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宦官與廠衛 王宏志
明朝的宦官專權與廠衛肆虐， 是極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的產物， 造成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明朝初年， 朱元璋鑒於前代宦官專權的弊病， 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 不得禦外臣冠服， 官無過四品， 月米一石”；又立鐵牌于宮門， 鐵牌上刻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 預者斬”(《明史·宦官傳》)；還嚴禁宦官讀書認字， 交通外官， 只令其備宮中灑掃奔走之役。 認為此等人不可用作心腹、耳目。 那時， 宦官是無權可專的。
到明成祖時， 情況就不同了。 他以藩王起兵奪取皇位， 曾得到宦官的支持， 即位後反對派也多， 所以宦官受到重用， 有了“出使， 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同上)。 明宣宗即位後， 怕他的叔父朱高煦步明成祖的後塵奪位， 對大臣防範更嚴， 對宦官的依靠也愈深。 他規定， 司禮監【明朝的宦官機構有十二監、四司、八局，
到明朝中期， 最高統治集團日漸腐朽， 從英宗到武宗都是些昏憒無能之輩， 儘管他們仍然抓住高度發展的皇權不放， 但己經沒有能力像他們的老祖宗那樣親自使用這個權力了。 無能引起的猜忌與恐懼使他們對大臣愈來愈不信任。 於是， 已經獲得皇室信任並有了某些大權的宦官。 便打著維護皇權的幌子， 利用與皇帝朝夕相處的有利條件， 乘虛而入， 極力迎合， 討得歡心。 騙取信任， 成為皇帝的耳目、心腹， 進而向皇帝施加各種影響， 改變皇帝的旨意， 甚至把皇帝變為傀儡， 形成宦官的專權。
明朝的宦官專權始自莢宗朱祁鎮統治時期。 他九歲即位， 太皇太后委政于內閣大學士揚榮、楊溥和楊士奇。
王振
明代宦官利用廠衛實行特務統治，是其一大特點，更充分暴露了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酷性和虛弱性。早在洪武年間，朱元璋為鞏固皇權，防範臣民造反，就利用特務人員檢校“專主察聽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劉辰《國初事蹟》)。他殺了宰相胡惟庸以後，設立專門的特務機構錦衣衛。錦衣衛初名儀鸞司，原是皇帝的貼身衛隊，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稱“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設指揮使(從三品)統官、卒一千五百餘人，“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盜賊、奸宄、街塗溝洫，密緝而時省之”(《明史·職官志》)。它表面上是京城上直衛親軍指揮使司的二十六衛之一，實際由皇帝直接指揮，只對皇帝負責，它有專門的法庭和監獄，有權承辦皇帝下令查辦的案件，人稱詔獄，不必通過外庭三法司【三法司指明代朝廷中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明世宗初年，錦衣衛職權縮小，改為“惟察不軌，妖言、人命、強盜重事”(《明史·刑法志》)，即把矛頭專門指向政治上的反對派和民間宗教團體。錦衣衛抓人，往往先存僻靜地方打一頓，名為“打樁”，而後再送入獄。一般說來，一入獄門，便無生理，入獄者“五毒備嘗，肢體不全”(傅維鱗《明書》卷七三)，足見用刑之慘酷。以致錦衣校尉過門，臣民如臨大盜，弄得人心惶惶，怨聲載道。為平息民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焚毀錦衣衛刑具，並停止其詔獄權。但不到十年，明成祖奪取帝位後，為鎮壓反對派，在錦衣衛中增設北鎮撫司，專治“詔獄”，為害更烈。
但錦衣衛到底是外官，在明成祖眼裡終不如內官可靠，於是，永樂十八年(1420年)增設東廠，職掌與錦衣衛相同，其屬官、隸役均由錦衣衛官卒中選任，再收羅一些地痞流氓做爪牙。所不同的是；皇帝指派親信宦官做東廠的提督，一般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第二人或第三人擔任，稱“督主”，錦衣衛向皇帝報告要具疏上奏，東廠可口頭直達；皇帝還賦予東廠督主以監督錦衣衛人員的權力。這樣，廠權高於衛權，宦官又直接控制廠權，使宦官擁有隨意逮捕、刑訊，殺戮臣民的特權，從而加速了宦官專政的過程。那時，每月初一，東廠派出成百
