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百題·《中國民國臨時約法》淺析 邱遠猷
1912年3月11日， 南京臨時政府正式公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在辛亥革命高潮中， 世界東方的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誕生了， 成立了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南京臨時政府。 這個政府是以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利益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主體的革命政權。 剛剛掌握國家政權的中下層民族資產階級， 必然要求把他們的階級意志表現為法律， 迫切需要一個具有憲法性質的檔。
《臨時約法》也是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 而又即將交出政權之前制定的。 當時， 帝國主義和大地主買辦階級支持的新走狗袁世凱盤踞北方， 他採取軍事進攻和政治欺騙的反革命兩手策略， 迫南京臨時政府讓權。 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妥協了， 南京臨時參議院競於1912年2月15日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迫使孫中山“盡讓政權于袁氏”。 但孫中山提出了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三個條件， 其中之一是要新總統宣誓遵守《臨時約法》， 希圖用法律限制袁世凱搞專制獨裁， 捍衛民主共和制度。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 孫中山主持制訂了《臨時約法》。 南京臨時參議院經兩次起草， 三十來天的討論， 至3月8日全部完成三讀程式，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共分總綱、人民、參議院、建君主專制制度， 確定中國是一個“主權在民”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從而體現了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學說， 樹立了帝制非法、民主共和合法的觀念， 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民主主義覺悟。
關於政權組織， 《臨時約法》幾乎全采西方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三權分立制。 總綱中規定“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 行使其統治權”。
參議院是最高立法機關， 由“各地方選派之參議員組織之”。 它有權議決一切法律寨， 預算決算， 稅法、幣制及度量衡準則， 募集公債；選舉產生臨時大總統， 副總統；彈劾大總統和國務員， 對臨時大總統行使的重要權力， 如任命國務員和外交大使、公使、宣戰、媾和，
臨時大總統和內閣是最高行政機關。 《臨時約法》規定：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 總攬政務， 擁有公佈法律， 統率全國海陸軍， 制定官制官規， 任免文武職員、宣戰、媾和、締約、宣佈戒嚴、大赦、特赦、減刑、複權等權力。 內閣由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組成， 內閣成員均稱為國務員。 內閣輔佐臨時大總統具體行使行政權。 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佈法律、發佈命令時， 有權副署。
《臨時約法》規定， 法院為司法機關， 行使審判權。 它由臨時大總統及司法總長分別任命的法官組成， 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 除“有妨害安寧秩序”的案件外， 均應公開審理。 而且法官有獨立審判權，
這樣， 《臨時約法》就用三權分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制， 否定了集大權予一身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 否定了“萬世一系”的君權世襲制度。 從而揭開了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的新篇章。
《臨時約法》對人民的權利與義務方面的規定， 雖然沒有超出西方資產階級憲法一般民主自由原則， 但它畢竟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數革命志士所追求的東西， 畢竟表現了資產階級最大限度的民主精神。 那些關於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包括參政權在內的一系列自由民主權利的規定， 對長期處於野蠻的封建壓迫、人身奴役之下的中國各族人民是有激勵作用的，它啟發、鼓舞人民為爭取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而奮鬥，其意義不可低估。至於“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的條文，看來一般化，但如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就不難發現，這個規定雖然保護一切有產者，但主要是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它雖然保護了資產者的剝削自由，但同時使民族資產階級有可能在法律保護下，突破本國封建勢力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束縛，來發展資本主義。因此這是用法律形式奠定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其進步意義是不容忽視的。
由於《臨時約法》是在草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圍繞政權問題而展開的尖銳複雜的鬥爭中產生的，因此它的內容必然要反映當時階級鬥爭形勢，必然要反映制定者的意圖。特別突出的是，《臨時約法》中有一些限制臨時大總統權力的條文。以前由各省代表會議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採取了總統制，現在總統易人，便改為“責任內閣制”了。規定：以“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國務員于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佈法律及發佈命令時，須副暑之”。同時，擴大了參議院的權力，臨時大總統行使重要權力肘，須經參議院同意，而且參議院有權彈劾臨時大總統，以此防範和限制袁世凱的擅權。另外還規定：增修《臨時約法》，必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或臨時大總統的提議，參議院才予討論：表決增修提案，必須有五分之四以上的議員出席，並經出席議員的四分之三同意，才能增修，以此防止袁世凱擅自更改和破壞《臨時約法》。
