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山的潞商
說起茶馬古道， 大家印象最深的是西南地區， 大隊的馬幫馱運著普洱之類的茶葉， 走進大漠深處。 其實在晉東南， 也有一個茶馬古道。 從長治到武鄉縣的土門鎮， 再到祁縣子洪口的驛站金鎖關， 途經雁門關出境， 潞商把長治的絲綢、潞鐵、糧食， 以及從武夷山販來的茶葉賣到集寧， 賣到呼市， 甚至更遠的恰克圖， 換來那邊牧民的毛呢、毛毯、天鵝絨、銀器， 以及馬、牛、羊。 因此， 長治有了圏馬的馬廠， 以及馬驚後的捉馬、暴馬等村名。
潞商走出大山， 具有代表性的是長治郊區的申家。 提起山西的大院，
郊區的申氏在明初從潞城縣西天貢村遷入南村， 明嘉靖十一年（西元1532）遷入中村定居。 自始祖申十三開始， 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 申十三有二子， 第四世時有七子， 第七世時發展為三十子， 第八世時發展到五十子， 成為一大望族。 申家最旺盛的時期在第七、八代之間， 其後至嘉慶末年（西元1814）開始衰敗， 從興盛到衰敗大約270年。 其興盛、衰敗的家族史與晉商的發展軌跡頗為相似。
潞商早期的崛起始於鹽鐵、鐵糧的交換， 中期開始多元貿易， 鐵業、絲綢仍占主導， 後期則以手工業製品為主。 明代“開中法”(“開中法”就是讓內地商人把糧食運送到塞外指定兵站， 然後換取販鹽許可證， 以准許販賣食鹽作為報酬）的實施為潞商的發韌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地處河南、晉中、晉南交通要衝的區位優勢則加速了潞商的發跡， 並很快成為一個區域性的商業集團。 到明中葉， 潞商已經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商幫。 而此時， 晉中商人， 類似喬致庸那幫人， 基本上還沒有大的作為， 更沒有什麼顯赫的喬家大院。 清代以後， 食鹽貿易逐漸被徽商壟斷， 絲綢生產亦日漸衰微。 同一時期， 晉中商人以經營匯兌業務而後發制人，
清人入關， 帶來一個好的結果是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紛紛內附， 蘊藏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巨大商機被釋放出來。 在遍地黃金的北方邊疆地區， 單是草原上牧民帳篷中堆積如山的貂皮， 就是內地奇貨可居的名貴物品。 而換回這些東西， 當時只需要鐵鍋、食鹽、茶葉這些在內地看起來再普通不過的物品。 在這波創業大潮中， 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黨？由於史料所限， 至今不為人知。 但清末潞商在晉商中還是有一席之地的。 康基田《晉乘搜略》載：“太原迤南多服賈遠方”。 就是說， 就經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
茶馬古道上的潞商
茶馬古道大致有“南三線”和“北三線”之分， 其主要樞紐為“一關、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的雁門關、南有河南的賒旗店， 以及右玉的殺虎口（俗稱西口）、河曲黃河渡口（亦稱西口）和河北張家口（俗稱東口）。 南三線即東線（浙江、江蘇中經河南至山西）為晉商絲綢駝道、中線（江西中經湖北、河南至山西）為晉商瓷器駝道、西線（湖南、湖北中經河南至山西）為晉商茶葉駝道。 北三線即晉商東北駝道、晉商華北駝道和晉商西北駝道。 人所共知的“走西口”， 就是指晉商從雁門關走出內長城之後， 便分為三路：或至黃花嶺棋道地經張家口遠赴東北駝道，
據《山西票號資料》收錄的《渠家墓誌銘》載， 長子縣渠家寨的渠敬信、渠守信、渠忠信三兄弟， 曾用上黨出產的潞麻、水果到祁縣一帶， 換取布匹、紅棗發跡。 後來渠家三兄弟看中恰克圖的茶葉生意， 把自家“長裕川”百余名店員分配到綏遠、天津、成都等地， 在那裡設立15個分號， 遍佈茶馬古道沿線。 此外， 長治蔭城、西火、黃池的鐵貨也通過張家口的“茶馬互市”銷往漠北蒙古族的居住區， 最遠銷往俄羅斯。 萬曆元年在中國東三省就有“潞鍋三垛的孫和尚”、“潞鍋一垛的郭世明”、“潞鍋一大車的於守仁”等潞商字型大小。 潞安府生產的潞鍋，尤其受到蒙古牧民的青睞。史載，明朝洪武初年，朝廷在全國置鐵冶所13處，上党的潞安府、澤州便各有1處。明景泰元年潞州一單就為朝廷鑄制阻敵入侵的鐵蒺藜100萬件。天順五年，陝西總兵一次就從陽城運鐵10萬斤。明朝中期，潞州、澤州兩地供應軍需用鐵每年都在60萬斤以上。