上千隸役到各官府及錦衣衛去聽會審大獄、考掠重犯，叫“聽記”；或去各官府。各城門緝訪，叫“坐記”。東廠隸役聽到什麼秘密上報，叫“打事件”，要及時報告隸役長——襠頭，再由東廠直轉報皇帝。連民間瑣事，夫妻口角也得連夜報進宮去，弄得朝野內外“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為加強特務統治又增設西廠，人員比東廠多一倍，以宦官汪直為提督。注直利用西廠“屢興大獄”，建立五個月，“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明史·商輅傳》)。特務活動範圍已不限於京師，“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
劉瑾
明武宗正德時，宦宮權勢更盛。劉瑾等八個宦官“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明史·劉瑾傳》)讓劉瑾掌司禮監，八人中另外兩個分掌東廠、西廠，錦衣衛的指揮使也是劉瑾的爪牙，使原來的廠、衛分立，變成廠衛合勢，為害愈烈。可劉瑾還嫌不足，又設立內行廣，由他親自指揮，比東、西廠更加殘酷兇狠，連東、西廠的特務也在偵察範圍之內。特務遍全國，百姓視之如虎狼。江西南康百姓三人端午節賽龍舟。竟被誣為“擅造龍舟”，而遭逮捕抄家，毒打致死。百姓見有華表怒馬、操京師語音者，即驚恐相告，遠遠逃開。京師內外都說有兩個皇帝：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一個朱皇帝，一個劉皇帝。大臣上奏要寫雙份，先用紅本送劉瑾，再用白奉送武宗。劉瑾不學無術，處理不了奏章，只好“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明史·劉瑾傳》)。他還引進許多爪牙死黨充當朝中大臣，連內閣首輔焦芳也諂事劉瑾，致令“司禮之權居內閣上”(《明史·閹黨傳》)。所以劉瑾傲然誇口；“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明史紀事本末·劉瑾用事》)
由於宦官專權侵犯了皇權，皇帝對奴才也起了疑心。正德五年(1510年)，劉瑾以謀反罪被殺。到明世宗前期，對宦官勢力雖有所打擊和限制，嘉靖八年(1529年)裁革了各地鎮守太監，但神宗萬歷時，稅監、礦監、關吏、採辦又遍佈天下了，而且“帝所遣中宮，無不播虐逞兇者”(《明史·宦官傳》)。宦官人數也由洪武初年的不足百人膨漲到十萬人。
明朝後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益激化，封建專制的皇權面臨嚴重危機，腐敗無能的明熹宗又重用宦官魏忠賢，終於把中國歷史上的宦官專權推到登峰造極的她步。無賴出身的魏忠賢，萬歷時為宦官，侍奉皇孫朱由校，很得寵倖。由校即位，是為熹宗，目不識丁的魏忠賢竟然升任司劄監秉筆太監!他在宮內選會武藝的宦官組成一支萬人武裝隊伍，作為羽翼，在外收羅一大批無恥官吏作義子走卒，人稱“閹黨”。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將有田爾耕等“五彪”，還有“十孩兒”，“四十孫”等，“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偏置死黨”(《明史·魏忠賢傳》。他秉筆批紅，掌握朝政，從首輔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遷削奪；他握有軍權，可隨意任免督，撫大臣；他也握有經濟大權，派親信太監總督京師和通州倉庫，提督漕運河道，派稅監四出搜括民財。“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同上)。他出門的車仗，形同皇帝，所過之處，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歲。閹党和無恥官吏還競相在各地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銀數萬乃至數十萬兩，祠成後，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論死。
魏忠賢
魏忠賢專權時，廠衛特務更是空前囂張。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他自任東廠提督；錦衣衛的都督，則是他的乾兒子田爾耕。廠衛勾結，大興冤獄，殘害異己官吏，勒索錢財，暴虐百姓。“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賢傳》)一次，京城四個平民在密室夜飲，一人酒酣耳熱，大罵魏忠賢，其餘三人不敢出聲。罵者話音未了，突有隸役數人沖入，捉四人面見魏忠賢，魏下令將罵人者當場剝皮，另三人賞錢放回。生還者嚇得魂飛魄散，險成瘋疾。魏忠賢肆虐專政七年，使明末各種社會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潰。思宗即位後，雖然逮捕了魏忠賢，罷逐了閹黨，但積重難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廠衛，還振振有詞地埋怒大臣；“苟群臣殫心為國，朕何事乎內臣”(《明史·宦官傳》)，就這樣直到明朝滅亡。
