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生前曾經說過， 如果一個人真的還有下一輩子的話， 他最大的志願就是在下一輩子當一輩子的中學公民教員。
最近， 偶然發現， 李慎之先生沒能實現的願望， 八十年前卻已有人圓滿達成。
此人是徐逸樵。 他不但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六冊公民教材的編寫， 且教材本身即冠以《徐氏公民》的名稱， 這在民國公民教育大潮中也是罕見的現象。
《徐氏公民》于1931年由著名民營出版機構世界書局出版， 當時的徐逸樵， 任國民黨中央總部訓練部總幹事， 並兼任國民黨軍需學院教授， 以這樣的身份編寫的公民教材， 自然值得今人關注。 筆者手頭有一冊《徐氏初中公民》，
然而， 這樣驕人的成績， 放在民國澎湃洶湧的公民教育運動中考察， 其實還不算耀目。 學界近年的研究揭示， 1917年到1929年， 是民國公民教育的黃金時代。 1917年， 商務印書館推出了劉大紳編、教育部審定的共和國教科書《公民須知》， 供國民學校修身科學生用， 這是最早以“公民”命名的初級教科書。 1922年12月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在南京開會通過《中小學課程綱要》草案， 將原有的修身科改為公民科。 1924年， 江蘇省教育廳、上海家庭日新會、基督教青年會及中華職業教育社聯合發起全國公民教育運動， 1926年， 江蘇教育會議將每年5月3日至9日定為“公民教育運動周”。
“新學制教科書”由1924年5月初版， 高級小學使用李澤彰編、王雲五校的《新學制公民教科書》共四冊， 初中的《新學制公民教科書》共三冊， 由法學家周鯁生編寫。 商務印書館是公民教材出版的主力軍， 其編寫的公民教材印量更大， 多在幾百版以上。 幾十年後， 李慎之先生回憶自己上初中時的公民課， 用的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材。 公民課上教授的國家（或政府）的權力與責任， 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等內容，
《徐氏公民》出版的1931年， 公民教育運動已經走過黃金時代。 國民黨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後， 黨化教育開始向學校滲透， 1929年8月教育部頒佈的《中學校課程標準》已經沒有公民課， 而代之以“黨義科”， 因教育界的抵制， 三年後“黨義科”取消， 公民教育回歸， 但是， 此後的公民教材中， 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內容開始滲入。 這一點， 在徐逸樵編寫的教材中也有突出反映。 不過， 以今日的需求與眼光來看， 《徐氏公民》中的內容仍然可圈可點， 即便是對三民主義的宣傳，
以筆者手頭的這本《徐氏初中公民》第一冊為例。 此冊內容共分“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兩編， 其中後者占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 “社會生活”介紹社會、家庭、學校、政黨、民眾團體的概念、起源及功用。 “政治生活”編分七章， 分別為：國家、民權和法權、三權分立制的政府、民權的運用、吾國中央政府的組織和職權、地方政府和地方自治、個人的權利和義務。 其中， 對於民權、司法獨立、選舉及地方自治， 編寫者最為用心。
關於“民眾團體”的功用， 《徐氏公民》的看法是：民眾團體通過組織民眾運動， 來“實現某種特殊的利益， 解除某種特殊的苦痛”， 所以“社會上民眾團體愈多， 組織愈健全， 運動愈發達， 則民眾的利益也愈增進， 地位也愈提高”。作為執政黨中的一員，對於民眾團體及民眾運動的價值與意義，能有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
民權是貫穿“政治生活”編的主線，其他都圍繞這一核心概念展開。書中分別介紹了英、法、美三國爭民權的歷史，對於民權伸張過程中的關鍵事件、重要思想及法典，都有提綱挈領的介紹，如介紹英國時突出介紹1689年通過的《權利法典》中規定的國王不得停止或違背國家的大法，非經國會允許不得徵稅及增設常備軍，不得干涉國會中之言論自由，不得廢止陪審官制度，不得有逾分之罰金或刑罰，不得阻止人民之請願這樣的內容。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則是法國部分的主要內容。
