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別於上海其他文物保護建築
這個老宅子有點特殊
它不但承載了孫科和藍妮之間的種種回憶
還融合了萬科對這棟建築的願景
上海未來的生活方式新地標
將來， 更多人會湧入
這個曾經封閉和保密的空間
感受它近百年的沉澱
追憶如夫人
老太太端坐著， 腦門飽滿， 目光犀利。 沈飛德在陝西北路的別墅， 孔祥熙在永嘉路的別墅以及陳立夫、陳果夫在武康路的別墅相仿， 孫科在上海的這棟別墅算得上“閑宅”， 只供他週末從南京回滬待待。
楊嘉祐著《上海老房子的故事》裡提了一筆：1933年初， 十九國特委會在東北調停“中日爭議”， 通過了一份《報告書》， 其中確認“九一八事件”責任在日本， 並不承認偽滿洲國。 孫科就在別墅裡發表了談話， 認為報告很公正。 除此之外， 有案可考的要事就沒了。
沈飛德自己收藏有一張大合影， 是孫科之母盧慕貞七十大壽（1937年）時的壽筵，
▲ 一進門的對稱型門。
“藍妮？我估計她也沒怎麼去過這別墅， ”沈飛德說， “她自己有復興路上的玫瑰別墅。 番禺路這裡是孫科原配和孩子住的地方。 ”
有一次同藍妮閒聊， 老太太說了一通對陳淑英的看法， 沈飛德走後不久， 腰間的尋呼機突然響起：藍妮要他回電。 在電話裡， 老太太叮嚀道：她只是隨便說說， 切不可寫出來。
藍妮的謹慎， 讓人不由感歎孫院長的福氣。 討一個二房太太， 以今天的眼光看， 算是他生活中的一次“逾越”了， 可是他能將家族中諸多關係處理得如此之妥帖， 有矛盾也沒怎麼外揚， 兒女眾多且健康長大， 遺孀們亦都小心維護家族的名譽。
唯一值得一提的糾葛，
主人的氣質似乎也會影響房子的命運。 孫科善於自我保護的秉性， 讓房子也跟著沾光。
故宅新生
藍妮偌大的玫瑰別墅被化整為零， 住進了共和國的居民， 這是大上海昔日無數豪宅在1949年後的共同命運， 然而孫科的別墅， 連同旁邊的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 幾十年來一直歸一家保密單位使用：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
▲ 從前被當做飯廳的一角。
正是這一點有利條件保全了別墅。 設計師嚴大發第一次進去轉了一圈， 就忍不住感歎它的存在太值得珍惜。
“那些老的馬賽克、石柱、柱頭上的雕飾……在市中心地段還有保護得這麼好的老建築， 真不容易， ”嚴說， “要知道， 這類磚木結構的老建築被分割使用過的， 基本上都疏於修繕。 ”
另一個讓他喜歡的地方，是庫哈斯執掌的OMA對這片區域做了重新規劃——以孫科別墅為核心，這片被定名“哥倫比亞公園”的大區是萬科“城市更新項目”的一部分，一個未來的多功能綜合社區。
嚴大發之所以這麼喜歡OMA的設計，不是因為它的赫赫名頭，更不是因為它設計的央視新大樓之類給中國人留下巨大想像空間的作品，而是 OMA 在米蘭做的 Prada 基金會改造項目，以及在威尼斯做的 DFS 新的旗艦店設計。
“這都是老建築改造的成功典型，”嚴說，“萬科既然請來OMA，我就覺得很興奮，這是給老建築加分的，這裡以後肯定能建成一個上海的新地標。”
“萬科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哥倫比亞公園專案的負責人說。萬科通過多輪競標最終成功獲取專案後，又舉行了專案設計方案的國際招標，通過層層比選，最終 OMA 中標，選擇 OMA 就是看中了它在歷史建築改造設計中的國際成功經驗。
“我們也覺得這樣的地段加上這樣完好的老建築，實在是獨一無二，如果不能讓更多人共用的話實在是可惜了，”負責人說，“我們改造它，要把它變成我們‘城市更新計畫’的一部分。”
按照萬科的願景，孫科別墅將徹底失去私宅屬性，變成一個新型城市地標的一部分。車流繞著公園周圍行駛，酒店、咖啡館、影院、餐廳、創意產業的寫字樓、騎行車道和步道……公園裡面是7×24的恬靜安樂。
