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奎勝
晉南史稱平陽， 地處黃河東岸， 汾水之畔,民風淳樸,人傑地靈， 是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 晉南是堯舜禹古都， 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 自古以來社會經濟十分發達， 文化底蘊非常深厚。 晉南不僅有以文明始祖堯廟、黃河壺口瀑布、洪洞大槐樹等為代表的根祖文化， 而且還有著以關公文化為代表的晉商文化。
現在一說到晉商和晉商文化， 人們大都認為以晉中為代表， 人們印象中就會出現晉中幾個大院和平遙古城,晉中也自稱為“晉商故里”、“天下最富”。 但是， 歷史事實卻大相徑庭。
晉南人自古善於經商， 這在史書中屢有記載。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歷史和鹽》中考證出，
鹽不僅是百姓的生活必需品， 而且是封建社會最重要的利潤豐厚的商品， 因而也一直是由政府控制的專賣品。 據史料記載,到宋朝僅一個解州鹽池的收入， 竟占到宋王室總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
鹽商就這樣自然而然地拉開了晉商的序幕。 第一位出現的晉南鹽商叫膠鬲。 孟子在《孟子告子篇》論述：“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膠鬲是後來人們供奉的三位鹽宗之一，
據《易·繫辭》記載， 早在先秦時代,平陽就開始了“日中為市， 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貨，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的商業交易活動。 晉文公推行“輕關易道， 通商寬農”的經濟政策， 使關卡暢通， 經貿發達， 使晉都故絳(晉南翼城、絳縣一帶)成為“天下熙熙， 皆為利來， 天下儴儴， 皆為利往”的商貿中心， 當時的富商大賈， 其財足以“金玉其事， 文錯其服，
絳縣晉文公幕
秦漢時代， 平陽已成為我國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場。 到了宋代， 平陽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 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 據《馬可波羅行記》稱， 元代“從太原到平陽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
晉商到明代開始“結夥成幫”， 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稗類鈔》：“亢氏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明代開中制後，晉商大多都是晉南鹽商，平陽的亢氏，蒲州的張氏、王氏、展氏積累起大量財富時，晉中的王家、范家、常家、喬家都還沒有起步。
平陽商幫在明代就有“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之譽，是晉商中率先發展、居於首位、實力最為雄厚的代表性商幫。北京創建于明代的商人會館共12個，屬於今臨汾市範圍的就有臨襄會館、臨汾東館、臨汾西館、晉翼會館、洪洞會館、浮山會館、襄陵會館等7個。由此可見，明代在北京的平陽商人勢力之大。
明清時期，平陽府亢氏人稱“亢百萬”，是“富可敵國”的全國首富，與襄汾縣師莊尉家、北柴王家、南趙楊家、南高劉家並稱晉商五大豪富。據《清稗類鈔》記載，“山西富室，多以經商起家。平陽亢氏號稱數千萬兩，實為最巨”。《山西通史》（明清卷）記載：臨汾亢家，“蓄資以七八千萬計”；“襄汾的尉、王、劉、楊等家族資產也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尤其是尉家在鼎盛時期日進鬥金”。而晉中的侯、曹、喬、渠、常、劉諸姓人家鼎盛時期資產僅在七八百萬兩到百萬兩，與平陽商幫不在同一檔次。況且晉中的幾大家族主要興盛於清朝中葉以後的一百多年間,而平陽幫則稱雄明清兩個朝代及民國時期長達500年之久。
