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餘年的精神遺留， 地地道道的讀書人。 到今天， 楊絳先生走了整整一年， 卻不知仍活在多少人的心裡。
最美妙的發端
先生幸運，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 我們子女從小到大， 沒聽到他們吵過一次架……無話不談， 他們談的話真多：過去的， 當前的， 有關自己的， 有關親戚朋友的， 可笑的， 可恨的， 可氣的……他們有時嘲笑， 有時感慨， 有時自我檢討， 有時總結經驗。 ”先生回憶父母一生中長河一般的對話， 聽起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的《人性與世態》。
世事與人生就這樣有了最美妙的發端。
絕無僅有的讚美
先生初戀就遇見“一點也不翩翩”“志氣不大， 只想貢獻一生， 做做學問”的錢鍾書， 但不翩翩的錢鍾書卻渾身儒雅， 眉宇間“蔚然而深秀”。
35歲得沉迷書山、吸吮清泉的錢鍾書既浪漫又體己的話：
To C. K. Y.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incompatible things：wife,mistress,& friend.
贈予楊季康（楊絳本名）：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天底下還有比這更美妙更智慧的讚美麼？
“飽蠹樓”裡任逍遙
25歲陪錢鍾書去牛津， 在宛若城堡， 透著遙遠時空的滄桑和神秘的“飽蠹樓”（牛津大學總圖書館， 是當時世界最大的圖書館之一， 錢鍾書譯之為“飽蠹樓”）裡讀書， “我生平最輕鬆快樂的一年， 也是我最用功讀書的一年”， “能這樣讀書， 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
先生晚年回憶：
“交流很多， 十分相投， 除了我讀不懂的哲學和文藝理論書， 我們總交流彼此的意見。 ”又說：“我們文學上的‘交流’是我們友誼的基礎。 彼此有心得， 交流是樂事、趣事。 鍾書不是大詩人， 但評論詩與文都專長。 他知道我死心眼， 愛先讀原著， 有了自己的看法， 再讀別人的評論或介紹。 他讀到好書，
中西精髓融於一身， 就像山泉映月， 清光照人。
平生最好的傑作
26歲做母親。
“我把她肥嫩的小手小腳托在手上細看， 骨骼造型和鍾書的手腳一樣一樣， 覺得很驚奇。 鍾書聞聞她的腳丫丫， 故意做出噁心嘔吐的樣兒， 她就笑出聲來。 她看到鏡子裡的自己， 會認識是自己。 她看到我們看書， 就來搶我們的書。 我們為她買一隻高凳， 買一本大書——丁尼生的全集， 字小書大， 沒人要， 很便宜。 她坐在高凳裡， 前面攤一本大書， 手裡拿一支鉛筆， 學我們的樣， 一面看書一面在書上亂畫。 ”
從此， 女兒錢瑗成了先生平生最好的傑作。
闖禍的邊緣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 日軍開始全面侵華。 此後八年， 古老的中華大地成了偌大的修理場。 錢鍾書的獎學金還能延期一年， 但他們都急著要回國。
淪陷的上海， 每天從法租界到公共租界， 途中總有日本兵檢查。 先生不願鞠躬， 就低頭而過。 一次被一個日本兵發現， 他走到先生面前， 瞧她低頭站著， 就用食指在頷下猛一抬。
“我登時大怒。 他還沒發話，
《圍城》受了先生劇作的啟發而立意
抗戰期間， 先生的《稱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兩部喜劇被柯靈稱為“喜劇的雙璧， 中國話劇庫存中有數的好作品”。
某種程度上說， 錢鍾書先生的《圍城》是受了楊絳先生的劇作啟發而立意的。
一天他們同看先生寫的話劇表演，回家後錢鍾書說：“我也要寫，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先生大為高興，立即說：“好啊，我支持你！”
1944年，錢鍾書動筆寫《圍城》，平均每天500字左右。兩年裡他“錙銖積累”地寫，先生“錙銖積累”地讀，“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麼，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不願離開父母之邦
1949年，他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只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字，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我們並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先生晚年回憶：
“我們考慮再三，還是捨不得離開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飯過日子，做事馴順的良民，終歸是可以的。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不是不得已。”