“我們說這是一個公園，而不是‘園區’，就是為了強調其綜合性，工作、休閒、娛樂、旅遊、創意，都在一起，功能多樣。”哥倫比亞公園項目負責人這樣說。
▲ 位於孫科故宅一樓的大廳。
他還提到，不僅老房子要保留其原始面貌，生物製品研究所時期留下的印痕也將得到保存——對所有的歷史都得一視同仁。
這些印痕，在哥倫比亞俱樂部如今陳舊的內景中尚可一見：拱廊下麵黃色的牆皮斑駁，碩大的落地窗內是吊得很低的日光燈，一塊尚未被拆除的門牌上，印著五個紅色宋體字：“總工程師室”，門牌掛在房門一角，與房間垂直。一看到它，就會聯想到戴個眼鏡，拿著圓珠筆，正埋頭在一份份檔上簽字的造型。
▲喬爭月，上海日報城市和建築歷史專欄作家、《上海鄔達克建築地圖》英文作者。
“其實，那棟哥倫比亞俱樂部，故事要比孫科別墅多多了。”喬爭月這樣說。這是她遍翻1920-30年代上海的英文報紙、查閱檔案，特別是專研上海史的學者的著述之後的結論。
那座建築比孫科別墅造得更早，其設計出自美國建築師哈沙德之手。那個時代，俱樂部成了眾多在華外僑的核心活動場所之一，僑民們聚在此間，孩子們恣情玩耍，被一群僕傭保著駕，父母則在旁啜飲著威士卡，享受著自己的清靜。那時的孩子後來留下了眾多生動的回憶，那時的報紙則詳細記錄了無數僑民的來來往往。
與孫科別墅的闃寂、偏安、內斂、一成不變形成鮮明對比，俱樂部不但一度人氣旺盛熱鬧非凡，還成了時代嬗變的一個喋喋不休的見證者。
“俱樂部有個大游泳池，原本是供那些過慣了好日子的外國人娛樂用的，”喬爭月說，“但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外國人突然成了難民，俱樂部就變成了上海的一個transition camp，外國人都在這裡聚集後分散到城市的其他camp裡——這個比什麼猶太人的隔離區（ghetto）的條件還是要好，但比以前他們過的日子肯定是要差多了。”
一些老照片顯示，泳池邊的人們不像以前那麼嬉玩無度了，他們不知前途如何，有的人十分焦慮。樂觀地相信戰爭很快就要結束的人，依然面帶笑意。過慣了體面生活的人仍舊衣冠楚楚；預感到自己即將流離失所的人，把行李全帶在身邊。此時的他們，大概不會覺得圍牆外的原住民離自己很遙遠了。
▲ 位於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旁的泳池。
與哥倫比亞俱樂部裡細節翔實的僑民生態相比，隔壁的別墅一片沉寂，它的男主人好幾年都忙於公事。給母親辦七十大壽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孫科隨即幹起他頗有經驗的外聯工作：三赴蘇聯求援，其間兩次險些落入日寇之手。
同期的藍妮則在汪偽政權把控下的上海灘過著如張愛玲小說中所記的那種生活。傀儡政府製造出一大片道德的灰色地帶，貴婦們的抉擇可想而知。“如夫人”給自己置辦了玫瑰別墅，她未來所能得到的一句最高的評價，就是“大節不虧”。
嚴大發是對泳池最感興趣的人之一，他很希望能同萬科合作，在哥倫比亞公園的大佈局下，圍繞泳池完成一個小型綜合業態的設計：“餐飲、酒店、電影放映、lifestyle店，等等，不但設計開發，而且參與管理。”
“這一片的歷史建築可以吸引很多人，這裡天然就是一個富有文化氣息的地方，”負責人說，“我想尤其在週末的時候，應該能有對建築和歷史感興趣的人來看這些東西，我們的改造要完全保留舊的風貌。那種故意的‘作舊’是我們不贊成的，我們當然會添加一些與歷史風貌相符的新東西，但不是‘假古董’。”
哥倫比亞俱樂部即將再度擔任歷史的“見證者”。只是，昔日客居的外國人知道自己的日子只是暫時的，他們互相分享著及時行樂的氣氛；出入此間的本地海上名流恐怕也明白，這“上海灘”的浮華是有保質期的，情勢隨時有變。
