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著喧囂、繁華的大街， 中國照相館成了一個分界線：外面是快的， 裡面是慢的；外面是大時代， 裡面是小時代。
文 ✎ 張文政
編輯 ✎ 卜昌炯
圖 ❏ 尹夕遠
作為中國最著名的商業中心之一， 王府井步行街擅長以快取勝：錢和商品的流通很快， 消費和審美潮流的反覆運算很快。
如果說時代是一條河， 那它流經的王府井大街， 無疑是段急流。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快”統治了這裡的一切。
總部位於王府井大街180號的中國照相館像是急流裡的一塊石頭， 被沖刷了80年， 卻沒移動多遠。 它鑲嵌在室外的橫豎3塊招牌已嚴重褪色， 18年來未曾翻新過；櫥窗裡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3幅28寸金框著色標準像， 在大部分90後還沒出生時就擺放在那裡了。
時光在走近它時， 仿佛突然慢了下來。 隔著喧囂、繁華的大街， 中國照相館成了一個分界線：外面是快的， 裡面是慢的；外面是大時代， 裡面是小時代。
這家80年前由江蘇武進人吳建屏創建於上海、因拍攝電影明星和國家領導人而知名的照相館， 以自己的節奏， 和王府井大街以及時代保持著相對穩定的時差。 那些掛在牆上的不同時期的老照片、傳統的攝影技巧和修片方式， 乃至新老攝影師之間秉承數十年的師徒制， 在構成它舊的一面的同時， 也彰顯著它的淡定和不慌不忙。
當手機取代照相機、人人都是攝影師時， 傳統照相館要麼因生存困難而關閉， 要麼靠拍證件照勉力維生。 中國照相館是一個例外。 它2001年才從國營轉成股份制企業， 並無生計之憂， 員工待遇優渥， 離職率極低。
在這裡拍一張證件照或合影的價格堪稱昂貴， 從數百元到上萬元不等， 卻不妨礙前來照相的人排起長隊。
慢， 是中國照相館和時代相處的方式， 也是它的生存姿態。
為“中國”拍照
4月29日， 明星雲集的央視當紅節目《朗讀者》裡出現了一對素人夫婦——93歲的王起洪和88歲的吳文霞。
當期節目主題詞是“那一天”， 其中一個單元為中國照相館而設。 中國照相館攝影師姚建中在鏡頭前回憶了父親姚經才為周恩來拍照的那一天后， 話題轉到了王起洪和吳文霞伉儷的那一天——1947年10月12日。
那是他們結婚的日子， 也是他們拍完訂婚照後又一次走進中國照相館拍下結婚照的日子。 之後， 夫婦二人制訂了一個5年計畫——每5年到中國照相館拍一張照片。
幾十年過去， 他們的照片佔據了中國照相館王府井店3樓的一面櫥窗。 兩人從黑髮拍到白髮， 從二人世界拍到兒孫繞膝。 他們不斷變化的髮型、服飾、表情裡， 裝著一個中國。
2017年是他們結婚70周年， 再有5個月， 就是他們再次走進中國照相館的日子。 節目裡， 夫妻兩人一起朗誦了木心的詩《從前慢》：記得早先少年時/大家誠誠懇懇/說一句， 是一句/……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 馬， 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視頻】93歲的王起洪和88歲的吳文霞在《朗讀者》上
對於這對夫妻， 中國照相館前工會主席高裡奇印象深刻。 “兩人原來都是上海《大公報》社的， 女的是高級編輯， 男的是製版的高級技師。
中國照相館的不少客戶是回頭客， 王起洪和吳文霞夫婦尤為典型。 “兩人的生活態度特別樂觀， 一個是有文化， 另外素養也高， 對生活品質比較講究。 ”高裡奇說， 他們不僅自己去， 還要求子女去， “婚紗照管不了了， 年輕人時尚愛去影樓什麼的， 但是結婚證上的照片必須上中國照相館照”。
“
對很多老北京人來說， 中國照相館跟四聯美髮一樣， 曾是他們往日生活的一部分。 生日、結婚、重大節日……為了留存人生中一些重要時刻， 他們一次又一次走了進去。
”
和當下的“慢”不同， 幾十年， 中國照相館一度是走在時代前沿的流行時尚風向標。
1937年，中國照相館在上海靜安寺路88號開業，取名“中國”，源自創始人吳建屏在特殊時期對國家工商業振興的寄望。當時上海文藝事業繁榮，借助為陳雲裳、梅熹等當紅明星和社會名流拍照，中國照相館快速成名。
