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企業名人楊桂生， 1990年獲理學博士學位。 年僅27歲就成為中國的首位工程塑料博士， 並因其科研成績卓著而于31歲時被中科院破格提升為研究員。
創業以來， 楊桂生先後獲得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中國青年科技獎”、“中國科協傑出青年獎”、“紫荊花杯傑出企業家獎”、“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中國科學院青年科學家二等獎”、“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和“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等獎勵和榮譽，
一、 學生時代：保送德國深造， 他不去
1963年1月楊桂生出生在安徽省安慶市潛山縣槎水鎮一個山區小村。
這裡地處大別山腹地， 是著名風景區古南嶽天柱山的所在地， 歷史上這裡文化名人輩出， 鐘靈毓秀、人傑地靈。
也許是“家學淵源”， 作為生產大隊會計的兒子， 楊桂生很早就顯示出數學方面的天賦。 “我的數學成績一直是100分， 但高考考砸了。 ”原因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高燒。 當時高考數學的滿分是120分， 帶著42攝氏度的體溫應試， 楊桂生仍然考了一百零幾分。
“數學沒考好， 化學成績卻接近滿分， 大學自然選擇了化學專業。 ”就是這個選擇， 改變了楊桂生的命運， 可以說也推動了中國材料產業的變革。 ---小編代表新材料學界感謝這次感冒。
在合肥工業大學讀本科的時候， 楊桂生並不是一個課堂上的好學生——當班長的他喊過“起立”、“坐下”， 他總是想辦法溜出教室， 到圖書館去看書。 雖不怎麼上課， 但楊桂生的成績一點也不含糊。
“一到期末考試， 我就很風光。 ”楊桂生說， 那時候好多同學包括女生都要圍著他轉， 因為已把課本吃透的他， 考試題目能“猜”到十之八九。 大學畢業， 楊桂生的成績單上， 數學物理都是滿分， 並且四年總成績全校排名第一。 對於這樣一個尖子，學校可保送他去德國留學。
“我考慮考慮吧。”面對別人爭取都爭取不來的機會，楊桂生的回答出人預料，而讓人更加不解的是他接下來的決定——在國內考研。
1984年，改革開放春風漸起，楊桂生 “想去北京看看改革開放到底什麼樣子”。於是他的目標直指中國最頂尖的科研機構，報考中科院化學所碩士研究生。其實那時的楊桂生心裡還揣著另一個夢想：“中國人沒得過諾貝爾獎，這個夢要由我們學化學的人去圓。”
二、艱苦創業：32歲當上研究員，他卻棄學從商
對於勤奮而又有天分的楊桂生來說，考上中科院的研究生並不是什麼難事。來到北京，來到化學所，他仍然是最優秀的學生之一。
“我一直當班長，到了中科院化學所又做研究生會主席，到現在同學還都叫我‘頭兒。’”1987年，他組織了中科院、北大、清華等院校的研究生，與來訪的諾貝爾獎得主交流座談。當時，活動還被《人民日報》在頭版進行了報導。“那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國內主流媒體上。”回憶起往事，楊桂生仍頗為得意。
其實在中科院，楊桂生的“驕人戰績”遠不止於此——1990年畢業，成為我國第一個工程塑料博士;1992年，不到30歲的他評上副研究員;兩年後“轉正”，當時全國範圍內45歲以下的研究員屈指可數，32歲的楊桂生就是其一。【32歲的中科院研究員，確實很（fei）厲（chang）害（diao）】
此時，一條平坦順直的事業之路本已在腳下鋪開，但楊桂生的選擇又一次讓眾人大跌眼鏡，他要“下海”。
“如果成果都鎖在抽屜裡，沒人搞轉化，這賬算不平啊!”楊桂生棄學從商，並不是“拍腦袋”的決定。1990年，他拿到當時國家計委的科技攻關項目，240萬元的科研經費絕對是天文數字，這筆錢讓當時的楊桂生“誠惶誠恐”。
“我們只用了幾十萬元就完成了項目，零頭都不到。”但幾十萬元也不能就這麼花了，成果不轉化，就是只有投入沒有產出，楊桂生認為“賬不平”。如果說父親一輩子腦子裡裝的都是生產隊的那本小帳，30出頭的楊桂生已經在算國家的大賬了。
一個人，2000塊錢差旅費——楊桂生毅然決然去了上海創業，留下背後一片議論之聲。
三、點塑成金：享受科學轉化的果實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下海”的人多，“溺水”的也不少。作為第一個到上海創業的博士，楊桂生自己就是一塊金字招牌，地方政府給他60萬元貸款，搞工程塑料的產業化。雖然得到政府認可，但他知道做企業沒有客戶和市場不行。
“剛去上海的時候，臥鋪下面帶的都是成箱的二鍋頭。”初涉商場，滿腦子化學方程式的楊桂生急需提高情商，“第一課”就是喝酒。
“有時候，客戶對產品認證的速度就取決於你喝了多少酒。”別看外表像個“書生”，自詡“山裡人”的他酒量大、酒膽也大，最多的一次喝了一斤多二鍋頭。生意雖談成了，人也因為胃出血送進了醫院。
誰都知道，如果不是技術過硬、產品一流，酒喝的再多也沒用。楊桂生給自己的企業取名“傑事傑”，意思是“傑出的人做傑出的事”。十餘年時間，傑事傑已擁有150項專利技術，研發的玻纖增強AS合金材料等十余項產品性能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大大提升了我國工程塑料技術水準，公司銷售和資產年增長率均超過50%，成為國內工程塑料行業的領軍企業。
如今的楊桂生已經把曾經對諾獎的憧憬變成與諾獎得主在產業上的合作，並非功成名就不思進取，而是商場的歷練使他更加實際。在他看來，中國的科學家應該更多的解決現實問題，像袁隆平、鐘南山那樣，“只要中國人都富了，一百年以後再拿諾貝爾獎也不晚。”楊桂生現在的目標就很明確，他要開發出滿足各種需要的工程塑料，以塑代鋼為中國的製造業減負。讓工程塑料變成堪比黃金的高新材料,為中國的工業騰飛搭起鋼(gong)筋(cheng)鐵(su)骨(liao).