而在開發完成後的哥倫比亞公園，捏著手機、拎著三角架、悠閒散步其中的人們會覺得“歲月靜好”是生活的題中應有之義，永遠喜新厭舊的記憶機制，將告訴他們城市歷來就是如此，將來也永遠如此。即便銘牌上鐫有“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哈沙德”“鄔達克”等等文字，也許還會有一些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
在歷史被覆蓋前
“鄔達克並不是當時上海唯一優秀的建築師，當時的上海雲集了世界各地大量的優秀建築師和建築設計公司，上海就像他們的建築試驗田。不過，鄔達克設計的建築加起來有一百多棟，大多保存完好，因為研究成果較多，最為人熟知的似乎只有鄔達克一人。”
說這話的是同濟大學副教授華霞虹，做了多年的鄔達克研究，她能夠比較客觀地評價這個匈牙利人在上海的業績。
▲ 同濟大學副教授華霞虹。
“鄔達克當初來上海做建築，為的是養家糊口，所以他接了許多純商業的單。論及對整個上海乃至當時中國的城市建設，還有不少中外建築師影響更大。”
喬爭月在對英文老報紙的細讀中也幾乎沒有找到有關孫科別墅的報導，但是她發現，上海交通大學在1930年代舉辦過一場工業博覽會，揭幕儀式上，工博會主展館大門有兩把鑰匙，交給了兩位建築師共同開啟，其中一位是留美歸來、後有“中國建築師第一人”之稱的莊俊（1888—1990），另一位就是鄔達克。
華霞虹說，鄔達克之所以跟交大關係親密，並獲得此份殊榮，很可能是因為他跟孫科私交甚篤。1928年時的孫科任鐵道部長，簽署了一個交大擴建計畫，他希望讓交大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科學類高等學府之一，乃至“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
史料顯示，鄔達克曾為交通大學繪製過一張總體規劃草圖，具體負責的建築項目則是裝飾藝術派風格的交大工程館。總之1920-30年代，孫、鄔二人投桃報李，互予恩惠。
雖然沒有當事人的文字記錄，但一個千里迢迢來遠東淘金的匈牙利人能和孫科性情相契，或多或少能表明，早年被乃父安排去留洋，是讓孫科大大受益的。
那麼，他愛慕藍妮，莫非也可以從其個人那裡找到些根據？
藍妮的父親也是同盟會的人，母親名門閨秀，後來家道中衰，藍妮19歲嫁給了前夫李定國，此人是從響噹噹的東吳大學出來的（肄業），後來一直在國民政府的央行裡任職，兩人共處5年，所育3個兒女後來都在國外發展。
到1935年初識孫科時，藍妮還沒離婚，在上海灘各種幫派名流之間混跡。由杜月笙之流看來，此女無非交際花。但藍妮自己說，她若是交際花，則孫科斷不會看上她，同樣的，若孫科不是一個與一般文人大亨不一樣的人物，藍妮也不會感興趣。這兩個人之間，似乎形成了一種互證的關係——我 justify 了你的眼光，你 justify 了我的檔次。
“這4年裡，有一個人是我堅定的朋友, 這就是我的政治上司孫科博士。他屬於這樣一種領導， 是從來都忘不了為自己的同志辯護， 反對不合理的攻擊。從他那裡你也總能學到些什麼。他的智性興趣是那麼的多， 與他接觸開闊了我的眼界。白天我們會為立法院的一些無意義的提案爭吵， 晚上尤其是在星光燦爛的晚上我們卻常一道感歎生命的易逝。”
別人評價孫科，大多寥寥數語，仿佛他就是一個官僚體系裡的零部件，幾無個性值得一說，惟有一個人，在他的回憶錄裡說了上述的話。
▲ 樓內已經翻修，當初的氛圍一無所存，不過早在它被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使用時，別墅裡就抹掉了所有孫科及家眷曾經住過的痕跡。
吳經熊，民國時代著名的法學家，是孫科于1933年1月就任立法院院長後的同事，也是孫科密友圈裡的一位飽吸洋墨水的中國知識份子。
