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經常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 提到某個人的名字， 不管或好或壞， 都是婦孺皆知， 但是詳細的問他的生平事蹟， 卻是一問三不知。 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壞蛋， 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蹟”卻是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
汪精衛
汪精衛， 原名：汪兆銘。 出生于1883年， 死亡於1944年， 享年62歲。 他出生在廣東的三水， 文化人士， 筆名， 精衛。 所以歷史上就多以汪精衛相稱。 汪精衛不但器宇不凡， 而且筆才和口才都冠於當世， 有當世美男子， 大才子的稱號。 這裡我們先來看看精衛這個筆名， 就會覺得很有意思。
提到精衛， 大家可能就會想到《山海經》中的精衛填海， 這個故事講述的是太陽神炎帝的小女兒女娃溺水， 但是她的哀怨、不平的精靈讓她化作一隻精衛鳥。 日復一日的叼著樹枝石頭， 想要填平東海的故事。 後來一般用來表達不畏艱難﹑堅持永恆奮鬥的精神。
再來扒一扒汪的生平（重大事件）：
1：刺殺清政府高官的熱血青年
１９０５年孫中山聯合海外各派革命黨組成同盟會， 主張用暴力的方式來推翻清王朝。 到１９０８年冬， 同盟會已經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 但都相繼失敗， 大量革命青年為此失去寶貴的生命， 梁啟超等保皇黨則乘機批評革命黨的暴力革命。
梁啟超特別批評革命党領袖們，
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反孫中山的運動， 一些人主張“革命之前必須先革革命黨之命”。 反孫派攻擊孫中山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批評孫中山近似于獨裁的領導作風， 說孫中山“辦事近于專橫， 常令人難堪”， 第二是批評孫中山不公開革命經費的使用情況， 不少人懷疑孫中山將革命經費挪作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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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遠距離革命家”批判和“倒孫狂潮”的夾攻下， 黨內黨外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士大量出現， 同盟會一時間陷入失敗的邊緣。 汪精衛是同盟會中無條件堅決支持孫中山的孫派骨幹， 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會， 汪精衛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 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 使黨內黨外的懷疑人士重新樹立起對革命的信心。
汪精衛刺殺清政府高官的設想， 並不著眼於暗殺計畫本身是否成功， 而是著眼於用鮮血回擊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的譏諷， 挽回民眾對革命党的信心。 汪精衛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志書》中寫道：“吾儕同志， 結義于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複歸於熱，懷疑者複歸於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
”
作為同盟會中堅分子的汪精衛，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傳來後，海內外對孫中山同盟會的看法大為改變，梁啟超的“遠距離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們重新樹立起了對革命党同盟會的信心。可以說當時同盟會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衛犧牲自己的烈舉挽回的。
如果當時汪精衛被清廷處死，汪精衛毫無疑問要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欽定英雄，永遠載入史冊。汪精衛在《致南洋同志書》中的一段話，也在當時被流傳為佳話：“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汪精衛最有名的文章是發表於《民報》２６期上的《革命之決心》一文。汪精衛在文中說：現在四億人民正如饑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飯。但燒熟米飯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把自己的熱移給了米，才使生米變成熟飯；釜則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為薪，為薪的人需要奉獻的毅力，甘心把自己當作柴薪，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二作為釜，為釜的人需要堅韌的耐力，願意把自己當作鍋釜，煎熬自己來煮成革命之飯。
汪精衛則說：梁啟超罵我們這些革命黨人是“遠距離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孫先生和同盟會，已經到了“非口實所可彌縫，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現在我們必須拿出具體的行動來證明我們的革命之決心，才能使梁啟超愧對民眾，使章炳麟愧對黨人，才能促使同盟會內部團結和挽回民眾對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曾經說過，革命黨人要為革命作釜作薪，現在正是需要我當革命之薪的時候，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但不管汪精衛說什麼，胡漢民都堅決反對汪的北上行刺計畫。汪精衛臨走時不敢向胡漢民告別，怕胡漢民會硬把他留下，於是咬破手指給胡漢民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胡漢民見到血書時，當場哭得昏了過去。但是刺殺行動最終失敗。被捕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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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在獄中無事，每日作詩。汪精衛獄中詩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一句“飲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被當時的愛國青年人口相傳。
2.革命的先鋒鬥士
袁世凱出任第一任中國民國總統，並非竊取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而是當時的眾望所歸。袁世凱雖然贊成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但並不贊成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傾向于搞開明專制。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的革命目標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辛亥革命雖然實現了三民主義中推翻異民族統治的“民族主義”目標，可是在平均地權、男女同權方面等“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方面，卻幾乎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不少同盟會成員批評孫中山不應該放棄同盟會當初的平均地權、男女同權等革命目標，汪精衛也向孫中山進言，希望同盟會不要僅僅滿足於打倒滿族人政府，但孫中山卻以為這樣的妥協是必要的。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員組成臨時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曾邀請汪精衛這位全國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廣東省都督，這對於一個還不到３０歲的青年來說，是極有誘惑力的官職，但汪精衛卻婉言謝絕，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不作官，不作議員”的承諾，於１９１２年９月攜陳璧君一齊前往法國留學。
