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是司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編撰的一部編年體通史。 由司馬光本人擔任主編， 在劉攽、劉恕和范祖禹的協助下， 歷時19年而編撰完成。 全書分為294卷， 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 截止到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 按照時間順序記載了共16朝1362年的歷史。
一、司馬光的早年經歷
司馬光（1019—1086年）， 北宋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 其父司馬池， 宋真宗時進士及第， 歷任永寧縣主簿、光山縣令及鳳翔府、杭州、晉州等地方長官， 頗受好評。 其事蹟載于《宋史》卷298《司馬池傳》。 司馬光生於河南光山， 字君實，
司馬光是一個早慧之人， 兒童時代的砸缸故事， 見於惠洪（1071—1128年）所著《冷齋夜話》等宋人筆記， 也被《宋史·司馬光傳》收錄。 據說在北宋末年， 東京開封和洛陽等地就流行著《小兒擊甕圖》， 以表彰其事。 據蘇軾撰《行狀》記載， “公自兒童， 凜然如成人。 七歲聞講《左氏春秋》， 大愛之， 退為家人講， 即了其大義。 自是手不釋書， 至不知饑渴寒暑。 年十五， 書無所不通。 文辭醇深， 有西漢風”。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 司馬光20歲， 中進士甲科， 以奉禮郎任華州判官。 不久， 其父調往杭州任官， 於是司馬光申請改簽蘇州判官事， 以就近照顧雙親。 寶元二年（1039年）到慶曆元年（1041年）， 司馬光的母親和父親相繼去世， 他連續服喪五年， 不任官職， 潛心讀書， 撰寫了多篇史論文章， 如《十哲論》《四豪論》和《賈生論》。 慶曆四年（1044年）， 司馬光服喪期滿， 皇帝下敕回復其官職， 這份命令文書的起草人是時任右正言知制誥的歐陽修。 司馬光時年26歲， 接下來的兩年多時間裡， 他先後擔任了地方的佐官和縣令。 從慶曆三年（1043年）開始，
慶曆六年（1046年）， 司馬光奉調進京， 一直到宋仁宗的末年， 十多年間司馬光擔任的職務主要集中在文化學術崗位上， 如任兼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殿校書、直秘閣等。 這些職位的歷練， 對司馬光的學術積累起到了重要作用。
進士及第後的20多年裡， 司馬光一邊做官， 一邊讀書著述， 既沒有放棄對現實政治的關心， 也沒有捲入到高層政治的漩渦之中， 這就使得他有一個良好的政治歷練和學術積累。 早慧而不過早地成名， 對於司馬光後來的學術成就、個人聲望和政治作為， 都是大有裨益的。 而司馬光本人很看重學術的長期積累和人生的歷久沉澱， 反對急功近利。 他自號迂夫， 晚年號迂叟， 並著《釋迂》一文以表達自己的人生理想。
擔任諫官之後， 司馬光開始活躍於朝廷政治舞臺。 從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一直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 在長達5年的諫官生涯中， 司馬光直諫敢言，針對當時許多現實問題包括朝廷重要的人事任命進行批評，所以歐陽修在《薦司馬光劄子》中說他“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例如，英宗要任命皇太后曹氏胞弟曹佾（即傳說中八仙之一的曹國舅的原型）擔任宰相，司馬光就公開上疏表示反對。英宗要給大宦官任守忠升官，司馬光卻上疏堅決抵制，指斥其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宋史》卷468《宦者任守忠傳》）。在宰相韓琦、歐陽修等人的支持下，任守忠被貶。又如，英宗被立為繼承人後相與親近的王廣淵，在英宗即位後受到重用，要被任命為直集賢院。司馬光上疏論其奸邪，告誡皇帝不可親近如此小人。他引用歷史上的典故說，漢代的衛綰因為不陪著太子飲酒，所以漢景帝特別看重他。後周時的張美因為私下將公錢給周世宗，所以周世宗很鄙薄他。而王廣淵在陛下被立為太子後，百般巴結，私自托于陛下，豈忠臣哉？重用這種人，將何以激勵人臣守節？再如，治平二年（1065年）九月，司馬光上《言張方平劄子》（見《傳家集》），針對朝廷用翰林學士張方平為參知政事，明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方平文章之外，更無他長，奸邪貪狠，眾所共知”。如此指名道姓，直接反對朝廷的人事任命，在宋朝的台諫官員中並不奇怪，但司馬光卻是其中最為突出的諫官之一。儘管英宗沒有聽取他的意見，但這些言論使得司馬光開始變得聲名顯赫。
二、編修《資治通鑒》是司馬光參與政治的一種特殊方式
英宗對司馬光既有感恩也非常賞識，沒有因為這些不同意見而疏遠他。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任命司馬光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為皇帝講讀經史。這是一個接近皇帝的要職，對中樞決策能夠發揮重大影響。而司馬光考慮通過歷史來影響皇帝的方式參與到最高層政治之中。司馬光還在仁宗時期就計畫寫一部編年體的通史，對於這樣一部史書的編撰做了大量準備。他乘機將一部八卷本《通志》進呈與英宗，此書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訖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就是後來成書的《資治通鑒》的前八卷。這部書引起了英宗的重視。次年四月，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設立書局，由司馬光自行選擇協修人員，編輯一部《歷代君臣事蹟》。48歲的司馬光，因此走上了實現少年理想、成為偉大歷史學家的人生道路。
