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初政時期，
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從實際情況出發，
糾正了雍正時期沉留和積澱的一些弊端，
合乎情理，
頗得人心。
初登帝位，
乾隆勤于朝政，
勵精圖治，
希望有所作為，
而處事卻很審慎，
制定和推行政策小心翼翼，
逐步實施。
乾隆對康熙、雍正的治國方針進行了認真地反思， 康熙以“寬”成功， 但是因為過寬， 遂使晚年吏治敗壞， 貪風盛行；雍正以“嚴”取勝， 但因為過嚴， 致使大案迭起， 誅戮甚眾， 君臣惶恐。 乾隆初擬定以“政尚寬大”為方針來治理國家， 這無疑是正確的、適時的。 然而， 從嚴酷到寬容， 從嚴苛到寬鬆，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而且是一個很難實現的轉變。 之所以這樣說， 首先在於清朝諸帝皆一致強調“敬天法祖”， 都以盡孝為律己治國之首務， 均讚頌先帝是神縱英武， 標榜自己是循皇父舊制揚先祖之業績。
在這樣的形勢下，
雖然面臨層層障礙和不小的阻力， 乾隆並未膽怯畏縮、猶豫遲疑。 這位從小憑藉皇祖皇父寵倖、個人才幹突出于諸弟兄而君臨天下的年輕皇帝， 繼承了列祖列宗勇於進取、善以制勝的傳統！他決心推行以寬代嚴的方針。
一個傑出的統治者， 要勇於進取， 敢於根據實際情況因時損益地制定政策。 因時損益， 即以自己擁有的全部權威， 掃清實行新政道路上的障礙， 使之能被執行， 並且還要善於作思想論證， 闡明自己政策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乾隆告誡臣下：“一切經理， 皆當自度力量識見， 緩緩為之， 不可為近功邀利之舉。 ”即是說：欲速則不達， 凡事要循序漸進， 有病要慢慢醫治， 不可下猛藥， 以免適得其反。 他還說：“當今之政， 莫若謹守皇考十三年以來之整理， 而向日一二奉行不善， 過於苛細者， 漸次緩政， 則吏治而民安， 毋庸我君臣汲汲皇皇。 ”這其實就是乾隆的“寬緩”之舉， 反映了他初政時期所行方針的一些特色，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執政六十年的政治形勢和方向。
自繼位起， 乾隆就毅然改弦易轍， 以化解積存的社會矛盾， 收籠人心， 但他從感情上並不想傷害雍正的前政， 從策略上又不願讓人覺察到國家有什麼不安定的徵兆， 於是他巧妙地把改變施政方針的主動權交給了已經死去的雍正。 在繼位後宣佈的大行皇帝遺詔中， 乾隆很巧妙地把雍正王朝統治嚴苛的原因歸罪於各級官員， 而把轉變指導方針的必要性解釋為是“皇考遺訓”， 為自己更改先父政治方針找到了合法而無懈可擊的理由， 以使最大限度地減少革新的阻力，順利實現政策的過渡。
乾隆所宣佈的雍正遺詔，其中說道：“至於國家刑罰禁令之設，所以詰奸除暴，懲貪出邪，以端風俗，以肅官方者也；然寬嚴之用，又必因乎從前朕見人情苛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勢不得不懲治整理，以戒將來，令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乃從前部臣定議未協，膚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于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膚本意也。”
從另一方面來講，所宣佈的“皇考遺訓”也不完全是乾隆強加在雍正身上的，雍正帝在世時為人精明無比，至執政晚期他原本想從寬治國。雍正帝曾經在“遺詔大意”中表示：“朕夙夜憂勤，惟體聖祖（康熙）之心為心，法聖祖之政為政。”只是到了晚年，他的政令苛嚴早已成為規定，若馬上改行易幟，恐造成政治混亂，所以就想以潛物默化之法徐而更漸之，來慢慢地改變，但因他壽命已到，無法實現自己的心願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乾隆要推出自己的新政，講康熙的“寬仁”和雍正的“嚴明”並用，既不寬大無邊，也不繁苛累民，其核心宗旨即是“寬嚴相濟”，採取執中政策。乾隆少時既熟讀《禮記》，又得祖父康熙真傳，深知中庸是最高美德，並把他作為處理政事的基本原則和方法，自然在施政上有別于其父，他不僅成功地改變了雍正的某些政策措施，消除了很多弊端，並且提出了“中道政治”和“寬嚴相濟”的施政方針，為自己的政策轉變製造根據，進行輿論宣傳。
他為此而宣稱：