1956年，為支援北京服務業發展，這個海派味十足的照相館搬到北京，變集體所有，並在周恩來的授意下，選址王府井。
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照相館在拍攝、沖版、修底工藝等方面，都是其他各家照相館模仿的物件。剛遷北京時，因為能拍攝洋氣的婚紗照，被很多年輕人追捧，有人甚至徹夜排隊。櫥窗宣傳照上模特的髮型和服飾，更是引領一時潮流。
▵中國照相館一角
甚至連總理周恩來也曾出現在排隊拍照的隊伍之列。那是1956年12月的一天，中南海照相科科長侯波、衛隊長成元功陪同周恩來到王府井照相，最終選定的標準照被用於外交出訪，後來還被當做遺像。之後，越來越注重個人形象的國家領導人，如劉少奇、朱德、彭德懷、林彪等，也相繼走進中國照相館。
上世紀90年代一個偶然的契機，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3幅領導人照片被擺放了出來。“擺完以後，他們就成了我們的一個象徵，一直到今天都沒撤下來。”62歲的攝影師于方敏告訴《博客天下》。
與民族情緒沾邊，又得到國家高層政治背書，中國照相館的未來一度光明一片。在於方敏眼裡，“它的政治意義完全大於它的技術意義。人家對你這樣一個單位特別相信，為什麼？因為這3個光環在這兒罩著呢”。
受政治惠澤，中國照相館還拍攝過22個“新中國人民演員”。上世紀60年代，中國的電影院裡，普遍都掛著古爾琴科等蘇聯22個明星。中蘇交惡的背景下，1961年初，周恩來在一次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對文化部副部長夏衍說：“我們建國都已經12年了，為什麼不能掛我們自己的明星照片呢？”
據館史記載，在周恩來指導下，選拔出趙丹、上官雲珠、陳強、孫道臨、王曉棠等22個“新中國人民演員”統一到中國照相館拍照，全部以“標準照”的樣式沖洗放大，時稱“22大明星”，以取代蘇聯演員。從1963年9月到1964年4月半年時間，僅北京市美術公司一家就印製了7萬多張“22大明星”照，銷往全國。
▵中國照相館一角
時至今日，仍有一些老藝人和政治人物前來拍照。中國照相館總經理助理許建波告訴《博客天下》，前不久著名經濟學家、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林毅夫的秘書曾找到他，轉達了想讓他幫林毅夫拍照的意願，不過由於雙方時間沒協調好，一直還沒約上。許建波說，林毅夫之前看到了櫥窗裡他兩年前拍的老演員于洋的照片，“特喜歡”，於是就聯繫上了他。
2002年開始，中國照相館開展了一項新業務——為“兩會”委員拍照。先是北京各區的“兩會”，然後是北京市的“兩會”，再往後是全國“兩會”。每年，照相館都會派出幾個小組駐紮在會場服務台。
不過，隨著時代發展和攝影器材的普及，這塊業務日漸萎縮。“盈利不如原來了，拍的人沒那麼多了。倒退七八年，那時候都排大隊，後來慢慢不新鮮了。”于方敏說，“其實大家的出發點，包括領導的出發點還不單純在盈利上，關鍵在我們自身的形象塑造上，你要靠它去賺錢也賺不著什麼錢。後來有私家攝影師獲准進入政協會場免費服務，中國照相館就只專注上人大會。”
師傅
中國照相館現有80名左右攝影師，其中近一半是老人。像于方敏這樣達到退休年紀的，占30%到40%。他們奠定了這家照相館的基本氣質。
見到于方敏這天，他接待了一對帶著幼女前來拍照的年輕夫婦。兩年前從副總經理崗位上退休後，于方敏被返聘到中國照相館海澱店工作。
這家位於北京西北角一家大型商城內的店比王府井店要小，開業時間也相對較晚，但氣質一樣古樸，一副貼在店門兩側的用繁字體寫的春聯，傳達著它對傳統的敬重。雖然店面不大，但生意很好，遇到雙休日，一些客人要等兩個小時才能拍上照。
▵張英（左）在工作中
這天，從前臺接過工作單後，按照慣例，于方敏引導客人進入攝影室，撥開電閘，抬起披蓋著不同顏色布縵的低背椅，擺在幾盞亮起的柔光燈箱當間。等女孩兒坐到椅子上，他挪動燈箱，順勢調節柔光罩的角度。
“她倍兒有勁兒，還倍兒沉。”48歲的攝影師張英扶著剛滿百天的女孩，對一旁的年輕夫婦說道。引導孩子情緒是她這時的職責，另一位中年攝影師則聽從于方敏的吩咐去調節頭頂上方的輪廓燈的光線、更換背景燈的色片。