英宗為司馬光置局修書的決定，是在司馬光擔任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為皇帝講讀經史的背景下做出的。無論對於英宗還是對於司馬光來說，編修此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給皇帝提供一部可供省覽的歷史教科書。由於皇帝的支持，克服了“私家力薄，無由可成”（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的困難，司馬光開始專心修書。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司馬光接受任務還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繼位的宋神宗對司馬光更加重視，要任命他為翰林學士。據蘇軾《司馬溫公行狀》記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宋神宗後來強行將官告塞進司馬光的懷裡，司馬光這才被迫接受任命。到了十月，司馬光為神宗進讀《通志》，神宗覺得此書非常重要，“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為其賜名《資治通鑒》，並親自作序，當面賜給司馬光，令其“候書成後寫入”。宋神宗將自己做穎王時王府的藏書全部賜予司馬光，供其參考。他對司馬光講史非常著迷，曾當面說過，“聞卿進讀，終日忘倦”（《續資治通鑒》熙甯元年）。在這篇預先作好的所謂“禦制序”中，神宗對司馬光所著書的評價很高，寄託的期望也非常高。他說：
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敎，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
關於這篇《禦制序》，後來編寫完成進呈上去的時候，神宗當有所補充。所以序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於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二百九十四卷是書成之後的總卷數，治平四年（1067年）的時候應該還只有前八卷。
熙甯元年（1068年）四月，同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視，次年就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副宰相），主持變法。司馬光則堅決反對變法，認為祖宗法度不可改變，新法必定生事擾民。他和協助王安石主持變法的呂惠卿辯論說，“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宋史·司馬光傳》）。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一度請求辭去相位，宋神宗則希望司馬光擔任樞密副使，司馬光六上劄子，堅決推辭。他說：“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神宗派人對他說：“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詞。”但是，司馬光始終沒有接受。
隨著王安石主持變法的繼續，司馬光無法在朝中久任，從翰林學士出為知永興軍（治今西安市）。他要求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書。熙寧四年（1071年），司馬光乾脆辭去地方長官，改任判西京留司禦史台這樣一個冗散之職，淡出官場，不言世務，在洛陽專心編撰《資治通鑒》。元豐五年（1082年），司馬光又接受了一個新的任命，擔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完全是一個隻領俸祿而沒有實際職掌的差遣。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完成了《資治通鑒》的編撰，上表進呈于宋神宗。從治平三年（1066年）設局修書開始，至此已經過去了19年，他離開京師也已經15年。那是司馬光從48歲到63歲的15年，對於從事史書著述來說，或許是一個黃金年齡段。
司馬光將自己的後半生基本上奉獻給了編撰《資治通鑒》的事業。但是，他並非與世隔絕地在修書，而是密切關注著從熙寧新法到元豐改制的朝廷政治動向，以修書這樣一種特殊方式參與到政治之中。正如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所說，“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宋神宗也始終關注著其修書的進展，沒有棄之不顧。南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24記載：
又其即位之初也，獨以潁邸舊書賜司馬光。逮光不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鑒》，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趨之。熙甯中，初尚淄石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其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
邵博的祖父邵雍是司馬光的好友，父親邵伯溫更師事司馬光，所以邵氏對司馬光的評價多有溢美，但書中所記神宗對司馬光的眷顧當是事實。畢竟，北宋時期的史學與政治並無疏隔，司馬光所依託編撰《資治通鑒》的書局，與王安石所依託主持變法的制置三司條例司，實際上是宋神宗施政的一隱一顯兩個智囊機構。