吳經熊18歲即受洗，1920年從富有傳奇色彩的東吳大學法學專業畢業，次年在密執安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又去巴黎作研究，英語極好。1946年後，他還當了3年的中華民國駐羅馬教廷公使。
在吳經熊的筆下，孫科是一個優雅的學問家，博覽群書。花4年時間制定了《五五憲草》，乃孫科仕途中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然而孫本人在《八十述略》中說得平淡無奇，讓人讀來提不起興趣。這並非一般所謂的“淡泊”。孫院長似乎從無出人頭地、青史留名之心——他希望被人忽略。
吳經熊說孫科喜歡英國的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理論的先鋒人物James Jeans爵士，Jeans 早早就提出，世界恐怕並不是我們肉眼所見的那個樣子。而同時，“我們兩人都衷心贊同奧斯丁所言，‘人生只要有可以糾正的錯誤’，就是值得一過的。”
雖然是旁述，但是孫科隱秘的內心舞臺在這幾句話間豁然裂開一道縫隙：他似乎是抱著一顆出世之心去為官的，一方面盡職，另一方面又隨時滿足於所達到的目的，並給自己保留退路。而他所愛的藍妮，也同樣有著目的明確、見好就收的素質。真是絕配。
▲ 孫科故宅保護得最好的一塊地面是二樓陽臺裡面的一塊露臺，當時的青花碎石路面到現在看風格依舊。
1936年10月，吳經熊的孩子吳秀士夭折，他所敬重的“孫科博士”寫了一段話表示慰藉：“你的悲傷的消息令我震驚。我急忙寫信給你表達我深切的同情。但我覺得，你可以想得更道家一些。這樣的事有時會發生在我們任何一個人身上：這是自然律，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我們必須勇敢地明智地面對它。”
吳是在1951年居留夏威夷時以英語記錄此事的，並無必要為從前的上司貼金，他又是虔誠的基督徒，因此所述可視為發自肺腑。他接著評論道：“讀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儒、道兩股思潮是如何在他心中起作用的並彼此抗衡。”
包括吳秀士在內，吳氏夫婦發憤地生了13個孩子，其么子吳樹德稱自己生在一個“平和人家”。物以類聚，作為心靈上每每互通的摯友，孫科相對安靜的人生和家事也可作如是判。
1922年，孫科任廣州市長，胡漢民在孫中山的軍政府中擔任大元帥府總參議。兩人之間有些宿怨。胡漢民對人說，孫科有三種脾氣：第一，他是孫中山的兒子，有革命脾氣；第二，他在國外長大，有洋人脾氣；第三，因為他是獨子，有大少爺脾氣。而這些脾氣，有時發作一兩種，有時三種一起來，誰也受不了。
不過在吳經熊（也許是一廂情願的）眼裡，孫科父子都是最理想的基督徒。吳素虔信，是不會輕發此種議論的。孫科在南京的寓所中常掛自己手書“養浩然氣 讀有用書”的一幅字，晚年也愛寫這8個字給別人，我們不知在上海的別墅裡是否也有這麼一聯高懸。吳經熊則提到，曾在孫科那裡看到“天下為公”四字，並受此啟發創辦了《天下月刊》。
沈飛德的評價是，孫科的字“一如其父孫中山，也有唐人風韻，流美自然，但略欠厚重方正，功力遠不及其父”。
當孫科晚年定居美國，過著相對清苦的日子時，他有沒有想過那棟上海的別墅？在拉古納海灘，他年逾古稀，還事事自己動手，灑掃庭除，埋鍋造飯，有空了就鑽進書堆裡。至於酬酢往來，只有哲學家張君勱先生一位算是常客。
▲ 建造年代更早的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過去也是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的辦公樓。
而他舊年的閒居裡，待著一群和他一樣喜歡安靜的研究員，工作的時候，沒有外人能夠打擾到他們——沒有介紹信，可進不了這所深宅。
