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7日下午3點， 在浙江展覽館， “浙江攝影文獻——文人與史詩”正式開幕。
“浙江攝影文獻——文人與史詩”的策展人高初說， 這場展覽的一個目的， 就是想呈現出個人生命史與大時代的雙重層次——
我們想探討， 這些攝影師在歷史中的位置是什麼？在家國危亡的特定歷史情境中， 藝術家如何面對自身的處境， 如何開展新的創造？在個人的藝術世界和外部的社會激蕩之中， 他們如何自處？又如何相處？
如今， 看到展牆上那些熟悉的圖片， 我們能讀出攝影者與時代的故事嗎？
俞創碩（1911-1991）：
讓《良友》破天荒做了一期八路軍特輯
俞創碩真正的戰地攝影師生涯開端于1937年七七事變後。 此時的俞創碩， 已是上海《良友》畫報的戰地攝影師， 在第一時間奔赴華北抗日前線。
在長辛店、良鄉前沿陣地， 俞創碩拍攝了大量抗日將士嚴陣以待的場面。 此後， 俞創碩直赴山西。 此行的目的地本是雁門關前線，
彷徨之際俞創碩忽然聽聞， 八路軍於1937年9月25日取得了平型關大捷， 出於戰地攝影師的直覺， 俞創碩改變了目的地， 通過各種方法找到八路軍的辦事處。 彼時的辦事處處長彭雪楓， 對俞創碩介紹了八路軍抗日的諸多情況， 當俞創碩提出要去五臺山拍攝採訪時， 彭雪楓親自派車將他送到了五臺山。
儘管沒有拍下平型關的激戰畫面， 但俞創碩卻清晰地記錄下了五臺山上， 八路軍將士當地百姓共用勝果的畫面。
一張八路軍平型關大捷後勝利歸來的照片， 是用當時非常精良的120相機拍攝的。 因此諸多細節相當清晰——戰士們對著鏡頭高高舉起的， 是從日軍手裡繳獲的戰利品：槍支、佩劍、頭盔、防毒面具、還有旗幟。
在那之後， 俞創碩大量地採訪並拍攝了八路軍在五臺山的照片， 朱德、鄧小平、劉伯承、聶榮臻的影像都一一留在了俞創碩的膠捲裡。 他帶著這些珍貴的資料， 歷經艱險， 將照片發回了《良友》畫報社。 一向以美女做封面的《良友》， 破天荒地製作了一期八路軍特輯， 而封面用的是俞創碩拍攝的朱德總司令的照片。
1988年10月， 已經77歲高齡的俞創碩， 為了高級職稱的評定， 書寫了一份750字左右的《業務自傳》， 其中大多為年、月、事件的簡單闡述， 卻唯獨對自己拍攝于平型關大捷時期的照片， 多用了一些的筆墨， 他說道：首戰平型關取得輝煌勝利， 我拍攝了大量前線軍民活動照片， 《良友》為此出了一期特輯，
台兒莊一役， 雖然裝備落後， 但中國軍隊憑藉頑強的士氣， 聚殲日軍1萬餘人， 這是繼平型關大捷之後， 中國軍隊創造的又一輝煌戰績。 而戰役之中， 俞創碩始終緊隨李宗仁。 在剛剛收復的台兒莊車站站牌旁， 在破舊的草棚前， 俞創碩和李宗仁留下了許多張歷史性的合影。
在那之後， 俞創碩再也沒有停下過自己的腳步：1938年11月的長沙大火；第三戰區反攻南昌的戰役；重慶校場口隧道大慘案；1944年騰沖戰役；1945年抗戰勝利後， 俞創碩回重慶拍攝了採訪周恩來、張治中、馬歇爾三人和談小組以及董必武、葉劍英等討論群組成聯合政府的活動；1949年上海解放……
羅光達（1919-1997）：
為拍到朱德騎馬照等了好幾天
這張照片拍攝於1940年。 法西斯國家的步步進犯， 使得中國戰場出現了悲觀傾向。
1940年2月， 羅光達隨聶榮臻司令員前往晉東南一代採訪。 晉察冀子弟兵通過一二九師師部駐地遼縣桐峪鎮的時候,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聶榮臻、劉伯承、鄧小平、羅瑞卿、呂正操等都來到了村頭路旁, 檢閱身著草綠色新軍裝， 扛著清一色“三八”大蓋和彎把子機槍的晉察冀子弟兵。
首長們帶著喜悅和興奮的心情議論著人民軍隊的壯大和發展。這些珍貴的場景，羅光達都用相機一一記錄了下來。這些照片在畫報上刊登後，極大地鼓舞了士氣。
