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8點， 吳越在睡夢中被一個電話吵醒， 劈頭蓋臉就是一堆問。
“你知道自己很討厭嗎？為什麼我昨天給你打幾個電話都不接？你買的抽濕機到底什麼時候送？你不知道我們做快遞的‘雙11’壓力很大嗎？！”
從業五年的快遞員陸小江第一次爆發了， 不止他的客戶吳越， 連他自己事後想到2016年11月16日的這個電話， 都覺不可思議。
2017年春天， 陸小江所在的某快遞公司上海長寧網點老板胡英漢稱， 在同吃同住的五六十個快遞員裡， 陸甚至算得上沉默寡言。
陸小江喜歡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叔本華， 坦誠自己是個有些悲觀的“文藝范兒”快遞員。
這種變化也正發生在他身處的快遞業。
去年快遞行業巨頭“三通一達”（申通、圓通、中通、韻達）接連上市， 大城市的房價高企帶動運營成本上漲， 不止在“雙11”等特殊時期， 每個快遞員都需要完成更多的票件才能完成指標， 他們也因此被捲入更為浮躁的競爭中。
從業9年的胡英漢算是快遞業老江湖了， “前年在上海看房， 手裡也有點錢， 但當時還是想做大網點， 房子啥時候不能買呢？現在還在租房， 有點後悔了。 ”對於這份工作， 他的自信也有些消退。
敲開陌生人的門
一個跟著胡英漢近六年的快遞員跑來說要辭職，
快遞員搖下車窗， 把煙點著了， “我只要一接顧客電話查件就生氣、崩潰。 快遞這行我真是做得夠夠的了！”
胡英漢沒再勸什麼， 當然， 最後也沒能留住人。
他自己也做過快遞員， 知道周而復始的生活單調乏味、關鍵是“磨人”。
快遞從業人員喜歡把快遞的件數叫做票， “你今天手上多少票？”“今天100票， 不算太多。 ”
每個快遞員都會負責一帶路區， 快遞配送都是按路分。 人和路結合， 要是兩個人負責同一條路就分單雙號。 每天先分發掃描再人工細分路區件， 放在快遞員對應的數字框內。 早上從卡車上卸貨收件， 最晚到六點半。 第一批次派件最晚派到下午兩點半。 第二批次的貨派送到下午四點至五點。
快遞員類似計件工， 每派一件的收入在一元左右。 聯繫不上客戶， 又無人簽收， 快遞員只能為了這一元的收入反復投遞。
“假如我一天的工作量是200， 至少會有20單這種情況， 甚至更多，
32歲的陸小江在老家曾當過銷售、收銀員， 朋友一句只要能吃苦， 城裡快遞賺得多， 就把從安徽他引來了上海。
他為此不得不適應上海潮濕的空氣， 熟悉派件的路區， 以及在人情冷暖中控制自己的情感。
他是個害羞的人， 敲開陌生的門是件需要做心理建設的事情。 他去送件， 砰砰敲門， 起初會說你好、再見， 但經常碰到的情況是， 他說完你好， 在屋裡的人不開門， 讓他把東西放門口；或者還沒等他把再見說完， 就迎面關來一扇冷冰冰的門。
“感覺一面之緣是很奇特的事情， 其他人一輩子都不可能經歷這麼多家人。 你敲門的一刹那， 你看到他們， 就會叫聲阿姨、叔叔。
他慢慢習慣在派件的萬花筒裡看人生百態。
有次他去送一份6樓的快遞， 爬上樓梯敲門沒人回應， 電話打了兩遍沒人接他就走了。 在送了兩個快遞之後， 前一家的電話回過來， 是個女孩， 讓他把快遞放鄰居那裡。
但他從六樓到一樓來回跑， 所有鄰居都不開門。 他又打電話， 女孩冷冷說， 放家門口吧。
他看到五六樓之間在做水泥工程和粉刷， 於是向女孩解釋將快遞放在門口的風險， 讓她儘快把東西拿走。 女孩不耐煩了， 開始光火， 他一衝動把電話掛了。
沒多久， 他就接到了客服轉來的投訴。
他再去投遞時，發現女孩就是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屋裡的電腦螢幕上顯示暫停的遊戲介面，一副涉世未深的模樣。
