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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心權術的段祺瑞,絕不會想到最疼愛的外孫女,晚年生活竟會如此

在上海虹口區東江灣路, 有一棟已有50多年歷史的老宿舍樓, 樓道裡陰暗破舊, 房間的木門早已開裂掉漆。 一陣寒風吹來, 滿是灰塵的木樓梯吱吱作響, 讓人不免懷疑, 這裡是否還有住戶。 記者摸索著走進了一樓, 在最外側的木門上敲了幾下, 房門慢慢地開了。

段祺瑞的外孫女袁迪新, 果然住在這裡。 如今, 她已87歲高齡。

清末民初, 風雲激變, 群雄輪番登場。 合肥人段祺瑞, 便是這一時期一個絕不容忽視的大人物。 當年袁世凱的北洋軍閥中有三名大將, 人稱北洋三傑的“龍”、“虎”、“狗”, 分別是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

其中, 段祺瑞風頭最勁。 他在清朝時就已官至一品;進入民國, 當過陸軍總長、內閣總理, 直至中華民國的臨時執政。

醉心權術的段祺瑞, 絕不會想到自己最為疼愛的外孫女, 晚年的生活會如此貧寒:

袁迪新帶著她的兩個兒子一起生活, 小兒子和兒媳都下了崗。 家中的兩間臥室分別住著兩個兒子的全家, 袁迪新則睡在客廳裡, 進門便是一張大床, 床頭堆放著一些書籍和雜物。 袁家的廚房是自己外接的, 鍋碗瓢盆等用具都非常陳舊, 在當今城市的普通人家已很難見到。

“在我的記憶裡, 外公家的房子大, 規矩也大。 陳逸婷攝

段家和袁家的聯姻

跟大多數軍閥嗜財如命不同, 段祺瑞不愛錢, 只愛色, 妻妾成群。 前後有過二妻五妾。

一大家子人也不置產業, 下野之後住的房子都是別人送的。

段祺瑞當時不僅是袁世凱的親信, 還是袁世凱的女婿。 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吳氏去世後, 第二年袁世凱就把自己的義女張佩蘅許配給了段祺瑞, 段家後輩稱其張太夫人。 張佩蘅原本是袁世凱表哥的女兒, 在袁府很受尊崇, 袁府上下都稱她大小姐。 袁迪新的母親段式巽(xùn), 便是段祺瑞和這位張太夫人所生。

袁迪新父母的婚姻, 是段家和袁家, 這兩個最具權勢家族的二度聯姻, 在當時十分轟動。 袁迪新的父親袁家鼐(nài)是袁世凱的侄孫。 袁世凱的弟弟袁世輔有三房姨太太, 只有一個兒子袁克莊, 袁克莊又只生了一個兒子, 就是袁家鼐, 全家視為珍寶。

袁迪新的祖父袁克莊28歲就去世了, 生前沒有什麼大的作為, 唯一被袁家肯定的, 就是促成了兒子和段家的婚事。 當年, 袁克莊在北京和天津一帶宦遊, 結識了袁世凱幕府裡的許多要人, 段祺瑞是其中之一, 兩人稱兄道弟, 非常親近。 說來也巧, 他們的太太差不多同時懷上了孩子。

一天, 袁克莊和段祺瑞酒後起意:“兩個孩子生下來如果是一男一女, 就做夫妻吧”“好主意!”

不久, 段家生了女兒段式巽, 袁家生了兒子袁家鼐。 當時, 這兩個孩子有點“陰陽失調”:段家女兒早生下來一個月, 長得胖胖大大, 敢哭敢叫, 性格潑辣;袁家兒子個頭矮小, 老實懦弱。 他們成年後, 段祺瑞按照約定, 把自己的掌上明珠段式巽嫁到了河南彰德袁府。

1922年, 袁迪新出生了。 因為趕上農曆七月, 她的小名叫“織姑”。 小織姑出生時, 袁世凱已經去世多年, 袁家在京城早就風光不再, 但在河南彰德, 還有很大的場面。 袁迪新告訴記者:“我沒見過祖父, 但是曾祖父袁世輔還活著。 他喜歡抽大煙, 滿院子種的都是罌粟花, 家人特地囑咐我不能去采,

