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 有這樣一則新聞引起了環環的注意↓↓
對於環環這樣的00後來說（捂臉）， 中央特科絕對是個超~級~神秘的組織。 關於它的瞭解， 大多都是源於這些年的諜戰劇。
比如， 在2015年的熱播劇《偽裝者》裡， 大哥明樓就是一個三面特工， 他既是汪偽政府的要員， 又是軍統的“毒蛇”， 還是中共的地下黨員， 集多重身份於一身， 為抗戰出謀出力。
但你知道嘛， 明樓這個角色在歷史上可是有原型的， 這個人就是袁殊。
他在14年的情報生涯裡， 周旋於國民黨中統、軍統、日本特務機關以及汪偽政府等多個舞臺， 而中共特工是他最隱蔽也是最核心的身份。
袁殊常對人說， “當時的我們就好像是演戲， 只要戲演好了， 羞辱是個人的， 算不了什麼！”
而在幕後指導他演戲的人， 正是中央特科的領導人——周恩來。
成立特科
1927年，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大肆屠殺共產黨員， 第一次國共合作走到終點。 周恩來也一度被扣押， 這使他認識到， 鬥爭方式必須更加隱蔽。
同年5月， 周恩來任中央軍事部長， 他倡議並主持成立了特務工作處， 隸屬於中央軍事部， 分設特務、情報、保衛等4股， 以情報工作為主。
中央特科機關舊址， 位於上海市武定路930弄14號。
1927年11月， 中共中央改組特務工作處， 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 繼續由周恩來領導。 中央特科設立總務、情報、行動和交通4個科， 任務包括：保證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安全， 收集掌握情報， 鎮壓叛徒， 營救被捕同志， 建立秘密電臺。
行動科又稱紅隊， 一項主要任務就是除掉叛徒。 比如出賣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軍委秘書， 掌握很多內情， 必須除掉， 帶隊完成清除任務的就是科長顧順章。 康生當年也是這個科的， 還當過科長。
有一次， 紅隊隊員執行任務失手， 後來康生出馬， 兩支勃朗寧手槍一別， 馬褂一穿，
“打進去， 拉出來”
“特科獲取情報的主要方式有兩種：‘打進去’和‘拉出來’。 前者即選派幹練人員打進敵方重要部門；後者即設法將敵方重要部門人員爭取過來， 為我提供秘密情報。 ”
當時， 陳立夫的黨務調查科為擴充特務人員， 開辦無線電培訓班， 周恩來便派遣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投考， 並陸續在“中統”內部取得要職， 後被稱為“龍潭三傑”。
李克農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他的兒子都上高中了， 還不知道父親是幹什麼的。 有一次， 兒子偶然發現枕頭底下有一把手槍， 就問李克農是怎麼回事， 李克農說：“爸爸幹的是公家的事，你不要問。”
而胡底被調往天津，順利掌控了北方機關的情報；錢壯飛則當上了總務調查科科長、“中統”領導徐恩曾的機要秘書。
李克農（1）、 錢壯飛（2）、胡底（3）是著名情報工作人員，被稱為“龍潭三傑”。
中共特科“拉出來”的第一個人恰是國民黨派駐上海的第一個特務鮑君甫。
他是中央特科成員陳養山的密友，心想若能幫共產黨做事，同時搞點共產黨的消息去應付國民黨，便可兩全其美。鮑君甫將自己的想法告訴陳養山，還把隨身帶著的一份搜捕共產黨員的名單交給了他。
周恩來認為，鮑君甫雖在政治上不很可靠，但對中共地下工作非常有用，便批准由陳養山與他單線聯繫，對他加強教育，為我所用。後來，在清除叛徒白鑫和營救彭湃、任弼時的行動中，就有鮑君甫提供的情報。
上海灘幫會大佬杜月笙的顧問楊度也被“拉出來”。
楊度早年便是慷慨兒郎，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思想，還與袁世凱私交頗深，袁世凱稱其“精通憲法，才堪大用”。後來，楊度通過孫中山認識了李大釗，世界觀開始改變。
1929年，潘漢年打算介紹楊度加入共產黨。周恩來考慮到楊度的知名度很高，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圍，這樣一個與各界都有廣泛聯繫的消息靈通人士，能發揮很大作用，於是批准了54歲的楊度成為中共秘密黨員。
“楊度還出庭為被捕的惲代英辯護。惲代英很硬氣，一直不承認自己是惲代英，而是堅稱自己的化名，國民黨也被弄糊塗了。可惜，就在惲代英快要被提前釋放時，中央特科行動科科長顧順章被捕了，生活日漸腐化的他當晚就叛變了，還把惲代英出賣了，惲代英沒過幾天就被蔣介石的劊子手處決。”