民權與治權（政府權力）如何平衡？《徐氏公民》對此完全採用孫中山的設計，即用人民的四權，也即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也即立法、行政、司法以及考試、監察五權。
對於三權分立制的政府，《徐氏公民》著墨頗多，其中對議院職責，介紹其在立法、財政的預決算、募債、增稅及監督方面的重要作用，並介紹了“議會政治就是預算政治”這一說法。同時，特別強調了司法獨立及違憲審查的意義。編寫者引用蒲賴爾的話說：“司法部的功效如何，是善良政府最好的試金石”，並引入了違憲審查的理念與實踐：“在歐美各國，司法部的職權，不但在解釋和應用普通的法律，以為民眾伸正義，並且有許多國家，對於違背憲法的法律或命令，允許司法部有裁判之權，而這種權力，也可以說是司法部最重要的職權。”而正因為司法部身負如此重大的職責，就必須保持其獨立尊嚴的地位。編寫者接下來介紹了各國維持司法獨立的三個原則：（一）除了大赦特赦外，任何機關不得過問法院的判決，更無權推翻；（二）法官的任期，或終身制，或任期制，除非受懲戒處分，中途不能免職；（三）給予法官優厚薪給以養廉。筆者讀到這部分內容時，感慨陡生。這些理念與思想，自己即使在大學階段，也未曾被教育者所施予，但八十多年前的初中生卻已經能如此完備地接觸到，不能不令人一歎。
對於選舉權，《徐氏公民》如是告誡：“選舉時所投的一票，足以決定被選者的稱職不稱職。萬一投得不得當，就無異自己雇傭惡吏來加害自己。”可謂苦口婆心。
地方自治與個人的權利與義務，是本冊的最後兩章。編寫者認為，地方自治是國家政治的基礎，一個國家的政治是否健全，地方自治是否健全是判斷的標準，而縣級自治，是地方自治的關鍵，也是憲政的起點。對此，編寫者採用了《建國大綱》為中國實現憲政所設計的遞進路徑，從縣級自治起步，逐步上延，實現省級、國家一級領導人的選舉和憲法的制定，從而締造中國的憲政大業。儘管歷史沒有給那一代中國人實現這一夢想的機會，但彼時能將憲政夢想普及到初中生幼小的心靈中，就值得我們向那一代的教育者們致敬。
在個人權利與義務中的人身自由權一條中，編寫者引用了《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以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本人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內提審。”關於言論出版自由，則表述如下：言論是思想和信仰的表示，這種表示，無論出諸口頭，或筆諸文字，或印刷為刊物，在法治國應視為個人神聖的權利，不得妄加干涉。對於言論自由的意義，編寫者進一步寫道：“政府如果不准人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不但個人的思想受到束縛，就是學術也不會因討論而進步，政治也不能有所借鑒而利改進。”這些內容，不由得讓筆者聯想到一個事實：即使在專制、蒙昧大行其道的半個多世紀，仍然有人頑強地保持著獨立思考的精神，甚至不惜以身相殉，其原因，或許與當年如此深入的公民教育不無關係吧。
徐逸樵早年留學日本，學養深厚，其政治生涯也不可謂不成功。《徐氏公民》出版後，他先後擔任過國民黨政府第二十集團軍秘書長、政治部主任，第三十一集團軍政治特派員，陝西省立政治學院院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訓練處處長，國民黨政府駐日本軍事代表團顧問等職。三十年代他還與雷震一起創辦過《中國新論》雜誌，並任總編輯。1978年他從日本回大陸定居。
1980年10月，徐逸樵游泰山，途中遇見汗流不止、面色土黃的背磚人，回來後賦詩一首，題為“悲泰山負磚人”，中有“負磚人！負磚人！昔日‘爬山虎’，哪有你們苦！聞道已無苦役制，何以自甘如此苦？”“爬山虎”為解放前給有錢者抬轎達頂嶺之人力夫。徐逸樵回國後，曾先後受到過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接見，可謂座上賓，但他並不因此而一味美言，這或許就是公民精神的閃光吧。
地位也愈提高”。作為執政黨中的一員，對於民眾團體及民眾運動的價值與意義，能有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民權是貫穿“政治生活”編的主線，其他都圍繞這一核心概念展開。書中分別介紹了英、法、美三國爭民權的歷史，對於民權伸張過程中的關鍵事件、重要思想及法典，都有提綱挈領的介紹，如介紹英國時突出介紹1689年通過的《權利法典》中規定的國王不得停止或違背國家的大法，非經國會允許不得徵稅及增設常備軍，不得干涉國會中之言論自由，不得廢止陪審官制度，不得有逾分之罰金或刑罰，不得阻止人民之請願這樣的內容。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則是法國部分的主要內容。
