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lǐkuī）（前455—前395年）， 河南濮陽人。 中國戰國時期的政治人物。 法家重要代表人物。 曾任魏文侯相， 主持變法。 經濟上推行“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
他彙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法經》， 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 現已失傳。 其“重農”與“法治”結合的思想對商鞅、韓非影響極大。
李悝變法的良苦用心， 在於立法明威， 事斷於法。 雖然李悝變法產生的《法經》是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刑事法典。 但以刑代法， 使公法遮蔽私法， 刑法覆蓋民法， 公權網羅私權， 千百年來， 相演成風， 即法即刑， 諸法合體， 流布廣遠， 滲入華夏， 影響後世。 冷然回眸，
一部中國法制史， 最為精彩的部分當是中國的變法史。
寫李悝變法， 就是在寫中國變法史的開篇， 因為， 中國的變法以制定成文法為標誌， 肇始于李悝的刑事法典——《法經》。
歷史上因循守舊的君王、大臣比比皆是， 其默默無聞的主要因素， 便是在守舊保守的歷史鏈條上鮮有作為。 人們很難回憶起恪守祖宗之法的孝順君王和保守大臣的一成不變。 本來， 先秦各國忙於征戰， 混沌的戰爭狀況帶來無序的法， 無序的法等於無法， 無法的國度人們卻也相當的自由， 以至戰亂兵禍時“盜賊”四起……
李悝從捕囚“盜賊”入手， 制定的《法經》六篇為中國成文法之開端， 形成一個巨大的歷史切片。
無論如何， 說中國變法的歷史， 不得不說李悝。
李悝變法的成就在魏國， 那時， 魏國的日子不好過。 韓、趙、魏三家分晉後， 魏國所得的領土“三河”之地， 土壤肥沃， 良田眾多， 人口密集， 六畜興旺， 應為中原最為富庶的地方。
然而， 讓魏國宗主魏斯頭痛的是， 魏國所轄的“三河”地區， 其中“河東”在今山西黃河以東；“河內”在今河南黃河以北；“河南”在今河南黃河以南。 這些地區並未能連成一個管轄的整體，
魏斯對此焦頭爛額。
可是， 魏國的宿敵秦國也不能高枕無憂， 對於人才濟濟的魏國， 秦國也並非勝算在握……
西元前425年， 一天， 一支秦國的軍隊逼近魏國的轄地——上郡。 誰知， 對方早有防備， 偷襲不成， 秦軍便採取強攻。 很快秦軍發現魏國守軍的弓箭非比尋常， 又長又尖的箭矢如箭雨般傾瀉狂掃， 大隊的秦軍瞬間倒地一片， 一時， 秦軍兵敗如山倒， 慌忙敗退。 （龍鎮語）。
此時， 魏軍陣列中升起獵獵的戰旗， 鬥大的“李”字赫然醒目，
原來， 作為上郡太守的李悝， 上任後勤勉盡職， 他一方面獎勵農桑， 大抓農業生產， 提高糧食產量；另一方面卻強化軍隊將士的射箭技術。 李悝為了提高將士的射術， 竟用射箭比賽的方式來判定官司， “中之者勝， 不中之者負。 ”以此激勵上郡將士苦練箭術。 由此， 神射手之多數不勝數。 那偷襲上郡的秦軍不明就裡， 不知彼知已， 強攻上郡， 焉能不吃大虧！
李悝鎮守上郡戰功卓著， 從此聲名鵲起。
魏王拜李悝為相。
李悝走馬上任，他以一已之力，扶住了魏國在開國之後立足未穩的搖擺，他把魏國推進金牛古道，走所謂富國強兵、以律治民的路徑。
李悝的到來，在魏國僵固的傳統意識中鍥入一根變法的楔子，使魏國禁錮守成的傳統被劇烈的變力強行撕開。他讓魏王明白，這千古膏膄之地，無須圍城防守。天地有道，在於農耕。只有糧足才能國富，只有國富才能強兵禦敵，五穀豐登、依律治國可以消解一成不變的官僚治理及虛假的人君之表。李悝認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通過變法的長久之計可以破除沒有戰略縱深的恐懼。
李悝的變法從農業入手。