宦官專權給人民帶來極大的苦痛，自然會激起人民的反抗鬥爭。萬曆年間暴發的十二次城鎮人民反礦、稅監鬥爭，天啟年間人民支持東林黨人反對魏忠賢的鬥爭等等，都說明人民對宦官專權的深惡痛絕。明末，李自成起義軍在反明的檄文中更尖銳地指出：“宦官皆齕糠
犬豚，而借其耳目”，毒害無窮。起義軍攻佔北京後，“各營拷職官追贓，內臣加炮烙尤慘”(談遷《金陵對泣錄》)，並把皇宮中的太監全部趕了出去，邊趕邊打，以示人民對宦官的痛恨。
王振
明代宦官利用廠衛實行特務統治，是其一大特點，更充分暴露了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酷性和虛弱性。早在洪武年間，朱元璋為鞏固皇權，防範臣民造反，就利用特務人員檢校“專主察聽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劉辰《國初事蹟》)。他殺了宰相胡惟庸以後，設立專門的特務機構錦衣衛。錦衣衛初名儀鸞司，原是皇帝的貼身衛隊，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稱“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設指揮使(從三品)統官、卒一千五百餘人，“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盜賊、奸宄、街塗溝洫，密緝而時省之”(《明史·職官志》)。它表面上是京城上直衛親軍指揮使司的二十六衛之一，實際由皇帝直接指揮，只對皇帝負責，它有專門的法庭和監獄，有權承辦皇帝下令查辦的案件，人稱詔獄，不必通過外庭三法司【三法司指明代朝廷中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明世宗初年，錦衣衛職權縮小，改為“惟察不軌，妖言、人命、強盜重事”(《明史·刑法志》)，即把矛頭專門指向政治上的反對派和民間宗教團體。錦衣衛抓人，往往先存僻靜地方打一頓，名為“打樁”，而後再送入獄。一般說來，一入獄門，便無生理，入獄者“五毒備嘗，肢體不全”(傅維鱗《明書》卷七三)，足見用刑之慘酷。以致錦衣校尉過門，臣民如臨大盜，弄得人心惶惶，怨聲載道。為平息民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焚毀錦衣衛刑具，並停止其詔獄權。但不到十年，明成祖奪取帝位後，為鎮壓反對派，在錦衣衛中增設北鎮撫司，專治“詔獄”，為害更烈。
但錦衣衛到底是外官，在明成祖眼裡終不如內官可靠，於是，永樂十八年(1420年)增設東廠，職掌與錦衣衛相同，其屬官、隸役均由錦衣衛官卒中選任，再收羅一些地痞流氓做爪牙。所不同的是；皇帝指派親信宦官做東廠的提督，一般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第二人或第三人擔任，稱“督主”，錦衣衛向皇帝報告要具疏上奏，東廠可口頭直達；皇帝還賦予東廠督主以監督錦衣衛人員的權力。這樣，廠權高於衛權，宦官又直接控制廠權，使宦官擁有隨意逮捕、刑訊，殺戮臣民的特權，從而加速了宦官專政的過程。那時，每月初一，東廠派出成百
上千隸役到各官府及錦衣衛去聽會審大獄、考掠重犯，叫“聽記”；或去各官府。各城門緝訪，叫“坐記”。東廠隸役聽到什麼秘密上報，叫“打事件”，要及時報告隸役長——襠頭，再由東廠直轉報皇帝。連民間瑣事，夫妻口角也得連夜報進宮去，弄得朝野內外“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為加強特務統治又增設西廠，人員比東廠多一倍，以宦官汪直為提督。注直利用西廠“屢興大獄”，建立五個月，“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明史·商輅傳》)。特務活動範圍已不限於京師，“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
劉瑾