以後呢？“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個“飛入百姓家”的階段，孫科別墅是躲過了，現在，它要被陸陸續續中產化了的上海百姓共用。
再過幾年，也許他們走進這棟宅子，就不再會討論“孫科睡哪個房間”這樣細節的問題，新商業形態製造的五花八門的景觀填滿了他們的視線。歷史之被銘記，往往是通過一次次地被覆蓋而完成的——而最後一次覆蓋，也許就等在了不遠處。
這是歷史的終結。我們這個時代，將把之前那兩個彼此否定的時代一筆勾銷。
在沈飛德眼裡，藍妮最大的成功，不僅是找到了孫科，而且生養了一女孫穗芬。孫穗芬同母親一樣目光犀利，很有主見，對外謹言慎行。正是靠了孫穗芬之力，藍妮晚年重回玫瑰別墅，她所專心保持的個人地位，跨了兩個彼此否定的時代，基本沒有什麼損傷。
“有一個特殊的人物追求過她，”沈飛德說，“藍妮透露給我的——張學良。”讀張學良晚年口述回憶，你就會知道他對自己年輕時荒淫人生仍然頗多自得，什麼女人見到他都要拜倒。可當他追求藍妮時卻被拒了。
“雖然藍妮總是挑對自己有利的說，但這一點我相信，”沈飛德分析，“她真的有眼光，跟定了孫科。張學良是軍閥的兒子，浪蕩公子一個，孫科是孫中山的兒子，在美國讀的書，兩個人能一樣嗎？”
編輯：郝鑫
撰文：章樂天
攝影：蘇裡
編輯：余佩文&張權
另一個讓他喜歡的地方，是庫哈斯執掌的OMA對這片區域做了重新規劃——以孫科別墅為核心，這片被定名“哥倫比亞公園”的大區是萬科“城市更新項目”的一部分，一個未來的多功能綜合社區。
嚴大發之所以這麼喜歡OMA的設計，不是因為它的赫赫名頭，更不是因為它設計的央視新大樓之類給中國人留下巨大想像空間的作品，而是 OMA 在米蘭做的 Prada 基金會改造項目，以及在威尼斯做的 DFS 新的旗艦店設計。
“這都是老建築改造的成功典型，”嚴說，“萬科既然請來OMA，我就覺得很興奮，這是給老建築加分的，這裡以後肯定能建成一個上海的新地標。”
“萬科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哥倫比亞公園專案的負責人說。萬科通過多輪競標最終成功獲取專案後，又舉行了專案設計方案的國際招標，通過層層比選，最終 OMA 中標，選擇 OMA 就是看中了它在歷史建築改造設計中的國際成功經驗。
“我們也覺得這樣的地段加上這樣完好的老建築，實在是獨一無二，如果不能讓更多人共用的話實在是可惜了，”負責人說，“我們改造它，要把它變成我們‘城市更新計畫’的一部分。”
按照萬科的願景，孫科別墅將徹底失去私宅屬性，變成一個新型城市地標的一部分。車流繞著公園周圍行駛，酒店、咖啡館、影院、餐廳、創意產業的寫字樓、騎行車道和步道……公園裡面是7×24的恬靜安樂。
“我們說這是一個公園，而不是‘園區’，就是為了強調其綜合性，工作、休閒、娛樂、旅遊、創意，都在一起，功能多樣。”哥倫比亞公園項目負責人這樣說。
▲ 位於孫科故宅一樓的大廳。
他還提到，不僅老房子要保留其原始面貌，生物製品研究所時期留下的印痕也將得到保存——對所有的歷史都得一視同仁。
這些印痕，在哥倫比亞俱樂部如今陳舊的內景中尚可一見：拱廊下麵黃色的牆皮斑駁，碩大的落地窗內是吊得很低的日光燈，一塊尚未被拆除的門牌上，印著五個紅色宋體字：“總工程師室”，門牌掛在房門一角，與房間垂直。一看到它，就會聯想到戴個眼鏡，拿著圓珠筆，正埋頭在一份份檔上簽字的造型。
▲喬爭月，上海日報城市和建築歷史專欄作家、《上海鄔達克建築地圖》英文作者。
“其實，那棟哥倫比亞俱樂部，故事要比孫科別墅多多了。”喬爭月這樣說。這是她遍翻1920-30年代上海的英文報紙、查閱檔案，特別是專研上海史的學者的著述之後的結論。
那座建築比孫科別墅造得更早，其設計出自美國建築師哈沙德之手。那個時代，俱樂部成了眾多在華外僑的核心活動場所之一，僑民們聚在此間，孩子們恣情玩耍，被一群僕傭保著駕，父母則在旁啜飲著威士卡，享受著自己的清靜。那時的孩子後來留下了眾多生動的回憶，那時的報紙則詳細記錄了無數僑民的來來往往。