果敢決絕
“顧順章認識全部特科人員，掌握幾乎全部秘密位址，只要他開口，中共中央機關就會被一網打盡！不過，顧順章說要見到蔣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報。捕獲顧順章的武漢行營偵緝處急著邀功請賞，先向黨務調查科報告了顧順章已叛變的消息。”
一夜之間，武漢向南京連發6封緊急電報。“當時正好是週末，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兒去了，武漢來的電報全部落入錢壯飛手中。錢壯飛立刻讓女婿劉杞夫到上海向李克農報告。李克農顧不得安置家屬，就向上級彙報。”在周恩來身邊長大的侄女周秉德說。
“當時情況非常危急，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採取妥善措施。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聯繫的關係都切斷。兩三天裡，我們緊張極了……”當年參與組織撤退的聶榮臻曾回憶說。
4月28日，陳立夫、徐恩曾派張沖等人趕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個秘密機關，卻一無所獲。
陳立夫問旁邊的特務：“剛才見到什麼人？”對方答道：“進入弄堂時與一個氣質莊重的女子和一個行色匆匆的老頭擦肩而過。”
顧順章後來得知此資訊時說：“那女子是周恩來，那老頭是陳賡。”
早在南開中學讀書時，16歲的俊朗少年周恩來就在校話劇團中扮演過女角。陳立夫哀歎：“抓住周恩來，只差5分鐘。”
中央機關緊急轉移時，顧順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機關打雜，周恩來找到他們，告訴他們顧已叛變，要與其劃清界線，並準備將他們一併帶走。
顧妻不從，試圖逃走。
周恩來考慮到上海的秘密機關無法囚禁他們，任其出走又會暴露中央行蹤，於是決定帶康生、陳養山等人將顧家9名成年人滅口，並將屍體埋在院內花壇下。
對於顧順章8歲的女兒和12歲的小舅子，周恩來特別強調孩子是無辜的，將女兒送到保育院，把小舅子放回了家。
“當時佈置得太周到了，把咱們黨的實力保存下來了。不然中央的主要力量就要被蔣介石一網打盡，可能就沒有今天了。”周秉德說，“伯伯愛恨分明，為特科制定了嚴格的原則與紀律，還反復強調：不許亂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開的特務；不准搞綁票。”
但在周恩來1931年底離開上海到蘇區工作後，特科後期工作逐漸偏離原則。從1933年至1934年，連續7次在公開場合懲治國民黨特務，3次盲目制裁所謂內奸。由於一再暴露在敵人面前，又不能有效地防禦敵人的破壞，兩批紅隊被捕犧牲，組織遭受嚴重破壞。
“前幾次反‘圍剿’鬥爭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情報發揮了重要作用。而1932年的第四次反‘圍剿’打得並不如意，只是‘險勝’。到第五次，情報的作用沒有發揮出來，就失敗了，開始長征。1935年，中央在長征途中派陳雲回到上海，重整情報系統。”
閑棋冷子
1936年的西安事變促成國共雙方再次合作。第二年，全面抗戰開始。然而，蔣介石認為，日本是皮膚之患，共產黨是心腹之患。
1943年6月1日晚，蔣介石主持召開官邸會議，決心取消中共武裝和根據地政權，並密電“西北王”胡宗南：“借共產國際解散良機，閃擊延安，一舉攻佔陝甘寧邊區，行動絕對保密。”
胡宗南完成佈置後，於7月2日將進攻邊區的時間定為7月9日。然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卻收到朱德的電報：“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當此抗日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則陷國家民族於危難之境。”
胡宗南的計畫暴露，他雖然發覺有人洩密，卻怎麼也沒想到會是他的機要秘書熊向暉。熊向暉是周恩來早年佈置在胡宗南身邊的一枚“閑棋冷子”。
他在清華大學時秘密加入共產黨，父親是國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庭長。1937年底，周恩來在武漢給進步學生演講，熊向暉被深深折服。中共北京地委的領導蔣南翔把熊向暉推薦給董必武和周恩來。
周恩來在充分瞭解熊的情況後，安排其接受胡宗南面試，進而憑其才能成為胡宗南的秘書。董必武囑咐他“少聯繫共產黨、一定做好隱蔽工作”。
