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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暢銷的“英國製造”為何在清朝寸步難行

康熙年間, 大清王朝結束海禁, 開放對外貿易, 在廣州黃埔、福建廈門、浙江寧波和江蘇雲臺山設立了四個外貿口岸。 不過, 外國人還是按明末慣例, 只在廣州貿易。 寧波等港口作為開放港之一, 很少有外國商船登陸的紀錄, 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 英國東印度公司實在受不了廣州海關和十三行的種種限制克扣, 壯著膽子, 北上寧波直接採購茶葉和絲綢。

多年沒見到外國人的寧波官員和商人對洪仁輝等人很熱情, 採購進行得很順利。 “洪仁輝船長和他的水手們抵達寧波, 並受到熱烈歡迎。 回國時, 洪仁輝船長帶回了滿艙的中國貨物。

”在寧波採購的茶葉比在廣州買到的要便宜很多, 而且船上的英國貨在寧波也很受歡迎。 在這個成功的開始後, 英國商人來寧波越來越頻繁。

然而兩年過後, 風雲突變。 “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 當他(洪仁輝)再次到達寧波時, 中國人先讓他等著, 然後沒收了他半船的貨物, 並不做任何解釋就收繳了船上的所有火炮。 ”(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原來, 頻繁到達的英國船隻讓地方官很不安。 他們上報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來。

乾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訣就是收緊韁繩, 強化控制。 在他眼裡, 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 整個社會的每一個分子, 都要歸攏到政權的羅網之內。

大清王朝的千秋萬代, 固若金湯, 是他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出發點。 雖然重新啟用寧波等港口, 會給浙江經濟帶來推動, 但是卻給帝國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煩。 多開一個通商口岸, 就讓百姓多了一個裡通外國的視窗。 所以經過權衡, 皇帝向地方官員下達諭旨:

向來洋船進口, 俱由廣東之澳門等處, 其至浙江之寧波者甚少……於此複又多一市場, 恐積久留居內者益眾。 海濱要地, 殊非防微杜漸之道……蓋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 因夷商入口得從中取利, 往往有私為招致者。 此輩因緣覓利無有已時;即巡邏兵役人等, 亦樂於夷船進口抽肥獲利。 在此時固不過小人逐利之常, 然不加禁止, 誠恐別滋事端, 尤當時加體察。 (《清高宗實錄》)

皇帝發出諭旨, 規定對外貿易依舊只能在廣州進行。

剛剛從直接貿易中嘗到甜頭的英國人卻不想再回頭, 對於英國人來說, 這個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對他們實在太重要了。

1733年, 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兩年, 英國人發明了飛梭, 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 1764年, 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 英國人又發明了新式紡車, 紡織業異軍突起, 帶領整個工業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 機器的大量採用, 促使格拉斯哥大學的技師詹姆斯·瓦特開始改進紐科門的蒸汽機, 使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擺脫了對畜力、風力和水力由來已久的依賴。 而在這一年, 乾隆進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業革命使英國迅速強大起來, 英國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 更需要把自己製造出來的大量產品賣到全世界。

從1698年至1775年, 英國的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長到500%至600%之間。 因為國民的普遍富裕, 英國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大量的中國茶葉。 而英國人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急於把自己生產的紡織品、鋼鐵產品及其他工業製成品賣到中國。 (《全球通史》)

由於十三行的限制, 多年來中英貿易處於嚴重不平衡狀態。 茶葉越來越成為歐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 但問題是, 貿易的本質是交換。 用什麼來換取中國的茶葉?這是一個讓英國人極為頭痛的問題。 英國本土出產的商品, 很少能通過十三行在中國打開銷路。 從1786年到1829年, 英國人八次把棉紡織品運到廣州, 結果都銷路不佳。 1821年那次英國商人帶來英花呢4509匹,

剪絨與天鵝絨416匹, 在廣州市場上拍賣脫手, 結果賠本60%。 (《林則徐“禁煙運動”新評》)

英國可以為中國皇室提供一些奢侈品, 但市場需要量畢竟很少。 除了在蘇、浙一帶棉花歉收時賣一點印度棉花外, 英國人竟然找不到能賣給中國的東西。 因此, 英國人只能用現銀來買中國茶葉。 當時來廣東的英國商船, 船上只有10%是貨物, 另外90%以上都是現銀。 所以在中英貿易中, 英國是連年絕對的逆差。 從18世紀中葉起, 白銀一直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 這樣巨大的貿易赤字他們實在承受不了。 他們急切地想繞開十三行, 親自深入中國市場, 瞭解中國老百姓到底需要什麼。 他們不相信, 在全世界都受歡迎的“英國製造”, 在中國會打不開銷路。

在中國會打不開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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