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辛亥革命同路人魯迅與章士釗在1920年代不僅筆墨相爭， 而且鬧到公堂， 魯迅後來得以勝訴， 這可謂北洋時期知識界的著名公案。
章士釗是新文化運動同路人
“五四”時期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得力助手蔣夢麟在反思當年的學生運動時， 曾意味深長地提到， 正如蔡元培、胡適所擔心的：“學生們在‘五四’勝利之後， 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 這不是蔡校長等的力量， 或者國內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 噘起嘴巴， 咬牙切齒， 隨時預備揍人。 ”
著名學者、教育家章士釗。
作為曾經的晚清蘇報案主角， 段祺瑞時代的教育總長， 章士釗本著其邏輯學家的思路， 提出學生回歸讀書的本位。
章士釗不僅在晚清是革命的急先鋒， 而且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同路人， 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就是受他《甲寅週刊》的影響。
章士釗對於白話文運動儘管有所保留，
毛澤東說章士釗一生大部分是好的
這一年， 章士釗過得相當鬱悶， 他其實有點像段祺瑞政府的救火隊長， 剛出任司法總長不久， 因學潮連綿不絕， 段祺瑞立馬又任命這位晚清學潮領袖為教育總長。 聚焦所在， 也是被魯迅所嚴厲斥責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學生蒲振聲、張平江、劉和珍、姜伯諦、許廣平、鄭德音等， 反對校長楊蔭榆而演武劇。 先生認為學紀大紊， 禮教全荒， 號為全國女子最高學府， 強自取柱， 柔自取束， 立表不正， 其影可知。 當此女教絕續之秋， 宜為根本改圖之計。
章士釗著力整頓學風， 並非為一己私利， 當時女子師大的校風， 某種程度上正與蔣夢麟的觀察頗為類似。
章士釗之女章含之有一段文字， 提到毛澤東主動問及章含之對乃父的評價， 當聽到章含之按魯迅的說法痛說父親的“黑歷史”時， 毛澤東說：“你要正確認識行老， 他的一生很不簡單。 你知道行老年輕時《蘇報》一案是怎麼回事？”
章含之“才忽然意識到除了魯迅的文章， 我對父親的瞭解竟如一張白紙。 我從未問過、尋過、讀過父親的生平”。 毛澤東又補充道， “行老青年時代是個反對滿清的激進革命派呢。 我們誰都不是天生的馬列主義者。
“三·一八慘案”時， 章士釗正在天津
魯迅一生論敵無數， 他涉及“三·一八慘案”的雜文《紀念劉和珍君》與駁斥林語堂的《論費厄潑賴必須緩行》， 均涉及了章士釗， 由於被納入了各個時段的中學課文， 影響極為深遠。 徐複觀就說， 由於曾是“魯迅迷”， “章先生既為魯迅所深惡， 我自然也對章先生無好感”， 對於此事的真相如何， 一般人既無從考察， 也就憑著印象一直衍生開來。
近代史學者周雪蕾注意到， 慘案發生時， 章士釗正在天津。 當天《世界晚報》登載消息， 指章是慘案的主謀。 其中緣于該報曾與段祺瑞之子構訟敗訴， 認為是時任司法總長的章士釗從中偏袒， 遂大興討伐。
章士釗為此極為憤怒， 在各報登啟事指責該報。
由於章士釗與魯迅的這樁歷史公案， 章含之還被“文革”造反派貼了大字報， 相對于乃父是魯迅筆下的一隻必須窮追猛打的“落水狗”， 她被稱為“小落水狗”， 內心倍感屈辱。
於是， 她氣衝衝地責問章士釗為什麼迫害魯迅， 鎮壓學生？章士釗卻異常平靜地對她說：“一個人的功過是非， 歷史自有公論。 現在對你講， 你聽不懂， 也聽不進去。 我和魯迅之間， 有些可能是誤會。 以後你長大了自己去讀歷史， 自己去判斷吧！”
章士釗連說：“荒唐！荒唐！”
等章含之稍微長大後， 章士釗談起他與魯迅的這段公案時， 很風趣地說， “哪裡有這麼多文章好做喲！魯迅要是活到解放， 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
章含之問他當年他們之間如此敵對， 他現在怎麼看。章士釗微微沉思後緩緩地說：“拿你們現在的眼光看，對於學生的事，魯迅支持學生當然是對的。”
他說1925年春天，他應段祺瑞之邀出任執政府的司法總長，後來又調任教育總長，當時完全是想用“讀書救國”來辦教育，因此企圖整頓學風，嚴格考核。為此，他上任伊始，就主張閉門讀經書，從而激怒了學生與魯迅，尤其當時群眾運動聲勢巨大，章士釗冷峻的教育政策一下子成了年青學生的攔路虎。
儘管作為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慘案之後他曾奉命擬過一份通緝令，但他絕非魯迅筆下的那麼不堪。
作為後人，章含之的回憶或多或少有為乃父辯白的意味，但章士釗所說的具體語境的確值得後來者重新考察，否則就很難以理解為何他會有如此重大的轉變。作為晚清學潮的親歷者與發動者，章士釗以為“罷學之于學生，有百毀而無一成！”
章士釗的外孫女洪晃回憶，老爺子晚年偶爾會自言自語道：“荒唐！荒唐！”年幼的洪晃不解其意，卻也經常學著外公的樣子說“荒唐”，直逗得外公前仰後合。稍長，才知道章士釗所提就是他與魯迅這段公案，可見那一段遭遇對其影響之大。
看似有些過於無奈的呼籲，其實正表達了穩健派章士釗對當年學風與世風的某種隱憂。人們對於那些不那麼激烈的思潮與人物，有時顯得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但其實他們背後有著很扎實的貢獻，這一點愈發值得我們關注。
譚徐鋒/文
他現在怎麼看。章士釗微微沉思後緩緩地說：“拿你們現在的眼光看，對於學生的事，魯迅支持學生當然是對的。”他說1925年春天，他應段祺瑞之邀出任執政府的司法總長，後來又調任教育總長，當時完全是想用“讀書救國”來辦教育，因此企圖整頓學風，嚴格考核。為此，他上任伊始，就主張閉門讀經書，從而激怒了學生與魯迅，尤其當時群眾運動聲勢巨大，章士釗冷峻的教育政策一下子成了年青學生的攔路虎。
儘管作為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慘案之後他曾奉命擬過一份通緝令，但他絕非魯迅筆下的那麼不堪。
作為後人，章含之的回憶或多或少有為乃父辯白的意味，但章士釗所說的具體語境的確值得後來者重新考察，否則就很難以理解為何他會有如此重大的轉變。作為晚清學潮的親歷者與發動者，章士釗以為“罷學之于學生，有百毀而無一成！”
章士釗的外孫女洪晃回憶，老爺子晚年偶爾會自言自語道：“荒唐！荒唐！”年幼的洪晃不解其意，卻也經常學著外公的樣子說“荒唐”，直逗得外公前仰後合。稍長，才知道章士釗所提就是他與魯迅這段公案，可見那一段遭遇對其影響之大。
看似有些過於無奈的呼籲，其實正表達了穩健派章士釗對當年學風與世風的某種隱憂。人們對於那些不那麼激烈的思潮與人物，有時顯得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但其實他們背後有著很扎實的貢獻，這一點愈發值得我們關注。
譚徐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