業務，瞭解政策，熟悉情況。他具體指出，翻譯應該學習起草電報，寫發言稿，參加會談的各項準備工作。他認為，翻譯人員必須知彼知此，處在瞭解和熟悉對方情況的有利位置；翻譯必須熟悉我國的政策意圖，應會研究情況，瞭解所談問題的背景和來龍去脈，不僅瞭解一件事情的現狀，而且要瞭解它的歷史，瞭解雙方的不同立場和分歧的關鍵所在，知道解決問題的方案有哪幾種，最高方案是什麼，最低方案又是什麼，能對政策提出見解。只有這樣，才不至於抓不住要害，劃不清雙方立場的界線，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誤。他要求外交部的各級領導要讓翻譯人員參與外交檔的起草、討論和修改工作。他認為，譯員不參加形勢政策的討論，不瞭解時局和外交鬥爭狀況，就無法勝任工作。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如有重要對外談話或重要外交文件要對外發表，他就把翻譯人員召集起來，給他們介紹背景情況、政策考慮、主要內容，並解答他們提出的問題，讓譯員們事先吃透精神，做好準備。他要求對翻譯工作人員放寬限制，讓他們閱讀有關文電和資料。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 翻譯工作者得到信任，感到光榮，工作上兢兢業業，在承擔翻譯任務前仔細閱讀有關材料，進行認真準備，絕不敢掉以輕心、草率從事。
周恩來講話出口成章，思路和條理清晰、邏輯性強、用詞用句嚴密嚴謹。每次講話翻譯記錄下來，無須多加整理修飾，便是一篇好文章。但周恩來深知口語翻譯的困難，為了使翻譯能夠表達得準確完整，他總是有意識地長話分段說，讓翻譯人員能夠從容翻譯。“準確完整”是周恩來對翻譯工作的最基本業務要求，也是一個工作標杆。周恩來並不要求翻譯使用高深華麗的詞語，只要求語言通順易懂，準確到位，意思完整。
周恩來對翻譯要求很嚴格。在他為尼泊爾首相舉行的國宴上，冀朝鑄本來是為尼泊爾首相的隨從人員當翻譯，坐在最後一桌，但被臨時調派到第一桌，為周恩來總理祝酒致辭做翻譯。周恩來念了一段中文講稿，冀朝鑄念一段英文譯稿。然而，周恩來忽然脫稿，加了幾句即席講話，而冀朝鑄仍然照本宣科念事先準備好的英文譯稿，沒有翻譯周恩來的脫稿講話。周恩來當即發現，嚴肅地對冀朝鑄說：“不對，小冀你太緊張了。換一個翻譯吧。”於是冀朝鑄從第一桌又回到了最後一桌。但周恩來並沒有一竿子將人打“死”，第二天，在他接見外賓時，仍然要冀朝鑄當翻譯。吃一塹，長一智，冀朝鑄聚精會神地聽、譯總理的每一句話，再也不敢有任何鬆懈。
為了督促翻譯勤學習提高素質，周恩來經常利用會見外賓的間隙考問他們的知識面。有一次，他問一位譯員，在領海問題上有哪裡14個拉丁美洲國家正在同美國進行鬥爭？翻譯答不全。他就一一數出這十四國的名字，並列出另外7個尚未公開表態的國家國名。然後說：“一共是21個國家。今天的報紙上不是都登了嗎？你報紙也不看，地圖也不記，你的基本功就不夠。你們當翻譯的要下苦功夫把地圖背熟才行。毛主席學打仗，就是從中國地圖學起，是苦練出來的。”他當即指示外交部購買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外文書籍，供翻譯人員閱讀。他說：“即使一些反對我們的材料，翻譯也應閱讀，否則外國人講的譯員聽不懂，就無法翻譯和反駁。”
周恩來儘管不是專業學外語的，但他青年時有著去日本、法國、德國和蘇聯等多國留學和投身革命活動的經歷，交遊廣泛、見多識廣，一直有閱讀英文報紙的習慣，能聽能說日、法、英、俄等好幾種外語。尤其是法語、英語，聽和說水準都較高。1954年，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之後經過莫斯科，參加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舉辦的一個酒會，周恩來就是用英語致辭的。在會見外賓時，每當外賓講完後，不等翻譯翻完，他對大意已有掌握，同時，他仔細地聽翻譯，判斷表達上細微之處的奧妙差別。1972年，尼克森總統順利訪華簽署《中美聯合公報》，答謝宴會上，章含之在翻譯尼克森的致辭時翻譯錯了一個詞，尼克森當時說中美之間的距離很近，才1.7萬英里，章含之翻譯成“1700英里”,在場沒有一個中方人員聽得出來，只有周恩來抬起頭來，說：“含之，太近了點兒吧。”翻譯馬上作出更正。因此，他能夠對翻譯人員在字詞運用上有優劣判斷，能夠直接指導翻譯工作的業務提高。