他說自己會忍不住想，小姑娘以後會不會吃虧，父母給她灌輸了什麼不好的事情。
還有一次，陸小江去敲門發現客戶不在家。隔壁大媽主動說幫他代收。於是他打電話給沒在家的客戶確認，陸小江當時開著電話的揚聲器，對方卻大聲地說不要鄰居收，態度傲慢無禮。
掛了電話他只好無奈地對大媽說不好意思，然後把這個件帶回去。“後來我發現隔壁阿姨對誰都很好，真的很好，而那家人對誰都不好，但兩家人卻住在了一起。這件事跟我無關，但你會發現世界有一半是很美好的。”
“五年前，我剛開始接觸快遞的時候，人們對於快遞的新鮮感很強，時間久了，便覺索然無味。從側面上也反映出，客戶對快遞員的工作認同度降低，對快遞的要求越來越多。”
在2009年之前，現在上市的這些快遞公司都被歸為“黑快遞”，快遞沒有合法身份，也沒有合法空間。2010年後快遞行業進入快速增長期。自2015年12月以來，申通、圓通、順豐、 韻達、中通五大快遞企業已經基本完成境內或境外上市的征程。
資本的果實，一線勞動者似乎並沒有機會親口品嘗。陸小江覺得，流汗付出勞動叫辛苦，付出勞動卻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則是心苦，而快遞員正在走向後者。
“搶路大戰”
同一個網站的快遞員競爭主要在路區。
三豐是老板胡英漢的安徽安慶老鄉，他的派件路區令同事羡慕——高級寫字樓，機關單位，高層住宅社區。派件輕鬆，收件多，收入穩定。
他不用爬樓。到了白領們的上班時間，一般他坐電梯到一幢大廈的頂樓，把件從上往下送。“上樓要坐貨梯，下樓就可以坐客梯，這樣不會有保安說你。送寫字樓的快遞的時間久了，也就跟前台熟。”
頂樓第一家，他把快遞往前臺一放，前臺大多已經被一堆快遞擋住了臉，走近去送時，前臺的姑娘頭也沒抬，拿著他遞過去的單子就簽了。
只有保安看到記者跟著他，會逗趣說，“你要走了？帶徒弟呢還是你老婆啊？”三豐只會害羞地搖頭。
貴州銅仁來的宋強遠就沒那麼幸運，他負責派送的區域集中在上海的老小區，多層住宅。“剛開始，他們叫我慢慢跑，我跑了三個七樓，兩個六樓後受不了只能坐地上呼呼大喘氣。”
一個月他熟悉了路區裡的捷徑和暗道，半年他熟悉了路區的瑣碎狀況，比如哪些人工作日幾點到幾點在，不在有沒有人代收，哪些人會用奇怪的名字買東西，哪些人格外挑剔外包裝整潔……有些辦公樓裡彎彎繞繞沒有標號，他跑起來輕車熟路。“天天跑，傻子都背出來了。第一次來誰都犯迷糊。”
臨近中午高峰期，貨梯中擠入了外賣員，看到樓層的按鈕被按得幾乎層層停，外賣員神色緊張起來，不停看自己手機裡的送餐倒計時和電梯顯示幕緩慢變動的樓層數字。最後，他沒到相應樓層就下了電梯。
“他們限制時間，只能爬樓了，超過時間一單就白送了。”說到這，宋強遠顯得篤定。
他的路區還有家醫院需要派件，“有次送個淘寶件，一打客戶電話，接電話的人說，那人已經被推進手術臺了。也有個醫生還在給病人做胃鏡，洗了手出來取件的，或者是有些大夫在動手術，護士給接電話的。”有些醫生護士沒空逛街，常在網上買東西，他能記住對方的名字。
唯獨很少有人關心他叫什麼名字。
他頂多只是用戶手機上的一串數位，連給客戶發消息，他都只會寫自己是某快遞公司的快遞員，不會寫名字。
由網站老闆劃定快遞員的路區，對快遞員來說是否不公平？
胡英漢解釋道：“網站會根據實際情況作出調整。比如總部給網站兩元一件的派件費，網站給快遞員一元一件的收入。如果區域較難派送，那麼適當提高派送價格。”
各家快遞公司的競爭則主要集中在收件中。“目前快遞服務都差不多，主要看客戶和快遞員那麼多年積累的關係了。如果沒有較為密切的關係，客戶選擇主要看寄件價格。”胡英漢說。
張西西是胡英漢手下的業務拓展員，主要工作就是出門談客戶，跟哪家公司談成了就給對方一疊面單。
說起來容易。張西西一天到晚在外跑，常常碰一鼻子灰。看哪家公司有可能就進去說兩句，他說被拒絕的次數多了，一種是對方有固定合作的快遞公司，另外一種是快遞需求很少，甚至沒有。碰到前一種情況，他還會再試幾次，哪怕把利潤壓到只有幾分錢，也要把客戶拿下來。