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故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而稱一張一弛，為艾武之道。凡以求協乎中，非可以矯桎過正也。皇祖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垂六十年，體養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過寬之弊，我皇考紹承大統，振飭紀綱，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遠罪，而不敢萌僥倖之心。此皇考之因時更化，所以導之於中，而整肅官方，無非惠愛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嘗以朕為賦性寬緩，屢教誡之。朕仰承聖訓，深用警惕，茲當禦極之初，時時以皇考之心為心，即以皇考之政為政，惟思剛柔相濟，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飭之與嚴厲，寬大之與廢弛，相似而實不同。朕之所謂寬者，如兵丁之宜有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罪惡之可以悉赦，刑罰之可以姑縱，與庶政之可以怠荒而不理也。
乾隆雖以“寬廣”為方針，但也不忘律之以嚴在他的新政剛實行了二個多月，就發現：“近日王大臣等所辦事務，頗有遲緩疏縱之處，想以朕寬大居心，諸臣辦理，可以無事於整飭耶？
此則不諒朕心，而與朕用寬之意相左矣。”也許他這是藉故顯示皇父雍正嚴苛的正確性，表示自己對父道的至孝至敬，但他畢竟明白：在糾正一種政治極端的時候，必須謹防另一政治極端的產生，用今人的話說就是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糾正雍正的苛嚴不算難，難的是要同時防止寬縱、因循的弊病抬頭，重蹈祖父康熙晚年政治的覆轍。
在上面的諭旨中，乾隆一方面肯定了皇祖以寬治國方針的正確，認為這項方針使國家太平、人民安居樂業，全國一片歡樂景象；二是肯定皇父雍正的嚴猛是出於形勢需要，為糾正過寬之弊，因而振飭朝綱，目的還是為了“惠愛”人民，究其用心而論，與康熙帝的寬大方針並不矛盾。最後，乾隆很巧妙地回到了主題，即正式宣佈以寬治國，詳細論證自己主“寬”十分必要，是因時制宜，以柔克剛，相輔相成，與皇父之政並不衝突，要求總理事務大臣認真體會自己的“寬大居心”和“用善之意”，嚴明振作，便能達到“常用其寬，而收寬之效”，並且要求臣子不能因此而流子廢弛，否則自己將嚴以待懲。
無論是按照乾隆的說法還是在事實上，康、雍、乾三朝總的方針的確是一脈相乘、並無差別的，只是具體的政策措施因時變異，各有特色。乾隆說雍正的嚴是不得已，是為了糾正康熙晚年寬縱之弊，而他自己修正雍正的政策，同樣出於不得已。他說：“朕即位以來，深知以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經理，不過欲減去嚴苛，與民休息”，“朕自嗣位以來，蠲免租賦，豁除賠累，裁革積弊，廣增赦條，無非惠保良民，使得從容休息，衣食滋植”。由此，乾隆認為他和康熙、雍正祖孫三代總的政治方針並無質的變化，只是因時制宜，針對政治上這樣或那樣的弊端而採取或寬或嚴的措施，僅是“酌量調劑”而非“輕議更張”。他說，“朕仰承皇考貽謀遠略，下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間或法久弊生，隨時斟酌調劑則可，若欲輕議更張，不獨勢有不可，亦膚之薄德，力有所不能。”
為了能使新政得以順利實行，巧用移花接木之術，在不變之中應萬變，促使臣子心悅誠服地轉變施政的態度，乾隆再三強調自己是在繼承祖、父之業：“朕凡用人行政，皆以皇考為法，間有一二事酌量從寬之處，亦系遵奉皇考遺詔，並非故示優容。”
看起來，乾隆是多麼孝順，什麼都按雍正的政策辦事，即使行使寬大措施，也是遵照父親的遺命。無論其真假，仁義之心可鑒。這些都是在為他清除施政道路上的障礙奠下基礎，使自己的目的畢竟得以實現，新政明正言順地被臣民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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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最大限度地減少革新的阻力，順利實現政策的過渡。乾隆所宣佈的雍正遺詔，其中說道：“至於國家刑罰禁令之設，所以詰奸除暴，懲貪出邪，以端風俗，以肅官方者也；然寬嚴之用，又必因乎從前朕見人情苛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勢不得不懲治整理，以戒將來，令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乃從前部臣定議未協，膚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于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膚本意也。”
