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聚寶盆》裡， 張衛健飾演的沈萬三， 從一個吃不飽飯的窮孩子成長為一代鉅賈， 還跟朱洪武拜了把子， 看了挺勵志的。 遺憾的是， 他僅僅是一個民間商人， 信史不可能為他單獨立傳， 偶有提及， 亦寥寥數語， 以至於民間傳說、戲說甚囂塵上， 種種謎團， 揮之不去。
《明史》記載沈萬三叫沈秀
沈萬三這個名字最廣為人知， 但在《明史》裡， 他叫沈秀。 在孔邇《雲焦館記談》、蔣一葵《長安客話》裡， 他叫沈萬山， 而在《周莊鎮志》及各種墓誌銘裡， 他還有沈進、沈富、沈萬三秀等諸多名字。 哪一個正確呢?
對照起來看， 沈富， 字仲榮，
綜合明代學者楊循吉《蓬軒別記》和《明史》的說法， 沈萬三秀這個名字應該是綜合了其本名、“行三”和朝廷戶籍制而成。
“秀”， 在明代， 是階層等級制的一個劃分。
明初沿襲元制， 將百姓分為哥、畸、郎、官、秀五等， 秀是最上等。 其中又按財富多寡再分若干等級， “富者， 謂之萬戶”， 沈富恰好行三， 又分在“秀”的第三等， 於是有了“沈萬三秀”之名。
馬皇后口中的沈秀， 顯然是官方對小民習慣上的稱謂， 相當於“姓沈的富商”，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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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誌和墓誌銘顯示， 沈萬三並非明朝人
關於沈萬三的傳說非常多， 如扳魚得聚寶盆、洪武皇帝搶奪聚寶盆等。 至於電視劇裡說他跟朱元璋是把兄弟， 這已然不是傳說而是戲說或惡搞了。
信史裡則有沈萬三參與修築南京城牆， 主動犒軍， 惹惱了朱元璋， 虧得馬皇后說情， 才發配雲貴的說法。 由於《明史》乃清人所修， 我們信歸信， 得多留個心眼才好。
稀奇的是， 有些地方誌和墓誌銘卻顯示，
成書於乾隆年間的《吳江縣誌》裡說：“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 二子茂、旺秘從海道運米至燕京”。 史料源自明人莫旦撰寫的《吳江志》。 當然， 莫旦自己似乎缺乏自信， 在文後加了存疑的注釋。
在《周莊鎮志》裡， 沈萬三似乎還有一個兒子叫沈榮。 筆者不太相信， 兒子取名， 為何不避父親的諱?這有違常識。
如果沈榮確是沈萬三之子的話， 他的墓誌銘倒是可以作為莫旦的證據， 其墓誌銘說：沈榮死於明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 享年71;(其子)沈森與父親死于同年， 享年48。
也就是說， 1368年朱元璋稱帝時， 沈榮已經62歲， 如果他是沈萬三的兒子， 那麼沈萬三起碼80多歲了， 又如何跟朱元璋稱兄道弟、發生那麼多糾葛?
關鍵在於《周莊鎮志》的記述本身矛盾太多， 使我們無法相信它的真實性， 也就推翻了沈萬三“生於元朝， 死於元朝”的說法。
倒是沈萬三的親侄子沈漢傑的墓誌銘給我們打開了一扇窗戶， 說沈家獲罪， 是在洪武15年， 流放地是雲南。 雖然時間上與《明史》有出入， 但從一個側面能夠說明沈萬三是經歷過明王朝創立的， 說他是元末明初人， 當不為錯。
沈萬三是否在南京居住過， 沈漢傑的墓誌銘做出了否定回答， 這與信史記載是截然相反的。 如此， 不但讓明人郎瑛《七修類稿》中所說的南京會同館是沈萬三的故宅、玄武湖是沈家後花園的說法， 失去了可信度， 也使得《明史》中沈萬三參與修築南京城牆、犒軍等等變得脆弱起來。 誰對誰錯，
借亂世， 起于“農本”成于“金融”發於“外貿”?
