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為西涼軍人出身， 長期駐守西部邊區， 社會背景相對簡單， 由此形成了暴躁和單純的性格， 但長期以來備受冷落， 一直沒有機會到中央發展， 後受大將軍何進密詔進京“共商國是”。 到京後， 形勢錯綜複雜， 各種機緣巧合， 使得董卓進入權力中樞。
初涉政壇便入“圍城”， 各種事情紛至遝來， 各樣事務千頭萬緒， 面對如此狀況， 頗有自知之明的董卓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不但文化素質較差， 還是人生地不熟的外來漢。 因此， 他極其盼望內地文人集團的理解和支持。 董卓明白， 經過黃巾暴動和宦官專權的折騰， 東漢王朝已經元氣大傷， 不能再受任何“刺激”， 穩定壓倒一切。 但維護社會穩定不能靠槍桿子， 而要靠“文力”， 這就需要文人集團的鼎力加盟， 需要他們為自己指點迷津、出謀劃策， 如此一來， 國家就會走入正軌， 大漢王朝的“中興”也就指日可待了。
帶著這樣的認識，
第一把火燒得很猛。 董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廢掉了當朝皇帝漢少帝， 改立陳留王劉協為獻帝。 理由是少帝軟弱無能、形象欠佳， 而劉協口齒清楚、年少有為，
第二把火燒得很旺。 在“擢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總方針的指引下， 董卓首先為“黨錮之禍”中受到“迫害”的部分人平反， 然後大規模提拔錄用有名望的文人， 在士大夫中頗有人氣的蔡邕、許靖、韓馥、周毖等人皆受到重用。 董卓此舉， 有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讓文人充分參與政治、管理國家， 以求在“重拾人心”的基礎上提高行政效率和加強中央權力。
第三把火燒得很大。 董卓明白， 東漢王朝存在著兩大“致命性”問題， 即地方權力過大和軍隊飛揚跋扈， 兩者又往往交織在一起。 針對這種情況， 董卓搞起了“兩手抓”。 一方面， 加強中央集權、控制地方大族， 為此， 除了提拔人才充實中央外， 還運用“定位安插”和“調虎離山”等手段， 企圖限制地方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 注意文武官員的相對平衡與相互制約， 為此， 董卓對部下多有約束和節制， 於是， 出現“卓所親愛， 並不處顯職， 但將校而已”的現象就不足為怪了。
董卓的維穩“三把火”， 旗幟很鮮明， 想法很誘人， 足以表明董卓復興國家的決心， 他也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而青史留名。 但不幸的是， 董卓沒有控制和調節火勢的能力。
第一把火， 他把自己放到了火上。 畢竟， 董卓不但是軍人， 還是外人， 更是粗人， 這決定了他欠缺擁立新帝的“資格”， 違背了當時的文化主流理念和政治潛規則， 如此， 必然遭到別有用心或不明真相之人的抵觸和惡評， 使他處於大逆不道的危險境地。
第二把火，他把自己烤傷了。通過平反冤案和提拔人才，缺乏正統合法性的董卓給人留下了沽名釣譽的印象，這極不利於他進一步開展工作。同時，更有一些人利用董卓的這種心理，假意效忠、渾水摸魚，趁機“跑官”、“騙官”，這無疑擾亂了正常的行政秩序，使真正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寒心不已。
第三把火，他把自己烤焦了。現實是殘酷的，當時的中央幾乎名存實亡，地方勢力坐大已成鐵的事實，在這樣的現實中，露骨地加強中央集權無疑會觸動地方勢力的敏感神經，會使董卓成為他們的眾矢之的，而豪強們也正是以討伐董卓為幌子，借機招兵買馬，進一步壯大自身實力的。同時，由於對軍人的制約性防範，董卓失去了軍隊的廣泛支持，甚至造成了西涼軍事集團的離心。