熊向暉被周恩來稱為“後三傑”之一。
1942年，蔣經國巡視西北3個月，熊向暉奉命陪同，兩人交情漸深。熊向暉的機會更多了。1943年7月3日，正是他將胡宗南的進攻計畫傳到延安，“閑棋冷子”始見奇效。
而胡宗南和蔣經國對他信任如故，1947年他結婚時，證婚人正是蔣經國。蔣經國還答應支付婚禮所需費用，並讓熊向暉把所邀賓客的姓名和住址告訴他的秘書陳元，由陳元代為印發請柬。陳元原是胡宗南部下，恰是熊向暉將其介紹給蔣經國的，自然也樂意幫忙。
“胡宗南還打算讓熊向暉赴美留學，熊向暉秘密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說：‘去！國民黨花錢為我們培養人才，為什麼不去？！’”
後來，由於機票不好買，胡宗南又讓熊向暉在他身邊工作了3個月。其間，胡宗南對熊向暉說：“前天總裁急電召我來南京，說美蘇英法四國3月10日在莫斯科開會，屆時將討論中國問題。總裁當機立斷，命令我直搗共產黨的老巢延安。並選在四國外長會議的第一天，即3月10日發起攻擊。”說完，胡宗南給了熊向暉一個檔包，裡面是進攻延安的方案和陝北共產黨的軍隊兵力配置情況。
熊向暉將檔內容默記於心。3月3日晚，他就將情報送到了西安《新秦日報》主編王石堅的家，通過電臺將情報發到延安。此時，連胡宗南的軍長和師長都對此計畫一無所知。
由於有可靠情報，共產黨總能在胡宗南眼皮底下行進，胡宗南非但沒能“給共軍以毀滅性打擊”，自己反而損失慘重。
毛澤東稱熊向暉“一個人可頂幾個師”。周恩來說：“我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人員工作卓越，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屬於前三傑；解放戰爭期間，又有三位突出的情報人員（熊向暉、陳忠經和申健），同樣一人能敵萬千軍，創造了情報工作的奇跡。他們就是後三傑。”
“新中國成立後，伯伯設宴招待國民黨起義元老張治中、邵力子等人。當他們看到熊向暉也在場，驚訝地問：‘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伯伯笑道：‘他不是起義，是歸隊。’”周秉德說。
他下的子都能收回來
1941年9月，中央情報部成立。周恩來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及長江局副書記、南方局書記，繼續部署、領導了党的情報工作。
他具體地、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與“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政策，核心是職業化。
他要求每個秘密工作人員都要以固定職業作掩護，一切言論、行動、服飾都要同本身的職業地位相稱，“黨的工作要打入社會，只有打入社會才能鞏固黨”，三教九流都可參加，但必須同流而不合汙，而且必須具備並利用過硬的專業技術。
沈安娜就是一例。
她憑藉出色的速記技能，考入浙江省國民政府，後來進入國民黨中央，蔣介石的重要會議她都參與記錄。
1938年冬，沈安娜看到國民黨無望，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周恩來對她說：“你已經打入國民黨核心機關，能參加各種重要會議，接觸機密文件。為了情報，要甘當無名英雄！”
蔣介石在國民黨高層決策會議上，講到一些絕密問題時，會突然示意：“下面的話不要記。”這時，全場的人員都要停下筆來。沈安娜就把蔣介石的講話牢牢記在心裡。待到會議休息上廁所之際，再偷偷寫下來。
1949年4月，沈安娜離開國民黨，回到上海。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情報生涯結束。“放出去的網，伯伯最後都收回來了，真是深謀遠慮，收放自如。”周秉德說。
張治中曾感慨：“早知道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在情報工作上，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
國民黨撤退臺灣後，周恩來仍然領導著兩岸之間的情報工作。“我以前一位同事的岳父就曾在周恩來的指導下與臺灣情報人員聯絡，那邊只認這個人的筆跡，信件不寫抬頭和落款，只寫內容。那邊的資訊過來，咱們也只認那個人的筆跡。”
隱蔽戰線從無到有，從弱小到壯大，周恩來是無可爭議的奠基者和領導者。
