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皇帝對付那些不肯合作的知識份子，
向來不會手軟。
罵娘的有之，
羞辱的有之，
流放的有之，
砍頭的有之，
誅十族的有之，
腰斬的也有之。
但把一個柔弱的文人“截為八段”的腰斬方式，
卻只有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能想得出並做得出來。
明代大詩人高啟就是這樣死的。
高啟（1336—1374）， 字季迪， 號青丘子， 長洲縣（今蘇州市）人， 元末明初詩人。 高啟出身富家， 童年時父母雙亡， 生性警敏， 讀書過目成誦， 久而不忘， 尤精歷史， 嗜好詩歌， 與張羽、徐賁、宋克、王行等十人經常在一起切磋詩文， 人稱“北郭十才子”。 同時， 他還與楊基、張羽、徐賁被譽為“吳中四傑”， 也稱作“明初四傑”。 雖然同為“十才子”， 雖然並列“四傑”， 但高啟的文學成就要遠遠超過其他人。
翻閱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 其對高啟的綜合評價是"抒寫時代與個人命運的孤吟者"， 而一"孤"字可謂入木三分、切中肯綮， 恰道出了詩人不與世俗暗合的性格和旨趣，
高啟於亂世之下的孤吟， 契合儒家"仁政愛民"思想， 而觀其一生之成敗， 倒有陶淵明"五柳先生"的影子， 更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沉潛。 詩人奉"無用"為其立德立功立言的精神哲學信仰， 高呼"無用得以閑、得以避禍"， 理念的本質卻在於"無小用而有大用"， 這又不免貽人口實。 "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濟天下"的修身處事原則， 被歷代儒人雅士奉至圭臬， 趨之若騖者不少， 而真正能于"窮達"二極之間左右逢源、縱橫捭闔的實在寥寥無幾。 很多時候， 理想與現實間的傾斜如何均衡成了擺在那些皓首窮經的封建文人士大夫面前幾近無法遁隱的話題。 高啟選擇了退隱， 故而以一"窮"字概之未有不適， 然"獨善其身"反倒徒有虛名， 其賭博式的心理愈發嚴重化了。
有學者將高啟個人悲劇的根本原因偏向歸結于朱明王朝封建專制的迫害， 這樣未免有些籠統和倉促。 朱元璋對詩人的器重有目共睹， 太祖聞問高啟才名， 延為上賓， 獎掖品第， 可謂皇恩浩蕩。 然而，秉附吳中文人不受約束的風格、生性亦加多疑的高啟卻不領情，心理上始終無法逾越朱元璋濫殺吳中士子的這道鴻溝，懼憚禍連個人。另一方面，據《明史·高啟本傳》載言："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帝之未發也。"古語有雲：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孤傲的高啟在背後有意或無意對他人的諷刺與挖苦，是不忠不義之舉。詩人有入仕的決心，卻無入世的能力。對於一位雄才大略的開國君主來說，似乎沒有什麼比安定的統治更加迎合此時的心理需要。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朱元璋除殺高啟，如果定義為詩人的悲哀，倒不如說是時代的大幸。當然，這也並非是絕對之所言！
士習的變遷，肇因於“世變“也！朱洪武弑殺成癮，不僅是殺，而且是殘殺。除了對那些幫他打天下的功臣進行花樣百 出的肉體消滅外，他還特別熱衷於用貓戲鼠的方式虐殺文人。“明初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無一倖免地死於非命，楊基被莫名其妙的罰作苦工，最後死在工 所；張羽被糊裡糊塗的綁起來扔到長江喂了魚，屍骨無存；徐賁因犒勞軍隊不及時，被下獄致死；高啟則被活活的腰斬成八段，死得慘絕。朱元璋仇視吳中，視蘇州 為要害之地，設蘇州衛指揮使，派心腹駐重兵于此，但是他的疑心病並未因此治癒。朱踞帝座31年，蘇州知府竟換了30人，他對蘇州官吏的警覺豈止達到了神經 質的地步。
