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喧騰韓國政壇多時的朴槿惠“親信干政”事件， 終於在3月10日劃下句點。 當地時間3月10日上午11點(北京時間上午10點)， 韓國憲法法院通過電視直播， 宣佈了對現任總統朴槿惠彈劾案的宣判結果。
韓國憲法法院代理院長李貞美宣佈， 憲法法院裁定由韓國國會對朴槿惠提出的彈劾案有效， 朴槿惠必須立即解職。 身為韓國第一位女總統的朴槿惠， 最終也成為大韓民國建國以來， 首位經彈劾程式遭到罷免的總統。 目前憲法法院在任的8名法官都是由朴槿惠和同屬保守派的前總統李明博任命的。
因彈劾而下臺的朴槿惠，
依據韓國法律， 如果總統遭到彈劾， 新一任總統的選舉， 應于彈劾案成立、現任總統被罷免的60天內舉行。 因此， 原定於2017年12月20日才舉行的韓國總統大選， 也將提前至2017年5月間舉行。
依據目前民調， 在上一次大選中被朴槿惠擊敗的共同民主黨的原党首文在寅支持度最高；而從2016年12月9日， 韓國國會提出彈劾案、朴槿惠的總統職權被中止後，
有鑒於近日來韓國國內的“挺樸派”和“倒樸派”勢力連續舉行大型群眾集會， 表達政治訴求。 在3月10的憲法法庭宣判出爐之前， 首爾警方也已加強安保佈署， 在憲法法院周邊調集了360台大巴和8400名警力以應對可能發生的緊急事態。
禍起“親信門”
導致朴槿惠下臺的“親信干政”醜聞， 最早是在2016年10月爆出， 陷入風波的核心人物是朴槿惠的親信崔順實，
2016年12月9日， 韓國的三個在野政黨共同提出總統彈劾案， 並在韓國國會以234票贊成、56票反對的比數通過， 朴槿惠的總統權力遭中止。 彈劾案隨後被提交至韓國憲法法院。 圍繞該案， 憲法法院一共進行了17輪庭審， 但朴槿惠本人均未親自出席。
醜聞發生後， 韓國檢察院隨之對朴槿惠展開調查。 之後， 韓國國會還還專門通過《獨立檢察法案》， 成立了“朴槿惠政府親信弄權干政案獨立檢察組”目前尚未表態加入哪個政黨， 也未明確表示自己是否會參選。 韓獻棟向財新記者表示， 如果確定參選， 黃教安最晚須於4月初辭去總理和代理總統的職位， 屆時韓國需再重新確立新的代理總統和總理人選，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海格則向財新記者表示， 朴槿惠被彈劾後， 儘管黃教安有機會凝聚起保守派的力量， 不過由於當前韓國人民對執政黨普遍不滿， 共同民主黨前党首文在寅， 從而為籌資提供藉口。 此外， 韓國政黨在選舉時不定期得到的“特殊黨費”， 也可以從大企業獲得。
這種政商互動， 究竟政客和財團之間哪一方更強勢、哪一方受惠更大？在李國峰看來， 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他以三星集團為例說， 三星現任會長李健熙執掌權力已30年， 其權杖也將移交給家族的第三代繼承人。 相比之下， 韓國總統任期為5年單任制， “青瓦台”的主人不斷輪換，
李國峰表示， 三星是韓國最大的財閥， 又在近年來走出韓國市場， 成長為全球性企業；這種舉足輕重的地位， 使其對韓國其他的大企業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在韓國歷屆總統大選中， 打擊根深蒂固的政商勾結， 幾乎也都成為候選人爭取選民支持的重要訴求。 實際上， 朴槿惠在2012年的大選中也提出過打擊政商勾結作為其重要競爭綱領。
而此次三星集團實際控制人李在鎔被逮捕並被提起訴訟， 是否會成為韓國政商勾結、利益糾纏不清局面的一個轉捩點？
海格指出， 韓國大企業由於規模大、缺乏透明度， 又長期由家族把控， 在公司治理上一直難有改善。 此前， 三星會長李健熙曾兩次被訴後獲得特赦。 他認為，若李在鎔此次終獲定罪，或將為韓國長期推進的公司治理改革，帶來一次重大突破。