周恩來要求翻譯有較寬知識面，關鍵時能夠做到肚子裡有貨，用得上，說得出。他常對翻譯說，翻譯不能只注意語言文字的表達，一定要擴大各方面的知識。1962 年，有位譯員第一次給總理當翻譯，當總理向外賓介紹趙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時，譯員翻不出來，周恩來專門解釋了“居士”的含義，並囑翻譯回去研究應該如何翻譯。事後，總理向有關領導談了對翻譯工作的意見，指出翻譯除提高語言水準外，一定要擴大知識面。為此，有關領導寫了一篇簡報，通報全體人員。有一個時期，總理在與外賓談話中經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經驗教訓。他常考問翻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何時開始的，“蘇台德地區”“綏靖主義”“閃電戰”“馬其諾防線”等的外文是什麼……為此，翻譯人員專門收編了二戰詞彙和背景知識，熟悉並牢記。
周恩來多次強調，翻譯領導人的講話必須準確完整。他說，“嚴複講的三條：信、達、雅，頭一條就是信。給領導人當翻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減，更不能妄加解釋和發揮。但對領導人說的明顯不當之處，翻譯也要加以及時變通，甚至糾正。”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派特使基辛格博士來訪，在歡迎美國人的講話稿上，周恩來使用的是“尊敬的美國客人”，翻譯沒有多想，順口翻譯成“尊敬的美國朋友”，周恩來親自審閱英文譯稿，發現錯誤並糾正起來。周恩來告誡翻譯，我們才打破封鎖，開始與美國交往，他們是客人，還稱不上是中國的朋友。雖然是一個稱呼，但要有分寸，分寸中體現了政治原則，不能馬虎！
周恩來講話總是胸有成竹，因此，他不是利用翻譯時間思考下一句或下一段的講話，每講完一段話後，他凝神傾聽翻譯如何表達他的話，一旦發現翻譯有錯漏——有時一字一詞的錯漏或改變了講話含義，意思會大不一樣，甚至南轅北轍，引發外交事件，所以，周恩來總能及時向翻譯指出，使他們能夠當場糾正、補救。尤其是對涉及重要外交政策的關鍵用語，他會對翻譯特別嚴格。在一次招待會上，周恩來致答辭，講了幾層意思。翻譯在翻譯時，他一邊聽，一邊掐著手指頭，等翻譯全部譯完後，周恩來就用右手食指點著左手掐著的幾個指頭問翻譯，“我剛才講的……那層意思，你翻了沒有啊？”翻譯員噢了一聲，趕忙把漏譯的部分對外國領導人補上。有時，他聽翻譯後會立即對某一關鍵用語譯法提出異議，要求翻譯改用另一個詞來更精准表達。翻譯有時吃不准，提出好幾個詞選擇，由總理來判定使用哪個詞比較合適。
周恩來與外賓談話，總有幾頁紙放在手邊，他經常一邊聽，一邊做記錄。會談結束後，如果談話內容重要，他會要求譯員整理簡報，以備報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翻譯記得並不全，怕漏掉重要內容，會想起總理做了筆記，就去找秘書借總理的筆記，只見幾頁紙上，清清楚楚地記著外賓談話的要點。借助總理的筆記，翻譯很快就寫出一份內容完整的簡報。
對筆譯外交聲明或檔時，周恩來總是一字一句把關。翻譯們常遇到一些關鍵的重要用語，對其政治含義和分寸掌握不住，也會通過秘書主動直接請示、請教周恩來總理。往往是在午夜或拂曉前，翻譯們就會接聽到總理秘書的電話，向他們傳達總理的相關意見和指示，使檔能夠最後定稿，確保檔政治品質。
對一些翻譯難點，周恩來總理會提前告知翻譯。1964年10月，赫魯雪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搞下臺。中共曾寄希望于蘇共新領導層能夠改弦易轍。但在周恩來率領黨政代表團出席紀念十月革命活動和蘇共新領導層接觸不歡而回後，認定他們仍在執行一條赫魯雪夫路線。周恩來遂決定約見在華部分使節，向他們闡述中共對蘇共新領導班子的看法。他在講話中準備使用成語“換湯不換藥”，以表達對蘇共新領導層的失望，這也是整個對外談話的“關鍵字”。如果譯得詞不達意，會讓聽者茫然，不知所云。周恩來就把譯員們召集起來，要求直譯這一成語，並向他們說明中醫藥中何謂湯，何謂藥。由於事先打了招呼，翻譯時很順利，大使們也都聽得很明白。
“別緊張，你也吃呀！”
周恩來非常關心翻譯的政治進步，關心他們的入黨問題，有的翻譯儘管表現優秀，但因有海外關係，一次又一次提出入黨申請，一次次政審通不過，一直不能入黨，經他過問後才入了黨。他也非常關心老翻譯工作者和子女的事業發展。1973 年7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一位翻譯給周恩來寫信反映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以“家庭社會關係複雜”為由，不予推薦其在農場勞動的女兒報考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情況，周恩來將來信批給外交部辦理，並作出批示指出：如果該同志的女兒確如信中所說，應請瀋陽軍區通知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推薦本人來北京補考。又告，這位元翻譯的情況，我知道一些，她曾多次做過我同外國朋友聚會時的譯員。他們夫婦的歷史不管如何，不應影響他們的子女。這是党的政策，應讓兵團同志懂得。