一張面單成本2.5元，常常有公司的客戶寫錯了個字就扔掉一張，一本面單總要浪費不少。張西西看著心疼，就跟老闆建議說，應該向客戶按照成本收面單費，比如給一百張就收250元。胡英漢聽著搖了搖頭，“你收別家不收，那人家為啥要跟收錢的合作？”
楊天理解這種快遞業激烈競爭的尷尬處境，他從廣州大學物流專業畢業後就在廣州一家快遞公司從事管理工作。“網站收入主要來源於派件和收件，利潤來源於和總部所給出底價之間的差價。總部給出的底價也對於不同的網站也有不同，假如一個網站完成了當年總部給出的業務量，那麼底價也會有優惠。相反，如果總部給出了比較優惠的價格而網站卻沒有足夠的業務量，那麼第二年總部便會不再簽約或者換人。”
胡英漢現在每月要準備幾百萬元的流動資金，除了人力、車輛、房租等固定成本外，還有上交總部的保證金，保證金數額與票件量成正比。
“總部根據區域收貨、派貨情況收定金，作為保證金，其他物資網站自己置辦。假如處於市中心，收件不多，以派件為主，定金情況居中。假如處於偏遠地區，定金較少。若處於淘寶電商集中的郊區，則收價比市中心要高。這個價格的制定主要依據上一年的資料、管理區的實地考察情況以及同區域其他快遞公司的資料情況。”
為了避免貸款墊付，胡英漢回絕了有拖欠帳款史的大客戶，“之前遇到一家造船的，他們欠了兩個月的款就申請破產，法院還通知我們去，因為欠我們的債不多，就沒去要。”
“人工流水線”
休息不足、薪資不高、考核嚴厲成為很多快遞員離開的理由，而最讓陸小江鬱悶的是，“如人工流水線的快遞工作本質上是對精神的否定。”
根據菜鳥網路提供的資料，2016年“雙11”當天有6.57億的包裹量。
它們連在一起，相當於從地球到月球的距離38萬公里；當它們平鋪開來，能足足鋪滿5個澳門。這一戰役的繁忙程度甚至已超過春運，涉及人次超過30億，堪稱“第二春運”。當它們配送的距離加起來，遠遠走出太陽系。
楊天回憶，2013年11月，那時他念大二，為了不在網吧玩物喪志，他在目前工作的網站賺外快，也第一次直面瘋狂的“雙11”。一天發18000票件，用了三天消化完所有快件。2016年是他畢業後參加工作的第二年，這年“雙11”一天就四五萬票，最多的一天是13萬件票，最終花了8天才消化。
在胡英漢的網站，平時每人每日派件量在150票的，到了“雙11”就是300到400票。由於人手不夠、休息不足、投訴率高，陸小江所在網站去年因為消費者的購物狂歡損失了近20萬元。
2017年4月初，記者第一次跟陸小江交談，問他為什麼去年“雙11”沒能把持住情緒？“這種心情或許就好比女性十月懷胎，在最後的階段遇到了問題。”他說，“你知道這是最簡單的工作，連這個都做不好就夠讓人沮喪了。”
胡英漢說快遞員玩了命送，送不完、送得晚都會挨投訴。“使用快遞的人多了，大家對服務品質有要求，也有投訴意識了。”
鴻姐是個胖墩墩卻精幹的女人，在這個網站做客服主管，她說每年“雙11”前她最怕有人突然離職。“如果陸小江突然走了，那廣元西路虹橋路這一帶誰來頂替，一天100多票件誰來處理？如果明天人員到位了，他一上手就能把100多票件都送完嗎？我們每天過來5000票件，簽收率要達到80%，那就是我要簽收到4000票，到‘雙11’一天就是一萬票件，大夥如果突然離職了，這幾千票件怎麼辦？簽收率不達標有人投訴罰款就下來了。”
怕快遞員離職，網站押了每人一個月的工資，但還是備不住年輕人的衝動。比如快遞員趙濤，剛來幹了半個月，突然被客戶投訴，一衝動就甩衣服不幹了，押金也不要了。
日子不好過，到了今年4月，客戶投訴率直線上升。老板胡英漢坐在電腦面前，緊緊盯著螢幕，他把鴻姐叫來辦公室在他身後站著，兩人一起看電腦上的投訴罰單。
“一站站三四十分鐘，一條條點開，我這一身肉站那裡腿疼。”鴻姐說完撇了撇嘴。