從另一方面來講，所宣佈的“皇考遺訓”也不完全是乾隆強加在雍正身上的，雍正帝在世時為人精明無比，至執政晚期他原本想從寬治國。雍正帝曾經在“遺詔大意”中表示：“朕夙夜憂勤，惟體聖祖（康熙）之心為心，法聖祖之政為政。”只是到了晚年，他的政令苛嚴早已成為規定，若馬上改行易幟，恐造成政治混亂，所以就想以潛物默化之法徐而更漸之，來慢慢地改變，但因他壽命已到，無法實現自己的心願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乾隆要推出自己的新政，講康熙的“寬仁”和雍正的“嚴明”並用，既不寬大無邊，也不繁苛累民，其核心宗旨即是“寬嚴相濟”，採取執中政策。乾隆少時既熟讀《禮記》，又得祖父康熙真傳，深知中庸是最高美德，並把他作為處理政事的基本原則和方法，自然在施政上有別于其父，他不僅成功地改變了雍正的某些政策措施，消除了很多弊端，並且提出了“中道政治”和“寬嚴相濟”的施政方針，為自己的政策轉變製造根據，進行輿論宣傳。
他為此而宣稱：
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故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而稱一張一弛，為艾武之道。凡以求協乎中，非可以矯桎過正也。皇祖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垂六十年，體養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過寬之弊，我皇考紹承大統，振飭紀綱，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遠罪，而不敢萌僥倖之心。此皇考之因時更化，所以導之於中，而整肅官方，無非惠愛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嘗以朕為賦性寬緩，屢教誡之。朕仰承聖訓，深用警惕，茲當禦極之初，時時以皇考之心為心，即以皇考之政為政，惟思剛柔相濟，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飭之與嚴厲，寬大之與廢弛，相似而實不同。朕之所謂寬者，如兵丁之宜有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罪惡之可以悉赦，刑罰之可以姑縱，與庶政之可以怠荒而不理也。
乾隆雖以“寬廣”為方針，但也不忘律之以嚴在他的新政剛實行了二個多月，就發現：“近日王大臣等所辦事務，頗有遲緩疏縱之處，想以朕寬大居心，諸臣辦理，可以無事於整飭耶？
此則不諒朕心，而與朕用寬之意相左矣。”也許他這是藉故顯示皇父雍正嚴苛的正確性，表示自己對父道的至孝至敬，但他畢竟明白：在糾正一種政治極端的時候，必須謹防另一政治極端的產生，用今人的話說就是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糾正雍正的苛嚴不算難，難的是要同時防止寬縱、因循的弊病抬頭，重蹈祖父康熙晚年政治的覆轍。
在上面的諭旨中，乾隆一方面肯定了皇祖以寬治國方針的正確，認為這項方針使國家太平、人民安居樂業，全國一片歡樂景象；二是肯定皇父雍正的嚴猛是出於形勢需要，為糾正過寬之弊，因而振飭朝綱，目的還是為了“惠愛”人民，究其用心而論，與康熙帝的寬大方針並不矛盾。最後，乾隆很巧妙地回到了主題，即正式宣佈以寬治國，詳細論證自己主“寬”十分必要，是因時制宜，以柔克剛，相輔相成，與皇父之政並不衝突，要求總理事務大臣認真體會自己的“寬大居心”和“用善之意”，嚴明振作，便能達到“常用其寬，而收寬之效”，並且要求臣子不能因此而流子廢弛，否則自己將嚴以待懲。
無論是按照乾隆的說法還是在事實上，康、雍、乾三朝總的方針的確是一脈相乘、並無差別的，只是具體的政策措施因時變異，各有特色。乾隆說雍正的嚴是不得已，是為了糾正康熙晚年寬縱之弊，而他自己修正雍正的政策，同樣出於不得已。他說：“朕即位以來，深知以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經理，不過欲減去嚴苛，與民休息”，“朕自嗣位以來，蠲免租賦，豁除賠累，裁革積弊，廣增赦條，無非惠保良民，使得從容休息，衣食滋植”。由此，乾隆認為他和康熙、雍正祖孫三代總的政治方針並無質的變化，只是因時制宜，針對政治上這樣或那樣的弊端而採取或寬或嚴的措施，僅是“酌量調劑”而非“輕議更張”。他說，“朕仰承皇考貽謀遠略，下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間或法久弊生，隨時斟酌調劑則可，若欲輕議更張，不獨勢有不可，亦膚之薄德，力有所不能。”
為了能使新政得以順利實行，巧用移花接木之術，在不變之中應萬變，促使臣子心悅誠服地轉變施政的態度，乾隆再三強調自己是在繼承祖、父之業：“朕凡用人行政，皆以皇考為法，間有一二事酌量從寬之處，亦系遵奉皇考遺詔，並非故示優容。”
看起來，乾隆是多麼孝順，什麼都按雍正的政策辦事，即使行使寬大措施，也是遵照父親的遺命。無論其真假，仁義之心可鑒。這些都是在為他清除施政道路上的障礙奠下基礎，使自己的目的畢竟得以實現，新政明正言順地被臣民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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