為了在議會中對抗袁世凱的總統強權，同盟會聯合其他一些黨派，在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出任國民黨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國民黨的實權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裡。隨著政局的發展，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袁世凱的開明獨裁路線的分歧越來越大，最後發展成為公開的鬥爭。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南方的革命派一齊舉起了反袁的旗幟，這就是所謂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開始後，汪精衛應孫中山之招，從留學的法國緊急回國，參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軍在袁世凱的強大政府軍面前很快土崩瓦解，１９１３年９月１日的南京陷落，標誌著“二次革命”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亡命日本，汪精衛亡命法國。從這裡還是可以看出汪精衛一直還是一個先進思想的革命派人士。
但是“二次革命”失敗後，汪精衛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前汪精衛以為中國的一切罪惡之源就是滿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滿清政府，中國就一下會變成一個民主強盛的國家。但是汪精衛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曾經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竟然得到這樣一個結局，革命不但沒有使中國民主強盛起來，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時代還要糟糕。一個人對一個事業投入的越多，對事業失敗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衛曾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都交給了革命，卻換來了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使汪精衛的革命理想消失得無影無蹤。汪精衛一下從一個狂熱的革命青年，變成一個躊躇多疑的政治家。
3.從聯共到反共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集党、政、軍大權於一身。７月２日，汪精衛在１０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佈：“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汪精衛的發言得到了在場軍民的熱烈歡迎，到處響起“擁護汪主席”的口號，這是汪精衛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日子。
汪精衛的國民政府遵守孫中山“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積極任命了一批共產黨員位居國民政府的要職。比如汪精衛任命共產黨員的譚平山為中央黨部的組織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長，林伯渠為秘書長，幫助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使共產黨的勢力在國民黨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一時間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似乎一切順利，但一個多月後發生的廖仲愷暗殺事件，一下使汪精衛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
儘管汪精衛竭力主張聯共，但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官員中的反共情緒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共產黨的農民運動過於激烈，而國民黨的中下層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他們的父母親友在故鄉被共產黨農會揪鬥，使他們憤憤不已。最後連革命軍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捕殺共產黨人和親共分子數百人。“馬日事變”後共產黨向國民黨武漢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懲處“不法軍官”，但大部分國民黨官員卻袒護許克祥，使許克祥安然無恙。
此時共產國際也感到武漢的國民黨靠不住，密令武漢的中共自己組織“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武漢政府，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公有制。共產國際派印度人魯易將此密令，即所謂《五月指示》轉交武漢的中共中央。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魯易到達武漢後，卻在把《五月指示》交給中共以前，先交給了汪精衛。原來魯易過分相信汪精衛，認為汪精衛鐵心站在共產黨一邊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希望汪精衛和共產黨共同奮鬥。
汪精衛看到《五月指示》後大吃一驚，密令中寫到：一、無視國民黨的禁令，實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組織一隻由２萬共產黨員和５萬工農組成的工農革命軍。三、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四、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
汪精衛看完《五月指示》後冷汗直冒：原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從內部顛覆瓦解國民黨，根本沒有和國民黨一心合作的誠意。於是汪精衛由擁共一百八十度轉為反共，成為一個堅決的反共人士。
4.開始有駡名
日抗日戰爭之後，在汪精衛的意念裡覺得當下中國是覺不可能戰勝日本，而之前的革命經歷入獄經歷，使得他開始思考有沒有另一種方式實現民族復興自強（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抗日戰爭這個民族大義的時候，汪精衛開始優柔寡斷，被手下“親日派”分子擺佈，為最終實現奪取國民黨內最高權力的個人意願，實現其“對日和平”的“政治主張”，加速了媚敵降日的步伐。他眼中其實是曲線救國。在猶豫、妥協及動搖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聖，反復勸誘，推波助瀾，汪精衛的“降船”就這樣啟程了。懦弱自卑的性格導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壓倒，未能辯證看待抗戰，看不到中華民族的勝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優柔寡斷的性格，易被別人所左右，被人推向賣國求榮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豔電回應近衛第三次聲明，在賣國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淵，最後身敗名裂。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艱苦時期，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叛國豔電，表示回應“近衛聲明”，走上了可恥的賣國道路。
電文中，汪精衛提出了自己對抗戰的理解：“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于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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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此前不久，發出旨在滅亡中國的第三次“近衛聲明”，蔣介石對此怒斥，“骨子裡實在是暗藏著機械利刃”，“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畫內容的總暴露”。
汪精衛卻在電文中對此辯護：“第一為善鄰友好”，“第二為共同防共”，“第三為經濟提攜”。汪精衛最後說，“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拋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時，汪精衛就發表了《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他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在汪精衛以及身邊的“急和派”們看來，“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們看到了中日之間硬力量的差距，卻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和堅忍韌性無從認識。而八年抗戰正是考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韌性。汪精衛卻在勝利前的黑夜悲觀絕望，喪失了應有的判斷力和良知，走向了無法回頭的錯誤之路。
從上面可以看出，汪精衛最後對抗日的悲觀人生，認為民族復興就需要聯合日本，而戰只會必敗，就會亡國。是導致到從一個熱血的愛國青年，人民的民主鬥士，到“日本的走狗”的最大原因，但是我們應該可觀的看待歷史和歷史人物。從根本上來說，汪的目的還是國家強盛，救國圖興，我們可是說他愚昧，沒有民主自信心，軟弱，但是就此打死他就是一個壞蛋