不過很多專家則更為謹慎，認為現在下結論仍然為時過早。
清華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甯向東對財新記者分析，目前韓國存在政府、企業和公民三種力量，政府由民選產生，而企業與政治人物的關係又複雜而微妙，“這種三方博弈的互動模式由來已久，未來即便發生變化，也不會對韓國社會的整個基本架構造成顛覆。”
成立於1968年、代表財閥利益的韓國商業遊說組織“全國經濟人聯合會”，首任會長便是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哲。李國峰介紹，該聯合會在韓國的政商利益協調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不過，由於捲入“親信干政”事件，三星已於2月6日宣佈從中退出該聯合會。李國峰認為，少了三星的參與，該聯合會今後是否仍將如以往般發揮強大作用，仍有待觀察。
李國峰強調，朴槿惠“親信干政”事件暴露的一系列韓國特有的矛盾和深層問題，必須放在韓國政治制度、經濟和文化的整體框架中進行理解。例如，韓國之所以產生政商依存的特殊現象，不僅與韓國總統權力集中有關，也因為在韓國“長幼有序”的政治文化下，總統被視為“全國最大的領導人”，而企業“盡力滿足其要求”有時也被視作愛國的表現。
他還表示，在儒家文化占主導的韓國社會，男性在政治系統中的地位通常更強，這也是為什麼朴槿惠當選總統時，許多韓國民眾認為“看到了新氣象”。
李國峰稱，隨著朴槿惠政權因腐敗陷落，韓國民眾如今已由“希望”轉向“絕望”和“無奈”；正為大選積極備戰的韓國各政黨，也紛紛將“政治改革”“財閥改革”與“經濟民主化”作為政策綱領。對於韓國的普通民眾而言，韓國何時才能走向更加健康的政治發展方向，民意既在等待承諾，也將參與新答案的形成。■
他認為，若李在鎔此次終獲定罪，或將為韓國長期推進的公司治理改革，帶來一次重大突破。不過很多專家則更為謹慎，認為現在下結論仍然為時過早。
清華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甯向東對財新記者分析，目前韓國存在政府、企業和公民三種力量，政府由民選產生，而企業與政治人物的關係又複雜而微妙，“這種三方博弈的互動模式由來已久，未來即便發生變化，也不會對韓國社會的整個基本架構造成顛覆。”
成立於1968年、代表財閥利益的韓國商業遊說組織“全國經濟人聯合會”，首任會長便是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哲。李國峰介紹，該聯合會在韓國的政商利益協調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不過，由於捲入“親信干政”事件，三星已於2月6日宣佈從中退出該聯合會。李國峰認為，少了三星的參與，該聯合會今後是否仍將如以往般發揮強大作用，仍有待觀察。
李國峰強調，朴槿惠“親信干政”事件暴露的一系列韓國特有的矛盾和深層問題，必須放在韓國政治制度、經濟和文化的整體框架中進行理解。例如，韓國之所以產生政商依存的特殊現象，不僅與韓國總統權力集中有關，也因為在韓國“長幼有序”的政治文化下，總統被視為“全國最大的領導人”，而企業“盡力滿足其要求”有時也被視作愛國的表現。
他還表示，在儒家文化占主導的韓國社會，男性在政治系統中的地位通常更強，這也是為什麼朴槿惠當選總統時，許多韓國民眾認為“看到了新氣象”。
李國峰稱，隨著朴槿惠政權因腐敗陷落，韓國民眾如今已由“希望”轉向“絕望”和“無奈”；正為大選積極備戰的韓國各政黨，也紛紛將“政治改革”“財閥改革”與“經濟民主化”作為政策綱領。對於韓國的普通民眾而言，韓國何時才能走向更加健康的政治發展方向，民意既在等待承諾，也將參與新答案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