從上述《臨時約法》的內容和特點不難看出，它確是東方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檔，是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意志僅有的一次表現，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程的可貴記錄，也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竭力藉以鞏固革命成果、維護本階級利益的工具。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中同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民主主義要求，有利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符合禮會發展的趨勢。因此它帶有不可抹煞的革命性和民主性，具有進步的歷史意義和積極的革命作用。它在中國近代史上，尤其在中國法制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另外，《臨時約法》在亞洲民主憲政運動史上也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亞洲各國當中，是一部最民主、最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民權憲章。
《臨時約法》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產物而出現的。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具有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使《臨時約法》不能不帶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和局限。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中同人民與封建主義的矛盾，反帝、反封建是當時的革命任務。但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臨時約法》，雖然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愛國熱忱，卻沒有任何反帝的明確規定；雖然反映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願望，卻沒有徹底反封建的明確規定。從中根本見不到“平均地權”的影子，根本沒考慮農民對土地的迫切要求，根本沒有打算解決土地問題的任何表示。這與同盟會綱領相比較，應該承認是一個退步。而且在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文的掩護下，也保護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這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土地問題不解決，對資本主義經濟及整個社會生產的發展都是十分有害的。至於《臨時約法》所確認的民主自由權利，是狹隘的和殘缺不全的，對勞動人民具有虛偽性一面。
儘管如此，其革命性、民主性還是主要方面。正如毛澤東同志在總結近代中國憲政運動歷史經驗時所深刻指出的：“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當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是資產階級性的，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他還強調說：“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歷史上沒有地位。”(同上)而且它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制也有借鑒作用。董必武同志就曾經說過，“我們的人民民主法制，還吸取了我國歷史上和國際上一切對人民有益的經驗。”(《論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董老這裡所說的一切有益經驗，當然包括《臨時約法》中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革命性和民主性的精華在內。
由於《臨時約法》沒有，也不敢規定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使之成為鼓舞人民繼續前進的思想武器；由於《臨時約法》沒有、也不可能給予勞動人民以真實的民主權利，使之成為號召人民保衛共和國的有力工具，因此《臨時約法》的社會基礎還是薄弱的，不能得到廣大勞動人民廣泛而有力的支持。所以當資產階級革命派把國家政權讓給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政治代表袁世凱以後，《臨時約法》終遭廢棄的命運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了。1914年3月，已經大權在握的袁世凱召開了所謂“約法會議”，5月1日炮製出一部完全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意志和利益的《中華民國約法》，人稱“袁記約法”。至此，曾經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謹遵(臨時)約法”的竊國大盜袁世凱，竟宣佈廢除《臨時約法》，“中華民國”完全變成袁記地主買辦階級反革命專政的騙人招牌。真所謂：“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臨時約法》從制定到被撕毀的歷史表明：資產階級共和目的方案，是近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產物，是鴉片戰爭以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思潮的重要結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是進步的、革命的方案。然而，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是行不通的；在民族資產階級放棄政權的情況下，僅靠一紙法律空文更是行不通的。拯救中圍的“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毛xx：《論人民民主專政》)
對長期處於野蠻的封建壓迫、人身奴役之下的中國各族人民是有激勵作用的，它啟發、鼓舞人民為爭取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而奮鬥，其意義不可低估。至於“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的條文，看來一般化，但如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就不難發現，這個規定雖然保護一切有產者，但主要是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它雖然保護了資產者的剝削自由，但同時使民族資產階級有可能在法律保護下，突破本國封建勢力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束縛，來發展資本主義。因此這是用法律形式奠定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其進步意義是不容忽視的。由於《臨時約法》是在草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圍繞政權問題而展開的尖銳複雜的鬥爭中產生的，因此它的內容必然要反映當時階級鬥爭形勢，必然要反映制定者的意圖。特別突出的是，《臨時約法》中有一些限制臨時大總統權力的條文。以前由各省代表會議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採取了總統制，現在總統易人，便改為“責任內閣制”了。規定：以“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國務員于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佈法律及發佈命令時，須副暑之”。同時，擴大了參議院的權力，臨時大總統行使重要權力肘，須經參議院同意，而且參議院有權彈劾臨時大總統，以此防範和限制袁世凱的擅權。另外還規定：增修《臨時約法》，必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或臨時大總統的提議，參議院才予討論：表決增修提案，必須有五分之四以上的議員出席，並經出席議員的四分之三同意，才能增修，以此防止袁世凱擅自更改和破壞《臨時約法》。