洪武七年（西元1373年）的高啟之死，拉開了明初江南眾多文禍的序幕。名目繁雜的專制制度頻繁出臺，文禍、黨禍如癲癇發作，成為恐怖 大帝朱元璋著力中央集權並將之發展到頂峰的顯著標誌。這些幾乎不喘氣兒一個接一個、株連廣泛的巨案，不僅動輒數萬頭顱落地，死者的親族妻兒弱小的下場更是 慘絕人寰。由此和其它專制政策構成的高壓政治環境和殘暴不仁的精神恐怖，對習慣了元朝閒散生活的明初文人的生活和心態產生了不可逆轉的毀滅，對於士人的文 學文風、精神空間乃至世界觀、價值觀的解構重組，危害深遠。以恐怖主義開道，明初強力推崇理學思想並“創新”地對儒、釋、道思想進行政治化，對民眾從“靈 魂深處“進行徹底改造。思想文化經過統治者的干預，被納入政治思想體系，以達到在精神上根本控制臣民的目的。由此，士人不僅言論上不敢造次，更在思想上自 我審查，杜絕禍患的根源。就這樣，士人的獨立人格終於逐漸被官方定義的標準所取代，千餘年來士人生存及安身立命之本被深刻改變和顛覆了。明初的文人心態和 士氣的轉向，不僅薰染明初文學、社會、政治發展生態和後世的演變格局，還在知識階層進而到社會文化的精神力量裡紮下了深入心肺的致命一刀。一個令人瞠目結 舌的，因為對臣民的嚴重不信任感，而以龐大的秘密員警力量對整個社會的進行最嚴密監視的獨夫統治就此拉開了序幕。
然而，秉附吳中文人不受約束的風格、生性亦加多疑的高啟卻不領情，心理上始終無法逾越朱元璋濫殺吳中士子的這道鴻溝，懼憚禍連個人。另一方面，據《明史·高啟本傳》載言："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帝之未發也。"古語有雲：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孤傲的高啟在背後有意或無意對他人的諷刺與挖苦，是不忠不義之舉。詩人有入仕的決心，卻無入世的能力。對於一位雄才大略的開國君主來說，似乎沒有什麼比安定的統治更加迎合此時的心理需要。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朱元璋除殺高啟，如果定義為詩人的悲哀，倒不如說是時代的大幸。當然，這也並非是絕對之所言！士習的變遷，肇因於“世變“也！朱洪武弑殺成癮，不僅是殺，而且是殘殺。除了對那些幫他打天下的功臣進行花樣百 出的肉體消滅外，他還特別熱衷於用貓戲鼠的方式虐殺文人。“明初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無一倖免地死於非命，楊基被莫名其妙的罰作苦工，最後死在工 所；張羽被糊裡糊塗的綁起來扔到長江喂了魚，屍骨無存；徐賁因犒勞軍隊不及時，被下獄致死；高啟則被活活的腰斬成八段，死得慘絕。朱元璋仇視吳中，視蘇州 為要害之地，設蘇州衛指揮使，派心腹駐重兵于此，但是他的疑心病並未因此治癒。朱踞帝座31年，蘇州知府竟換了30人，他對蘇州官吏的警覺豈止達到了神經 質的地步。
洪武七年（西元1373年）的高啟之死，拉開了明初江南眾多文禍的序幕。名目繁雜的專制制度頻繁出臺，文禍、黨禍如癲癇發作，成為恐怖 大帝朱元璋著力中央集權並將之發展到頂峰的顯著標誌。這些幾乎不喘氣兒一個接一個、株連廣泛的巨案，不僅動輒數萬頭顱落地，死者的親族妻兒弱小的下場更是 慘絕人寰。由此和其它專制政策構成的高壓政治環境和殘暴不仁的精神恐怖，對習慣了元朝閒散生活的明初文人的生活和心態產生了不可逆轉的毀滅，對於士人的文 學文風、精神空間乃至世界觀、價值觀的解構重組，危害深遠。以恐怖主義開道，明初強力推崇理學思想並“創新”地對儒、釋、道思想進行政治化，對民眾從“靈 魂深處“進行徹底改造。思想文化經過統治者的干預，被納入政治思想體系，以達到在精神上根本控制臣民的目的。由此，士人不僅言論上不敢造次，更在思想上自 我審查，杜絕禍患的根源。就這樣，士人的獨立人格終於逐漸被官方定義的標準所取代，千餘年來士人生存及安身立命之本被深刻改變和顛覆了。明初的文人心態和 士氣的轉向，不僅薰染明初文學、社會、政治發展生態和後世的演變格局，還在知識階層進而到社會文化的精神力量裡紮下了深入心肺的致命一刀。一個令人瞠目結 舌的，因為對臣民的嚴重不信任感，而以龐大的秘密員警力量對整個社會的進行最嚴密監視的獨夫統治就此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