與孫科別墅的闃寂、偏安、內斂、一成不變形成鮮明對比，俱樂部不但一度人氣旺盛熱鬧非凡，還成了時代嬗變的一個喋喋不休的見證者。
“俱樂部有個大游泳池，原本是供那些過慣了好日子的外國人娛樂用的，”喬爭月說，“但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外國人突然成了難民，俱樂部就變成了上海的一個transition camp，外國人都在這裡聚集後分散到城市的其他camp裡——這個比什麼猶太人的隔離區（ghetto）的條件還是要好，但比以前他們過的日子肯定是要差多了。”
一些老照片顯示，泳池邊的人們不像以前那麼嬉玩無度了，他們不知前途如何，有的人十分焦慮。樂觀地相信戰爭很快就要結束的人，依然面帶笑意。過慣了體面生活的人仍舊衣冠楚楚；預感到自己即將流離失所的人，把行李全帶在身邊。此時的他們，大概不會覺得圍牆外的原住民離自己很遙遠了。
▲ 位於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旁的泳池。
與哥倫比亞俱樂部裡細節翔實的僑民生態相比，隔壁的別墅一片沉寂，它的男主人好幾年都忙於公事。給母親辦七十大壽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孫科隨即幹起他頗有經驗的外聯工作：三赴蘇聯求援，其間兩次險些落入日寇之手。
同期的藍妮則在汪偽政權把控下的上海灘過著如張愛玲小說中所記的那種生活。傀儡政府製造出一大片道德的灰色地帶，貴婦們的抉擇可想而知。“如夫人”給自己置辦了玫瑰別墅，她未來所能得到的一句最高的評價，就是“大節不虧”。
嚴大發是對泳池最感興趣的人之一，他很希望能同萬科合作，在哥倫比亞公園的大佈局下，圍繞泳池完成一個小型綜合業態的設計：“餐飲、酒店、電影放映、lifestyle店，等等，不但設計開發，而且參與管理。”
“這一片的歷史建築可以吸引很多人，這裡天然就是一個富有文化氣息的地方，”負責人說，“我想尤其在週末的時候，應該能有對建築和歷史感興趣的人來看這些東西，我們的改造要完全保留舊的風貌。那種故意的‘作舊’是我們不贊成的，我們當然會添加一些與歷史風貌相符的新東西，但不是‘假古董’。”
哥倫比亞俱樂部即將再度擔任歷史的“見證者”。只是，昔日客居的外國人知道自己的日子只是暫時的，他們互相分享著及時行樂的氣氛；出入此間的本地海上名流恐怕也明白，這“上海灘”的浮華是有保質期的，情勢隨時有變。
而在開發完成後的哥倫比亞公園，捏著手機、拎著三角架、悠閒散步其中的人們會覺得“歲月靜好”是生活的題中應有之義，永遠喜新厭舊的記憶機制，將告訴他們城市歷來就是如此，將來也永遠如此。即便銘牌上鐫有“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哈沙德”“鄔達克”等等文字，也許還會有一些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
在歷史被覆蓋前
“鄔達克並不是當時上海唯一優秀的建築師，當時的上海雲集了世界各地大量的優秀建築師和建築設計公司，上海就像他們的建築試驗田。不過，鄔達克設計的建築加起來有一百多棟，大多保存完好，因為研究成果較多，最為人熟知的似乎只有鄔達克一人。”
說這話的是同濟大學副教授華霞虹，做了多年的鄔達克研究，她能夠比較客觀地評價這個匈牙利人在上海的業績。
▲ 同濟大學副教授華霞虹。
“鄔達克當初來上海做建築，為的是養家糊口，所以他接了許多純商業的單。論及對整個上海乃至當時中國的城市建設，還有不少中外建築師影響更大。”
喬爭月在對英文老報紙的細讀中也幾乎沒有找到有關孫科別墅的報導，但是她發現，上海交通大學在1930年代舉辦過一場工業博覽會，揭幕儀式上，工博會主展館大門有兩把鑰匙，交給了兩位建築師共同開啟，其中一位是留美歸來、後有“中國建築師第一人”之稱的莊俊（1888—1990），另一位就是鄔達克。