李悝的觀察極為細緻，他發現方圓百里的土地，因“三河”地區多屬平原，除去村落、山丘外，應有六百萬畝可耕之地。“如果精耕細作，每畝可增產糧食三鬥，反之則減產三鬥。總計差額有一百八十萬石。……一百八十萬石可供十萬人一年的口糧。要想民富國強，不用偷也不用搶，把自己腳下的地種好就行了。”
於是，李悝開始制訂“盡地力之教”的三策：
其（一）、引導農民同時播種多樣的農作物，避免單一的品種遭遇天災而沒有其他作物予以彌補；
其（二）、命令各級官吏巡視監督，務使農民抓緊耕種，及時收割，防災防盜；
其（三）、要求農民擴大副業，蔬菜瓜果一應俱全。
李悝的農業改革，即農業之法令一旦下達，他便命各級官員積極督促施行，不得懈怠。在今天看來，上述農業改革的法令乃小菜一碟。但在戰國時期，各國征戰正酣，各路諸侯為了延攬人才，正忙於分土許爵。因而，無暇顧及土地之上的農人。
本來，農人耕種收割，自耕自作，自古有之，何須官員勞神？然李悝的介入，為國家事無巨細地管理百姓，開啟了政治無孔不入的先例。
從茹毛飲血時代一路走來的人們，從狩獵到農耕，如無國王，豐收時可以載歌載舞，其樂自得；災旱時，鄰里鄉親還可以互助救濟。但國王、諸侯的出現，他們跑馬占地，把國竊為己有。於是，在這塊土地上祖祖輩輩生成的農人就糊裡糊塗地成為魏氏、趙氏、秦氏的臣民。君臣一體，便孕育出“多磕頭、少說話”的國民性格。李悝頒佈的農業法令，連農人住宅、田基的邊角都要求種植桑、果、瓜、菜，李悝法令如此“面面俱到”堪比現代大躍進的“公社食堂”，真的讓大小官員們嘗到權力無邊的滋味。更不用說一國之君的魏王，在享受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快感的同時，別提有多愜意！於是，農人們在獲得官員的督促與指導的所謂“幫助”後，他們離自己祖輩的自由就越來越遠了。
國王的資訊與法令是那樣的強烈，使小民們在專制的陽光暴曬下，頭暈腦脹，把思考防線拱手相讓于君王。從此，君王的統治天經地義。君王收農人們的稅，征農人們的兒子為戰士，美其名曰：保衛國家。實際上，與其說是保衛國家與農人的田土，不如說保衛君王的宮殿。因為，任何一位入侵者，除了因征戰因素暫時破壞外，他們為何要毀壞農人們的莊稼破壞農人們的家園呢？這些農人不都是入侵者的臣民嗎？莊稼中的收成不都是入侵者的稅收嗎？可見，入侵者與先入者的統治，都是一家一姓，一黨一派的利益。其實，國家也好，江山也罷，你打不打，它就在那裡，原本就是老百姓的，只不過，江山被“打”下來了，就變成私有的了。至於姓魏還是姓秦，與老百姓無關。可國王和他的御用文人偏偏要說有關，因此，收稅徵兵，理直氣壯地成了統治者的私權或稱為國家的權力。這種權力的強力行使，用君王的御筆朱批，成為刀鋸鼎鑊的法之利器。
史書記載李悝變法在農業上的成果頗豐，但語焉不詳，只說五穀豐收。據此可以合理地推測，魏國在相國李悝變法治理下稅收豐厚。不過，魏國的國王可能也太摳門了，既然糧食豐收，稅收頗豐，為何不讓利於民呢？而要發生“盜賊四起”？俗話說“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在豐收年起盜心，應是國王的心太黑，收稅太多的緣故吧。
是否有“盜賊”？是否有真正的“盜賊”並不重要，專制的統治者需要有假想敵。李悝胸有成竹，他緩緩推出的是自己編撰的《法經》，這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成文法，也是第一部雜糅實體（盜篇、賊篇）與程式（捕篇、囚篇）的刑事法典。李悝制訂的這部《法經》六篇，從打擊“盜賊”入手，強調對社會治安的重視以及對國家統治的維護。
李悝《法經》首開中國法制史上成文法之的先河，沈家本在《刑法考》中說“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沈氏認為，李悝《法經》六篇集各國刑法之大成，而為一家之言，實為秦法之根原。