說花汁沾到手上要爛手的。 ”

小織姑6歲時, 曾祖父去世了。 當時曾祖父最小的姨太太太只有18歲。 “她叫董必然, 是袁家買來的丫頭, 名字挺高雅, 命卻非常苦, 18歲守寡, 再沒嫁人。 老太爺死了, 她就服侍父親, 父親去世後又服侍我, 又幫我帶大了4個孩子, 在袁家服侍了四代人。 ”袁迪新視董姨太比親生母親還親, 她一直將董姨太帶在身邊, 直到1976年董姨太去世。

袁迪新的父親袁家鼐三代單傳, 只生了這麼一個女兒, 袁迪新受寵愛的程度可想而知。 據說, 因為段式巽奶水少, 袁家曾經連續用了八個奶媽, 才把袁迪新的胃口搞定。 可惜, 袁家鼐體弱多病, 只活了49歲。

什麼都吃過, 什麼都見過

袁迪新的曾祖父去世後, 段式巽索性帶著6歲的袁迪新搬回了娘家。

“我的父母是指腹為婚的,他們一直沒有感情,生了我之後沒有再生的打算。雖然我是獨生女,但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年代,父母對我都很疏遠。唯一疼愛我的,就是外公了。”袁迪新說。

1926年,北洋政府由段祺瑞執政。3月18日,北平學生因抗議日本等八國要求北洋政府撤出天津大沽口軍備的無理通牒,舉行“三·一八”請願遊行。段祺瑞政府悍然開槍,當場打死47人,傷200餘人,引發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份子同仇敵愾,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等著名人士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魯迅先生更是連續寫下七篇檄文表示憤慨,著名的《紀念劉和珍君》就是其中之一。

在強大的壓力下,段祺瑞被迫下野,退居天津,以“正道居士”自居,成了虔誠的佛教徒。袁迪新便是在退隱的外公身邊長大的。

袁迪新說:“每天早上起來,外公頭件事便是念經誦佛,待吃過早飯,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便過來,幫他整理編選歷年來的詩文,準備刊印一部《正道居集》。午睡之後,外公照例是下圍棋,晚上打麻將。”一些詳細的生活細節,袁迪新至今還記得非常清楚:“外公在天津的住所很大,有前樓、後樓、側樓、花園、球場。外公住在前樓底層,外婆和三個姨太太住在二層;後面一棟樓,我們住。”

袁迪新在天津過著“什麼都吃過,什麼都見過”的大小姐生活。“那時家裡吃飯,都是自己定時間,一個人一桌,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便過年,一起吃飯的時間也很短。”袁迪新最害怕全家一起吃飯,“不能出聲音,只能吃眼前的,吃完了不能走,要等大家都吃完了,把筷子平放在碗上才能離開。”

袁迪新從小備受外公寵愛。她穿的所有皮鞋都是段祺瑞買的。袁迪新說:“外公吩咐專人去給我買鞋,一模一樣的鞋買不同的碼,一雙比一雙大。因為都是一樣的款式,後來我都穿膩了,還表示過抗議。”段祺瑞家的院子裡種了很多牡丹,紅色的、黃色的、黑色的,“外公從不允許其他人摘,唯獨我例外。”

袁迪新年齡稍大些,段祺瑞還專門給她請了女教師。“外公的思想很超前,那時就讓我們學英語。後來,我的六姨、小姨和小舅都和我一起念書,但他們都念得不好,經常曠課。

每天下課,袁迪新總會興沖沖地去給外公請安,“外公有時在下棋,有時在打麻將,他會叫:‘小織過來’,然後讓我念詩,看我寫的作文。只要他打牌,就會賞我兩塊大洋。我對錢沒有概念,每次都給了奶媽。我想我的奶媽應該發財了。”

袁迪新說,家裡人都很害怕她的母親段式巽。“母親性格倔強,我行我素,有時很凶。她會因為菜不合胃口,就跑去廚房給大廚子一耳光。母親決定了的事,沒有人能改變。”段式巽因為沒有兒子,曾把她大姐的兒子接到家來玩,可是等人家上門來要孩子,她死活不給,說“想把孩子抱回去,除非拿槍先把我打死!”最後家人無奈,只得把這個孩子過繼給了段式巽。