今天，從申家大院現存的實物和資料中不難看出，明正德年間，申家將蔭城鐵貨、潞州絲綢、屯留大葉茶等商品用騾馬馱運至平陽，賣後買進食鹽再運回囤積、轉售，從而牟取利潤。從現存的鐵鋪院、茶葉莊、歇馬店等遺存可以看出，申家在當時已經形成了採礦、冶煉、銷售一條龍的模式，在販賣鐵貨的同時，他們也把茶葉、絲綢的生意做到了塞外。
申家興衰的啟示
從申家大院的考證中可以看出，申氏作為潞商的代表之一，見證了潞商的興衰。潞商作為晉商中最早發跡者，從“豪富大賈甲天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留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的。
首先，轉型發展要選對產品。潞商發韌於販鹽，鹽被徽商壟斷後，潞商轉向鐵業和絲綢。順治《潞安府志》載：“上党居萬山之中，商賈罕至，且土瘠民貧，所產無幾，其奔走什一者，獨鐵與綢耳。”這段話說的是，上黨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貧窮，所生產的沒有幾樣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鐵和絲綢。儘管當時鐵業已經發展到“萬里蔭城”，達到年交易1000多萬兩白銀的規模，但畢竟鐵貨笨重，比起晉中“匯兌天下”的銀票來，有不便於運輸和攜帶的弊端。絲綢雖然輕，但潞綢的發展不是靠市場杠杆撬動起來的，而是靠“朝中有人”發展壯大——因為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長治定居，朝廷便在山西設立織染局（主管為皇家派造絲綢），潞綢因此興盛。但“人定勝天”畢竟是個口號，從氣候上講長治這個地方並不適合大規模栽桑。當年滿天遍野的桑樹，以及後來大面積種植的泡桐，都在“沖天壯志”中死掉。當然也有官府重稅盤剝的因素。但誰違背大自然的規律，大自然就懲罰誰。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包括皇太子朱模。
其次，發展經濟，短期看環境，長遠靠文化。官本位越濃，商業味越淡；官方干涉越多，商家死的越快。申氏起家靠的是鹽鐵，其實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實質問題是官商文化。從申氏家譜可以看出，申家販鹽活動始於明正德年間（西元1506—1521），此間，申家出了一個官。西天貢村申家四子的後代——河北省永年縣的進士申綸從平陸縣調到太原縣，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這層關係開始從事食鹽的販運。這也是後來鹽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關係打天下。申家興盛的時期正是申家子嗣官運亨通的時候。申家最後一個掌實權的官員是申受祉。據申受祉墓碑載，乾隆六年（西元1741），申受祉還在廣東儋州任上。嘉慶末年（西元1814）申受祉不在了，申家開始衰敗，其原因不言自明。由於受地理的影響，上黨人自古就按士、農、工、商的等級，把商排最後，崇官而輕商。面對官府的強權，他們是默然無聞的一個群體，沒有說話權，又大錢掙不上，小錢看不起，唯一發跡的辦法就是讀書-當官-發財。所以等級制、官本位在上黨有相當大的市場。商人和文人兩個階層始終沒有成為獨立的階級，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撐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壽”的生命源泉。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長治的出海口。世界有多大，發展經濟的潛力就有多大。高高的令人驕傲的太行山擋住了昔日潞商的視線，煤、焦、鐵束縛了新潞商轉型的腳步。資源優勢成就了潞商，也毀了潞商。對資源依賴太強，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終沒有做大的根本原因。太行山上，上黨盆地最大，大也不過1100多平方公里。再大，也是個腳盆。因為閉塞，所以思想保守。因為單線條思維，所以缺乏一種闖呀冒呀的擔當精神，創新意識不夠，缺乏與時俱進的思想。其實，我們離大海不過5個小時的車程，高鐵通後，3個小時就可以看到大海。崇尚流動、競爭、開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們招手。山西加入環渤海區域經濟圈的思路，河南構建中原經濟區的舉措，對我們來講，是挑戰，更是機遇。