梁啟超的評價較之沈氏詳細，梁氏評論說：“中國法制史上最重要之人物，則李悝其首屈一指矣。”梁氏認為，李悝在我國法制史上的位置，其關係之最大者有二：“一曰之後以成文法之基礎，我國現行之律，繼受明律，明律繼受宋律，宋受唐律，唐律繼受魏晉律，魏晉律繼受漢律，漢律繼受秦律，而秦律即李悝之原文也。然則二千年間之法律，無不以李悝所制定者為藍本。不過因緣時代之需要，而有所損益雲爾。《法經》六篇雖亡，實則輾轉間接，散存於今之《大清律例》者，尚不知凡幾。但熟為原文不可識別耳。故後世一切法典之對於《法經》，非徒母子血統的關係，而實一體化身的關係也。二曰集前此成文法慣習法之大成。悝之《法經》，既撰次諸國法而成。然則前所列舉之七種法，與夫不見於傳記之他種成文法，乃至各國未著竹帛之慣習法，當莫不為《法經》所網羅。蓋《法經》者，集局部法以為一般法者也。我國法律之統一，自《法經》始，我國之有《法經》，猶法蘭西之有《拿破崙法典》。故諸國法今雖無一遺存，然以其為法經之淵源，則東鱗西爪，藉《法經》之介紹，間接以散見於現行法律中者，殆非絕無矣。
梁啟超對李悝《法經》評價之高，可能也與他自己傾心維新變法的大業有關。觀覽青史，歷代變法者，無論體制內抑或體制外，在法制問題上，起碼在形式上亦有一脈相承的感同身受，對於梁氏而言，道義感與同情心俱在。于李悝而言，即令思想性和人文精神的闕如，也能給後世預留一個想像的空間。
李悝其人，生於西元前455年，卒於西元前395年。他於西元前407年制定了魏國《法經》。《法經》已經失傳，但因以後商鞅入秦變法，在秦國以李悝《法經》為範本，改法為律，將李悝《法經》六篇移植為《秦律》六篇，故《秦律》視為李悝《法經》原本，從中可窺知《法經》六篇的內容。
李悝《法經》共有六篇：
“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
六、具法。”（見《唐律疏義·進律疏表》）
所謂盜，竊人貨物，取非其物者，謂之盜。
所謂賊，無變斬擊，殺人害良者，謂之賊。
所謂囚、捕，即劾捕，網囚。用現代語概括之即逮捕羈押也。
所謂具雜，是將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輕微違法者予以重處的規定。
所謂具，則具其加減矣。
對於《法經》的內容，還可從後世的學者論述中有些許的瞭解。西漢桓譚在《新論》中說：“秦、魏二國，深文峻法相近。正律略曰：殺人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大盜戍為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臏，拾遺者刖，曰：為盜心焉。其雜律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耳或（割左耳）；夫有二妻則誅。妻有外夫則宮。曰淫禁。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則誅。自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曰城禁。博戲罰金三市，太子博戲則笞，笞不止則特笞，不止而更立，曰嬉禁。群相居一日則問，三日四日五日則誅，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誅。犀首以下受金則誅。金自鎰以下罰，不誅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其減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年六十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武侯以下守為法矣。”由此看，《法經》、《秦律》之嚴酷，對於一些輕微違法者的處置如此之重，堪稱嚴刑峻法。
《法經》的歷史意義與立法的特色，見諸文字的不多，在傳統有限的評論文章中，受所謂“階級”觀點之限，對李悝的評述無非是指《法經》的鋒芒所向，重點打擊的是“盜賊”，而這些所謂的“盜賊”，大抵都是受剝削受壓迫的農民。