《資治通鑒》是在北宋錯綜複雜政治背景下奉敕編撰完成的史書。雖然司馬光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而求居閒職專意編書，書中也有不少內容和議論有著針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認為此書是政治鬥爭的產物或結晶。司馬光編撰此書，是為了給重視自己的神宗皇帝提供歷史借鑒，而不是專門為了打擊王安石的。其“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這部史學巨著中無疑得到了很好的實現。
三、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並未影響《資治通鑒》的史學地位
至於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和矛盾，無論是他們的師長輩如歐陽修，還是他們的學生輩如蘇軾，都無法做出清晰的是非判斷，遑論千年之後的當今讀者！陳寅恪所說的“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或許是歷來政治家和讀書人的共同選擇。司馬光的守道自律、老成持重，與王安石的不畏浮雲、銳意進取，都體現了宋代士大夫開誠佈公、敢於擔當的精神。當司馬光給王安石去信告誡他要慎重用人、防止被小人所利用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懂得“知人論世”的政治家。當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響亮地答覆司馬光，“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義無反顧的改革家。
元豐七年（1074年）年底，因為編撰完成《資治通鑒》之功，宋神宗任命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意在複用。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五月，司馬光被任命為門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擔任了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成為宰相。68歲的司馬光在做了八個月的宰相後，因病去世。
司馬光的晚年和身後，都陷入到激烈的黨爭之中。但是，《資治通鑒》一書卻一直受到重視。因為，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鑒》的過程中，能夠注意將個人的憤激之論與歷史的資治價值區分開來，將傳統史學的鑒戒功能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編修期間相對遠離政治，也使得此書的史事選擇與歷史情懷能夠超越于其時的政治鬥爭，真正做到“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
無論從中國史學發展史來說，還是從當今吸取歷史上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來說，《資治通鑒》都是不可替代的。自宋朝以後，此書就不斷受到推崇，即是由於此書可以“資治”，無論對於治國理政還是修身齊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曾國藩《致某書》說得更加直接：“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論事）能竊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閣下若能讀此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墜。”《資治通鑒》在當今依然具有顯著的資治功能，除了據以瞭解中國古代的國家盛衰、民生利害，還可以在領導藝術、用人之道以及人生修養等方面給我們以啟迪和借鑒。
綜括言之，《資治通鑒》是宋朝以前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我們學習傳統政治智慧的最好入門之作。書中總結的有關治亂興衰的“經世大略”，無疑是以治國理政為主體的管理學的最高層次。甚至可以說，是否用功研讀過《資治通鑒》，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衡量政治人才的一個標準。
司馬光直諫敢言，針對當時許多現實問題包括朝廷重要的人事任命進行批評，所以歐陽修在《薦司馬光劄子》中說他“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例如，英宗要任命皇太后曹氏胞弟曹佾（即傳說中八仙之一的曹國舅的原型）擔任宰相，司馬光就公開上疏表示反對。英宗要給大宦官任守忠升官，司馬光卻上疏堅決抵制，指斥其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宋史》卷468《宦者任守忠傳》）。在宰相韓琦、歐陽修等人的支持下，任守忠被貶。又如，英宗被立為繼承人後相與親近的王廣淵，在英宗即位後受到重用，要被任命為直集賢院。司馬光上疏論其奸邪，告誡皇帝不可親近如此小人。他引用歷史上的典故說，漢代的衛綰因為不陪著太子飲酒，所以漢景帝特別看重他。後周時的張美因為私下將公錢給周世宗，所以周世宗很鄙薄他。而王廣淵在陛下被立為太子後，百般巴結，私自托于陛下，豈忠臣哉？重用這種人，將何以激勵人臣守節？再如，治平二年（1065年）九月，司馬光上《言張方平劄子》（見《傳家集》），針對朝廷用翰林學士張方平為參知政事，明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方平文章之外，更無他長，奸邪貪狠，眾所共知”。如此指名道姓，直接反對朝廷的人事任命，在宋朝的台諫官員中並不奇怪，但司馬光卻是其中最為突出的諫官之一。儘管英宗沒有聽取他的意見，但這些言論使得司馬光開始變得聲名顯赫。二、編修《資治通鑒》是司馬光參與政治的一種特殊方式