“她只要一抬眼，我就抓拍。”兩米外，擔任主拍的于方敏在等待時機。他微微屈腿，準備隨時精准地按下快門。
攝影室像一間堆滿著道具的微型劇場，須有導演出面對不同數量的陌生演員做即興的調度和指揮。除了按下快門那一刹那，更多時候，于方敏在扮演導演。
他的劇場上方是裸露的鋼架和簡單的機械裝置，下面放置著一個大型的仿古雕花架，是上世紀90年代前後購進的，擺著翠玉、青銅、瓷器、木雕等製品。兩張太師椅擺在架子前面，十幾個解放前沿用到現在、用來調節高度差的木制墊板散放在地上，上面的漆已斑駁、脫落。
拍攝完畢，于方敏在票面上鄭重地填上自己的工號“2036”，然後把工作單和儲存相片的CF卡交給選片人員，屬於他的部分暫時告一段落。
第二天，被選中存儲在光碟或U盤裡的數位相片以及寫明後期整修等要求的工作單，將會被一輛汽車從王府井、交道口、和平里、海澱、五彩城5家門店統一收集，然後送往南三環的一個車間做後期處理。
2014年，于方敏被中國照相館聘任為特級大師——這是館內攝影師的最高級別，張英不久前也得到了這個待遇。這意味著老主顧們需要為由他們拍攝的相片付出更高的費用（在普通價格基礎上，選擇名師加100元，選擇大師加200元，選擇特級大師加600元）。在中國照相館，大頭照的普通價格是260元，4—7人全家福的普通價格是280元。照片上的人數不同，價格也不一樣，最多26—30人的合照則至少要付1480元。
在車間工作的王娟和于方敏一樣，也是退休後返聘回來，指導後輩修片，以填補一線照相序列的短缺。
在這裡，新人培養並不能速成。以車間修片為例，王娟坦承這份略顯枯燥的工作對年輕畢業生鮮具吸引力，被老師傅選中的應屆實習生，不少是頭天來第二天就走了，這種回饋直接而有效，於是留下老師傅成了領導層最穩妥的決策。
師徒制曾是中國照相館最核心的業務傳承模式。1938年，吳建屏收徒時，師傅師娘端坐正堂，3名弟子在紅毯上跪拜磕頭，敬酒獻茶，當著保人在關書（舊時進商店當學徒或進戲班學藝時訂立的契約）上畫押。學徒三年零一節，其間不能回家探親，照相館管食宿，不發工錢。
1992年進入中國照相館前，于方敏在王府井大街的風光照相館工作。從16歲的學徒到專業攝影師，這段路于方敏走得比現在的大多數年輕人都要長。
當年若干學徒裡，于方敏自認勤快，“所以師傅一看就願意教”，“師傅們照相，去給師傅們打雜打下手，好幾年呢，後來慢慢地才學著拿座機拍照”。
傳統拜師禮，後來慢慢過度為簡單的敬茶儀式，到現在，只剩下“口頭上說一聲了”。在於方敏眼裡，傳統的學徒制磨性子。他認為年輕人最缺這個，他們習慣於把“做了”看作是“做好了”，“你得鑽，弄得比別人更好才行”。
中國照相館170多名員工，絕大多數是北京人。年輕人心浮、面兒薄，為了讓一個工作了五六年、家在外地的女孩兒踏踏實實工作，工會領導正讓大夥兒張羅著為他介紹北京的男孩兒。
“關心職工生活嘛，解決後顧之憂，是吧？”許建波驕傲地告訴《博客天下》，“我們這兒福利待遇特好，服務行業裡估計北京市我們算最好的，所以能留住人，留不住人的話就兵敗如山倒。”
現代社會已不容許舊式師徒關係存在，但中國照相館依然在努力營造一個微型的人情社會。“我們的核心競爭力還是人，年輕人的心得放在這兒，首先福利在那兒呢，然後是親情。”許建波說。
“不流行也是一種流行”
對於某些人而言，走進中國照相館、由專業的老師傅拍照，已成為日常生活儀式的一種。
“添丁加口，再比如每年過生日，或者孩子出國、回國、結婚，還有老人做壽，這些重要的節點，人家就希望能留下一個永久紀念，做一個記錄，然後把照片收藏起來，或掛在家裡……人越多的大家庭，尤其老人在的三代同堂，很願意住宅裡邊兒有這麼一個物件兒。”中國照相館海澱店部門經理、1983年出生的吳旭東告訴《博客天下》。
33歲的吳迪跟吳旭東都是北京人，中國照相館未曾缺席過她人生的每一年。她出生不久的孩子也在2017年4月初到中國照相館拍下了百日照。“重要時刻如果在別的小影樓拍，感覺不是那麼認真對待了。”她對《博客天下》說。
▵中國照相館一角
5月1日下午，在某事業單位工作的趙先生一家七口趁兒子一周歲生日，趕到中國照相館海澱店拍全家福，“平時都不好湊，正好今天人最齊”。他媽媽特意穿了一件繡有花朵的紅色襯衣，化了淡妝。問及為何選擇這家店時，她說：“這（中國照相館）也是老北京，時間也挺長的了，所以就認它了。”
