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書封禪組合在一起， 變成了一個特定的複合詞， 專指十一世紀初北宋真宗年間的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政治儀軌和典禮的組合拳。
歷史上對其評價一直不高。 脫脫主持編撰的《宋史》指出：
真宗英悟之主。 其初踐位， 相臣李沆慮其聰明， 必多作為， 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 蓋有所見也。 及澶洲既盟， 封禪事作， 祥瑞遝臻， 天書屢降， 導迎奠安， 一國君臣如病狂然， 籲， 可怪也。
明太祖朱元璋在《明太祖寶訓》中說：
真宗亦號賢君， 初相李沆， 日聞災異， 其心猶存警惕， 厥後澶淵郎盟， 大臣首啟天書以侈其心， 群臣曲意迎合，
明末思想家李贄說：
堂堂君臣， 為此魑魅魍魎之事， 可笑， 可歎！
蔡東藩在《宋史演義》中也罵得痛快淋漓：
王欽若乃以孤注之言， 肆其讒間， 木朽蟲生， 仍由真宗膽怯之所致耳。 迨至天書下降， 舉國若狂， 欺人欺天， 不值一笑。
（宋真宗趙恒， 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 宋朝第三位皇帝， 宋太宗第三子）
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甚至有一篇《十一世紀初的天書封禪運動》一文， 最終更歸結為：
十一世紀初的天書封禪運動居然會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重演， 其原因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天書封禪）
但是十一世紀初的天書封禪運動真的是一場鬧劇嗎？宋真宗、王欽若就是因為腦殘抽風才欺天欺人， 造成舉國若病狂然嗎？
如果我們深入考察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人們的精神世界， 事情恐怕不這麼簡單。
評價天書封禪的史家都不能回避其直接的原因：澶淵之盟。
（澶淵之盟）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秋， 蕭太后與遼聖宗親率大軍南下， 深入宋境。 因宰相寇准的力勸， 宋真宗至澶州督戰。 宋軍堅守遼軍背後的城鎮， 又在澶州城下射殺遼將蕭撻覽（一作凜）。 遼由於自身原因， 很早就通過降遼舊將王繼忠與北宋朝廷暗通關節。 宋真宗也贊同議和， 派曹利用前往遼營談判， 於該年十二月間（1005年1月）與遼訂立和約， 規定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 因澶州在宋朝亦稱澶淵郡， 故史稱“澶淵之盟”。
蔣複璁認為宋遼澶淵之盟
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
黃仁宇先生也指出：
所以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 表示這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但是因為澶淵之盟是史無前例的兩個平等主體之間的條約，
在當時的國際關係框架下沒有一個更高的約束規則，
所以對宋遼雙方來說，
澶淵之盟是為賭咒發誓的方式訂立盟約的。
宋朝方面在盟書中寫道：
質於天地神祇， 告於宗廟社稷， 子孫共守， 傳之無窮。 有渝此盟， 不克享國。 昭昭天監， 共當殛之！
契丹（遼）一方也寫道；
孤雖不才， 敢遵誓約。 有渝此盟， 神明殛之。
（契丹文字銀牌）
這種盟誓的方式，潛藏的意蘊是存在雙方共同認同的天神地祇，那麼在宗教層面進行文化競爭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
在儒家話語主導的史書體系中，王欽若是一個奸佞，他的初衷是為了貶低寇准在澶淵之盟中的功績，所以出於妒意給寇准下眼藥，一是說寇准主張真宗親征是“孤注一擲”；二是貶低澶淵之盟是“城下之盟”，因而主張
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夷，誇示外國。
但根據司馬光的《涑水紀聞》卻記載了王欽若另外一種表達：
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
所謂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在契丹史料中有旁證，遼朝的皇帝稱天、皇后稱地，每年祭天儀式數量驚人，在狩獵的時候無論是獵獲飛禽走獸，還是獵物自行墜地，契丹人都稱之為天賜。
《宋史 ·真宗紀》的贊這麼評論：
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
（遼國的印刷佛經）
（佛教在契丹十分興盛）
契丹（遼）一方面崇拜天（神），一方面禮敬佛教，而在宋朝，真宗君臣對佛教則有不同的態度。
景德四年（1007）臣僚上奏要求禁止“蠹害國政”的佛教，宋真宗一方面表示“佛教使人遷善，誠有其益，安可禁之？”，一方面指出“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