“周恩來去世前會見的最後一個人還是情報工作負責人羅青長，最關心的仍然是臺灣。他一生領導統戰與情報工作，並將兩者發揮到極致，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人。”
為什麼中共情報人員絕大部分都至死不渝地追隨周恩來？因為周恩來從選人的時候就十分注意，選擇的物件必須要忠誠，且對自己要求嚴格。在工作過程中，周恩來對他們又十分關心。
有一次，周恩來與熊向暉秘密接頭，熊向暉臨走時，周恩來叫住他，讓他帶了幾本雜誌出去，萬一國民黨盤查好有個正當理由。果然，熊向暉被國民黨特務跟蹤，特務還將其行蹤記錄下來，但並沒有發現什麼破綻。
周秉德認為，這與周恩來的早年經歷有關。
“伯伯給我們開家庭會議時說，我們是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出身，他祖父做過縣官，父親、伯父都沒做出什麼大的事來，他被過繼給叔父家，與生母、嗣母相依為命，後來還變賣家產維生。
當鋪掌櫃常挖苦說：‘呦，周家少爺也來當東西啦！’家境的沒落讓他總想著要自立。‘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讓他更加認識到政黨和人一樣，都要自立。
經歷了血雨腥風，他更加不容自己有任何閃失，也不容同志有任何閃失，他以一顆赤誠的心面對每一個同志和朋友，才贏得了每個人的至死不渝。”
作者：《環球人物》記者 淩雲 田亮等
本文摘自2016年第1期《環球人物》雜誌封面文章《豪情恩來，周旋與暗戰》。
李克農說：“爸爸幹的是公家的事，你不要問。”而胡底被調往天津，順利掌控了北方機關的情報；錢壯飛則當上了總務調查科科長、“中統”領導徐恩曾的機要秘書。
李克農（1）、 錢壯飛（2）、胡底（3）是著名情報工作人員，被稱為“龍潭三傑”。
中共特科“拉出來”的第一個人恰是國民黨派駐上海的第一個特務鮑君甫。
他是中央特科成員陳養山的密友，心想若能幫共產黨做事，同時搞點共產黨的消息去應付國民黨，便可兩全其美。鮑君甫將自己的想法告訴陳養山，還把隨身帶著的一份搜捕共產黨員的名單交給了他。
周恩來認為，鮑君甫雖在政治上不很可靠，但對中共地下工作非常有用，便批准由陳養山與他單線聯繫，對他加強教育，為我所用。後來，在清除叛徒白鑫和營救彭湃、任弼時的行動中，就有鮑君甫提供的情報。
上海灘幫會大佬杜月笙的顧問楊度也被“拉出來”。
楊度早年便是慷慨兒郎，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思想，還與袁世凱私交頗深，袁世凱稱其“精通憲法，才堪大用”。後來，楊度通過孫中山認識了李大釗，世界觀開始改變。
1929年，潘漢年打算介紹楊度加入共產黨。周恩來考慮到楊度的知名度很高，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圍，這樣一個與各界都有廣泛聯繫的消息靈通人士，能發揮很大作用，於是批准了54歲的楊度成為中共秘密黨員。
“楊度還出庭為被捕的惲代英辯護。惲代英很硬氣，一直不承認自己是惲代英，而是堅稱自己的化名，國民黨也被弄糊塗了。可惜，就在惲代英快要被提前釋放時，中央特科行動科科長顧順章被捕了，生活日漸腐化的他當晚就叛變了，還把惲代英出賣了，惲代英沒過幾天就被蔣介石的劊子手處決。”
果敢決絕
“顧順章認識全部特科人員，掌握幾乎全部秘密位址，只要他開口，中共中央機關就會被一網打盡！不過，顧順章說要見到蔣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報。捕獲顧順章的武漢行營偵緝處急著邀功請賞，先向黨務調查科報告了顧順章已叛變的消息。”
一夜之間，武漢向南京連發6封緊急電報。“當時正好是週末，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兒去了，武漢來的電報全部落入錢壯飛手中。錢壯飛立刻讓女婿劉杞夫到上海向李克農報告。李克農顧不得安置家屬，就向上級彙報。”在周恩來身邊長大的侄女周秉德說。
“當時情況非常危急，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採取妥善措施。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聯繫的關係都切斷。兩三天裡，我們緊張極了……”當年參與組織撤退的聶榮臻曾回憶說。
4月28日，陳立夫、徐恩曾派張沖等人趕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個秘密機關，卻一無所獲。
陳立夫問旁邊的特務：“剛才見到什麼人？”對方答道：“進入弄堂時與一個氣質莊重的女子和一個行色匆匆的老頭擦肩而過。”
顧順章後來得知此資訊時說：“那女子是周恩來，那老頭是陳賡。”