關於中國照相館當下的傳統是出自民國還是1949年後，吳旭東說不出來。“它那個感覺（和影樓）不一樣，（很多顧客）還是想要這感覺，拍得比較傳統、比較規矩，姿勢可能有的人說刻板，有的人就說‘哎我就要這個傳統的姿勢’。”他盡力形容。
▵中國照相館，工作人員正在電腦上對照片進行處理
“不流行也是一種流行”是他對這家店鋪在這個時代仍能遊刃有餘的解釋。
在中國照相館的一群老攝影師眼裡，照片的真實要大過於美。“上我們這兒照相他不是說我想怎麼美，我想要一個什麼網紅臉的效果，那樣的話他不會上中國照相館。”50歲的王娟是1979年“托關係”到中國照相館的，她認為，標準絕對不是完美，而是既要符合人體骨骼構造，又要自然，“有的東西修完了以後是好看了，但不是你了。有真實感的東西，你能看進去，能琢磨它。那些像畫似的、修得太好看的東西，只是一個時效性，就是現在流行、覺得不錯，但是過幾年再看那片子，看不進去了，特別浮，沒什麼內容。”
張英對此感同身受，她想盡可能使照片中的人接近“真實”。“多數情況下我還是願意拍這個人的最自然的狀態，我不太願意給他擺太多的姿勢……有的師傅引導一些客人笑一點、高興點，其實每個人不見得非得是笑才好看。”
一同在車間修片的80後同事周靜曾向王娟請教：“有的人正臉上有個痦子，不大也不小，也沒寫修不修，有的時候我就不知道修不修。”王娟告訴她：“有的特大的，或者在嘴旁邊，還有在眼睛旁邊、眉毛旁邊，這些一般就不動。”
對一些上了年紀的人，王娟通常會把皮膚修得細一點。“他們（某些照相館）理解修細就是整個給扒一層，我們就是在原有基礎上給他美了就行。這個度不太好把握，周靜有一次就是，修多了，我就又給復原點，既有原來的皮膚質感，又比原來稍微年輕點，但也不能太年輕，就那個度得掌握好。”這種審美上的微妙，難以書寫成清晰的條目，用以一一對照。
“葛優他爸他媽的合影我們給照過，還有陳佩斯他爸他媽的合影，他們家現在都還擺著呢……我們是在（顧客）自己的特點上精雕細刻，用光線啊，用（後期）修飾啊，（影樓）他們就是臉上沒道，什麼都沒有，一身乾淨，真好看、真白，那是外行人看，你要內行懂攝影的一看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所以你看他們這些演員也知道。”許建波說。
“剛來以為是國企”
目前沒有官方網站，行銷手段乏善可陳，對規模化擴張極其克制，中國照相館以一種慢的方式，換來了生存上的安逸。
80後鮑晨是中國照相館辦公室主任，穿著棗紅色工作服，坐在中國照相館四樓的辦公室裡，他向《博客天下》回憶：“剛來以為是國企，國企穩定嘛，進來知道它不是，但也挺穩定的。”他順利度過了能否留下來的焦慮期，從普通的修片學徒晉升為管理人員。
鮑晨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過很多出色的互聯網行銷案例，但囿於工作環境，他很少多想。
實際上，中國照相館並非一直這麼“歲月靜好”。上世紀90年代，它差點死掉。當時脫胎于港臺的影樓模式大規模湧入內地，中國照相館的業務難免受到衝擊，加上原先所在的9層高樓被上級公司收回、新的營業地點受到改造工程影響，經營瀕臨癱瘓，即便在1992年被中國國內貿易部認定為“中華老字型大小”，仍有不少師傅出走或下海。
一切都籠罩著驚惶與失意。在艱難挺過“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後，市場化浪潮成了中國照相館迄今為止最難的一道坎，員工工資下降，“大家積極性越來越差”。
2001年，中國照相館進行改革，從集體制改為股份制，職工占股70%。為維持生計，管理層號召大家帶著器材設備“棄店”外拍。中央各部委、陸海軍部隊、機關院校、廠礦和社區等，都曾與他們簽訂過外拍協議。每年“上會”也是在這個階段開始的。
從國營單位改成股份制，許建波認為效果明顯，“說什麼都能做主了，像添機器設備、開分店，這要在原來根本不可能”。
當年把中國照相館從水深火熱之中解救出來的股份制，如今又成了新的歷史遺留難題。“好多退休的老師傅拿著股，新來職工沒股，這是不是挫傷年輕人的積極性啊？……現在想改改不了了，好多老師傅不同意，人家不舉手，不通過。”于方敏說。