還有一件事,也讓段家老小對段式巽另眼相看。“外公晚年病重,有傳言說用至親身上的肉做藥引子吃,療效會更好。母親聽罷立即從腿上剜下一塊肉來,給外公做了藥引子,家裡人看得目瞪口呆。”

鴻雁傳書的初戀

其實,段祺瑞在天津的日子,並不像小外孫女眼中看到的那樣平靜,當時日本人加緊拉攏他,想利用他的政治影響在華北地區建立傀儡政府。為了不使段祺瑞落入日本人手中,蔣介石也積極籌畫,接段祺瑞南下頤養。1933年冬天的一個清晨,段祺瑞考慮再三,接受蔣介石邀請,到上海定居。

袁迪新記得,他們在上海時住在淮海路的上海新村,“蔣介石經常來看外公,我們一見他就說‘老蔣來了’,他瘦瘦的,高高的,樣子比較嚴肅,每次都穿著大長袍子。”袁迪新說,蔣介石總是稱呼段祺瑞“老師”,“後來,他等於把我外公軟禁了。外公每天就是念佛下棋,他對蔣介石的態度是你來就來,我也不主動求你。”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逝。段家就此分家,每戶分得幾萬銀元。那時,14歲的袁迪新正在上海光華附中上學。隨著年齡的增長,她越發覺得和這個封建家庭格格不入,內心感到十分孤獨。

“我和母親生活在一個屋簷下,談話的機會卻很少,她天天出去打牌,我上學的時候她還沒有起床,我放學的時候她已經走了。她從不過問我的事情,至於我的內心,更是無從體會。”

正值豆蔻年華的袁迪新出落得亭亭玉立、貌美如花。她學習成績優異,英文尤佳,不少豪門子弟都傾心於她。但袁迪新心中,早已有了心儀的物件,那就是段家二表哥段昌義。“我們青梅竹馬,其實他和段家沒有血緣關係,是我舅母的姐姐和一個德國人生的混血兒,後被舅母收養來的。”

段昌義在段家受到大家的輕視。袁迪新說:“我最初是同情他,覺得他可憐,和我一樣內心孤獨,就常常主動與他接近。他讀書很好,談吐和風度也不錯。”

段昌義也很喜歡袁迪新這個小表妹,後來他考上了南開大學,兩人幾乎每天都有書信往來。袁迪新沉浸在鴻雁傳書的初戀中。母親看起來也並沒有反對他們來往。然而,突然有一天,母親把袁迪新叫到身旁,告訴她已經為她訂了親。

“感覺如晴天霹靂,母親自己是包辦婚姻的受害者,我不理解她為什麼要讓她的女兒也一樣不幸!”那時,袁迪新剛剛考進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很多美好的夢想才剛剛展開。

袁迪新說,母親是在麻將桌上敲定的“交易”。“男方的母親外號叫‘觀音’,長得很漂亮。他們家道中落,不知怎麼騙取了母親的同情,還和她結拜了幹姊妹。”

袁迪新感歎:“解放前生在那樣的封建家庭,母親又如此跋扈,我無力反抗。”就這樣,20歲的袁迪新和大她10歲的陌生男人徐某結了婚。段式巽給了女兒1萬塊大洋作為嫁妝,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得的數字。“母親出手很大方,還給對方家裡所有的孩子一人做了一件皮衣,要裘皮還是白狐,隨便他們挑選。”

得知袁迪新出嫁的消息,痛苦萬分的段昌義索性去當了兵,永遠地離開了段家。袁迪新並沒有想到,這段婚姻徹底摧毀了她的人生,讓她“變得體無完膚,心力交瘁。”

童年享福老來苦

婚後,正逢抗戰時期。兵荒馬亂中,袁迪新跟隨丈夫從貴陽、昆明輾轉桂林、緬甸,最後落腳重慶。途中生有一兒一女。一天,丈夫突然提出要去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想法。“我很支持他,便把所有家當、首飾全都給了他。他拋下我和兒女,一個人去了美國,從此杳無音信。”直到抗戰勝利,袁迪新收到了一封信,那是一張要求離婚的協議書。