我對這種看上去有些過時的“階級鬥爭”的觀點卻有新的解讀。我認為，魏王、李悝打擊的重點在“盜賊”，李悝將“盜賊”列為中國第一部成文法的首位，影響後世，使以後的朝代大多效法。實際上，仔細琢磨，所謂“盜賊”，就是反抗者，真正的小偷怎能讓統治者看上眼？甚至被抬高到位列刑法第一篇的首位！在《法經》與《秦律》中，所謂的盜賊，原來是盜玉璽者，議論國家大事的人。
“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可見，刑法打擊的重點仍然是對統治者最看重的國家權力的標誌——璽，怪不得“文革”造反派要去奪公章！在這裡，李悝打擊的重點除誅殺盜竊玉璽者（實際是泛指謀反者）外，另一重點便是“議國法令者誅”。
這種“議論”，與“盜賊”有何相關？但國家已經是魏王所有，法令既出，這是國王的王事也是私事，豈能讓小民議論？小民議論國事，就是逾越自己的思想必須被禁錮的邊界，去偷竊國家的“思想”，在統治者看來，小民們甚至知識份子們議論國王的法令，言論的自由與言語的不恭比“盜賊”還要可怕，因而必殺之！這就是國王將國竊去，特別害怕真正的主人——老百姓議論，故採取嚴刑峻法對付。
專制者的這一招還真的見效，農人們因生活與生產方式較為固定，比之遊牧民族、漁業民族的動態性生產方式靜態得多，為了“老婆孩子熱坑頭”與“三分自留地”，農耕民族歷來順受，溫順可欺。
這樣，歷代的專制者便大行李悝之道，特別是商鞅將李悝之法推向極致後，後世的專制者便承襲有術，甚至很多朝代，都以捕囚“盜賊”為名，將之作為維繫專制國家的刑律之部首，擴大打擊老百姓的不滿，這種傳承代代相因，李悝、商鞅之法沿襲下來，即使改朝換代，由秦變為劉漢，再由曹魏改由司馬，至隋楊、李唐、趙宋、朱明乃至愛新覺羅氏，都將對“國家”統治有所威脅的人稱為“賊”，如“闖賊”、“洪賊”等等，反映在刑律上即與李悝《法經》“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相同。
各朝各代的刑律大多都將這些所謂的“賊”列為刑罰懲處的首要目標，對其給予最嚴厲的打擊。當代的刑律雖然更換名詞，將“賊”作狹義定義，但對“大賊”即危害統治的反抗者仍保持高度的警惕，將此類所謂危害或威脅甚至可能威脅統治的行為，直接載入刑法分則，並列為首章，予以重點打擊。當然已經改變政權形式的民主國家，並不害怕誰“竊”走國家。
如《德國刑法典》就改變這一編寫順序，它將侵略的戰爭罪行，違反憲政的罪名編入刑法分則的首章，而將危害國家統治的罪名列為刑法分則的第二章：《法國刑法典》的民主化傾向更是一步到位，它讓反人類罪、侵犯人身罪位列刑法分則之首，而危害國家利益罪則排名靠後。
誠然，現代刑法的立法技術與法律術語的豐富多變，也為借鑒李悝、商鞅等先秦法家思想提供了方便和條件，如在罪名的定義上，便將古代之“賊”即反抗者推衍至“殺人傷害”（《法經》定賊為斬殺者）、“黑社會組織”、“尋釁滋事”的口袋罪之中；對於“言論之罪”，則將李悝“議國法令者誅”的嚴酷法令，改為“煽”或“顛”一類的貶詞罪名，予以懲處。實際上，“尋釁滋事”也好，“傷害鬥毆”也罷，抑或是“煽”或“顛”，在統治者看來，統統都是“賊”。
《法經》的另一大特點便是以律代法，使公法遮蔽私法，讓公權網羅私權，開啟了政治干預小民的私生活以及農業生產的先例。從《秦律》透視《法經》的內容，可看出很多屬於民事法律規範調整的民事關係與民事行為，均被刑罰處置。
如翻牆越城的人，只是輕微的違法行為，最多拘留十五日就夠嚴厲了，甚至在很多地方很多時候也僅僅只是一種民事行為，多數情況應通過民事訴訟予以調整。有時翻牆越城者連損害後果都沒有，就民法意義而言，損害賠償都談不上，在李悝《法經》中卻遭受死刑這樣最為嚴酷的殺戮；又如賭博戲事，大多屬民間的遊樂與娛樂活動，只要不是以營利為常業，多屬教育範疇，應通過民事法律規範調整，但在《法經》中卻被刑罰嚴厲重處；再如遺拾物問題，本可通過民事法律規範或“禮”制予以調整，但在《法經》內卻毫不留情地動用殘酷的肉刑對待；為了抑制流通，控制小民的生活，竟不准旅行，不准民間交往，親友之間的來往受到嚴格管治，“群相居一日不問，三日四日五日則誅”。