從上述《臨時約法》的內容和特點不難看出，它確是東方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檔，是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意志僅有的一次表現，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程的可貴記錄，也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竭力藉以鞏固革命成果、維護本階級利益的工具。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中同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民主主義要求，有利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符合禮會發展的趨勢。因此它帶有不可抹煞的革命性和民主性，具有進步的歷史意義和積極的革命作用。它在中國近代史上，尤其在中國法制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另外，《臨時約法》在亞洲民主憲政運動史上也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亞洲各國當中，是一部最民主、最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民權憲章。
《臨時約法》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產物而出現的。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具有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使《臨時約法》不能不帶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和局限。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中同人民與封建主義的矛盾，反帝、反封建是當時的革命任務。但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臨時約法》，雖然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愛國熱忱，卻沒有任何反帝的明確規定；雖然反映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願望，卻沒有徹底反封建的明確規定。從中根本見不到“平均地權”的影子，根本沒考慮農民對土地的迫切要求，根本沒有打算解決土地問題的任何表示。這與同盟會綱領相比較，應該承認是一個退步。而且在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文的掩護下，也保護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這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土地問題不解決，對資本主義經濟及整個社會生產的發展都是十分有害的。至於《臨時約法》所確認的民主自由權利，是狹隘的和殘缺不全的，對勞動人民具有虛偽性一面。
儘管如此，其革命性、民主性還是主要方面。正如毛澤東同志在總結近代中國憲政運動歷史經驗時所深刻指出的：“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當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是資產階級性的，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他還強調說：“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歷史上沒有地位。”(同上)而且它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制也有借鑒作用。董必武同志就曾經說過，“我們的人民民主法制，還吸取了我國歷史上和國際上一切對人民有益的經驗。”(《論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董老這裡所說的一切有益經驗，當然包括《臨時約法》中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革命性和民主性的精華在內。
由於《臨時約法》沒有，也不敢規定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使之成為鼓舞人民繼續前進的思想武器；由於《臨時約法》沒有、也不可能給予勞動人民以真實的民主權利，使之成為號召人民保衛共和國的有力工具，因此《臨時約法》的社會基礎還是薄弱的，不能得到廣大勞動人民廣泛而有力的支持。所以當資產階級革命派把國家政權讓給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政治代表袁世凱以後，《臨時約法》終遭廢棄的命運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了。1914年3月，已經大權在握的袁世凱召開了所謂“約法會議”，5月1日炮製出一部完全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意志和利益的《中華民國約法》，人稱“袁記約法”。至此，曾經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謹遵(臨時)約法”的竊國大盜袁世凱，竟宣佈廢除《臨時約法》，“中華民國”完全變成袁記地主買辦階級反革命專政的騙人招牌。真所謂：“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臨時約法》從制定到被撕毀的歷史表明：資產階級共和目的方案，是近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產物，是鴉片戰爭以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思潮的重要結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是進步的、革命的方案。然而，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是行不通的；在民族資產階級放棄政權的情況下，僅靠一紙法律空文更是行不通的。拯救中圍的“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毛xx：《論人民民主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