“我當時感覺天要塌下來一樣,”袁迪新一邊歎息,一邊拭著眼淚:“那時在國內,離婚是天大的事情,為了讓丈夫回心轉意,我住進了公婆家,伺候他們一家老小。”袁迪新並沒有因此感動丈夫,最終,她只能無奈地簽字離婚。

袁迪新的初戀表哥在聽說她的遭遇後,曾去找過她,並提出帶她走,包括兩個孩子也要。“可是我已經不是當年的小織姑了,配不上他……表哥最後去了臺灣,很晚才成家。”生活的重擔全都落在了袁迪新一個人的身上。她帶著兒女和母親一起生活。“母親過慣了大小姐的日子,手中的錢要麼被合夥做生意的人騙了,要麼就是打牌輸光了。”

1946年下半年,袁迪新來到了北平,在國共停戰談判的軍調部新聞處任翻譯。當時軍調部的三方代表是:共產黨葉劍英、國民黨蔡文治、美國人馬丁。“我負責跟隨國民黨的談判代表蔡文治。他當時是國民黨內最年輕的將軍,風流倜儻。我的具體工作是把中文新聞稿以最快的速度譯成英文,供外國記者取用。”在軍調部工作了6個月後,隨著談判失敗,所有工作人員都散了,袁迪新又回到了上海。

從1948年起,袁迪新先後在上海東吳大學、上海財經大學教英語,過著平凡的生活。後來,她和一位普通職員結了婚,又生了兩兒兩女。“由於門第之分,母親堅決不同意我的婚事。我第一次反抗了她,賣了自己唯一的首飾,結了婚。”

“文革”中,袁迪新由於出身“雙重豪門”,被造反派無休止地批鬥。“‘文革’後,我被下放到安徽農村接受改造,回到上海又參加了崇明圍墾。”

1993年,92歲高齡的段式巽,在睡夢中與世長辭。“母親直到最後,也沒有對她的行為有過一點懊悔,她的個性很好強,即便自己的婚姻不幸,也從來不講。”袁迪新送走了母親,前幾年又送走了她的丈夫。

如今,雖然家境貧寒,但袁迪新卻過得很滿足。她知道袁家有很多人後來都發達了,但卻不願與他們聯繫。“聯繫他們,不就是想和人家要錢嗎?不!反正好日子我也過過,現在這樣也可以了。”

採訪結束時,頭髮花白的袁迪新向記者感慨:“這輩子我做過大小姐,也做過勞動者,作為女人,唯一的遺憾就是年輕時,沒有得到自己的愛情。”她打趣地念起了打油詩:“童年享福老來苦,不能一生都享福,甜酸苦辣輪流轉,享過福來就得苦……”

作者:《環球人物》記者 劉暢

“我的父母是指腹為婚的,他們一直沒有感情,生了我之後沒有再生的打算。雖然我是獨生女,但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年代,父母對我都很疏遠。唯一疼愛我的,就是外公了。”袁迪新說。

1926年,北洋政府由段祺瑞執政。3月18日,北平學生因抗議日本等八國要求北洋政府撤出天津大沽口軍備的無理通牒,舉行“三·一八”請願遊行。段祺瑞政府悍然開槍,當場打死47人,傷200餘人,引發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份子同仇敵愾,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等著名人士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魯迅先生更是連續寫下七篇檄文表示憤慨,著名的《紀念劉和珍君》就是其中之一。

在強大的壓力下,段祺瑞被迫下野,退居天津,以“正道居士”自居,成了虔誠的佛教徒。袁迪新便是在退隱的外公身邊長大的。

袁迪新說:“每天早上起來,外公頭件事便是念經誦佛,待吃過早飯,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便過來,幫他整理編選歷年來的詩文,準備刊印一部《正道居集》。午睡之後,外公照例是下圍棋,晚上打麻將。”一些詳細的生活細節,袁迪新至今還記得非常清楚:“外公在天津的住所很大,有前樓、後樓、側樓、花園、球場。外公住在前樓底層,外婆和三個姨太太住在二層;後面一棟樓,我們住。”

袁迪新在天津過著“什麼都吃過,什麼都見過”的大小姐生活。“那時家裡吃飯,都是自己定時間,一個人一桌,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便過年,一起吃飯的時間也很短。”袁迪新最害怕全家一起吃飯,“不能出聲音,只能吃眼前的,吃完了不能走,要等大家都吃完了,把筷子平放在碗上才能離開。”