對此，許建波也深有感觸。“外界對我們期望挺高的，覺得我們現在步子還是小，但是有時候受制於我們是股份制公司，180多個股東，80%都退休了，他們在家每年就等著分紅，你給投入大了，改造這兒改造那兒，他們分紅少了他得急了。”
中國照相館當下主要收入來源是全家福和傳統兒童大頭照。據中國照相館2015年資料顯示，兩項業務在當年各項收入中排名第一和第二，加起來超過當年業務總收入的70%。
傳統業務重新受到市場青睞，在他們的預想之外。
大約在2005年前後，全家福家庭合影開始興起，中國照相館的業務量進入快速增長期。2011年王府井總店為迎合顧客的懷舊情緒，順勢作出細微調整，比如改用傳統花邊刀裁切大頭照相片，以及增加上世紀普遍用於插放相片的卡紙，還通過數碼技術，仿照傳統在照片上加“百天留念”、“周歲留念”的金色字樣。
▵中國照相館，等待拍照的人們
依靠全家福和兒童攝影，中國照相館完全可以借助當下火熱的創投環境，謀求更大的發展，但它看上去仍舊是不慌不忙。
2017年初，許建波等一批老師傅組成的新領導班子正式上任，號召員工為今後的發展出謀劃策。周靜受一家新開張的照相館的啟發，提議中國照相館增加民國風的專案，“覺得挺容易做的，就是那一兩個背景、一兩個假的擺設，服裝無非就是旗袍”。
1992年出生的攝影師田峻準備了一套關於重新撿起婚紗這塊業務的“提案”。1990年代中國照相館內外交困，婚紗攝影被市場瓜分殆盡。“我們現在還是傳統婚紗，婚紗部分的營業額也就大概占5%左右。”吳旭東說。
“這部分太弱了，年輕人如果想拍攝婚紗，很少會到我們這兒來。”田峻說他2016年結婚，還是花了一萬多塊錢在蒙娜麗莎婚紗影樓拍了兩套婚紗照，“我提出推出中國照相館青春婚紗館，就是在全單位裡面組織一幫喜歡拍攝婚紗的年輕人，專門研究新潮的婚紗（攝影），自己去設計背景、場景，去鑽研……你有創意，年輕人才會喜歡。”
于方敏不太瞭解年輕人對傳統東西的想法，他近一陣兒才和田峻有了師徒關係。“沒跟他們談過這些，給我感覺，只要他們能夠自己獨立了，能拍好照片，就是我們最大的心願。”他說。
1937年，中國照相館在上海靜安寺路88號開業，取名“中國”，源自創始人吳建屏在特殊時期對國家工商業振興的寄望。當時上海文藝事業繁榮，借助為陳雲裳、梅熹等當紅明星和社會名流拍照，中國照相館快速成名。
1956年，為支援北京服務業發展，這個海派味十足的照相館搬到北京，變集體所有，並在周恩來的授意下，選址王府井。
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照相館在拍攝、沖版、修底工藝等方面，都是其他各家照相館模仿的物件。剛遷北京時，因為能拍攝洋氣的婚紗照，被很多年輕人追捧，有人甚至徹夜排隊。櫥窗宣傳照上模特的髮型和服飾，更是引領一時潮流。
▵中國照相館一角
甚至連總理周恩來也曾出現在排隊拍照的隊伍之列。那是1956年12月的一天，中南海照相科科長侯波、衛隊長成元功陪同周恩來到王府井照相，最終選定的標準照被用於外交出訪，後來還被當做遺像。之後，越來越注重個人形象的國家領導人，如劉少奇、朱德、彭德懷、林彪等，也相繼走進中國照相館。
上世紀90年代一個偶然的契機，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3幅領導人照片被擺放了出來。“擺完以後，他們就成了我們的一個象徵，一直到今天都沒撤下來。”62歲的攝影師于方敏告訴《博客天下》。
與民族情緒沾邊，又得到國家高層政治背書，中國照相館的未來一度光明一片。在於方敏眼裡，“它的政治意義完全大於它的技術意義。人家對你這樣一個單位特別相信，為什麼？因為這3個光環在這兒罩著呢”。
受政治惠澤，中國照相館還拍攝過22個“新中國人民演員”。上世紀60年代，中國的電影院裡，普遍都掛著古爾琴科等蘇聯22個明星。中蘇交惡的背景下，1961年初，周恩來在一次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對文化部副部長夏衍說：“我們建國都已經12年了，為什麼不能掛我們自己的明星照片呢？”
據館史記載，在周恩來指導下，選拔出趙丹、上官雲珠、陳強、孫道臨、王曉棠等22個“新中國人民演員”統一到中國照相館拍照，全部以“標準照”的樣式沖洗放大，時稱“22大明星”，以取代蘇聯演員。從1963年9月到1964年4月半年時間，僅北京市美術公司一家就印製了7萬多張“22大明星”照，銷往全國。