晉南還是晉商興起的精神之源，晉商成功的精神起點。這個精神源泉和起點就是關公精神和關公文化。關公關雲長的老家就在平陽府運城解州鹽池附近的常平村。關公崇拜是晉商一個獨有的現象。關公成為晉商心目中誠信忠義的化身，尊為武財神。晉商所到之處，以會館為載體，到處建關帝廟。全國多達30余萬座，幾乎百里一座。晉商以關公作為精神支柱，以關公的義氣來教育和約束同鄉、團結同行，借助關公的神武保護財產安全和經營昌隆。關公是晉商商業人格昇華的催化劑，關公是晉商商幫團結的粘合劑，關公是晉商文化的載體或符號，關公就是晉商在商戰中的道德信用卡。
通過對已收集到的晉商史料總體分析，為了更加直觀地說明問題，我把晉商稱雄中國商界500年的漫長歷史，特意劃分為以下三個時段：
第一時段：自明初至清朝中葉300多年間，是平陽商幫一枝獨秀的時代。明朝是晉商崛起的早期階段，率先衝鋒陷陣的主力軍就是平陽商幫。
明代隆慶、萬曆年間，運城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族，三家聯姻為親戚，結成了鹽商團夥，控制了河東、長蘆兩處鹽利，具有一定的壟斷性。明代平陽府還有許多著名商人，如滄州鹽商展玉泉，長蘆鹽商王海峰，專門在甘肅一帶經營糧草、輸糧換引的範世逵，一直在西北經營的曲沃富商李明性，在遼東經商的安邑人王璽，活躍在吳越冀豫間的席銘，另外還有洪洞李家、劉家、董家，襄陵的喬家、高家等。臨汾趙家兄弟創自明朝正統年間元年（西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型大小“六必居”，距今已有580年的歷史；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老字型大小“都一處”、“樂仁堂”、“紅星二鍋頭”等都是臨汾、浮山等地的晉商首創和經營的。
這一時期平陽商幫的傑出代表是臨汾亢家。亢家既是大鹽商，又是大錢商、大糧商和大地主，在華北佔有良田百萬畝，其生意壟斷華北，輻射全國。《中國經濟全書》稱：“亢氏……，凡二百餘年，其家運之隆盛，可謂極矣。”許指嚴所撰的《象牙焚身錄》記載，乾隆皇帝曾說：“朕向以為天下之富，無過鹺商；今聞亢氏，則猶小巫之見大巫也！”
曹聚仁先生在他的散文集《萬里行記》中曾講：“百年以前，揚州是中國最熱鬧的大城市，與西 安、北京、洛陽齊名，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與巴黎、倫敦、羅馬、比利時的安特衛普並列，可見其繁榮程度。”而鹽是當時最重要的商品，明清兩淮鹽商的總數，當以千百計。關於明清揚州鹽商中的巨富，歷來有“北安西亢”或“南季北亢”之說。北安是指當時的鹽務總商安氏，是兩淮鹽商中的頭面人物，亢氏與安氏齊名，亢氏在兩淮鹽商中的資本和權勢可想而知。“南季”指江蘇泰興季氏。“西亢”“北亢”均指山西平陽（今臨汾）亢其宗及其家族。孫靜安《棲霞閣野乘》卷下有《季亢二家之富》條，說：“江南泰興季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於天下。”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卷三“富室”稱：“康熙時，平陽亢氏，泰興季氏，皆富可敵國，享用奢靡，埒(lie)于王侯。”《揚州畫舫錄》卷九對鹽商亢氏在揚州的龐大家業，有這樣一段記敘：“亢園（揚州瘦西湖前身）在小秦淮。初，亢氏業鹽，與安氏齊名，謂之‘北安西亢’。亢氏構園城陰，長裡許，自頭敵臺起，至四敵臺止。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當時民間流傳著‘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
第二時段：自清朝中葉至清末一百多年間，是“北號南莊”，或者叫平（遙）祁（縣）太（穀）介（休）商幫與平陽商幫兩大商業勁旅竟輝並存的年代。晉商票號大多集中在晉中，晉商錢莊則大多集中在晉南，而且比票號產生要早得多。錢莊與票號金融匯兌功能類同，但是錢莊無論在資金規模之大、總體數量之多，還是運營時間之長，都是票號無法比擬的。據《中國實業志·山西卷》記載：“今襄汾縣汾城鎮永德泰錢莊，創建于明萬曆44年（1616年）”，也就是說，南高劉家最早經營金融資本的商號，比平遙日升昌票號（創建于清朝道光四年，1824年）要早208年。當時平祁太介商幫主要從事北方、東北、內外蒙古、俄羅斯一帶的生意，而平陽商幫則稱雄于京師、河北、中原、江浙、西南、西北及東南亞一帶。