周恩來對翻譯做出的工作成績，也會及時當面肯定，鼓勵他們工作更進步。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周恩來率團出訪亞非14國。此次出訪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64年3月30日、31日，他在回國後在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5次、116次會議和國務院第142次、143次全體會議聯席會議上作了《關於訪問十四國的報告》，特地提到擔任翻譯工作同志的功勞，對隨訪翻譯齊宗華、冀朝鑄、範承祚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說，“這次訪問如果沒有他們當翻譯，就很困難。”並說；翻譯工作是最有政治發展前途的工作。沒有政治上的發展是不行的，應該培養廣大的翻譯，現在翻譯太少，跟我們的國家大不相稱，七億人口才這麼幾個翻譯，我想起來就難過。
周恩來對翻譯的關懷從政治思想直至生活細節，可謂無微不至。一位翻譯婚後數年仍無兒女，總理親自囑咐吳階平大夫為他診斷，經過治療，他的愛人懷了孕，後來還生了第二胎。周恩來在接見外賓時，每次都提前到達接待地點。在外賓到達前的間歇時間裡，總理聽取陪見人員的彙報，和翻譯交談。在出國訪問下榻國賓館時，總理與警衛、秘書、翻譯等工作人員一起進餐，席間無拘束地交談。在汽車裡有時只有一名翻譯和警衛陪同，總理常與他們談觀感，拉家常，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周恩來率團訪問非洲時，某些國家還是封建專制的體制，視翻譯人員為家丁傭人，雙方領導人會談和宴請時，雙方翻譯沒有席位，只能站在領導人後面或旁邊，躬著身子哈著腰翻譯，也不給吃喝。非洲天氣炎熱乾燥，翻譯們口乾舌燥，饑腸轆轆，全神貫注承擔著緊張繁重的腦力工作，還要付出體力硬撐在那兒。周恩來看在眼裡很不舒服，對外交部隨行禮賓官員說，這很不公道。當即指示去與接待國提出交涉，建議對方尊重我方習慣，在會談和宴請時，安排我方譯員坐在他的身旁，讓譯員有吃有喝。對方接受了建議，按周恩來的意願做了相應安排。那次出訪回來，周恩來向外交部下達指示，在安排領導人會見和宴請外國客人時，或者我國領導人出訪時，都要給翻譯安排座位，要保證他們吃上飯，喝上水。後來，為了尊重我方翻譯人員，提高我方翻譯地位，避免與訪問國交涉而引起摩擦和矛盾，周恩來指示我國領導人出訪時，一律把翻譯工作人員納入代表團成員名單，給予翻譯工作者正式官員身份。
周恩來還在實踐中選拔人才，對好苗子重點培養。他和陳毅外長經常出席亞非拉國家的國慶招待會。有一次，陳毅外長致辭，英文翻譯稿讓施燕華念。她念完後，總理就對翻譯冀朝鑄說：“這個女孩子發音、念稿子還不錯，就是語調平淡了一點兒。你們好好輔導她。”
柯賢偉1955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1955年9月，緬甸政府派出一個高規格的佛教代表團，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設宴招待緬甸佛教代表團和緬甸文化代表團，給緬甸貴賓很高的禮遇。總理親切地和客人一一握手問候，柯賢偉為總理做緬甸語翻譯，一一翻譯介紹客人。介紹完，沒有想到，總理也伸出手來跟柯賢偉握手，還問柯賢偉在哪裡學的緬甸語。得知是在北京大學的，總理會意地點了點頭。在這次晚宴上，柯賢偉還見到陳毅副總理，李濟深、彭真副委員長。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就坐在柯賢偉身旁，習仲勳深得周恩來的工作作風，兩次給忙於翻譯的柯賢偉夾菜，說：“你不能光說話，還得吃啊！”
1957年金秋，我國在北京等十大城市舉辦“亞洲電影周”，緬甸等14個亞洲國家的電影代表團也應邀參加了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活動。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宴會廳舉行盛大酒會，招待參加“亞洲電影周”的各國代表團。緬甸代表團受到各代表團的推薦，代表他們致祝酒詞，盛讚中國 各項建設成就，並感謝中國為成功舉辦這次電影周作出的貢獻。柯賢偉即席翻譯時，周恩來在主席臺上頻頻點頭，既是對緬甸代表團團長講話的肯定，也是對翻譯工作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