民權與治權（政府權力）如何平衡？《徐氏公民》對此完全採用孫中山的設計，即用人民的四權，也即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也即立法、行政、司法以及考試、監察五權。
對於三權分立制的政府，《徐氏公民》著墨頗多，其中對議院職責，介紹其在立法、財政的預決算、募債、增稅及監督方面的重要作用，並介紹了“議會政治就是預算政治”這一說法。同時，特別強調了司法獨立及違憲審查的意義。編寫者引用蒲賴爾的話說：“司法部的功效如何，是善良政府最好的試金石”，並引入了違憲審查的理念與實踐：“在歐美各國，司法部的職權，不但在解釋和應用普通的法律，以為民眾伸正義，並且有許多國家，對於違背憲法的法律或命令，允許司法部有裁判之權，而這種權力，也可以說是司法部最重要的職權。”而正因為司法部身負如此重大的職責，就必須保持其獨立尊嚴的地位。編寫者接下來介紹了各國維持司法獨立的三個原則：（一）除了大赦特赦外，任何機關不得過問法院的判決，更無權推翻；（二）法官的任期，或終身制，或任期制，除非受懲戒處分，中途不能免職；（三）給予法官優厚薪給以養廉。筆者讀到這部分內容時，感慨陡生。這些理念與思想，自己即使在大學階段，也未曾被教育者所施予，但八十多年前的初中生卻已經能如此完備地接觸到，不能不令人一歎。
對於選舉權，《徐氏公民》如是告誡：“選舉時所投的一票，足以決定被選者的稱職不稱職。萬一投得不得當，就無異自己雇傭惡吏來加害自己。”可謂苦口婆心。
地方自治與個人的權利與義務，是本冊的最後兩章。編寫者認為，地方自治是國家政治的基礎，一個國家的政治是否健全，地方自治是否健全是判斷的標準，而縣級自治，是地方自治的關鍵，也是憲政的起點。對此，編寫者採用了《建國大綱》為中國實現憲政所設計的遞進路徑，從縣級自治起步，逐步上延，實現省級、國家一級領導人的選舉和憲法的制定，從而締造中國的憲政大業。儘管歷史沒有給那一代中國人實現這一夢想的機會，但彼時能將憲政夢想普及到初中生幼小的心靈中，就值得我們向那一代的教育者們致敬。
在個人權利與義務中的人身自由權一條中，編寫者引用了《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以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本人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內提審。”關於言論出版自由，則表述如下：言論是思想和信仰的表示，這種表示，無論出諸口頭，或筆諸文字，或印刷為刊物，在法治國應視為個人神聖的權利，不得妄加干涉。對於言論自由的意義，編寫者進一步寫道：“政府如果不准人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不但個人的思想受到束縛，就是學術也不會因討論而進步，政治也不能有所借鑒而利改進。”這些內容，不由得讓筆者聯想到一個事實：即使在專制、蒙昧大行其道的半個多世紀，仍然有人頑強地保持著獨立思考的精神，甚至不惜以身相殉，其原因，或許與當年如此深入的公民教育不無關係吧。
徐逸樵早年留學日本，學養深厚，其政治生涯也不可謂不成功。《徐氏公民》出版後，他先後擔任過國民黨政府第二十集團軍秘書長、政治部主任，第三十一集團軍政治特派員，陝西省立政治學院院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訓練處處長，國民黨政府駐日本軍事代表團顧問等職。三十年代他還與雷震一起創辦過《中國新論》雜誌，並任總編輯。1978年他從日本回大陸定居。
1980年10月，徐逸樵游泰山，途中遇見汗流不止、面色土黃的背磚人，回來後賦詩一首，題為“悲泰山負磚人”，中有“負磚人！負磚人！昔日‘爬山虎’，哪有你們苦！聞道已無苦役制，何以自甘如此苦？”“爬山虎”為解放前給有錢者抬轎達頂嶺之人力夫。徐逸樵回國後，曾先後受到過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接見，可謂座上賓，但他並不因此而一味美言，這或許就是公民精神的閃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