晉商設立的錢莊和票號，被專家學者稱為中國銀行業的“鄉下鼻祖”。正象中國商業史學會會長胡平所說：“北方有票號，南方有錢莊，這預示著近代文明進入中國。這個東西呢，是土生土長的，我們的票號、錢莊還開到國外去呢，這些土生土長的東西，有它歷史上的功勞，在中國是首創的。”
這一時期平陽幫的代表人物除臨汾亢家外,還有襄汾尉家和王家。雍乾時期，尉家代表人物尉佳瞄準江、淮、山、陝“民稍寬厚”的有利環境和兩湖、安徽絲綢豐收的有利機會，從山、陝收購鐵、鹽、皮、羊、煙葉、木材等轉運兩湖、江淮，又由江淮販運絲、茶轉銷內地，由單一經營變為多種經營，由商業投資逐步變為金融投資，逐步擴大了銀號、錢莊的經營業務。並將所獲利潤投入新商號，擴大經營範圍、由坐莊轉為長途販運，號鋪由山西、河南發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揚州、蘇州、杭州富庶地區，遍佈大江南北全國18個省市。由雜貨、布匹發展為絲品、綢緞、錢莊、當鋪、鹽店等，鼎盛時期可“日進萬金”。尉家興旺的另一原因，是重視精神價值，對待店徒，平等寬厚，薄利厚薪，實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紅。為安定號員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戲班，按每天一號巡迴慰問演戲。尉佳還按時到揚、蘇等地親自主持店號。雍正時尉家延聘在揚州賣畫度生的鄭板橋為家塾教師，資助他應考科舉，直至乾隆丙辰中第進士。鄭板橋為感激尉家的知遇之恩，為尉家留下“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和“難得糊塗”等石刻墨寶．至今傳為佳話；襄汾王家王協在承辦運城鹽務時，用鉅資買得鹽池股權，從河東鹽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揚州、蘇杭等地，都開設有王家鹽號，承辦鹽業運銷，每年獲取鹽利1000萬兩，成為晉商中僅次於亢家、尉家的富商大賈，名列乾嘉時期全國巨富之列。而王協經營的河東鹽業運銷，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鹽務的企圖，維護了河東鹽業產權和稅賦收入，因功獲得乾隆的封賞。
第三時段：清末、民國至建國初期公私合營之前，是平陽幫依舊輝煌的年代。
晉中票號在清末民初先後倒閉，而晉南許多錢莊、商號卻一直延續到民國直至解放後公私合營之前。史稱“京師大賈數晉人”----北京資本最多、規模最大的糧店，就是臨汾亢家在正陽門外開設的糧店；北京的油鹽酒店，多為襄陵人經營；北京的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往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襄汾人薑贊堂在前門外興隆街開的“敬記紙莊”，是北京最早經銷平陽麻紙和西洋紙張的店鋪，業務聯通海外諸國，一度佔領全國紙業半壁江山。
這一時期平陽幫的傑出代表是襄汾南高劉家。劉家的代表人物乙亥舉人劉篤敬,從1905年到1916年之間，執掌山西工商界牛耳達十一年，擔任山西商務局總辦、山西商會會長、保晉公司總經理，山西諮議局副議長、山西議會副議長、中華礦業聯合會副會長、同蒲鐵路總辦等職。其業績已收入《山西電力工業志》、民國八年《太平縣誌》和1991年出版的《襄汾縣誌》等史志版本。
劉篤敬他積極領導爭回山西礦權運動，在與英商福公司談判中，據理力爭，挫敗英商，1908年1月代表山西商務局與英國福公司簽約贖回山西礦權，遂以275萬兩白銀將平定、盂縣、潞安、澤州、平陽各礦產贖回自辦。
劉篤敬還大膽投資現代工業，於光緒三十四年（1909年）興辦起山西第一座發電廠，即太原電燈公司，以山西第一個辦電人的光輝稱號，載入桑梓史志；他還通過好友同盟會黃興暗中大力資助辛亥革命,1912年9月孫中山到山西考察時，曾約劉篤敬長談，同盟會山西支部歡迎孫中山與山西各界名流拍照合影時，在孫中山的右側是閻錫山，而左側就是劉篤敬。由此可知劉家在山西當時各界中的地位是何等顯赫。《山西通史》卷六《人物志》稱讚劉篤敬“不愧為近代山西民族資產階級的楷模”。