早在南開中學讀書時，16歲的俊朗少年周恩來就在校話劇團中扮演過女角。陳立夫哀歎：“抓住周恩來，只差5分鐘。”
中央機關緊急轉移時，顧順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機關打雜，周恩來找到他們，告訴他們顧已叛變，要與其劃清界線，並準備將他們一併帶走。
顧妻不從，試圖逃走。
周恩來考慮到上海的秘密機關無法囚禁他們，任其出走又會暴露中央行蹤，於是決定帶康生、陳養山等人將顧家9名成年人滅口，並將屍體埋在院內花壇下。
對於顧順章8歲的女兒和12歲的小舅子，周恩來特別強調孩子是無辜的，將女兒送到保育院，把小舅子放回了家。
“當時佈置得太周到了，把咱們黨的實力保存下來了。不然中央的主要力量就要被蔣介石一網打盡，可能就沒有今天了。”周秉德說，“伯伯愛恨分明，為特科制定了嚴格的原則與紀律，還反復強調：不許亂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開的特務；不准搞綁票。”
但在周恩來1931年底離開上海到蘇區工作後，特科後期工作逐漸偏離原則。從1933年至1934年，連續7次在公開場合懲治國民黨特務，3次盲目制裁所謂內奸。由於一再暴露在敵人面前，又不能有效地防禦敵人的破壞，兩批紅隊被捕犧牲，組織遭受嚴重破壞。
“前幾次反‘圍剿’鬥爭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情報發揮了重要作用。而1932年的第四次反‘圍剿’打得並不如意，只是‘險勝’。到第五次，情報的作用沒有發揮出來，就失敗了，開始長征。1935年，中央在長征途中派陳雲回到上海，重整情報系統。”
閑棋冷子
1936年的西安事變促成國共雙方再次合作。第二年，全面抗戰開始。然而，蔣介石認為，日本是皮膚之患，共產黨是心腹之患。
1943年6月1日晚，蔣介石主持召開官邸會議，決心取消中共武裝和根據地政權，並密電“西北王”胡宗南：“借共產國際解散良機，閃擊延安，一舉攻佔陝甘寧邊區，行動絕對保密。”
胡宗南完成佈置後，於7月2日將進攻邊區的時間定為7月9日。然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卻收到朱德的電報：“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當此抗日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則陷國家民族於危難之境。”
胡宗南的計畫暴露，他雖然發覺有人洩密，卻怎麼也沒想到會是他的機要秘書熊向暉。熊向暉是周恩來早年佈置在胡宗南身邊的一枚“閑棋冷子”。
他在清華大學時秘密加入共產黨，父親是國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庭長。1937年底，周恩來在武漢給進步學生演講，熊向暉被深深折服。中共北京地委的領導蔣南翔把熊向暉推薦給董必武和周恩來。
周恩來在充分瞭解熊的情況後，安排其接受胡宗南面試，進而憑其才能成為胡宗南的秘書。董必武囑咐他“少聯繫共產黨、一定做好隱蔽工作”。
熊向暉被周恩來稱為“後三傑”之一。
1942年，蔣經國巡視西北3個月，熊向暉奉命陪同，兩人交情漸深。熊向暉的機會更多了。1943年7月3日，正是他將胡宗南的進攻計畫傳到延安，“閑棋冷子”始見奇效。
而胡宗南和蔣經國對他信任如故，1947年他結婚時，證婚人正是蔣經國。蔣經國還答應支付婚禮所需費用，並讓熊向暉把所邀賓客的姓名和住址告訴他的秘書陳元，由陳元代為印發請柬。陳元原是胡宗南部下，恰是熊向暉將其介紹給蔣經國的，自然也樂意幫忙。
“胡宗南還打算讓熊向暉赴美留學，熊向暉秘密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說：‘去！國民黨花錢為我們培養人才，為什麼不去？！’”
後來，由於機票不好買，胡宗南又讓熊向暉在他身邊工作了3個月。其間，胡宗南對熊向暉說：“前天總裁急電召我來南京，說美蘇英法四國3月10日在莫斯科開會，屆時將討論中國問題。總裁當機立斷，命令我直搗共產黨的老巢延安。並選在四國外長會議的第一天，即3月10日發起攻擊。”說完，胡宗南給了熊向暉一個檔包，裡面是進攻延安的方案和陝北共產黨的軍隊兵力配置情況。
熊向暉將檔內容默記於心。3月3日晚，他就將情報送到了西安《新秦日報》主編王石堅的家，通過電臺將情報發到延安。此時，連胡宗南的軍長和師長都對此計畫一無所知。
由於有可靠情報，共產黨總能在胡宗南眼皮底下行進，胡宗南非但沒能“給共軍以毀滅性打擊”，自己反而損失慘重。