▵中國照相館一角
時至今日，仍有一些老藝人和政治人物前來拍照。中國照相館總經理助理許建波告訴《博客天下》，前不久著名經濟學家、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林毅夫的秘書曾找到他，轉達了想讓他幫林毅夫拍照的意願，不過由於雙方時間沒協調好，一直還沒約上。許建波說，林毅夫之前看到了櫥窗裡他兩年前拍的老演員于洋的照片，“特喜歡”，於是就聯繫上了他。
2002年開始，中國照相館開展了一項新業務——為“兩會”委員拍照。先是北京各區的“兩會”，然後是北京市的“兩會”，再往後是全國“兩會”。每年，照相館都會派出幾個小組駐紮在會場服務台。
不過，隨著時代發展和攝影器材的普及，這塊業務日漸萎縮。“盈利不如原來了，拍的人沒那麼多了。倒退七八年，那時候都排大隊，後來慢慢不新鮮了。”于方敏說，“其實大家的出發點，包括領導的出發點還不單純在盈利上，關鍵在我們自身的形象塑造上，你要靠它去賺錢也賺不著什麼錢。後來有私家攝影師獲准進入政協會場免費服務，中國照相館就只專注上人大會。”
師傅
中國照相館現有80名左右攝影師，其中近一半是老人。像于方敏這樣達到退休年紀的，占30%到40%。他們奠定了這家照相館的基本氣質。
見到于方敏這天，他接待了一對帶著幼女前來拍照的年輕夫婦。兩年前從副總經理崗位上退休後，于方敏被返聘到中國照相館海澱店工作。
這家位於北京西北角一家大型商城內的店比王府井店要小，開業時間也相對較晚，但氣質一樣古樸，一副貼在店門兩側的用繁字體寫的春聯，傳達著它對傳統的敬重。雖然店面不大，但生意很好，遇到雙休日，一些客人要等兩個小時才能拍上照。
▵張英（左）在工作中
這天，從前臺接過工作單後，按照慣例，于方敏引導客人進入攝影室，撥開電閘，抬起披蓋著不同顏色布縵的低背椅，擺在幾盞亮起的柔光燈箱當間。等女孩兒坐到椅子上，他挪動燈箱，順勢調節柔光罩的角度。
“她倍兒有勁兒，還倍兒沉。”48歲的攝影師張英扶著剛滿百天的女孩，對一旁的年輕夫婦說道。引導孩子情緒是她這時的職責，另一位中年攝影師則聽從于方敏的吩咐去調節頭頂上方的輪廓燈的光線、更換背景燈的色片。
“她只要一抬眼，我就抓拍。”兩米外，擔任主拍的于方敏在等待時機。他微微屈腿，準備隨時精准地按下快門。
攝影室像一間堆滿著道具的微型劇場，須有導演出面對不同數量的陌生演員做即興的調度和指揮。除了按下快門那一刹那，更多時候，于方敏在扮演導演。
他的劇場上方是裸露的鋼架和簡單的機械裝置，下面放置著一個大型的仿古雕花架，是上世紀90年代前後購進的，擺著翠玉、青銅、瓷器、木雕等製品。兩張太師椅擺在架子前面，十幾個解放前沿用到現在、用來調節高度差的木制墊板散放在地上，上面的漆已斑駁、脫落。
拍攝完畢，于方敏在票面上鄭重地填上自己的工號“2036”，然後把工作單和儲存相片的CF卡交給選片人員，屬於他的部分暫時告一段落。
第二天，被選中存儲在光碟或U盤裡的數位相片以及寫明後期整修等要求的工作單，將會被一輛汽車從王府井、交道口、和平里、海澱、五彩城5家門店統一收集，然後送往南三環的一個車間做後期處理。
2014年，于方敏被中國照相館聘任為特級大師——這是館內攝影師的最高級別，張英不久前也得到了這個待遇。這意味著老主顧們需要為由他們拍攝的相片付出更高的費用（在普通價格基礎上，選擇名師加100元，選擇大師加200元，選擇特級大師加600元）。在中國照相館，大頭照的普通價格是260元，4—7人全家福的普通價格是280元。照片上的人數不同，價格也不一樣，最多26—30人的合照則至少要付1480元。
在車間工作的王娟和于方敏一樣，也是退休後返聘回來，指導後輩修片，以填補一線照相序列的短缺。
在這裡，新人培養並不能速成。以車間修片為例，王娟坦承這份略顯枯燥的工作對年輕畢業生鮮具吸引力，被老師傅選中的應屆實習生，不少是頭天來第二天就走了，這種回饋直接而有效，於是留下老師傅成了領導層最穩妥的決策。
師徒制曾是中國照相館最核心的業務傳承模式。1938年，吳建屏收徒時，師傅師娘端坐正堂，3名弟子在紅毯上跪拜磕頭，敬酒獻茶，當著保人在關書（舊時進商店當學徒或進戲班學藝時訂立的契約）上畫押。學徒三年零一節，其間不能回家探親，照相館管食宿，不發工錢。