這一時期晉商代表還有襄汾楊家。歷史進入清末民初，國事日非，外受列強侵略，洋貨氾濫。二三十年代，晉南各地洋布、洋面、洋煙、洋煤油、洋火柴、洋絲線、洋紙張、洋鹹鹽以至洋畫、洋書（新約全書）等洋貨，幾乎充斥市面。太平南趙楊家在此時刻，以振興民族工商業，抵制洋貨為己任，挺身而出。此時已是西北商界巨魁的楊世堂，將投資轉向現代民族工商業，並將投資地點由外地轉回報晉南家鄉。他在新絳開辦了世德永當號、世德和錢莊，在汾城開設藥鋪、古城糧店，作為迴旋門面。還在運城購買鹽池一處，在晉南十幾個縣鎮開設鹽號。以數萬銀開辦新絳火柴廠，又以巨額資金投入新絳大益紡紗廠，建立起晉南第一家股份制現代企業。太平楊家以自強不息，艱苦創業的精神，經兩代人奮鬥，一躍成為擁有數十座商號和兩個現代工廠的巨富，估計至少也有千萬銀元家產。
對於晉商所鑄就的五百年商業輝煌，我們不僅需要抬頭仰視，更需要低頭思考。學習重溫明清晉商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山西人並不一向就是那麼封閉落後，因循保守。明清時代，敢於遠離家鄉，開拓致富的山西商人，並不比沿海一帶的商人遜色，尤其是晉南平陽商幫更是晉商的傑出代表。
主要參考文獻:
1.孔祥毅《 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
2.張正明《晉商興衰史》
3.李希曾《晉商史料與研究》
4.乾隆《臨汾縣誌》
5.光緒《山西通志》
6.山西出版社《晉商史料研究》
（2014.5.2修訂於臨汾)
張奎勝，男，漢族，原籍山西省翼城縣西閆鎮張峪村人，現任山西臨汾企業聯合會·臨汾企業家協會會長。博士，企業高級培訓師，山西師大兼職教授，教授級高級經濟師。
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稗類鈔》：“亢氏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明代開中制後，晉商大多都是晉南鹽商，平陽的亢氏，蒲州的張氏、王氏、展氏積累起大量財富時，晉中的王家、范家、常家、喬家都還沒有起步。平陽商幫在明代就有“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之譽，是晉商中率先發展、居於首位、實力最為雄厚的代表性商幫。北京創建于明代的商人會館共12個，屬於今臨汾市範圍的就有臨襄會館、臨汾東館、臨汾西館、晉翼會館、洪洞會館、浮山會館、襄陵會館等7個。由此可見，明代在北京的平陽商人勢力之大。
明清時期，平陽府亢氏人稱“亢百萬”，是“富可敵國”的全國首富，與襄汾縣師莊尉家、北柴王家、南趙楊家、南高劉家並稱晉商五大豪富。據《清稗類鈔》記載，“山西富室，多以經商起家。平陽亢氏號稱數千萬兩，實為最巨”。《山西通史》（明清卷）記載：臨汾亢家，“蓄資以七八千萬計”；“襄汾的尉、王、劉、楊等家族資產也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尤其是尉家在鼎盛時期日進鬥金”。而晉中的侯、曹、喬、渠、常、劉諸姓人家鼎盛時期資產僅在七八百萬兩到百萬兩，與平陽商幫不在同一檔次。況且晉中的幾大家族主要興盛於清朝中葉以後的一百多年間,而平陽幫則稱雄明清兩個朝代及民國時期長達500年之久。
晉南還是晉商興起的精神之源，晉商成功的精神起點。這個精神源泉和起點就是關公精神和關公文化。關公關雲長的老家就在平陽府運城解州鹽池附近的常平村。關公崇拜是晉商一個獨有的現象。關公成為晉商心目中誠信忠義的化身，尊為武財神。晉商所到之處，以會館為載體，到處建關帝廟。全國多達30余萬座，幾乎百里一座。晉商以關公作為精神支柱，以關公的義氣來教育和約束同鄉、團結同行，借助關公的神武保護財產安全和經營昌隆。關公是晉商商業人格昇華的催化劑，關公是晉商商幫團結的粘合劑，關公是晉商文化的載體或符號，關公就是晉商在商戰中的道德信用卡。
通過對已收集到的晉商史料總體分析，為了更加直觀地說明問題，我把晉商稱雄中國商界500年的漫長歷史，特意劃分為以下三個時段：
第一時段：自明初至清朝中葉300多年間，是平陽商幫一枝獨秀的時代。明朝是晉商崛起的早期階段，率先衝鋒陷陣的主力軍就是平陽商幫。