可見民間親友多人在一起交往相居，三日以上則予誅殺，這種動輒運用刑律處罰小民的形式，實際就是威攝主義刑法的先聲，用公權網羅私權，用刑罰覆蓋諸法的嚴厲管治，帶來很惡劣的範式效果，使後世的專制統治者紛紛效法。這種殘酷鎮壓百姓的統治方式：其危害性還不僅僅在於它的殘忍性，而在於它的恐懼與管治的無孔不入。這種恐懼，千百年來，滲入華夏，讓後世的專制統治者樂此不疲地追逐效法。久而久之，使中國人——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都誤以為法律就是刑律，刑律就是死刑、遊街、示眾、刑訊、烤打、糾問、搜家、關押。而從古至今，統治者也樂於這樣的理解與宣傳。
因此，發軔于李悝的中國第一部成文刑事法典——《法經》，及以《唐律》為表徵的中華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因另僻路徑而山頭獨立。自成系統的中華法系從先秦李悝至清末沈家本，其一以貫通的脈絡便是諸法合體，以刑代法，用刑法覆蓋諸法，用公權網羅私權，用刑罰造成恐懼，據此以維繫萬世一系的專制統治。從這個意義上看，制定成文的刑法典只是早晚的事，李悝之法雖有獎勵農桑之功效，但禁錮思想誅殺言論自由成之于文，釀成酷嚴而惡劣的範式效應，首推李悝。以此蓋棺，李悝負謗並不冤枉！
魏王拜李悝為相。
李悝走馬上任，他以一已之力，扶住了魏國在開國之後立足未穩的搖擺，他把魏國推進金牛古道，走所謂富國強兵、以律治民的路徑。
李悝的到來，在魏國僵固的傳統意識中鍥入一根變法的楔子，使魏國禁錮守成的傳統被劇烈的變力強行撕開。他讓魏王明白，這千古膏膄之地，無須圍城防守。天地有道，在於農耕。只有糧足才能國富，只有國富才能強兵禦敵，五穀豐登、依律治國可以消解一成不變的官僚治理及虛假的人君之表。李悝認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通過變法的長久之計可以破除沒有戰略縱深的恐懼。
李悝的變法從農業入手。
李悝的觀察極為細緻，他發現方圓百里的土地，因“三河”地區多屬平原，除去村落、山丘外，應有六百萬畝可耕之地。“如果精耕細作，每畝可增產糧食三鬥，反之則減產三鬥。總計差額有一百八十萬石。……一百八十萬石可供十萬人一年的口糧。要想民富國強，不用偷也不用搶，把自己腳下的地種好就行了。”
於是，李悝開始制訂“盡地力之教”的三策：
其（一）、引導農民同時播種多樣的農作物，避免單一的品種遭遇天災而沒有其他作物予以彌補；
其（二）、命令各級官吏巡視監督，務使農民抓緊耕種，及時收割，防災防盜；
其（三）、要求農民擴大副業，蔬菜瓜果一應俱全。
李悝的農業改革，即農業之法令一旦下達，他便命各級官員積極督促施行，不得懈怠。在今天看來，上述農業改革的法令乃小菜一碟。但在戰國時期，各國征戰正酣，各路諸侯為了延攬人才，正忙於分土許爵。因而，無暇顧及土地之上的農人。
本來，農人耕種收割，自耕自作，自古有之，何須官員勞神？然李悝的介入，為國家事無巨細地管理百姓，開啟了政治無孔不入的先例。
從茹毛飲血時代一路走來的人們，從狩獵到農耕，如無國王，豐收時可以載歌載舞，其樂自得；災旱時，鄰里鄉親還可以互助救濟。但國王、諸侯的出現，他們跑馬占地，把國竊為己有。於是，在這塊土地上祖祖輩輩生成的農人就糊裡糊塗地成為魏氏、趙氏、秦氏的臣民。君臣一體，便孕育出“多磕頭、少說話”的國民性格。李悝頒佈的農業法令，連農人住宅、田基的邊角都要求種植桑、果、瓜、菜，李悝法令如此“面面俱到”堪比現代大躍進的“公社食堂”，真的讓大小官員們嘗到權力無邊的滋味。更不用說一國之君的魏王，在享受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快感的同時，別提有多愜意！於是，農人們在獲得官員的督促與指導的所謂“幫助”後，他們離自己祖輩的自由就越來越遠了。