英宗對司馬光既有感恩也非常賞識，沒有因為這些不同意見而疏遠他。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任命司馬光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為皇帝講讀經史。這是一個接近皇帝的要職，對中樞決策能夠發揮重大影響。而司馬光考慮通過歷史來影響皇帝的方式參與到最高層政治之中。司馬光還在仁宗時期就計畫寫一部編年體的通史，對於這樣一部史書的編撰做了大量準備。他乘機將一部八卷本《通志》進呈與英宗，此書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訖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就是後來成書的《資治通鑒》的前八卷。這部書引起了英宗的重視。次年四月，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設立書局，由司馬光自行選擇協修人員，編輯一部《歷代君臣事蹟》。48歲的司馬光，因此走上了實現少年理想、成為偉大歷史學家的人生道路。
英宗為司馬光置局修書的決定，是在司馬光擔任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為皇帝講讀經史的背景下做出的。無論對於英宗還是對於司馬光來說，編修此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給皇帝提供一部可供省覽的歷史教科書。由於皇帝的支持，克服了“私家力薄，無由可成”（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的困難，司馬光開始專心修書。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司馬光接受任務還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繼位的宋神宗對司馬光更加重視，要任命他為翰林學士。據蘇軾《司馬溫公行狀》記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宋神宗後來強行將官告塞進司馬光的懷裡，司馬光這才被迫接受任命。到了十月，司馬光為神宗進讀《通志》，神宗覺得此書非常重要，“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為其賜名《資治通鑒》，並親自作序，當面賜給司馬光，令其“候書成後寫入”。宋神宗將自己做穎王時王府的藏書全部賜予司馬光，供其參考。他對司馬光講史非常著迷，曾當面說過，“聞卿進讀，終日忘倦”（《續資治通鑒》熙甯元年）。在這篇預先作好的所謂“禦制序”中，神宗對司馬光所著書的評價很高，寄託的期望也非常高。他說：
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敎，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
關於這篇《禦制序》，後來編寫完成進呈上去的時候，神宗當有所補充。所以序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於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二百九十四卷是書成之後的總卷數，治平四年（1067年）的時候應該還只有前八卷。
熙甯元年（1068年）四月，同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視，次年就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副宰相），主持變法。司馬光則堅決反對變法，認為祖宗法度不可改變，新法必定生事擾民。他和協助王安石主持變法的呂惠卿辯論說，“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宋史·司馬光傳》）。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一度請求辭去相位，宋神宗則希望司馬光擔任樞密副使，司馬光六上劄子，堅決推辭。他說：“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神宗派人對他說：“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詞。”但是，司馬光始終沒有接受。
隨著王安石主持變法的繼續，司馬光無法在朝中久任，從翰林學士出為知永興軍（治今西安市）。他要求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書。熙寧四年（1071年），司馬光乾脆辭去地方長官，改任判西京留司禦史台這樣一個冗散之職，淡出官場，不言世務，在洛陽專心編撰《資治通鑒》。元豐五年（1082年），司馬光又接受了一個新的任命，擔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完全是一個隻領俸祿而沒有實際職掌的差遣。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完成了《資治通鑒》的編撰，上表進呈于宋神宗。從治平三年（1066年）設局修書開始，至此已經過去了19年，他離開京師也已經15年。那是司馬光從48歲到63歲的15年，對於從事史書著述來說，或許是一個黃金年齡段。