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
1958年，先生接受重譯《堂吉訶德》的任務，找了五種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譯本細細對比，“五種譯本各有所長和不足，很難確定用哪一個更好。”
先生發現許多譯者講同一個故事，說法不同，口氣不同，有時對原文還會有相反的解釋。“誰最可信呢？我要忠於原著，只可以直接從原著翻譯。《堂吉訶德》是我一心想翻譯的書，我得盡心盡力。”“我覺得任何譯本都不能代表原作，要求對原作忠實，只能從原文翻譯。”
47歲，先生下決心偷空自學西班牙語，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
三裡河的喜悅
1977年2月4日立春節氣那天，錢家告別學部辦公室的蟄居生活，搬進南沙溝寓所。“自從遷居三裡河寓所，我們好像跋涉長途之後終於有了一個家，我們可以安頓下來了。”
傅雷之子、鋼琴家傅聰接受採訪時深情回憶道：
“我常常看到他們之間會心地微笑，有種內心的交流無時無刻不在那兒，兩人在一起，就是有種默契，又有溫柔在，每次看他們我都被感動。我想，看過《幹校六記》的人都能感覺到，他們夫婦能夠活過來靠的就是這種互相之間的交流：他們都是知識份子裡面最高層次的人，所以他們的交流不是普通的，還有思想上的高度交流，上升到哲學的美的高度，讓人羡慕。”而且，“他倆還有一種赤子之純，微笑的後面有一個悲天憫人的精神，給我一種安心的、充滿智慧的、溫暖的感覺。”
披一身“隱身衣”
一次，先生曾問錢鍾書，“給你一件仙家法寶，你要什麼？”兩人都想披一身“隱身衣”，求擺脫羈束、到處閱歷，求隱身書齋、潛心學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先生雍容嫻雅；錢鍾書飄飄淩雲，穆然清風，似遊天地之間。
今日之大患，在於學子不肯深思遠慮，急功近利者甚眾。須知好學不厭之士，乃一代之砥柱，一國之命脈。
錢、楊“融通”之大廈，學界“烏托邦”，常人未可夢及，吾輩對之焉敢不生敬仰之心而蓋自激勵乎！
死亡的大考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身心憔悴，連走路都要扶著牆壁的先生究竟如何在孤寂、病痛、死亡的大考中挺過來，浴火重生，奇跡般成了一家三口的新生命？
極度悲痛中，先生選擇翻譯柏拉圖的《斐多》，討論靈魂不死。
一個人留下來“打掃戰場”
垂暮之年，先生將一家三口的記憶訴諸筆端，感受漫長歲月悉心經營的溫馨，又仿佛在舔舐自己的傷疤，甚至能聽到傷口裂開又開始結痂的聲音。這種溫馨中帶著殘忍，在默然中自我療傷，借沉痛的文字排泄身上的“毒瘤”，將“有毒”的負能量一一清洗，用乾淨悲愴的語調給至親者獻上瓣瓣心祭。
先生一遍又一遍地抄《槐聚詩存》，追憶與錢鍾書一起度過的美妙時光。
此後，先生以老邁之軀發宏願，悉心整理錢鍾書采百花而釀出的蜜——八萬多頁的中外讀書筆記，一個人留下來“打掃戰場”，在敲木魚式的療傷中，讓顛沛流離、傷痕累累的幾麻袋筆記有系統有秩序地變成幾十冊皇皇巨著，為讀書人顯現一代宗師的成長蹤跡。
96歲，先生沉定簡潔的封筆之作——《走到人生邊上》，在人生的邊緣自問自答，勸善說理，和風細雨，像小溪靜靜流淌。所見之遠，所及人心之深，可謂宏廓遼遠，穆然遠上，不可企及，成了讀書人的枕中秘笈。
百歲前後，內心更新的先生懂得什麼是正道，並一以貫之身體力行，勤而不怨，憂而不困，思而不懼，至死維持著一貫的執拗。
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
仁心慕義，見微而知清濁，觀止矣！
苦身焦思，終而得道
先生曾譯英國詩人蘭德暮年的《終曲》：
I strove with none.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Nature I loved，and next to nature， Art.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
去年的今日，先生安然走了。
105年，先生穿過生命重重關卡，將所有負面因素轉化為珍貴的精神財富，一輩子堅守讀書人的本分，用自己乾淨的言行點亮世人的心靈之燈，成了人類百年的精神容器，精神史上新的標杆。
苦身焦思，終而得道，人生若此，欲毋顯，得乎！
文/楊國良
一天他們同看先生寫的話劇表演，回家後錢鍾書說：“我也要寫，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先生大為高興，立即說：“好啊，我支持你！”
1944年，錢鍾書動筆寫《圍城》，平均每天500字左右。兩年裡他“錙銖積累”地寫，先生“錙銖積累”地讀，“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麼，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不願離開父母之邦