國王的資訊與法令是那樣的強烈，使小民們在專制的陽光暴曬下，頭暈腦脹，把思考防線拱手相讓于君王。從此，君王的統治天經地義。君王收農人們的稅，征農人們的兒子為戰士，美其名曰：保衛國家。實際上，與其說是保衛國家與農人的田土，不如說保衛君王的宮殿。因為，任何一位入侵者，除了因征戰因素暫時破壞外，他們為何要毀壞農人們的莊稼破壞農人們的家園呢？這些農人不都是入侵者的臣民嗎？莊稼中的收成不都是入侵者的稅收嗎？可見，入侵者與先入者的統治，都是一家一姓，一黨一派的利益。其實，國家也好，江山也罷，你打不打，它就在那裡，原本就是老百姓的，只不過，江山被“打”下來了，就變成私有的了。至於姓魏還是姓秦，與老百姓無關。可國王和他的御用文人偏偏要說有關，因此，收稅徵兵，理直氣壯地成了統治者的私權或稱為國家的權力。這種權力的強力行使，用君王的御筆朱批，成為刀鋸鼎鑊的法之利器。
史書記載李悝變法在農業上的成果頗豐，但語焉不詳，只說五穀豐收。據此可以合理地推測，魏國在相國李悝變法治理下稅收豐厚。不過，魏國的國王可能也太摳門了，既然糧食豐收，稅收頗豐，為何不讓利於民呢？而要發生“盜賊四起”？俗話說“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在豐收年起盜心，應是國王的心太黑，收稅太多的緣故吧。
是否有“盜賊”？是否有真正的“盜賊”並不重要，專制的統治者需要有假想敵。李悝胸有成竹，他緩緩推出的是自己編撰的《法經》，這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成文法，也是第一部雜糅實體（盜篇、賊篇）與程式（捕篇、囚篇）的刑事法典。李悝制訂的這部《法經》六篇，從打擊“盜賊”入手，強調對社會治安的重視以及對國家統治的維護。
李悝《法經》首開中國法制史上成文法之的先河，沈家本在《刑法考》中說“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沈氏認為，李悝《法經》六篇集各國刑法之大成，而為一家之言，實為秦法之根原。
梁啟超的評價較之沈氏詳細，梁氏評論說：“中國法制史上最重要之人物，則李悝其首屈一指矣。”梁氏認為，李悝在我國法制史上的位置，其關係之最大者有二：“一曰之後以成文法之基礎，我國現行之律，繼受明律，明律繼受宋律，宋受唐律，唐律繼受魏晉律，魏晉律繼受漢律，漢律繼受秦律，而秦律即李悝之原文也。然則二千年間之法律，無不以李悝所制定者為藍本。不過因緣時代之需要，而有所損益雲爾。《法經》六篇雖亡，實則輾轉間接，散存於今之《大清律例》者，尚不知凡幾。但熟為原文不可識別耳。故後世一切法典之對於《法經》，非徒母子血統的關係，而實一體化身的關係也。二曰集前此成文法慣習法之大成。悝之《法經》，既撰次諸國法而成。然則前所列舉之七種法，與夫不見於傳記之他種成文法，乃至各國未著竹帛之慣習法，當莫不為《法經》所網羅。蓋《法經》者，集局部法以為一般法者也。我國法律之統一，自《法經》始，我國之有《法經》，猶法蘭西之有《拿破崙法典》。故諸國法今雖無一遺存，然以其為法經之淵源，則東鱗西爪，藉《法經》之介紹，間接以散見於現行法律中者，殆非絕無矣。
梁啟超對李悝《法經》評價之高，可能也與他自己傾心維新變法的大業有關。觀覽青史，歷代變法者，無論體制內抑或體制外，在法制問題上，起碼在形式上亦有一脈相承的感同身受，對於梁氏而言，道義感與同情心俱在。于李悝而言，即令思想性和人文精神的闕如，也能給後世預留一個想像的空間。
李悝其人，生於西元前455年，卒於西元前395年。他於西元前407年制定了魏國《法經》。《法經》已經失傳，但因以後商鞅入秦變法，在秦國以李悝《法經》為範本，改法為律，將李悝《法經》六篇移植為《秦律》六篇，故《秦律》視為李悝《法經》原本，從中可窺知《法經》六篇的內容。
李悝《法經》共有六篇：