司馬光將自己的後半生基本上奉獻給了編撰《資治通鑒》的事業。但是，他並非與世隔絕地在修書，而是密切關注著從熙寧新法到元豐改制的朝廷政治動向，以修書這樣一種特殊方式參與到政治之中。正如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所說，“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宋神宗也始終關注著其修書的進展，沒有棄之不顧。南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24記載：
又其即位之初也，獨以潁邸舊書賜司馬光。逮光不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鑒》，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趨之。熙甯中，初尚淄石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其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
邵博的祖父邵雍是司馬光的好友，父親邵伯溫更師事司馬光，所以邵氏對司馬光的評價多有溢美，但書中所記神宗對司馬光的眷顧當是事實。畢竟，北宋時期的史學與政治並無疏隔，司馬光所依託編撰《資治通鑒》的書局，與王安石所依託主持變法的制置三司條例司，實際上是宋神宗施政的一隱一顯兩個智囊機構。
《資治通鑒》是在北宋錯綜複雜政治背景下奉敕編撰完成的史書。雖然司馬光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而求居閒職專意編書，書中也有不少內容和議論有著針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認為此書是政治鬥爭的產物或結晶。司馬光編撰此書，是為了給重視自己的神宗皇帝提供歷史借鑒，而不是專門為了打擊王安石的。其“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這部史學巨著中無疑得到了很好的實現。
三、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並未影響《資治通鑒》的史學地位
至於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和矛盾，無論是他們的師長輩如歐陽修，還是他們的學生輩如蘇軾，都無法做出清晰的是非判斷，遑論千年之後的當今讀者！陳寅恪所說的“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或許是歷來政治家和讀書人的共同選擇。司馬光的守道自律、老成持重，與王安石的不畏浮雲、銳意進取，都體現了宋代士大夫開誠佈公、敢於擔當的精神。當司馬光給王安石去信告誡他要慎重用人、防止被小人所利用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懂得“知人論世”的政治家。當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響亮地答覆司馬光，“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義無反顧的改革家。
元豐七年（1074年）年底，因為編撰完成《資治通鑒》之功，宋神宗任命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意在複用。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五月，司馬光被任命為門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擔任了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成為宰相。68歲的司馬光在做了八個月的宰相後，因病去世。
司馬光的晚年和身後，都陷入到激烈的黨爭之中。但是，《資治通鑒》一書卻一直受到重視。因為，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鑒》的過程中，能夠注意將個人的憤激之論與歷史的資治價值區分開來，將傳統史學的鑒戒功能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編修期間相對遠離政治，也使得此書的史事選擇與歷史情懷能夠超越于其時的政治鬥爭，真正做到“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
無論從中國史學發展史來說，還是從當今吸取歷史上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來說，《資治通鑒》都是不可替代的。自宋朝以後，此書就不斷受到推崇，即是由於此書可以“資治”，無論對於治國理政還是修身齊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曾國藩《致某書》說得更加直接：“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論事）能竊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閣下若能讀此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墜。”《資治通鑒》在當今依然具有顯著的資治功能，除了據以瞭解中國古代的國家盛衰、民生利害，還可以在領導藝術、用人之道以及人生修養等方面給我們以啟迪和借鑒。
綜括言之，《資治通鑒》是宋朝以前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我們學習傳統政治智慧的最好入門之作。書中總結的有關治亂興衰的“經世大略”，無疑是以治國理政為主體的管理學的最高層次。甚至可以說，是否用功研讀過《資治通鑒》，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衡量政治人才的一個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