1992年進入中國照相館前，于方敏在王府井大街的風光照相館工作。從16歲的學徒到專業攝影師，這段路于方敏走得比現在的大多數年輕人都要長。
當年若干學徒裡，于方敏自認勤快，“所以師傅一看就願意教”，“師傅們照相，去給師傅們打雜打下手，好幾年呢，後來慢慢地才學著拿座機拍照”。
傳統拜師禮，後來慢慢過度為簡單的敬茶儀式，到現在，只剩下“口頭上說一聲了”。在於方敏眼裡，傳統的學徒制磨性子。他認為年輕人最缺這個，他們習慣於把“做了”看作是“做好了”，“你得鑽，弄得比別人更好才行”。
中國照相館170多名員工，絕大多數是北京人。年輕人心浮、面兒薄，為了讓一個工作了五六年、家在外地的女孩兒踏踏實實工作，工會領導正讓大夥兒張羅著為他介紹北京的男孩兒。
“關心職工生活嘛，解決後顧之憂，是吧？”許建波驕傲地告訴《博客天下》，“我們這兒福利待遇特好，服務行業裡估計北京市我們算最好的，所以能留住人，留不住人的話就兵敗如山倒。”
現代社會已不容許舊式師徒關係存在，但中國照相館依然在努力營造一個微型的人情社會。“我們的核心競爭力還是人，年輕人的心得放在這兒，首先福利在那兒呢，然後是親情。”許建波說。
“不流行也是一種流行”
對於某些人而言，走進中國照相館、由專業的老師傅拍照，已成為日常生活儀式的一種。
“添丁加口，再比如每年過生日，或者孩子出國、回國、結婚，還有老人做壽，這些重要的節點，人家就希望能留下一個永久紀念，做一個記錄，然後把照片收藏起來，或掛在家裡……人越多的大家庭，尤其老人在的三代同堂，很願意住宅裡邊兒有這麼一個物件兒。”中國照相館海澱店部門經理、1983年出生的吳旭東告訴《博客天下》。
33歲的吳迪跟吳旭東都是北京人，中國照相館未曾缺席過她人生的每一年。她出生不久的孩子也在2017年4月初到中國照相館拍下了百日照。“重要時刻如果在別的小影樓拍，感覺不是那麼認真對待了。”她對《博客天下》說。
▵中國照相館一角
5月1日下午，在某事業單位工作的趙先生一家七口趁兒子一周歲生日，趕到中國照相館海澱店拍全家福，“平時都不好湊，正好今天人最齊”。他媽媽特意穿了一件繡有花朵的紅色襯衣，化了淡妝。問及為何選擇這家店時，她說：“這（中國照相館）也是老北京，時間也挺長的了，所以就認它了。”
關於中國照相館當下的傳統是出自民國還是1949年後，吳旭東說不出來。“它那個感覺（和影樓）不一樣，（很多顧客）還是想要這感覺，拍得比較傳統、比較規矩，姿勢可能有的人說刻板，有的人就說‘哎我就要這個傳統的姿勢’。”他盡力形容。
▵中國照相館，工作人員正在電腦上對照片進行處理
“不流行也是一種流行”是他對這家店鋪在這個時代仍能遊刃有餘的解釋。
在中國照相館的一群老攝影師眼裡，照片的真實要大過於美。“上我們這兒照相他不是說我想怎麼美，我想要一個什麼網紅臉的效果，那樣的話他不會上中國照相館。”50歲的王娟是1979年“托關係”到中國照相館的，她認為，標準絕對不是完美，而是既要符合人體骨骼構造，又要自然，“有的東西修完了以後是好看了，但不是你了。有真實感的東西，你能看進去，能琢磨它。那些像畫似的、修得太好看的東西，只是一個時效性，就是現在流行、覺得不錯，但是過幾年再看那片子，看不進去了，特別浮，沒什麼內容。”
張英對此感同身受，她想盡可能使照片中的人接近“真實”。“多數情況下我還是願意拍這個人的最自然的狀態，我不太願意給他擺太多的姿勢……有的師傅引導一些客人笑一點、高興點，其實每個人不見得非得是笑才好看。”
一同在車間修片的80後同事周靜曾向王娟請教：“有的人正臉上有個痦子，不大也不小，也沒寫修不修，有的時候我就不知道修不修。”王娟告訴她：“有的特大的，或者在嘴旁邊，還有在眼睛旁邊、眉毛旁邊，這些一般就不動。”
對一些上了年紀的人，王娟通常會把皮膚修得細一點。“他們（某些照相館）理解修細就是整個給扒一層，我們就是在原有基礎上給他美了就行。這個度不太好把握，周靜有一次就是，修多了，我就又給復原點，既有原來的皮膚質感，又比原來稍微年輕點，但也不能太年輕，就那個度得掌握好。”這種審美上的微妙，難以書寫成清晰的條目，用以一一對照。
“葛優他爸他媽的合影我們給照過，還有陳佩斯他爸他媽的合影，他們家現在都還擺著呢……我們是在（顧客）自己的特點上精雕細刻，用光線啊，用（後期）修飾啊，（影樓）他們就是臉上沒道，什麼都沒有，一身乾淨，真好看、真白，那是外行人看，你要內行懂攝影的一看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所以你看他們這些演員也知道。”許建波說。