“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
六、具法。”（見《唐律疏義·進律疏表》）
所謂盜，竊人貨物，取非其物者，謂之盜。
所謂賊，無變斬擊，殺人害良者，謂之賊。
所謂囚、捕，即劾捕，網囚。用現代語概括之即逮捕羈押也。
所謂具雜，是將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輕微違法者予以重處的規定。
所謂具，則具其加減矣。
對於《法經》的內容，還可從後世的學者論述中有些許的瞭解。西漢桓譚在《新論》中說：“秦、魏二國，深文峻法相近。正律略曰：殺人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大盜戍為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臏，拾遺者刖，曰：為盜心焉。其雜律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耳或（割左耳）；夫有二妻則誅。妻有外夫則宮。曰淫禁。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則誅。自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曰城禁。博戲罰金三市，太子博戲則笞，笞不止則特笞，不止而更立，曰嬉禁。群相居一日則問，三日四日五日則誅，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誅。犀首以下受金則誅。金自鎰以下罰，不誅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其減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年六十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武侯以下守為法矣。”由此看，《法經》、《秦律》之嚴酷，對於一些輕微違法者的處置如此之重，堪稱嚴刑峻法。
《法經》的歷史意義與立法的特色，見諸文字的不多，在傳統有限的評論文章中，受所謂“階級”觀點之限，對李悝的評述無非是指《法經》的鋒芒所向，重點打擊的是“盜賊”，而這些所謂的“盜賊”，大抵都是受剝削受壓迫的農民。
我對這種看上去有些過時的“階級鬥爭”的觀點卻有新的解讀。我認為，魏王、李悝打擊的重點在“盜賊”，李悝將“盜賊”列為中國第一部成文法的首位，影響後世，使以後的朝代大多效法。實際上，仔細琢磨，所謂“盜賊”，就是反抗者，真正的小偷怎能讓統治者看上眼？甚至被抬高到位列刑法第一篇的首位！在《法經》與《秦律》中，所謂的盜賊，原來是盜玉璽者，議論國家大事的人。
“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可見，刑法打擊的重點仍然是對統治者最看重的國家權力的標誌——璽，怪不得“文革”造反派要去奪公章！在這裡，李悝打擊的重點除誅殺盜竊玉璽者（實際是泛指謀反者）外，另一重點便是“議國法令者誅”。
這種“議論”，與“盜賊”有何相關？但國家已經是魏王所有，法令既出，這是國王的王事也是私事，豈能讓小民議論？小民議論國事，就是逾越自己的思想必須被禁錮的邊界，去偷竊國家的“思想”，在統治者看來，小民們甚至知識份子們議論國王的法令，言論的自由與言語的不恭比“盜賊”還要可怕，因而必殺之！這就是國王將國竊去，特別害怕真正的主人——老百姓議論，故採取嚴刑峻法對付。
專制者的這一招還真的見效，農人們因生活與生產方式較為固定，比之遊牧民族、漁業民族的動態性生產方式靜態得多，為了“老婆孩子熱坑頭”與“三分自留地”，農耕民族歷來順受，溫順可欺。