沈萬三擁有置石化金的聚寶盆?當然不可能。
其財富積累的過程， 按照《周莊鎮志》的說法， 莫外乎三種， 一是靠種地發家， 二是外財相助， 三是搞外貿。 其中的所謂外財， 是指蘇州富商陸德源以巨額財富相托：“沈萬三秀之富得之于吳賈人陸氏， 陸富甲江左……盡與秀”。
楊循吉《蘇談》中支持了這個說法：“元時富人陸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對其治財者二人，以資產付之”，“其一即沈萬三秀也”。前文中說了，由於缺乏信史依據，我們只能姑妄讀之信之。
實際上，如果聯繫到元末明初那個混亂的時代背景，也不難窺測出沈萬三發家的大致脈絡，斂財途徑可謂多多。
其一，戰亂時期，百姓流離失所，土地大多荒蕪，沈萬三借機擴占無主之地，或有可能，通過改良土壤、興修水利，終於擁有了不少的良田，攫取了第一桶金，此所謂“農本”;其二，元末盛行高利貸，沈萬三或是通過廣放高利貸，從而迅速致富，此所謂“金融”;其三，元末無海禁，海商往來頻繁，沈萬三可能充當了徽商與海外之間的貿易橋樑，此所謂“外貿”。
借亂世，起于“農本”，成于“金融”，發於“外貿”，最終成就了沈萬三之大地主兼鉅賈的傳奇。如果“陸氏贈財說”有史料依據的話，也只能說明沈萬三善於理財而已，不足稱道。
沈萬三由盛轉衰，不能繞過“在商言商”
如今的劇評家、學者等都在紛紛撰文，期望通過沈萬三的故事，告訴人們一些道理，有贊其勵志的，有責其炫富的，也有誇其為富守仁的，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竊以為，就傳奇而言，探討沈萬三由盛轉衰的濫觴，不能繞過“在商言商”四個字。
熟悉《明史》或讀過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的朋友大概都清楚，朱元璋兼併吳地、打敗張士誠，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吳地富商百姓對張士誠的傾囊相助。
由此，朱元璋對江南商民恨之入骨，曾課以重稅。
在這樣的政治氣候裡，作為商人的沈萬三應該明哲保身，“在商言商”，才是他的公共表達，對其他的任何事，可以不表態、不參與、不反對，恐怕才是理性選擇。可惜他過於高調了。
蘇洵曰：“賂權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至高無上的皇權，不可比肩的帝王尊嚴，朝廷基石的軍隊，焉是一個匹夫商人所能左右和冒犯的?
陸富甲江左……盡與秀”。楊循吉《蘇談》中支持了這個說法：“元時富人陸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對其治財者二人，以資產付之”，“其一即沈萬三秀也”。前文中說了，由於缺乏信史依據，我們只能姑妄讀之信之。
實際上，如果聯繫到元末明初那個混亂的時代背景，也不難窺測出沈萬三發家的大致脈絡，斂財途徑可謂多多。
其一，戰亂時期，百姓流離失所，土地大多荒蕪，沈萬三借機擴占無主之地，或有可能，通過改良土壤、興修水利，終於擁有了不少的良田，攫取了第一桶金，此所謂“農本”;其二，元末盛行高利貸，沈萬三或是通過廣放高利貸，從而迅速致富，此所謂“金融”;其三，元末無海禁，海商往來頻繁，沈萬三可能充當了徽商與海外之間的貿易橋樑，此所謂“外貿”。
借亂世，起于“農本”，成于“金融”，發於“外貿”，最終成就了沈萬三之大地主兼鉅賈的傳奇。如果“陸氏贈財說”有史料依據的話，也只能說明沈萬三善於理財而已，不足稱道。
沈萬三由盛轉衰，不能繞過“在商言商”
如今的劇評家、學者等都在紛紛撰文，期望通過沈萬三的故事，告訴人們一些道理，有贊其勵志的，有責其炫富的，也有誇其為富守仁的，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竊以為，就傳奇而言，探討沈萬三由盛轉衰的濫觴，不能繞過“在商言商”四個字。
熟悉《明史》或讀過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的朋友大概都清楚，朱元璋兼併吳地、打敗張士誠，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吳地富商百姓對張士誠的傾囊相助。
由此，朱元璋對江南商民恨之入骨，曾課以重稅。
在這樣的政治氣候裡，作為商人的沈萬三應該明哲保身，“在商言商”，才是他的公共表達，對其他的任何事，可以不表態、不參與、不反對，恐怕才是理性選擇。可惜他過於高調了。
蘇洵曰：“賂權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至高無上的皇權，不可比肩的帝王尊嚴，朝廷基石的軍隊，焉是一個匹夫商人所能左右和冒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