我認為是不恰當的。
畢竟小編每每讀到那句“我今為薪，兄當為釜”，“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總覺得盪氣迴腸，從心中也著實不願意相信這樣一個鬥士最後能成為一個全民口中的大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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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則說：梁啟超罵我們這些革命黨人是“遠距離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孫先生和同盟會，已經到了“非口實所可彌縫，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現在我們必須拿出具體的行動來證明我們的革命之決心，才能使梁啟超愧對民眾，使章炳麟愧對黨人，才能促使同盟會內部團結和挽回民眾對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曾經說過，革命黨人要為革命作釜作薪，現在正是需要我當革命之薪的時候，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但不管汪精衛說什麼，胡漢民都堅決反對汪的北上行刺計畫。汪精衛臨走時不敢向胡漢民告別，怕胡漢民會硬把他留下，於是咬破手指給胡漢民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胡漢民見到血書時，當場哭得昏了過去。但是刺殺行動最終失敗。被捕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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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出任第一任中國民國總統，並非竊取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而是當時的眾望所歸。袁世凱雖然贊成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但並不贊成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傾向于搞開明專制。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的革命目標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辛亥革命雖然實現了三民主義中推翻異民族統治的“民族主義”目標，可是在平均地權、男女同權方面等“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方面，卻幾乎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不少同盟會成員批評孫中山不應該放棄同盟會當初的平均地權、男女同權等革命目標，汪精衛也向孫中山進言，希望同盟會不要僅僅滿足於打倒滿族人政府，但孫中山卻以為這樣的妥協是必要的。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員組成臨時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曾邀請汪精衛這位全國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廣東省都督，這對於一個還不到３０歲的青年來說，是極有誘惑力的官職，但汪精衛卻婉言謝絕，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不作官，不作議員”的承諾，於１９１２年９月攜陳璧君一齊前往法國留學。
為了在議會中對抗袁世凱的總統強權，同盟會聯合其他一些黨派，在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出任國民黨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國民黨的實權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裡。隨著政局的發展，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袁世凱的開明獨裁路線的分歧越來越大，最後發展成為公開的鬥爭。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南方的革命派一齊舉起了反袁的旗幟，這就是所謂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開始後，汪精衛應孫中山之招，從留學的法國緊急回國，參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軍在袁世凱的強大政府軍面前很快土崩瓦解，１９１３年９月１日的南京陷落，標誌著“二次革命”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亡命日本，汪精衛亡命法國。從這裡還是可以看出汪精衛一直還是一個先進思想的革命派人士。
但是“二次革命”失敗後，汪精衛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前汪精衛以為中國的一切罪惡之源就是滿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滿清政府，中國就一下會變成一個民主強盛的國家。但是汪精衛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曾經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竟然得到這樣一個結局，革命不但沒有使中國民主強盛起來，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時代還要糟糕。一個人對一個事業投入的越多，對事業失敗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衛曾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都交給了革命，卻換來了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使汪精衛的革命理想消失得無影無蹤。汪精衛一下從一個狂熱的革命青年，變成一個躊躇多疑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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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共產國際也感到武漢的國民黨靠不住，密令武漢的中共自己組織“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武漢政府，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公有制。共產國際派印度人魯易將此密令，即所謂《五月指示》轉交武漢的中共中央。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魯易到達武漢後，卻在把《五月指示》交給中共以前，先交給了汪精衛。原來魯易過分相信汪精衛，認為汪精衛鐵心站在共產黨一邊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希望汪精衛和共產黨共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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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拋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時，汪精衛就發表了《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他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在汪精衛以及身邊的“急和派”們看來，“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們看到了中日之間硬力量的差距，卻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和堅忍韌性無從認識。而八年抗戰正是考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韌性。汪精衛卻在勝利前的黑夜悲觀絕望，喪失了應有的判斷力和良知，走向了無法回頭的錯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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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小編每每讀到那句“我今為薪，兄當為釜”，“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總覺得盪氣迴腸，從心中也著實不願意相信這樣一個鬥士最後能成為一個全民口中的大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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