延誤、破損、丟件是最多的三類投訴。
有人投訴快遞延誤讓自己家的狗餓了三天，或者是延誤投送“熱得快”水壺，被客戶投訴幾天沒喝上熱水感冒了。鴻姐心裡很想罵，沒有快遞還都不活了？但轉過身一想，要不是這些人快遞員們也沒法活了。
有人的檔濕了，直接投訴要求賠6100元。還有人堅持說快遞的一塊銅片是古董，投送中被折壞了，讓快遞網站賠了650元。有人丟了女朋友寄來親手織的圍巾，跑來哭訴。
“一般按照交易截圖來賠償，能用小錢解決的事情就解決了。比如那塊銅片現在供在我辦公室呢。有些無價的真的只能賠錢賠不是了。”鴻姐說。
現在轉去送外賣的王舒，之前送了五年快遞，離職前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罰款，“關鍵是無從辯駁。如果客戶投訴你，你要抗辯，那就罰雙倍。公司有個仲裁委員會專門做這個。”
鴻姐的女兒正在老家牙牙學語，有次在視頻電話裡突然學說，“長大要當快遞員！”一聽這，鴻姐哭了。她跟著胡英漢十年，第一次萌生離開這個行業的念頭，她想陪女兒讀書，不在日復一日的流水線中蹉跎。
而老板胡英漢，時下也有些彷徨。他認為自己不是一個會做生意的聰明人，但有這樣一個網點，可以賺到點錢，也算是份事業，挺滿足。
只是最近一次幫兒子去開家長會，他差點被兒子的班主任罵哭。疏于管教孩子讓他內心有愧，起初兒子還會來網站幫忙，後來在家都不願提快遞二字。兒子處在叛逆期，父子間的交流越來越難。他認為快遞業會一直存在下去，但自己這個網點“就不一定了”。
今年5月，圓通、中通、申通、韻達、天天、百世等六家快遞公司下發檔，計畫6月1日起將每票快件的派送費提高0.15元，增加網點和快遞員收入。
他再去投遞時，發現女孩就是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屋裡的電腦螢幕上顯示暫停的遊戲介面，一副涉世未深的模樣。
他說自己會忍不住想，小姑娘以後會不會吃虧，父母給她灌輸了什麼不好的事情。
還有一次，陸小江去敲門發現客戶不在家。隔壁大媽主動說幫他代收。於是他打電話給沒在家的客戶確認，陸小江當時開著電話的揚聲器，對方卻大聲地說不要鄰居收，態度傲慢無禮。
掛了電話他只好無奈地對大媽說不好意思，然後把這個件帶回去。“後來我發現隔壁阿姨對誰都很好，真的很好，而那家人對誰都不好，但兩家人卻住在了一起。這件事跟我無關，但你會發現世界有一半是很美好的。”
“五年前，我剛開始接觸快遞的時候，人們對於快遞的新鮮感很強，時間久了，便覺索然無味。從側面上也反映出，客戶對快遞員的工作認同度降低，對快遞的要求越來越多。”
在2009年之前，現在上市的這些快遞公司都被歸為“黑快遞”，快遞沒有合法身份，也沒有合法空間。2010年後快遞行業進入快速增長期。自2015年12月以來，申通、圓通、順豐、 韻達、中通五大快遞企業已經基本完成境內或境外上市的征程。
資本的果實，一線勞動者似乎並沒有機會親口品嘗。陸小江覺得，流汗付出勞動叫辛苦，付出勞動卻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則是心苦，而快遞員正在走向後者。
“搶路大戰”
同一個網站的快遞員競爭主要在路區。
三豐是老板胡英漢的安徽安慶老鄉，他的派件路區令同事羡慕——高級寫字樓，機關單位，高層住宅社區。派件輕鬆，收件多，收入穩定。
他不用爬樓。到了白領們的上班時間，一般他坐電梯到一幢大廈的頂樓，把件從上往下送。“上樓要坐貨梯，下樓就可以坐客梯，這樣不會有保安說你。送寫字樓的快遞的時間久了，也就跟前台熟。”
頂樓第一家，他把快遞往前臺一放，前臺大多已經被一堆快遞擋住了臉，走近去送時，前臺的姑娘頭也沒抬，拿著他遞過去的單子就簽了。
只有保安看到記者跟著他，會逗趣說，“你要走了？帶徒弟呢還是你老婆啊？”三豐只會害羞地搖頭。