1949年，他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只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字，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我們並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先生晚年回憶：
“我們考慮再三，還是捨不得離開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飯過日子，做事馴順的良民，終歸是可以的。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不是不得已。”
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
1958年，先生接受重譯《堂吉訶德》的任務，找了五種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譯本細細對比，“五種譯本各有所長和不足，很難確定用哪一個更好。”
先生發現許多譯者講同一個故事，說法不同，口氣不同，有時對原文還會有相反的解釋。“誰最可信呢？我要忠於原著，只可以直接從原著翻譯。《堂吉訶德》是我一心想翻譯的書，我得盡心盡力。”“我覺得任何譯本都不能代表原作，要求對原作忠實，只能從原文翻譯。”
47歲，先生下決心偷空自學西班牙語，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
三裡河的喜悅
1977年2月4日立春節氣那天，錢家告別學部辦公室的蟄居生活，搬進南沙溝寓所。“自從遷居三裡河寓所，我們好像跋涉長途之後終於有了一個家，我們可以安頓下來了。”
傅雷之子、鋼琴家傅聰接受採訪時深情回憶道：
“我常常看到他們之間會心地微笑，有種內心的交流無時無刻不在那兒，兩人在一起，就是有種默契，又有溫柔在，每次看他們我都被感動。我想，看過《幹校六記》的人都能感覺到，他們夫婦能夠活過來靠的就是這種互相之間的交流：他們都是知識份子裡面最高層次的人，所以他們的交流不是普通的，還有思想上的高度交流，上升到哲學的美的高度，讓人羡慕。”而且，“他倆還有一種赤子之純，微笑的後面有一個悲天憫人的精神，給我一種安心的、充滿智慧的、溫暖的感覺。”
披一身“隱身衣”
一次，先生曾問錢鍾書，“給你一件仙家法寶，你要什麼？”兩人都想披一身“隱身衣”，求擺脫羈束、到處閱歷，求隱身書齋、潛心學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先生雍容嫻雅；錢鍾書飄飄淩雲，穆然清風，似遊天地之間。
今日之大患，在於學子不肯深思遠慮，急功近利者甚眾。須知好學不厭之士，乃一代之砥柱，一國之命脈。
錢、楊“融通”之大廈，學界“烏托邦”，常人未可夢及，吾輩對之焉敢不生敬仰之心而蓋自激勵乎！
死亡的大考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身心憔悴，連走路都要扶著牆壁的先生究竟如何在孤寂、病痛、死亡的大考中挺過來，浴火重生，奇跡般成了一家三口的新生命？
極度悲痛中，先生選擇翻譯柏拉圖的《斐多》，討論靈魂不死。
一個人留下來“打掃戰場”
垂暮之年，先生將一家三口的記憶訴諸筆端，感受漫長歲月悉心經營的溫馨，又仿佛在舔舐自己的傷疤，甚至能聽到傷口裂開又開始結痂的聲音。這種溫馨中帶著殘忍，在默然中自我療傷，借沉痛的文字排泄身上的“毒瘤”，將“有毒”的負能量一一清洗，用乾淨悲愴的語調給至親者獻上瓣瓣心祭。
先生一遍又一遍地抄《槐聚詩存》，追憶與錢鍾書一起度過的美妙時光。
此後，先生以老邁之軀發宏願，悉心整理錢鍾書采百花而釀出的蜜——八萬多頁的中外讀書筆記，一個人留下來“打掃戰場”，在敲木魚式的療傷中，讓顛沛流離、傷痕累累的幾麻袋筆記有系統有秩序地變成幾十冊皇皇巨著，為讀書人顯現一代宗師的成長蹤跡。
96歲，先生沉定簡潔的封筆之作——《走到人生邊上》，在人生的邊緣自問自答，勸善說理，和風細雨，像小溪靜靜流淌。所見之遠，所及人心之深，可謂宏廓遼遠，穆然遠上，不可企及，成了讀書人的枕中秘笈。
百歲前後，內心更新的先生懂得什麼是正道，並一以貫之身體力行，勤而不怨，憂而不困，思而不懼，至死維持著一貫的執拗。
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
仁心慕義，見微而知清濁，觀止矣！
苦身焦思，終而得道
先生曾譯英國詩人蘭德暮年的《終曲》：
I strove with none.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Nature I loved，and next to nature， Art.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
去年的今日，先生安然走了。
105年，先生穿過生命重重關卡，將所有負面因素轉化為珍貴的精神財富，一輩子堅守讀書人的本分，用自己乾淨的言行點亮世人的心靈之燈，成了人類百年的精神容器，精神史上新的標杆。
苦身焦思，終而得道，人生若此，欲毋顯，得乎！
文/楊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