對於這樣一個尖子，學校可保送他去德國留學。
“我考慮考慮吧。”面對別人爭取都爭取不來的機會，楊桂生的回答出人預料，而讓人更加不解的是他接下來的決定——在國內考研。
1984年，改革開放春風漸起，楊桂生 “想去北京看看改革開放到底什麼樣子”。於是他的目標直指中國最頂尖的科研機構，報考中科院化學所碩士研究生。其實那時的楊桂生心裡還揣著另一個夢想：“中國人沒得過諾貝爾獎，這個夢要由我們學化學的人去圓。”
二、艱苦創業：32歲當上研究員，他卻棄學從商
對於勤奮而又有天分的楊桂生來說，考上中科院的研究生並不是什麼難事。來到北京，來到化學所，他仍然是最優秀的學生之一。
“我一直當班長，到了中科院化學所又做研究生會主席，到現在同學還都叫我‘頭兒。’”1987年，他組織了中科院、北大、清華等院校的研究生，與來訪的諾貝爾獎得主交流座談。當時，活動還被《人民日報》在頭版進行了報導。“那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國內主流媒體上。”回憶起往事，楊桂生仍頗為得意。
其實在中科院，楊桂生的“驕人戰績”遠不止於此——1990年畢業，成為我國第一個工程塑料博士;1992年，不到30歲的他評上副研究員;兩年後“轉正”，當時全國範圍內45歲以下的研究員屈指可數，32歲的楊桂生就是其一。【32歲的中科院研究員，確實很（fei）厲（chang）害（diao）】
此時，一條平坦順直的事業之路本已在腳下鋪開，但楊桂生的選擇又一次讓眾人大跌眼鏡，他要“下海”。
“如果成果都鎖在抽屜裡，沒人搞轉化，這賬算不平啊!”楊桂生棄學從商，並不是“拍腦袋”的決定。1990年，他拿到當時國家計委的科技攻關項目，240萬元的科研經費絕對是天文數字，這筆錢讓當時的楊桂生“誠惶誠恐”。
“我們只用了幾十萬元就完成了項目，零頭都不到。”但幾十萬元也不能就這麼花了，成果不轉化，就是只有投入沒有產出，楊桂生認為“賬不平”。如果說父親一輩子腦子裡裝的都是生產隊的那本小帳，30出頭的楊桂生已經在算國家的大賬了。
一個人，2000塊錢差旅費——楊桂生毅然決然去了上海創業，留下背後一片議論之聲。
三、點塑成金：享受科學轉化的果實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下海”的人多，“溺水”的也不少。作為第一個到上海創業的博士，楊桂生自己就是一塊金字招牌，地方政府給他60萬元貸款，搞工程塑料的產業化。雖然得到政府認可，但他知道做企業沒有客戶和市場不行。
“剛去上海的時候，臥鋪下面帶的都是成箱的二鍋頭。”初涉商場，滿腦子化學方程式的楊桂生急需提高情商，“第一課”就是喝酒。
“有時候，客戶對產品認證的速度就取決於你喝了多少酒。”別看外表像個“書生”，自詡“山裡人”的他酒量大、酒膽也大，最多的一次喝了一斤多二鍋頭。生意雖談成了，人也因為胃出血送進了醫院。
誰都知道，如果不是技術過硬、產品一流，酒喝的再多也沒用。楊桂生給自己的企業取名“傑事傑”，意思是“傑出的人做傑出的事”。十餘年時間，傑事傑已擁有150項專利技術，研發的玻纖增強AS合金材料等十余項產品性能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大大提升了我國工程塑料技術水準，公司銷售和資產年增長率均超過50%，成為國內工程塑料行業的領軍企業。
如今的楊桂生已經把曾經對諾獎的憧憬變成與諾獎得主在產業上的合作，並非功成名就不思進取，而是商場的歷練使他更加實際。在他看來，中國的科學家應該更多的解決現實問題，像袁隆平、鐘南山那樣，“只要中國人都富了，一百年以後再拿諾貝爾獎也不晚。”楊桂生現在的目標就很明確，他要開發出滿足各種需要的工程塑料，以塑代鋼為中國的製造業減負。讓工程塑料變成堪比黃金的高新材料,為中國的工業騰飛搭起鋼(gong)筋(cheng)鐵(su)骨(l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