貴州銅仁來的宋強遠就沒那麼幸運，他負責派送的區域集中在上海的老小區，多層住宅。“剛開始，他們叫我慢慢跑，我跑了三個七樓，兩個六樓後受不了只能坐地上呼呼大喘氣。”
一個月他熟悉了路區裡的捷徑和暗道，半年他熟悉了路區的瑣碎狀況，比如哪些人工作日幾點到幾點在，不在有沒有人代收，哪些人會用奇怪的名字買東西，哪些人格外挑剔外包裝整潔……有些辦公樓裡彎彎繞繞沒有標號，他跑起來輕車熟路。“天天跑，傻子都背出來了。第一次來誰都犯迷糊。”
臨近中午高峰期，貨梯中擠入了外賣員，看到樓層的按鈕被按得幾乎層層停，外賣員神色緊張起來，不停看自己手機裡的送餐倒計時和電梯顯示幕緩慢變動的樓層數字。最後，他沒到相應樓層就下了電梯。
“他們限制時間，只能爬樓了，超過時間一單就白送了。”說到這，宋強遠顯得篤定。
他的路區還有家醫院需要派件，“有次送個淘寶件，一打客戶電話，接電話的人說，那人已經被推進手術臺了。也有個醫生還在給病人做胃鏡，洗了手出來取件的，或者是有些大夫在動手術，護士給接電話的。”有些醫生護士沒空逛街，常在網上買東西，他能記住對方的名字。
唯獨很少有人關心他叫什麼名字。
他頂多只是用戶手機上的一串數位，連給客戶發消息，他都只會寫自己是某快遞公司的快遞員，不會寫名字。
由網站老闆劃定快遞員的路區，對快遞員來說是否不公平？
胡英漢解釋道：“網站會根據實際情況作出調整。比如總部給網站兩元一件的派件費，網站給快遞員一元一件的收入。如果區域較難派送，那麼適當提高派送價格。”
各家快遞公司的競爭則主要集中在收件中。“目前快遞服務都差不多，主要看客戶和快遞員那麼多年積累的關係了。如果沒有較為密切的關係，客戶選擇主要看寄件價格。”胡英漢說。
張西西是胡英漢手下的業務拓展員，主要工作就是出門談客戶，跟哪家公司談成了就給對方一疊面單。
說起來容易。張西西一天到晚在外跑，常常碰一鼻子灰。看哪家公司有可能就進去說兩句，他說被拒絕的次數多了，一種是對方有固定合作的快遞公司，另外一種是快遞需求很少，甚至沒有。碰到前一種情況，他還會再試幾次，哪怕把利潤壓到只有幾分錢，也要把客戶拿下來。
一張面單成本2.5元，常常有公司的客戶寫錯了個字就扔掉一張，一本面單總要浪費不少。張西西看著心疼，就跟老闆建議說，應該向客戶按照成本收面單費，比如給一百張就收250元。胡英漢聽著搖了搖頭，“你收別家不收，那人家為啥要跟收錢的合作？”
楊天理解這種快遞業激烈競爭的尷尬處境，他從廣州大學物流專業畢業後就在廣州一家快遞公司從事管理工作。“網站收入主要來源於派件和收件，利潤來源於和總部所給出底價之間的差價。總部給出的底價也對於不同的網站也有不同，假如一個網站完成了當年總部給出的業務量，那麼底價也會有優惠。相反，如果總部給出了比較優惠的價格而網站卻沒有足夠的業務量，那麼第二年總部便會不再簽約或者換人。”
胡英漢現在每月要準備幾百萬元的流動資金，除了人力、車輛、房租等固定成本外，還有上交總部的保證金，保證金數額與票件量成正比。
“總部根據區域收貨、派貨情況收定金，作為保證金，其他物資網站自己置辦。假如處於市中心，收件不多，以派件為主，定金情況居中。假如處於偏遠地區，定金較少。若處於淘寶電商集中的郊區，則收價比市中心要高。這個價格的制定主要依據上一年的資料、管理區的實地考察情況以及同區域其他快遞公司的資料情況。”
為了避免貸款墊付，胡英漢回絕了有拖欠帳款史的大客戶，“之前遇到一家造船的，他們欠了兩個月的款就申請破產，法院還通知我們去，因為欠我們的債不多，就沒去要。”
“人工流水線”
休息不足、薪資不高、考核嚴厲成為很多快遞員離開的理由，而最讓陸小江鬱悶的是，“如人工流水線的快遞工作本質上是對精神的否定。”
根據菜鳥網路提供的資料，2016年“雙11”當天有6.57億的包裹量。