袁迪新從小備受外公寵愛。她穿的所有皮鞋都是段祺瑞買的。袁迪新說:“外公吩咐專人去給我買鞋,一模一樣的鞋買不同的碼,一雙比一雙大。因為都是一樣的款式,後來我都穿膩了,還表示過抗議。”段祺瑞家的院子裡種了很多牡丹,紅色的、黃色的、黑色的,“外公從不允許其他人摘,唯獨我例外。”

袁迪新年齡稍大些,段祺瑞還專門給她請了女教師。“外公的思想很超前,那時就讓我們學英語。後來,我的六姨、小姨和小舅都和我一起念書,但他們都念得不好,經常曠課。

每天下課,袁迪新總會興沖沖地去給外公請安,“外公有時在下棋,有時在打麻將,他會叫:‘小織過來’,然後讓我念詩,看我寫的作文。只要他打牌,就會賞我兩塊大洋。我對錢沒有概念,每次都給了奶媽。我想我的奶媽應該發財了。”

袁迪新說,家裡人都很害怕她的母親段式巽。“母親性格倔強,我行我素,有時很凶。她會因為菜不合胃口,就跑去廚房給大廚子一耳光。母親決定了的事,沒有人能改變。”段式巽因為沒有兒子,曾把她大姐的兒子接到家來玩,可是等人家上門來要孩子,她死活不給,說“想把孩子抱回去,除非拿槍先把我打死!”最後家人無奈,只得把這個孩子過繼給了段式巽。

還有一件事,也讓段家老小對段式巽另眼相看。“外公晚年病重,有傳言說用至親身上的肉做藥引子吃,療效會更好。母親聽罷立即從腿上剜下一塊肉來,給外公做了藥引子,家裡人看得目瞪口呆。”

鴻雁傳書的初戀

其實,段祺瑞在天津的日子,並不像小外孫女眼中看到的那樣平靜,當時日本人加緊拉攏他,想利用他的政治影響在華北地區建立傀儡政府。為了不使段祺瑞落入日本人手中,蔣介石也積極籌畫,接段祺瑞南下頤養。1933年冬天的一個清晨,段祺瑞考慮再三,接受蔣介石邀請,到上海定居。

袁迪新記得,他們在上海時住在淮海路的上海新村,“蔣介石經常來看外公,我們一見他就說‘老蔣來了’,他瘦瘦的,高高的,樣子比較嚴肅,每次都穿著大長袍子。”袁迪新說,蔣介石總是稱呼段祺瑞“老師”,“後來,他等於把我外公軟禁了。外公每天就是念佛下棋,他對蔣介石的態度是你來就來,我也不主動求你。”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逝。段家就此分家,每戶分得幾萬銀元。那時,14歲的袁迪新正在上海光華附中上學。隨著年齡的增長,她越發覺得和這個封建家庭格格不入,內心感到十分孤獨。

“我和母親生活在一個屋簷下,談話的機會卻很少,她天天出去打牌,我上學的時候她還沒有起床,我放學的時候她已經走了。她從不過問我的事情,至於我的內心,更是無從體會。”

正值豆蔻年華的袁迪新出落得亭亭玉立、貌美如花。她學習成績優異,英文尤佳,不少豪門子弟都傾心於她。但袁迪新心中,早已有了心儀的物件,那就是段家二表哥段昌義。“我們青梅竹馬,其實他和段家沒有血緣關係,是我舅母的姐姐和一個德國人生的混血兒,後被舅母收養來的。”

段昌義在段家受到大家的輕視。袁迪新說:“我最初是同情他,覺得他可憐,和我一樣內心孤獨,就常常主動與他接近。他讀書很好,談吐和風度也不錯。”

段昌義也很喜歡袁迪新這個小表妹,後來他考上了南開大學,兩人幾乎每天都有書信往來。袁迪新沉浸在鴻雁傳書的初戀中。母親看起來也並沒有反對他們來往。然而,突然有一天,母親把袁迪新叫到身旁,告訴她已經為她訂了親。