“剛來以為是國企”
目前沒有官方網站，行銷手段乏善可陳，對規模化擴張極其克制，中國照相館以一種慢的方式，換來了生存上的安逸。
80後鮑晨是中國照相館辦公室主任，穿著棗紅色工作服，坐在中國照相館四樓的辦公室裡，他向《博客天下》回憶：“剛來以為是國企，國企穩定嘛，進來知道它不是，但也挺穩定的。”他順利度過了能否留下來的焦慮期，從普通的修片學徒晉升為管理人員。
鮑晨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過很多出色的互聯網行銷案例，但囿於工作環境，他很少多想。
實際上，中國照相館並非一直這麼“歲月靜好”。上世紀90年代，它差點死掉。當時脫胎于港臺的影樓模式大規模湧入內地，中國照相館的業務難免受到衝擊，加上原先所在的9層高樓被上級公司收回、新的營業地點受到改造工程影響，經營瀕臨癱瘓，即便在1992年被中國國內貿易部認定為“中華老字型大小”，仍有不少師傅出走或下海。
一切都籠罩著驚惶與失意。在艱難挺過“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後，市場化浪潮成了中國照相館迄今為止最難的一道坎，員工工資下降，“大家積極性越來越差”。
2001年，中國照相館進行改革，從集體制改為股份制，職工占股70%。為維持生計，管理層號召大家帶著器材設備“棄店”外拍。中央各部委、陸海軍部隊、機關院校、廠礦和社區等，都曾與他們簽訂過外拍協議。每年“上會”也是在這個階段開始的。
從國營單位改成股份制，許建波認為效果明顯，“說什麼都能做主了，像添機器設備、開分店，這要在原來根本不可能”。
當年把中國照相館從水深火熱之中解救出來的股份制，如今又成了新的歷史遺留難題。“好多退休的老師傅拿著股，新來職工沒股，這是不是挫傷年輕人的積極性啊？……現在想改改不了了，好多老師傅不同意，人家不舉手，不通過。”于方敏說。
對此，許建波也深有感觸。“外界對我們期望挺高的，覺得我們現在步子還是小，但是有時候受制於我們是股份制公司，180多個股東，80%都退休了，他們在家每年就等著分紅，你給投入大了，改造這兒改造那兒，他們分紅少了他得急了。”
中國照相館當下主要收入來源是全家福和傳統兒童大頭照。據中國照相館2015年資料顯示，兩項業務在當年各項收入中排名第一和第二，加起來超過當年業務總收入的70%。
傳統業務重新受到市場青睞，在他們的預想之外。
大約在2005年前後，全家福家庭合影開始興起，中國照相館的業務量進入快速增長期。2011年王府井總店為迎合顧客的懷舊情緒，順勢作出細微調整，比如改用傳統花邊刀裁切大頭照相片，以及增加上世紀普遍用於插放相片的卡紙，還通過數碼技術，仿照傳統在照片上加“百天留念”、“周歲留念”的金色字樣。
▵中國照相館，等待拍照的人們
依靠全家福和兒童攝影，中國照相館完全可以借助當下火熱的創投環境，謀求更大的發展，但它看上去仍舊是不慌不忙。
2017年初，許建波等一批老師傅組成的新領導班子正式上任，號召員工為今後的發展出謀劃策。周靜受一家新開張的照相館的啟發，提議中國照相館增加民國風的專案，“覺得挺容易做的，就是那一兩個背景、一兩個假的擺設，服裝無非就是旗袍”。
1992年出生的攝影師田峻準備了一套關於重新撿起婚紗這塊業務的“提案”。1990年代中國照相館內外交困，婚紗攝影被市場瓜分殆盡。“我們現在還是傳統婚紗，婚紗部分的營業額也就大概占5%左右。”吳旭東說。
“這部分太弱了，年輕人如果想拍攝婚紗，很少會到我們這兒來。”田峻說他2016年結婚，還是花了一萬多塊錢在蒙娜麗莎婚紗影樓拍了兩套婚紗照，“我提出推出中國照相館青春婚紗館，就是在全單位裡面組織一幫喜歡拍攝婚紗的年輕人，專門研究新潮的婚紗（攝影），自己去設計背景、場景，去鑽研……你有創意，年輕人才會喜歡。”
于方敏不太瞭解年輕人對傳統東西的想法，他近一陣兒才和田峻有了師徒關係。“沒跟他們談過這些，給我感覺，只要他們能夠自己獨立了，能拍好照片，就是我們最大的心願。”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