它們連在一起，相當於從地球到月球的距離38萬公里；當它們平鋪開來，能足足鋪滿5個澳門。這一戰役的繁忙程度甚至已超過春運，涉及人次超過30億，堪稱“第二春運”。當它們配送的距離加起來，遠遠走出太陽系。
楊天回憶，2013年11月，那時他念大二，為了不在網吧玩物喪志，他在目前工作的網站賺外快，也第一次直面瘋狂的“雙11”。一天發18000票件，用了三天消化完所有快件。2016年是他畢業後參加工作的第二年，這年“雙11”一天就四五萬票，最多的一天是13萬件票，最終花了8天才消化。
在胡英漢的網站，平時每人每日派件量在150票的，到了“雙11”就是300到400票。由於人手不夠、休息不足、投訴率高，陸小江所在網站去年因為消費者的購物狂歡損失了近20萬元。
2017年4月初，記者第一次跟陸小江交談，問他為什麼去年“雙11”沒能把持住情緒？“這種心情或許就好比女性十月懷胎，在最後的階段遇到了問題。”他說，“你知道這是最簡單的工作，連這個都做不好就夠讓人沮喪了。”
胡英漢說快遞員玩了命送，送不完、送得晚都會挨投訴。“使用快遞的人多了，大家對服務品質有要求，也有投訴意識了。”
鴻姐是個胖墩墩卻精幹的女人，在這個網站做客服主管，她說每年“雙11”前她最怕有人突然離職。“如果陸小江突然走了，那廣元西路虹橋路這一帶誰來頂替，一天100多票件誰來處理？如果明天人員到位了，他一上手就能把100多票件都送完嗎？我們每天過來5000票件，簽收率要達到80%，那就是我要簽收到4000票，到‘雙11’一天就是一萬票件，大夥如果突然離職了，這幾千票件怎麼辦？簽收率不達標有人投訴罰款就下來了。”
怕快遞員離職，網站押了每人一個月的工資，但還是備不住年輕人的衝動。比如快遞員趙濤，剛來幹了半個月，突然被客戶投訴，一衝動就甩衣服不幹了，押金也不要了。
日子不好過，到了今年4月，客戶投訴率直線上升。老板胡英漢坐在電腦面前，緊緊盯著螢幕，他把鴻姐叫來辦公室在他身後站著，兩人一起看電腦上的投訴罰單。
“一站站三四十分鐘，一條條點開，我這一身肉站那裡腿疼。”鴻姐說完撇了撇嘴。
延誤、破損、丟件是最多的三類投訴。
有人投訴快遞延誤讓自己家的狗餓了三天，或者是延誤投送“熱得快”水壺，被客戶投訴幾天沒喝上熱水感冒了。鴻姐心裡很想罵，沒有快遞還都不活了？但轉過身一想，要不是這些人快遞員們也沒法活了。
有人的檔濕了，直接投訴要求賠6100元。還有人堅持說快遞的一塊銅片是古董，投送中被折壞了，讓快遞網站賠了650元。有人丟了女朋友寄來親手織的圍巾，跑來哭訴。
“一般按照交易截圖來賠償，能用小錢解決的事情就解決了。比如那塊銅片現在供在我辦公室呢。有些無價的真的只能賠錢賠不是了。”鴻姐說。
現在轉去送外賣的王舒，之前送了五年快遞，離職前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罰款，“關鍵是無從辯駁。如果客戶投訴你，你要抗辯，那就罰雙倍。公司有個仲裁委員會專門做這個。”
鴻姐的女兒正在老家牙牙學語，有次在視頻電話裡突然學說，“長大要當快遞員！”一聽這，鴻姐哭了。她跟著胡英漢十年，第一次萌生離開這個行業的念頭，她想陪女兒讀書，不在日復一日的流水線中蹉跎。
而老板胡英漢，時下也有些彷徨。他認為自己不是一個會做生意的聰明人，但有這樣一個網點，可以賺到點錢，也算是份事業，挺滿足。
只是最近一次幫兒子去開家長會，他差點被兒子的班主任罵哭。疏于管教孩子讓他內心有愧，起初兒子還會來網站幫忙，後來在家都不願提快遞二字。兒子處在叛逆期，父子間的交流越來越難。他認為快遞業會一直存在下去，但自己這個網點“就不一定了”。
今年5月，圓通、中通、申通、韻達、天天、百世等六家快遞公司下發檔，計畫6月1日起將每票快件的派送費提高0.15元，增加網點和快遞員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