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外交貢獻：衝破封鎖打開局面

周恩來同志早在建國前就卓有成效地領導了党的外事工作。周恩來同志長時期來是我黨對外的主要代表和發言人。他親自領導和開創了我黨最初的外事活動,衝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封鎖,在抗日大後方廣交朋友,宣傳党的全民團結抗日和民主建國的主張,擴大了抗日民主統一戰線,並在國際上擴大了我黨的影響。

建國後他以政府總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長達9年,不兼外交部長的職務後仍然主管外交工作,前後達26年之久。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以決策人、指揮者和實踐家三位一體的身份,以驚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為新中國外交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他的外交實踐可說是新中國外交史的縮影。

建國前夕和初期,周恩來與毛主席一起制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政策和方針。 1949年前後,他兩次為黨中央起草了《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為新中國的外交奠定了基礎。

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我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和重大政策。 1952年在第一次使節會議上,他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另起爐灶”、“一邊倒”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三大決策和新中國初期外交工作的經驗,對我國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全面闡述。新中國就是在上述方針和政策指導下徹底埋葬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創立和發展了我國新型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抗美援朝期間,他與毛主席一起領導了這場關係中朝人民命運的軍事較量和外交談判交織的複雜鬥爭。這一時期,他親自起草和批發的指示文、電就逾千份。談判期間,他直接指導我方貫徹“爭取和、不怕戰、準備拖”和“談要耐心、打要堅決,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戰”的方針,始終駕馭著局勢的發展,直到停戰的實現。

朝鮮停戰後,國際上出現了緩和的趨勢。周恩來同志敏銳地抓住有利時機,經中央決策,積極推行爭取和平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政策,迅速打開了我國外交的新局面。他創造性地提出指導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同印度、緬甸兩國總理共同倡議把這些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普遍準則載入史冊。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他領導中國代表團為和平解決朝鮮和印支問題作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使更多的國家對新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使會議在和平解決印支問題上達成協議。

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出現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崇高的聲譽。

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同志以“求同存異”的戰略思想促進了亞非國家的團結合作,使中國同亞、非新獨立國家的關係得到穩定發展。在他的正確指導下,中國政府按照互諒互讓的精神先後解決了歷史遺留的中緬、中尼、中巴等國邊界問題,極大地改善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從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訪亞、非28國,堅決支持它們爭取和維護政治、經濟獨立的鬥爭,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與它們的友好合作關係,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聲望。

1964年,在他的直接領導和推動下,中法實現建交,開始了西方大國與中國建交的進程。

對美國政府,周恩來同志強調要反對它的侵略干涉政策,同時一再表示願意與它坐下來談判,以解決臺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後,周恩來同志一直是這場馬拉松式鬥爭的直接指揮者,他為揭露美國奉行的侵略和干涉政策、同時又保持中美雙方這種聯繫和對話的獨特管道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五十年代中蘇友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鞏固和發展雙方的友好合作做出不懈努力。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中蘇分歧逐漸擴大,他一面耐心維護中蘇關係的大局,一面同蘇聯干涉和控制中國的圖謀進行不妥協的鬥爭,顯示了中國徹底的獨立自主立場。

從1953年朝鮮停戰到1965年,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中國外交工作得到全面發展,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由建國初期的18個增加到49個,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提高。新中國外交的偉大成果是同周恩來同志身體力行分不開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交工作一度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周恩來同志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對“四人幫”插手外事的倒行逆施進行堅決的抵制,並極力設法保護受到“四人幫”迫害的幹部,維護了外交工作的運行。

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毛主席和周總理審時度勢,及時接過了美國作出的和解姿態,作出了打開中美關係的決策,促成尼克森訪華和中美關係的解凍。中美關係的這一重大發展震動了世界,迎來了世界格局的大變化,世界上掀起了同中國建交的新高潮。到周恩來同志逝世前,與中國建交國家由49個增至107個,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恢復。

周恩來同志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思想,即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他獨具一格的外交藝術與外交風格。深入研究和學習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不但對我們全面理解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對指導當前的外交鬥爭也具有重大意義。(資料由淮安周恩來紀念館提供)

新中國外交的偉大成果是同周恩來同志身體力行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