“感覺如晴天霹靂,母親自己是包辦婚姻的受害者,我不理解她為什麼要讓她的女兒也一樣不幸!”那時,袁迪新剛剛考進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很多美好的夢想才剛剛展開。

袁迪新說,母親是在麻將桌上敲定的“交易”。“男方的母親外號叫‘觀音’,長得很漂亮。他們家道中落,不知怎麼騙取了母親的同情,還和她結拜了幹姊妹。”

袁迪新感歎:“解放前生在那樣的封建家庭,母親又如此跋扈,我無力反抗。”就這樣,20歲的袁迪新和大她10歲的陌生男人徐某結了婚。段式巽給了女兒1萬塊大洋作為嫁妝,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得的數字。“母親出手很大方,還給對方家裡所有的孩子一人做了一件皮衣,要裘皮還是白狐,隨便他們挑選。”

得知袁迪新出嫁的消息,痛苦萬分的段昌義索性去當了兵,永遠地離開了段家。袁迪新並沒有想到,這段婚姻徹底摧毀了她的人生,讓她“變得體無完膚,心力交瘁。”

童年享福老來苦

婚後,正逢抗戰時期。兵荒馬亂中,袁迪新跟隨丈夫從貴陽、昆明輾轉桂林、緬甸,最後落腳重慶。途中生有一兒一女。一天,丈夫突然提出要去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想法。“我很支持他,便把所有家當、首飾全都給了他。他拋下我和兒女,一個人去了美國,從此杳無音信。”直到抗戰勝利,袁迪新收到了一封信,那是一張要求離婚的協議書。

“我當時感覺天要塌下來一樣,”袁迪新一邊歎息,一邊拭著眼淚:“那時在國內,離婚是天大的事情,為了讓丈夫回心轉意,我住進了公婆家,伺候他們一家老小。”袁迪新並沒有因此感動丈夫,最終,她只能無奈地簽字離婚。

袁迪新的初戀表哥在聽說她的遭遇後,曾去找過她,並提出帶她走,包括兩個孩子也要。“可是我已經不是當年的小織姑了,配不上他……表哥最後去了臺灣,很晚才成家。”生活的重擔全都落在了袁迪新一個人的身上。她帶著兒女和母親一起生活。“母親過慣了大小姐的日子,手中的錢要麼被合夥做生意的人騙了,要麼就是打牌輸光了。”

1946年下半年,袁迪新來到了北平,在國共停戰談判的軍調部新聞處任翻譯。當時軍調部的三方代表是:共產黨葉劍英、國民黨蔡文治、美國人馬丁。“我負責跟隨國民黨的談判代表蔡文治。他當時是國民黨內最年輕的將軍,風流倜儻。我的具體工作是把中文新聞稿以最快的速度譯成英文,供外國記者取用。”在軍調部工作了6個月後,隨著談判失敗,所有工作人員都散了,袁迪新又回到了上海。

從1948年起,袁迪新先後在上海東吳大學、上海財經大學教英語,過著平凡的生活。後來,她和一位普通職員結了婚,又生了兩兒兩女。“由於門第之分,母親堅決不同意我的婚事。我第一次反抗了她,賣了自己唯一的首飾,結了婚。”

“文革”中,袁迪新由於出身“雙重豪門”,被造反派無休止地批鬥。“‘文革’後,我被下放到安徽農村接受改造,回到上海又參加了崇明圍墾。”

1993年,92歲高齡的段式巽,在睡夢中與世長辭。“母親直到最後,也沒有對她的行為有過一點懊悔,她的個性很好強,即便自己的婚姻不幸,也從來不講。”袁迪新送走了母親,前幾年又送走了她的丈夫。

如今,雖然家境貧寒,但袁迪新卻過得很滿足。她知道袁家有很多人後來都發達了,但卻不願與他們聯繫。“聯繫他們,不就是想和人家要錢嗎?不!反正好日子我也過過,現在這樣也可以了。”

採訪結束時,頭髮花白的袁迪新向記者感慨:“這輩子我做過大小姐,也做過勞動者,作為女人,唯一的遺憾就是年輕時,沒有得到自己的愛情。”她打趣地念起了打油詩:“童年享福老來苦,不能一生都享福,甜酸苦辣輪流轉,享過福來就得苦……”

作者:《環球人物》記者 劉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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