同年三月真宗在與臣僚討論龍門石窟修葺事宜的時候又指出：
軍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滋甚。
不以國家財政去奉外教（指佛教），而用來促使道教興盛，這是宋朝皇室從沙陀軍事集團代理人變身華夏共主這一歷史潛流中的重要影響因數，也是構建天水一族國家民族想像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宋真宗、王欽若君臣大概率並不是傳統認為的所謂昏君奸臣。
（天書觀遺址，在今山東泰安，傳為宋真宗時降下天書之處）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忽視當時民眾精神世界的層面和接受資訊的水準——即使契丹（遼）的高層心裡門清宋朝方面只是神道設教，但不排除大量的中低層遼國軍民會因此覺得南朝皇帝受命于天，這種精神戰、心理戰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宋真宗去世時，遼朝大臣集會致哀，鹹曰：
與朝廷和好年深，蓍漢互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爭。
這其中原因多樣，但與南朝的文化競爭也不無關係。
天書封禪這一場規模浩大的“國家造神運動”，固然侈糜費財，也有悖於儒家理性層面的原則，但究其實質，乃是真宗君臣被宋遼和戰刺激起來的民族主義意識和宗教、文化層面對北族進行分庭抗禮策略的結合，事實上在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受眾精神世界的質素水準下也確實有一定效果，竊以為不能以簡單粗暴的欺天欺人、可笑可歎來評價。
（契丹文字銀牌）
這種盟誓的方式，潛藏的意蘊是存在雙方共同認同的天神地祇，那麼在宗教層面進行文化競爭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
在儒家話語主導的史書體系中，王欽若是一個奸佞，他的初衷是為了貶低寇准在澶淵之盟中的功績，所以出於妒意給寇准下眼藥，一是說寇准主張真宗親征是“孤注一擲”；二是貶低澶淵之盟是“城下之盟”，因而主張
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夷，誇示外國。
但根據司馬光的《涑水紀聞》卻記載了王欽若另外一種表達：
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
所謂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在契丹史料中有旁證，遼朝的皇帝稱天、皇后稱地，每年祭天儀式數量驚人，在狩獵的時候無論是獵獲飛禽走獸，還是獵物自行墜地，契丹人都稱之為天賜。
《宋史 ·真宗紀》的贊這麼評論：
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
（遼國的印刷佛經）
（佛教在契丹十分興盛）
契丹（遼）一方面崇拜天（神），一方面禮敬佛教，而在宋朝，真宗君臣對佛教則有不同的態度。
景德四年（1007）臣僚上奏要求禁止“蠹害國政”的佛教，宋真宗一方面表示“佛教使人遷善，誠有其益，安可禁之？”，一方面指出“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
同年三月真宗在與臣僚討論龍門石窟修葺事宜的時候又指出：
軍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滋甚。
不以國家財政去奉外教（指佛教），而用來促使道教興盛，這是宋朝皇室從沙陀軍事集團代理人變身華夏共主這一歷史潛流中的重要影響因數，也是構建天水一族國家民族想像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宋真宗、王欽若君臣大概率並不是傳統認為的所謂昏君奸臣。
（天書觀遺址，在今山東泰安，傳為宋真宗時降下天書之處）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忽視當時民眾精神世界的層面和接受資訊的水準——即使契丹（遼）的高層心裡門清宋朝方面只是神道設教，但不排除大量的中低層遼國軍民會因此覺得南朝皇帝受命于天，這種精神戰、心理戰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宋真宗去世時，遼朝大臣集會致哀，鹹曰：
與朝廷和好年深，蓍漢互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爭。
這其中原因多樣，但與南朝的文化競爭也不無關係。
天書封禪這一場規模浩大的“國家造神運動”，固然侈糜費財，也有悖於儒家理性層面的原則，但究其實質，乃是真宗君臣被宋遼和戰刺激起來的民族主義意識和宗教、文化層面對北族進行分庭抗禮策略的結合，事實上在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受眾精神世界的質素水準下也確實有一定效果，竊以為不能以簡單粗暴的欺天欺人、可笑可歎來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