華霞虹說，鄔達克之所以跟交大關係親密，並獲得此份殊榮，很可能是因為他跟孫科私交甚篤。1928年時的孫科任鐵道部長，簽署了一個交大擴建計畫，他希望讓交大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科學類高等學府之一，乃至“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
史料顯示，鄔達克曾為交通大學繪製過一張總體規劃草圖，具體負責的建築項目則是裝飾藝術派風格的交大工程館。總之1920-30年代，孫、鄔二人投桃報李，互予恩惠。
雖然沒有當事人的文字記錄，但一個千里迢迢來遠東淘金的匈牙利人能和孫科性情相契，或多或少能表明，早年被乃父安排去留洋，是讓孫科大大受益的。
那麼，他愛慕藍妮，莫非也可以從其個人那裡找到些根據？
藍妮的父親也是同盟會的人，母親名門閨秀，後來家道中衰，藍妮19歲嫁給了前夫李定國，此人是從響噹噹的東吳大學出來的（肄業），後來一直在國民政府的央行裡任職，兩人共處5年，所育3個兒女後來都在國外發展。
到1935年初識孫科時，藍妮還沒離婚，在上海灘各種幫派名流之間混跡。由杜月笙之流看來，此女無非交際花。但藍妮自己說，她若是交際花，則孫科斷不會看上她，同樣的，若孫科不是一個與一般文人大亨不一樣的人物，藍妮也不會感興趣。這兩個人之間，似乎形成了一種互證的關係——我 justify 了你的眼光，你 justify 了我的檔次。
“這4年裡，有一個人是我堅定的朋友, 這就是我的政治上司孫科博士。他屬於這樣一種領導， 是從來都忘不了為自己的同志辯護， 反對不合理的攻擊。從他那裡你也總能學到些什麼。他的智性興趣是那麼的多， 與他接觸開闊了我的眼界。白天我們會為立法院的一些無意義的提案爭吵， 晚上尤其是在星光燦爛的晚上我們卻常一道感歎生命的易逝。”
別人評價孫科，大多寥寥數語，仿佛他就是一個官僚體系裡的零部件，幾無個性值得一說，惟有一個人，在他的回憶錄裡說了上述的話。
▲ 樓內已經翻修，當初的氛圍一無所存，不過早在它被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使用時，別墅裡就抹掉了所有孫科及家眷曾經住過的痕跡。
吳經熊，民國時代著名的法學家，是孫科于1933年1月就任立法院院長後的同事，也是孫科密友圈裡的一位飽吸洋墨水的中國知識份子。
吳經熊18歲即受洗，1920年從富有傳奇色彩的東吳大學法學專業畢業，次年在密執安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又去巴黎作研究，英語極好。1946年後，他還當了3年的中華民國駐羅馬教廷公使。
在吳經熊的筆下，孫科是一個優雅的學問家，博覽群書。花4年時間制定了《五五憲草》，乃孫科仕途中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然而孫本人在《八十述略》中說得平淡無奇，讓人讀來提不起興趣。這並非一般所謂的“淡泊”。孫院長似乎從無出人頭地、青史留名之心——他希望被人忽略。
吳經熊說孫科喜歡英國的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理論的先鋒人物James Jeans爵士，Jeans 早早就提出，世界恐怕並不是我們肉眼所見的那個樣子。而同時，“我們兩人都衷心贊同奧斯丁所言，‘人生只要有可以糾正的錯誤’，就是值得一過的。”
雖然是旁述，但是孫科隱秘的內心舞臺在這幾句話間豁然裂開一道縫隙：他似乎是抱著一顆出世之心去為官的，一方面盡職，另一方面又隨時滿足於所達到的目的，並給自己保留退路。而他所愛的藍妮，也同樣有著目的明確、見好就收的素質。真是絕配。
▲ 孫科故宅保護得最好的一塊地面是二樓陽臺裡面的一塊露臺，當時的青花碎石路面到現在看風格依舊。