“穩定壓倒一切”能束縛手腳、遮蔽視線，使董卓變得功利性十足，對文人依賴性過大，以至於過分相信文人、在乎文人，“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因此，他處處受到文人集團的牽制，董最後被官僚士大夫“設計殺死”就說明了這一點。可以說，董卓為政的失敗，主要在於他過分依靠官僚士大夫來推動中央行政的運作，高估了他們加強集權的能量，低估了他們藩屏皇權的作用，而自己又拿不出切實有效的可行性措施。
董卓死後，中國進入全面內亂的時代，而“董卓新政”——東漢王朝最後的一次復興機會亦被廉價消費掉了，惜乎？悲哉！實際上，東漢“復興”不是不需要穩定，更不是不需要能夠穩定的人，而是不需要董卓這樣的人那樣去“維穩”。這不僅是董卓的悲劇，更是國家的悲哀。
後來的曹操就聰明多了，他汲取了董卓失敗的教訓，懂得文人不一定是能人，能人不一定是忠臣，即使是忠臣，也有忠於朝廷和忠於自己之分。基於此，曹操對於人才非常注意“細分”，能做到唯才是用、唯才是舉；對忠臣也注意分清“類別”：忠於朝廷的嚴厲打擊，忠於自己的大力提拔，建立真正屬於自己的“人才網路”。
同時，曹操還在漢朝中央之外另立權力中心，如此，既可防止忠於朝廷的人物“暗中操作”，又可為自己的家業不斷“增磚添瓦”，亦能給手下人帶來希望。曹操通過“嚴厲鎮壓”和“全面架空”，把皇權緊緊地抓到了自己手中，完成了董卓的未競之業，為曹丕最終廢漢自立鋪平了道路。
使他處於大逆不道的危險境地。第二把火，他把自己烤傷了。通過平反冤案和提拔人才，缺乏正統合法性的董卓給人留下了沽名釣譽的印象，這極不利於他進一步開展工作。同時，更有一些人利用董卓的這種心理，假意效忠、渾水摸魚，趁機“跑官”、“騙官”，這無疑擾亂了正常的行政秩序，使真正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寒心不已。
第三把火，他把自己烤焦了。現實是殘酷的，當時的中央幾乎名存實亡，地方勢力坐大已成鐵的事實，在這樣的現實中，露骨地加強中央集權無疑會觸動地方勢力的敏感神經，會使董卓成為他們的眾矢之的，而豪強們也正是以討伐董卓為幌子，借機招兵買馬，進一步壯大自身實力的。同時，由於對軍人的制約性防範，董卓失去了軍隊的廣泛支持，甚至造成了西涼軍事集團的離心。
“穩定壓倒一切”能束縛手腳、遮蔽視線，使董卓變得功利性十足，對文人依賴性過大，以至於過分相信文人、在乎文人，“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因此，他處處受到文人集團的牽制，董最後被官僚士大夫“設計殺死”就說明了這一點。可以說，董卓為政的失敗，主要在於他過分依靠官僚士大夫來推動中央行政的運作，高估了他們加強集權的能量，低估了他們藩屏皇權的作用，而自己又拿不出切實有效的可行性措施。
董卓死後，中國進入全面內亂的時代，而“董卓新政”——東漢王朝最後的一次復興機會亦被廉價消費掉了，惜乎？悲哉！實際上，東漢“復興”不是不需要穩定，更不是不需要能夠穩定的人，而是不需要董卓這樣的人那樣去“維穩”。這不僅是董卓的悲劇，更是國家的悲哀。
後來的曹操就聰明多了，他汲取了董卓失敗的教訓，懂得文人不一定是能人，能人不一定是忠臣，即使是忠臣，也有忠於朝廷和忠於自己之分。基於此，曹操對於人才非常注意“細分”，能做到唯才是用、唯才是舉；對忠臣也注意分清“類別”：忠於朝廷的嚴厲打擊，忠於自己的大力提拔，建立真正屬於自己的“人才網路”。
同時，曹操還在漢朝中央之外另立權力中心，如此，既可防止忠於朝廷的人物“暗中操作”，又可為自己的家業不斷“增磚添瓦”，亦能給手下人帶來希望。曹操通過“嚴厲鎮壓”和“全面架空”，把皇權緊緊地抓到了自己手中，完成了董卓的未競之業，為曹丕最終廢漢自立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