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
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
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
海外貿易發達，
和南洋、南亞、西亞、非洲、歐洲等地區總計58個國家通商。
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
從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
治平年間（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
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
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南宋時候，
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
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
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
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
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
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
而當時的遼國、金國、西夏、越南、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
改用宋錢。
趙汝適出任福建路市舶使兼權泉州市舶使，
即於“暇日閱諸蕃圖”，
並“詢諸賈胡，
俾列其國名，
道其風土與夫道理之聯屬，
山擇之蓄產，
譯以華言”，
寫成一部《諸蕃志》。
《諸蕃志》記載了東自日本，
西至北非，
遠及地中海東岸諸國的風土物產、經濟政治，
覆蓋了東北亞、東南亞、南海群島、印度半島、阿拉伯半島、義大利半島、東北非等地域，
並記錄有自大宋國航海至海外諸國的里程與日程。
在趙汝適的《諸蕃志》面前，
六百年後編寫《海國圖志》的魏源豈敢稱“睜眼看世界第一人”？ 宋王朝以開放的胸襟鼓勵海外諸國來華貿易，
也歡迎遠人在華定居。
在北宋的汴京，
有猶太人的聚居點，
宋人將他們信奉的猶太教稱為“一賜樂業”，
即“以色列”的音譯。
在泉州與廣州等口岸城市，
則生活著大批阿拉伯人，
當地的姓蒲之人，
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商人的後裔。
“蒲”即阿拉伯語“阿蔔”的發音。
廣州還有很多來自東南亞與東非的黑人，
他們是被蕃商當成奴隸販賣到中國的。
據宋人朱彧的《萍州可談》記載：“廣中富人多蓄鬼奴，
絕有力，
可負數百
斤……色黑如墨，
唇紅齒白，
發鬈而黃。
”黑人在宋代中國雖為奴僕，
但際遇比在美洲白人那裡好多了。
宋政府還在泉州、廣州等港口城市設立蕃坊，
供外國商人居住。
蕃坊自選蕃長，
實行自治，
他們的生活習慣、風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
都獲得宋政府的尊重。
宋政府又在蕃商集中居住的城市修建蕃學，
專供蕃商子弟入學讀書。
宋朝的法律也明確保護外商在華貿易利益及財產權、遺產繼承權，
允許蕃商跟華人通婚，
南宋紹興年間，
一位名叫蒲亞裡的阿拉伯商人，
“至廣州，
有右武大夫曾納利其財，
以妹嫁之，
亞裡因留不歸”。
還有蕃商被吸納進政府當官。
開明、開放、繁華的宋王朝，
讓蕃邦諸國產生了深切的嚮往之情。
據說遼國的皇帝耶律洪基，
“嘗以白金數百，
鑄兩佛像，
銘其背曰：‘願後世生中國’”。
對宋朝竟是如此傾慕。
甚至有日本女子前來中國，
找宋朝男子交歡借種，
以改良種族。
此事記錄于宋人周輝的《清波雜誌》，
且讓我將這段文字抄錄下來：“輝頃在泰州，
偶倭國一舟飄泊在境上，
一行凡三二十人，
至郡館穀之。
……婦女悉被發，
遇中州人至，
擇端麗者以薦寢，
名‘度種’。” 中國是在明清時期才走向封閉的。明王朝在“隆慶開關”之前，基本上禁止除朝貢貿易之外的民間海上商貿（當然走私是禁不了的），即便是隆慶開關之後，也只是開放一個月港，跟宋王朝整個海岸線都對外開放的格局不可相提並論。清代的乾隆也只特許開放廣州一個口岸，史稱“一口通商”，乾隆二十四年（1759），兩廣總督李侍堯又奏請制訂《防範外夷規條》，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即使有事必須住冬，也只能“往澳門寄住”。
名‘度種’。” 中國是在明清時期才走向封閉的。明王朝在“隆慶開關”之前，基本上禁止除朝貢貿易之外的民間海上商貿（當然走私是禁不了的），即便是隆慶開關之後，也只是開放一個月港，跟宋王朝整個海岸線都對外開放的格局不可相提並論。清代的乾隆也只特許開放廣州一個口岸，史稱“一口通商”，乾隆二十四年（1759），兩廣總督李侍堯又奏請制訂《防範外夷規條》，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即使有事必須住冬，也只能“往澳門寄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