羅光達心裡一直特別想拍一張朱德在馬上的英姿，但等了好幾天, 苦無機會。
在後來《到八路軍總部採訪為朱德、鄧小平等攝影》的回憶文章中，羅光達寫道：“（我）只能告訴參謀和警衛員，請他們知道朱老總要外出時，事先告訴我一下。有一天吃早飯時，警衛員告訴我,飯後總司令要到附近的磚壁村去。我馬上帶了相機，到他住的院外等候。不久，他從院內出來，我立刻迎上前去向他立正敬禮。總司令微笑著對我說:“你還要給我照相？”我答:“想照一張騎在馬上的。”待警衛員將馬拉到村口路較寬的地方,就請他上馬，我前後奔跑，尋找角度。待我感到他神態自然時，一張又一張地按下了快門；其中有幾張是大特寫鏡頭。”
郎靜山（1892-1995）：
與張大千的交遊故事
上世紀60年代，郎靜山開始關注風景之中的人物，此時他便有了一密切交往的“模特”——張大千。
郎靜山與張大千是舊相識了。
民國初年，郎靜山與張大千的師父曾農髯是鄰居，因緣際會又與張大千的二哥張善子交好。郎靜山曾在《懷念大千先生》一文中寫道：“（張大千）與我常在巴西、巴黎、美國相遇。把晤言歡、屢蒙相助，我先與其兄善子為友，故大千視我如其兄，曾雲力所能及，皆所不辭，其待人優厚，平易可親；救人之急，慷慨解囊……”
逸聞中都說，郎靜山特別喜歡張大千的鬍子，他說這鬍子有仙風道骨，也因此張大千在郎靜山攝影作品中呈現的都是文人高士的形象。
但他們的關係，遠不止攝影師與模特。
郎靜山此時已經是與國際接軌的攝影師，他作品中的中國風格已被世界所接受。這對於一直渴望讓中國筆墨與世界接軌的張大千來說，是非常難得借鑒機會。因此，在郎靜山暗房中待拼剪的素材，對張大千而言是極具參考價值的“底稿”。而郎靜山從張大千身上汲取的，除了形象，還有張大千在中國畫方面所給出的參考意見。
扛著清一色“三八”大蓋和彎把子機槍的晉察冀子弟兵。首長們帶著喜悅和興奮的心情議論著人民軍隊的壯大和發展。這些珍貴的場景，羅光達都用相機一一記錄了下來。這些照片在畫報上刊登後，極大地鼓舞了士氣。
羅光達心裡一直特別想拍一張朱德在馬上的英姿，但等了好幾天, 苦無機會。
在後來《到八路軍總部採訪為朱德、鄧小平等攝影》的回憶文章中，羅光達寫道：“（我）只能告訴參謀和警衛員，請他們知道朱老總要外出時，事先告訴我一下。有一天吃早飯時，警衛員告訴我,飯後總司令要到附近的磚壁村去。我馬上帶了相機，到他住的院外等候。不久，他從院內出來，我立刻迎上前去向他立正敬禮。總司令微笑著對我說:“你還要給我照相？”我答:“想照一張騎在馬上的。”待警衛員將馬拉到村口路較寬的地方,就請他上馬，我前後奔跑，尋找角度。待我感到他神態自然時，一張又一張地按下了快門；其中有幾張是大特寫鏡頭。”
郎靜山（1892-1995）：
與張大千的交遊故事
上世紀60年代，郎靜山開始關注風景之中的人物，此時他便有了一密切交往的“模特”——張大千。
郎靜山與張大千是舊相識了。
民國初年，郎靜山與張大千的師父曾農髯是鄰居，因緣際會又與張大千的二哥張善子交好。郎靜山曾在《懷念大千先生》一文中寫道：“（張大千）與我常在巴西、巴黎、美國相遇。把晤言歡、屢蒙相助，我先與其兄善子為友，故大千視我如其兄，曾雲力所能及，皆所不辭，其待人優厚，平易可親；救人之急，慷慨解囊……”
逸聞中都說，郎靜山特別喜歡張大千的鬍子，他說這鬍子有仙風道骨，也因此張大千在郎靜山攝影作品中呈現的都是文人高士的形象。
但他們的關係，遠不止攝影師與模特。
郎靜山此時已經是與國際接軌的攝影師，他作品中的中國風格已被世界所接受。這對於一直渴望讓中國筆墨與世界接軌的張大千來說，是非常難得借鑒機會。因此，在郎靜山暗房中待拼剪的素材，對張大千而言是極具參考價值的“底稿”。而郎靜山從張大千身上汲取的，除了形象，還有張大千在中國畫方面所給出的參考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