潞安府生產的潞鍋，尤其受到蒙古牧民的青睞。史載，明朝洪武初年，朝廷在全國置鐵冶所13處，上党的潞安府、澤州便各有1處。明景泰元年潞州一單就為朝廷鑄制阻敵入侵的鐵蒺藜100萬件。天順五年，陝西總兵一次就從陽城運鐵10萬斤。明朝中期，潞州、澤州兩地供應軍需用鐵每年都在60萬斤以上。今天，從申家大院現存的實物和資料中不難看出，明正德年間，申家將蔭城鐵貨、潞州絲綢、屯留大葉茶等商品用騾馬馱運至平陽，賣後買進食鹽再運回囤積、轉售，從而牟取利潤。從現存的鐵鋪院、茶葉莊、歇馬店等遺存可以看出，申家在當時已經形成了採礦、冶煉、銷售一條龍的模式，在販賣鐵貨的同時，他們也把茶葉、絲綢的生意做到了塞外。
申家興衰的啟示
從申家大院的考證中可以看出，申氏作為潞商的代表之一，見證了潞商的興衰。潞商作為晉商中最早發跡者，從“豪富大賈甲天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留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的。
首先，轉型發展要選對產品。潞商發韌於販鹽，鹽被徽商壟斷後，潞商轉向鐵業和絲綢。順治《潞安府志》載：“上党居萬山之中，商賈罕至，且土瘠民貧，所產無幾，其奔走什一者，獨鐵與綢耳。”這段話說的是，上黨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貧窮，所生產的沒有幾樣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鐵和絲綢。儘管當時鐵業已經發展到“萬里蔭城”，達到年交易1000多萬兩白銀的規模，但畢竟鐵貨笨重，比起晉中“匯兌天下”的銀票來，有不便於運輸和攜帶的弊端。絲綢雖然輕，但潞綢的發展不是靠市場杠杆撬動起來的，而是靠“朝中有人”發展壯大——因為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長治定居，朝廷便在山西設立織染局（主管為皇家派造絲綢），潞綢因此興盛。但“人定勝天”畢竟是個口號，從氣候上講長治這個地方並不適合大規模栽桑。當年滿天遍野的桑樹，以及後來大面積種植的泡桐，都在“沖天壯志”中死掉。當然也有官府重稅盤剝的因素。但誰違背大自然的規律，大自然就懲罰誰。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包括皇太子朱模。
其次，發展經濟，短期看環境，長遠靠文化。官本位越濃，商業味越淡；官方干涉越多，商家死的越快。申氏起家靠的是鹽鐵，其實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實質問題是官商文化。從申氏家譜可以看出，申家販鹽活動始於明正德年間（西元1506—1521），此間，申家出了一個官。西天貢村申家四子的後代——河北省永年縣的進士申綸從平陸縣調到太原縣，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這層關係開始從事食鹽的販運。這也是後來鹽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關係打天下。申家興盛的時期正是申家子嗣官運亨通的時候。申家最後一個掌實權的官員是申受祉。據申受祉墓碑載，乾隆六年（西元1741），申受祉還在廣東儋州任上。嘉慶末年（西元1814）申受祉不在了，申家開始衰敗，其原因不言自明。由於受地理的影響，上黨人自古就按士、農、工、商的等級，把商排最後，崇官而輕商。面對官府的強權，他們是默然無聞的一個群體，沒有說話權，又大錢掙不上，小錢看不起，唯一發跡的辦法就是讀書-當官-發財。所以等級制、官本位在上黨有相當大的市場。商人和文人兩個階層始終沒有成為獨立的階級，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撐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壽”的生命源泉。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長治的出海口。世界有多大，發展經濟的潛力就有多大。高高的令人驕傲的太行山擋住了昔日潞商的視線，煤、焦、鐵束縛了新潞商轉型的腳步。資源優勢成就了潞商，也毀了潞商。對資源依賴太強，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終沒有做大的根本原因。太行山上，上黨盆地最大，大也不過1100多平方公里。再大，也是個腳盆。因為閉塞，所以思想保守。因為單線條思維，所以缺乏一種闖呀冒呀的擔當精神，創新意識不夠，缺乏與時俱進的思想。其實，我們離大海不過5個小時的車程，高鐵通後，3個小時就可以看到大海。崇尚流動、競爭、開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們招手。山西加入環渤海區域經濟圈的思路，河南構建中原經濟區的舉措，對我們來講，是挑戰，更是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