這樣，歷代的專制者便大行李悝之道，特別是商鞅將李悝之法推向極致後，後世的專制者便承襲有術，甚至很多朝代，都以捕囚“盜賊”為名，將之作為維繫專制國家的刑律之部首，擴大打擊老百姓的不滿，這種傳承代代相因，李悝、商鞅之法沿襲下來，即使改朝換代，由秦變為劉漢，再由曹魏改由司馬，至隋楊、李唐、趙宋、朱明乃至愛新覺羅氏，都將對“國家”統治有所威脅的人稱為“賊”，如“闖賊”、“洪賊”等等，反映在刑律上即與李悝《法經》“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相同。
各朝各代的刑律大多都將這些所謂的“賊”列為刑罰懲處的首要目標，對其給予最嚴厲的打擊。當代的刑律雖然更換名詞，將“賊”作狹義定義，但對“大賊”即危害統治的反抗者仍保持高度的警惕，將此類所謂危害或威脅甚至可能威脅統治的行為，直接載入刑法分則，並列為首章，予以重點打擊。當然已經改變政權形式的民主國家，並不害怕誰“竊”走國家。
如《德國刑法典》就改變這一編寫順序，它將侵略的戰爭罪行，違反憲政的罪名編入刑法分則的首章，而將危害國家統治的罪名列為刑法分則的第二章：《法國刑法典》的民主化傾向更是一步到位，它讓反人類罪、侵犯人身罪位列刑法分則之首，而危害國家利益罪則排名靠後。
誠然，現代刑法的立法技術與法律術語的豐富多變，也為借鑒李悝、商鞅等先秦法家思想提供了方便和條件，如在罪名的定義上，便將古代之“賊”即反抗者推衍至“殺人傷害”（《法經》定賊為斬殺者）、“黑社會組織”、“尋釁滋事”的口袋罪之中；對於“言論之罪”，則將李悝“議國法令者誅”的嚴酷法令，改為“煽”或“顛”一類的貶詞罪名，予以懲處。實際上，“尋釁滋事”也好，“傷害鬥毆”也罷，抑或是“煽”或“顛”，在統治者看來，統統都是“賊”。
《法經》的另一大特點便是以律代法，使公法遮蔽私法，讓公權網羅私權，開啟了政治干預小民的私生活以及農業生產的先例。從《秦律》透視《法經》的內容，可看出很多屬於民事法律規範調整的民事關係與民事行為，均被刑罰處置。
如翻牆越城的人，只是輕微的違法行為，最多拘留十五日就夠嚴厲了，甚至在很多地方很多時候也僅僅只是一種民事行為，多數情況應通過民事訴訟予以調整。有時翻牆越城者連損害後果都沒有，就民法意義而言，損害賠償都談不上，在李悝《法經》中卻遭受死刑這樣最為嚴酷的殺戮；又如賭博戲事，大多屬民間的遊樂與娛樂活動，只要不是以營利為常業，多屬教育範疇，應通過民事法律規範調整，但在《法經》中卻被刑罰嚴厲重處；再如遺拾物問題，本可通過民事法律規範或“禮”制予以調整，但在《法經》內卻毫不留情地動用殘酷的肉刑對待；為了抑制流通，控制小民的生活，竟不准旅行，不准民間交往，親友之間的來往受到嚴格管治，“群相居一日不問，三日四日五日則誅”。
可見民間親友多人在一起交往相居，三日以上則予誅殺，這種動輒運用刑律處罰小民的形式，實際就是威攝主義刑法的先聲，用公權網羅私權，用刑罰覆蓋諸法的嚴厲管治，帶來很惡劣的範式效果，使後世的專制統治者紛紛效法。這種殘酷鎮壓百姓的統治方式：其危害性還不僅僅在於它的殘忍性，而在於它的恐懼與管治的無孔不入。這種恐懼，千百年來，滲入華夏，讓後世的專制統治者樂此不疲地追逐效法。久而久之，使中國人——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都誤以為法律就是刑律，刑律就是死刑、遊街、示眾、刑訊、烤打、糾問、搜家、關押。而從古至今，統治者也樂於這樣的理解與宣傳。
因此，發軔于李悝的中國第一部成文刑事法典——《法經》，及以《唐律》為表徵的中華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因另僻路徑而山頭獨立。自成系統的中華法系從先秦李悝至清末沈家本，其一以貫通的脈絡便是諸法合體，以刑代法，用刑法覆蓋諸法，用公權網羅私權，用刑罰造成恐懼，據此以維繫萬世一系的專制統治。從這個意義上看，制定成文的刑法典只是早晚的事，李悝之法雖有獎勵農桑之功效，但禁錮思想誅殺言論自由成之于文，釀成酷嚴而惡劣的範式效應，首推李悝。以此蓋棺，李悝負謗並不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