明武宗正德時，宦宮權勢更盛。劉瑾等八個宦官“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明史·劉瑾傳》)讓劉瑾掌司禮監，八人中另外兩個分掌東廠、西廠，錦衣衛的指揮使也是劉瑾的爪牙，使原來的廠、衛分立，變成廠衛合勢，為害愈烈。可劉瑾還嫌不足，又設立內行廣，由他親自指揮，比東、西廠更加殘酷兇狠，連東、西廠的特務也在偵察範圍之內。特務遍全國，百姓視之如虎狼。江西南康百姓三人端午節賽龍舟。竟被誣為“擅造龍舟”，而遭逮捕抄家，毒打致死。百姓見有華表怒馬、操京師語音者，即驚恐相告，遠遠逃開。京師內外都說有兩個皇帝：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一個朱皇帝，一個劉皇帝。大臣上奏要寫雙份，先用紅本送劉瑾，再用白奉送武宗。劉瑾不學無術，處理不了奏章，只好“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明史·劉瑾傳》)。他還引進許多爪牙死黨充當朝中大臣，連內閣首輔焦芳也諂事劉瑾，致令“司禮之權居內閣上”(《明史·閹黨傳》)。所以劉瑾傲然誇口；“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明史紀事本末·劉瑾用事》)
由於宦官專權侵犯了皇權，皇帝對奴才也起了疑心。正德五年(1510年)，劉瑾以謀反罪被殺。到明世宗前期，對宦官勢力雖有所打擊和限制，嘉靖八年(1529年)裁革了各地鎮守太監，但神宗萬歷時，稅監、礦監、關吏、採辦又遍佈天下了，而且“帝所遣中宮，無不播虐逞兇者”(《明史·宦官傳》)。宦官人數也由洪武初年的不足百人膨漲到十萬人。
明朝後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益激化，封建專制的皇權面臨嚴重危機，腐敗無能的明熹宗又重用宦官魏忠賢，終於把中國歷史上的宦官專權推到登峰造極的她步。無賴出身的魏忠賢，萬歷時為宦官，侍奉皇孫朱由校，很得寵倖。由校即位，是為熹宗，目不識丁的魏忠賢竟然升任司劄監秉筆太監!他在宮內選會武藝的宦官組成一支萬人武裝隊伍，作為羽翼，在外收羅一大批無恥官吏作義子走卒，人稱“閹黨”。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將有田爾耕等“五彪”，還有“十孩兒”，“四十孫”等，“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偏置死黨”(《明史·魏忠賢傳》。他秉筆批紅，掌握朝政，從首輔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遷削奪；他握有軍權，可隨意任免督，撫大臣；他也握有經濟大權，派親信太監總督京師和通州倉庫，提督漕運河道，派稅監四出搜括民財。“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同上)。他出門的車仗，形同皇帝，所過之處，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歲。閹党和無恥官吏還競相在各地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銀數萬乃至數十萬兩，祠成後，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論死。
魏忠賢
魏忠賢專權時，廠衛特務更是空前囂張。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他自任東廠提督；錦衣衛的都督，則是他的乾兒子田爾耕。廠衛勾結，大興冤獄，殘害異己官吏，勒索錢財，暴虐百姓。“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賢傳》)一次，京城四個平民在密室夜飲，一人酒酣耳熱，大罵魏忠賢，其餘三人不敢出聲。罵者話音未了，突有隸役數人沖入，捉四人面見魏忠賢，魏下令將罵人者當場剝皮，另三人賞錢放回。生還者嚇得魂飛魄散，險成瘋疾。魏忠賢肆虐專政七年，使明末各種社會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潰。思宗即位後，雖然逮捕了魏忠賢，罷逐了閹黨，但積重難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廠衛，還振振有詞地埋怒大臣；“苟群臣殫心為國，朕何事乎內臣”(《明史·宦官傳》)，就這樣直到明朝滅亡。
宦官專權給人民帶來極大的苦痛，自然會激起人民的反抗鬥爭。萬曆年間暴發的十二次城鎮人民反礦、稅監鬥爭，天啟年間人民支持東林黨人反對魏忠賢的鬥爭等等，都說明人民對宦官專權的深惡痛絕。明末，李自成起義軍在反明的檄文中更尖銳地指出：“宦官皆齕糠
犬豚，而借其耳目”，毒害無窮。起義軍攻佔北京後，“各營拷職官追贓，內臣加炮烙尤慘”(談遷《金陵對泣錄》)，並把皇宮中的太監全部趕了出去，邊趕邊打，以示人民對宦官的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