毛澤東稱熊向暉“一個人可頂幾個師”。周恩來說：“我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人員工作卓越，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屬於前三傑；解放戰爭期間，又有三位突出的情報人員（熊向暉、陳忠經和申健），同樣一人能敵萬千軍，創造了情報工作的奇跡。他們就是後三傑。”
“新中國成立後，伯伯設宴招待國民黨起義元老張治中、邵力子等人。當他們看到熊向暉也在場，驚訝地問：‘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伯伯笑道：‘他不是起義，是歸隊。’”周秉德說。
他下的子都能收回來
1941年9月，中央情報部成立。周恩來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及長江局副書記、南方局書記，繼續部署、領導了党的情報工作。
他具體地、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與“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政策，核心是職業化。
他要求每個秘密工作人員都要以固定職業作掩護，一切言論、行動、服飾都要同本身的職業地位相稱，“黨的工作要打入社會，只有打入社會才能鞏固黨”，三教九流都可參加，但必須同流而不合汙，而且必須具備並利用過硬的專業技術。
沈安娜就是一例。
她憑藉出色的速記技能，考入浙江省國民政府，後來進入國民黨中央，蔣介石的重要會議她都參與記錄。
1938年冬，沈安娜看到國民黨無望，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周恩來對她說：“你已經打入國民黨核心機關，能參加各種重要會議，接觸機密文件。為了情報，要甘當無名英雄！”
蔣介石在國民黨高層決策會議上，講到一些絕密問題時，會突然示意：“下面的話不要記。”這時，全場的人員都要停下筆來。沈安娜就把蔣介石的講話牢牢記在心裡。待到會議休息上廁所之際，再偷偷寫下來。
1949年4月，沈安娜離開國民黨，回到上海。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情報生涯結束。“放出去的網，伯伯最後都收回來了，真是深謀遠慮，收放自如。”周秉德說。
張治中曾感慨：“早知道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在情報工作上，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
國民黨撤退臺灣後，周恩來仍然領導著兩岸之間的情報工作。“我以前一位同事的岳父就曾在周恩來的指導下與臺灣情報人員聯絡，那邊只認這個人的筆跡，信件不寫抬頭和落款，只寫內容。那邊的資訊過來，咱們也只認那個人的筆跡。”
隱蔽戰線從無到有，從弱小到壯大，周恩來是無可爭議的奠基者和領導者。
“周恩來去世前會見的最後一個人還是情報工作負責人羅青長，最關心的仍然是臺灣。他一生領導統戰與情報工作，並將兩者發揮到極致，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人。”
為什麼中共情報人員絕大部分都至死不渝地追隨周恩來？因為周恩來從選人的時候就十分注意，選擇的物件必須要忠誠，且對自己要求嚴格。在工作過程中，周恩來對他們又十分關心。
有一次，周恩來與熊向暉秘密接頭，熊向暉臨走時，周恩來叫住他，讓他帶了幾本雜誌出去，萬一國民黨盤查好有個正當理由。果然，熊向暉被國民黨特務跟蹤，特務還將其行蹤記錄下來，但並沒有發現什麼破綻。
周秉德認為，這與周恩來的早年經歷有關。
“伯伯給我們開家庭會議時說，我們是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出身，他祖父做過縣官，父親、伯父都沒做出什麼大的事來，他被過繼給叔父家，與生母、嗣母相依為命，後來還變賣家產維生。
當鋪掌櫃常挖苦說：‘呦，周家少爺也來當東西啦！’家境的沒落讓他總想著要自立。‘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讓他更加認識到政黨和人一樣，都要自立。
經歷了血雨腥風，他更加不容自己有任何閃失，也不容同志有任何閃失，他以一顆赤誠的心面對每一個同志和朋友，才贏得了每個人的至死不渝。”
作者：《環球人物》記者 淩雲 田亮等
本文摘自2016年第1期《環球人物》雜誌封面文章《豪情恩來，周旋與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