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中國擁有燦若星河般的輝煌歷史， 天才與鬼才在不斷行進的時代下層出不窮、不勝枚舉， 如此豐富的歷史大環境中單個人的功績似乎顯得極為渺小。 好比流螢在炙日之下舞動， 怎能值得一提？
可是， 總有那麼幾人不同。 縱然歷史的車輪一遍又一遍地從他們名字上碾過， 但也無法遮蓋他們曾經的光芒。
漢朝漢武帝劉徹便是一個。
在他之前， “文景之治”雖將社會治理的一派清明， 可在軍事上卻有些尷尬。 北方遊牧民族匈奴常年擾亂漢朝邊境， 把那裡的百姓攪得哀哀欲絕。 而漢朝這邊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一味的採用懷柔政策， 以和親之法委曲求全。
漢景帝時期， 漢朝大軍也曾有過反擊， 名將李廣、周亞夫就是在這時顯露的鋒芒， 可景帝一方面剛度不堅態度不強， 一方面限於財政與國力上的不足， 並不能痛擊那支桀驁不馴的民族。
直到漢武帝劉徹的出現， 身處漢朝邊境的大漢子民們， 腰杆才算挺了起來。
他委任衛青、霍去病等名將作為征討大將軍， 深入匈奴腹地進行決戰， 將戰火燒向了國門之外。 有史以來， 這可是頭一遭。 幾位大將軍也不負深望， 將匈奴打的聞風喪膽， 甚至有敗亡殘部逃向歐洲一說。
不僅北征匈奴， 漢武帝還親命大軍東並朝鮮、南吞百越、西征大宛， 攘夷拓土， 遠揚漢朝國威。
可以說， 西漢在他的帶領下軍威將強， 所向無敵。 漢人身上的“尚武”性也在那時體現的酣暢淋漓， 縱觀劉徹之後， 兩千三百多年的悠久歲月裡，
然而， 儘管他一生輝煌， 卻因其鐵腕治國， 還是留下了諸多詬病。 其中他曾下達的兩條國令， 更是不斷地被人抨擊。
其一，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之前， 儒家理論只是眾多思想流派中較為普通的一個， 法家與道家學說更受統治階級的歡迎。
劉徹採納了這一提議， 朝中道家、法家、縱橫家的言官們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 漸漸退出了政治舞臺， 此後凡是想要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之學說。
這是一件在歷史上擁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使得中國主流思想慢慢形成，無論是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還是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都有深刻的影響。
其二，頒佈告緡令
“告緡”是漢武帝在位期間的另外一項重要國策。因他的窮兵黷武，讓漢朝經濟凋敝嚴重，社會呈現萎靡之象。為了充盈國庫，他聽從陳湯等人的建議，頒佈了這條告緡令。
“告緡”是針對商人藏匿、瞞報財產的一項處罰，凡是被舉報並瞞報財產屬實的商人，即刻沒收全部財產，並罰戍邊一年，告發者獎給被沒收財產的一半。在如此豐厚獎勵的誘導下，全國人民爭相舉報。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那次事件之後，“中產以上商賈大抵遇告破家，國家得民財物數以億計！”
這一招釜底抽薪對漢朝商人來說簡直致命，而漢朝窮兵黷武留下的弊端卻因此得到了解決，原本窮盡的國庫也是前所未有的豐盈。
看到這裡或許有人覺得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如果與五年前的“算緡令”聯繫到一起，事情恐怕就沒有那麼簡單了。五年前，漢武帝劉徹也是聽從張湯的建議，恢復了已經廢掉的“算緡令”，這是一條對商人增稅的律令。然而中間有個小細節十分蹊蹺，那便是讓商人們自行報稅，無人監督。
這樣一來，關鍵問題也就出現了。既然自行報稅，誰會將自己的老底如實上報？於是那些商人們紛紛對朝廷隱報財產。
這麼簡單的思維邏輯，漢武帝與那些文官們難道都沒有想到麼？
有學者猜測，漢武帝下這麼一步棋就是在等五年後的“告緡令”，也只有“告緡令”才能解決西漢當時的窘迫。商賈們不是隱匿財產麼？要的就是他們隱匿財產，這樣才能抄他們的家來充盈國庫。
或許諸位會感到奇怪，這對百姓來說不是好事麼？非也。
告緡令的實施，對整個國家的商業發展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很長一段時間，全國上下"商者少，物貴"，自文景以來的經濟繁榮局面被徹底打破。
我記得西方有位資本家曾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世界史之所以進展如此緩慢，最重要的原因是，古代人是在謀生而非謀利，在消費而非交換。”
從某種角度來講，漢武帝的這一政策著實打擊了中國商業經濟與工業經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對滯礙中國的進步起著一定的作用。
這是一件在歷史上擁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使得中國主流思想慢慢形成，無論是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還是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都有深刻的影響。
其二，頒佈告緡令
“告緡”是漢武帝在位期間的另外一項重要國策。因他的窮兵黷武，讓漢朝經濟凋敝嚴重，社會呈現萎靡之象。為了充盈國庫，他聽從陳湯等人的建議，頒佈了這條告緡令。
“告緡”是針對商人藏匿、瞞報財產的一項處罰，凡是被舉報並瞞報財產屬實的商人，即刻沒收全部財產，並罰戍邊一年，告發者獎給被沒收財產的一半。在如此豐厚獎勵的誘導下，全國人民爭相舉報。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那次事件之後，“中產以上商賈大抵遇告破家，國家得民財物數以億計！”
這一招釜底抽薪對漢朝商人來說簡直致命，而漢朝窮兵黷武留下的弊端卻因此得到了解決，原本窮盡的國庫也是前所未有的豐盈。
看到這裡或許有人覺得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如果與五年前的“算緡令”聯繫到一起，事情恐怕就沒有那麼簡單了。五年前，漢武帝劉徹也是聽從張湯的建議，恢復了已經廢掉的“算緡令”，這是一條對商人增稅的律令。然而中間有個小細節十分蹊蹺，那便是讓商人們自行報稅，無人監督。
這樣一來，關鍵問題也就出現了。既然自行報稅，誰會將自己的老底如實上報？於是那些商人們紛紛對朝廷隱報財產。
這麼簡單的思維邏輯，漢武帝與那些文官們難道都沒有想到麼？
有學者猜測，漢武帝下這麼一步棋就是在等五年後的“告緡令”，也只有“告緡令”才能解決西漢當時的窘迫。商賈們不是隱匿財產麼？要的就是他們隱匿財產，這樣才能抄他們的家來充盈國庫。
或許諸位會感到奇怪，這對百姓來說不是好事麼？非也。
告緡令的實施，對整個國家的商業發展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很長一段時間，全國上下"商者少，物貴"，自文景以來的經濟繁榮局面被徹底打破。
我記得西方有位資本家曾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世界史之所以進展如此緩慢，最重要的原因是，古代人是在謀生而非謀利，在消費而非交換。”
從某種角度來講，漢武帝的這一政策著實打擊了中國商業經濟與工業經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對滯礙中國的進步起著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