1936年10月，吳經熊的孩子吳秀士夭折，他所敬重的“孫科博士”寫了一段話表示慰藉：“你的悲傷的消息令我震驚。我急忙寫信給你表達我深切的同情。但我覺得，你可以想得更道家一些。這樣的事有時會發生在我們任何一個人身上：這是自然律，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我們必須勇敢地明智地面對它。”
吳是在1951年居留夏威夷時以英語記錄此事的，並無必要為從前的上司貼金，他又是虔誠的基督徒，因此所述可視為發自肺腑。他接著評論道：“讀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儒、道兩股思潮是如何在他心中起作用的並彼此抗衡。”
包括吳秀士在內，吳氏夫婦發憤地生了13個孩子，其么子吳樹德稱自己生在一個“平和人家”。物以類聚，作為心靈上每每互通的摯友，孫科相對安靜的人生和家事也可作如是判。
1922年，孫科任廣州市長，胡漢民在孫中山的軍政府中擔任大元帥府總參議。兩人之間有些宿怨。胡漢民對人說，孫科有三種脾氣：第一，他是孫中山的兒子，有革命脾氣；第二，他在國外長大，有洋人脾氣；第三，因為他是獨子，有大少爺脾氣。而這些脾氣，有時發作一兩種，有時三種一起來，誰也受不了。
不過在吳經熊（也許是一廂情願的）眼裡，孫科父子都是最理想的基督徒。吳素虔信，是不會輕發此種議論的。孫科在南京的寓所中常掛自己手書“養浩然氣 讀有用書”的一幅字，晚年也愛寫這8個字給別人，我們不知在上海的別墅裡是否也有這麼一聯高懸。吳經熊則提到，曾在孫科那裡看到“天下為公”四字，並受此啟發創辦了《天下月刊》。
沈飛德的評價是，孫科的字“一如其父孫中山，也有唐人風韻，流美自然，但略欠厚重方正，功力遠不及其父”。
當孫科晚年定居美國，過著相對清苦的日子時，他有沒有想過那棟上海的別墅？在拉古納海灘，他年逾古稀，還事事自己動手，灑掃庭除，埋鍋造飯，有空了就鑽進書堆裡。至於酬酢往來，只有哲學家張君勱先生一位算是常客。
▲ 建造年代更早的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過去也是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的辦公樓。
而他舊年的閒居裡，待著一群和他一樣喜歡安靜的研究員，工作的時候，沒有外人能夠打擾到他們——沒有介紹信，可進不了這所深宅。
以後呢？“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個“飛入百姓家”的階段，孫科別墅是躲過了，現在，它要被陸陸續續中產化了的上海百姓共用。
再過幾年，也許他們走進這棟宅子，就不再會討論“孫科睡哪個房間”這樣細節的問題，新商業形態製造的五花八門的景觀填滿了他們的視線。歷史之被銘記，往往是通過一次次地被覆蓋而完成的——而最後一次覆蓋，也許就等在了不遠處。
這是歷史的終結。我們這個時代，將把之前那兩個彼此否定的時代一筆勾銷。
在沈飛德眼裡，藍妮最大的成功，不僅是找到了孫科，而且生養了一女孫穗芬。孫穗芬同母親一樣目光犀利，很有主見，對外謹言慎行。正是靠了孫穗芬之力，藍妮晚年重回玫瑰別墅，她所專心保持的個人地位，跨了兩個彼此否定的時代，基本沒有什麼損傷。
“有一個特殊的人物追求過她，”沈飛德說，“藍妮透露給我的——張學良。”讀張學良晚年口述回憶，你就會知道他對自己年輕時荒淫人生仍然頗多自得，什麼女人見到他都要拜倒。可當他追求藍妮時卻被拒了。
“雖然藍妮總是挑對自己有利的說，但這一點我相信，”沈飛德分析，“她真的有眼光，跟定了孫科。張學良是軍閥的兒子，浪蕩公子一個，孫科是孫中山的兒子，在美國讀的書，兩個人能一樣嗎？”
編輯：郝鑫
撰文：章樂天
攝影：蘇裡
編輯：余佩文&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