明代隆慶、萬曆年間，運城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族，三家聯姻為親戚，結成了鹽商團夥，控制了河東、長蘆兩處鹽利，具有一定的壟斷性。明代平陽府還有許多著名商人，如滄州鹽商展玉泉，長蘆鹽商王海峰，專門在甘肅一帶經營糧草、輸糧換引的範世逵，一直在西北經營的曲沃富商李明性，在遼東經商的安邑人王璽，活躍在吳越冀豫間的席銘，另外還有洪洞李家、劉家、董家，襄陵的喬家、高家等。臨汾趙家兄弟創自明朝正統年間元年（西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型大小“六必居”，距今已有580年的歷史；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老字型大小“都一處”、“樂仁堂”、“紅星二鍋頭”等都是臨汾、浮山等地的晉商首創和經營的。
這一時期平陽商幫的傑出代表是臨汾亢家。亢家既是大鹽商，又是大錢商、大糧商和大地主，在華北佔有良田百萬畝，其生意壟斷華北，輻射全國。《中國經濟全書》稱：“亢氏……，凡二百餘年，其家運之隆盛，可謂極矣。”許指嚴所撰的《象牙焚身錄》記載，乾隆皇帝曾說：“朕向以為天下之富，無過鹺商；今聞亢氏，則猶小巫之見大巫也！”
曹聚仁先生在他的散文集《萬里行記》中曾講：“百年以前，揚州是中國最熱鬧的大城市，與西 安、北京、洛陽齊名，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與巴黎、倫敦、羅馬、比利時的安特衛普並列，可見其繁榮程度。”而鹽是當時最重要的商品，明清兩淮鹽商的總數，當以千百計。關於明清揚州鹽商中的巨富，歷來有“北安西亢”或“南季北亢”之說。北安是指當時的鹽務總商安氏，是兩淮鹽商中的頭面人物，亢氏與安氏齊名，亢氏在兩淮鹽商中的資本和權勢可想而知。“南季”指江蘇泰興季氏。“西亢”“北亢”均指山西平陽（今臨汾）亢其宗及其家族。孫靜安《棲霞閣野乘》卷下有《季亢二家之富》條，說：“江南泰興季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於天下。”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卷三“富室”稱：“康熙時，平陽亢氏，泰興季氏，皆富可敵國，享用奢靡，埒(lie)于王侯。”《揚州畫舫錄》卷九對鹽商亢氏在揚州的龐大家業，有這樣一段記敘：“亢園（揚州瘦西湖前身）在小秦淮。初，亢氏業鹽，與安氏齊名，謂之‘北安西亢’。亢氏構園城陰，長裡許，自頭敵臺起，至四敵臺止。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當時民間流傳著‘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
第二時段：自清朝中葉至清末一百多年間，是“北號南莊”，或者叫平（遙）祁（縣）太（穀）介（休）商幫與平陽商幫兩大商業勁旅竟輝並存的年代。晉商票號大多集中在晉中，晉商錢莊則大多集中在晉南，而且比票號產生要早得多。錢莊與票號金融匯兌功能類同，但是錢莊無論在資金規模之大、總體數量之多，還是運營時間之長，都是票號無法比擬的。據《中國實業志·山西卷》記載：“今襄汾縣汾城鎮永德泰錢莊，創建于明萬曆44年（1616年）”，也就是說，南高劉家最早經營金融資本的商號，比平遙日升昌票號（創建于清朝道光四年，1824年）要早208年。當時平祁太介商幫主要從事北方、東北、內外蒙古、俄羅斯一帶的生意，而平陽商幫則稱雄于京師、河北、中原、江浙、西南、西北及東南亞一帶。
晉商設立的錢莊和票號，被專家學者稱為中國銀行業的“鄉下鼻祖”。正象中國商業史學會會長胡平所說：“北方有票號，南方有錢莊，這預示著近代文明進入中國。這個東西呢，是土生土長的，我們的票號、錢莊還開到國外去呢，這些土生土長的東西，有它歷史上的功勞，在中國是首創的。”
這一時期平陽幫的代表人物除臨汾亢家外,還有襄汾尉家和王家。雍乾時期，尉家代表人物尉佳瞄準江、淮、山、陝“民稍寬厚”的有利環境和兩湖、安徽絲綢豐收的有利機會，從山、陝收購鐵、鹽、皮、羊、煙葉、木材等轉運兩湖、江淮，又由江淮販運絲、茶轉銷內地，由單一經營變為多種經營，由商業投資逐步變為金融投資，逐步擴大了銀號、錢莊的經營業務。並將所獲利潤投入新商號，擴大經營範圍、由坐莊轉為長途販運，號鋪由山西、河南發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揚州、蘇州、杭州富庶地區，遍佈大江南北全國18個省市。由雜貨、布匹發展為絲品、綢緞、錢莊、當鋪、鹽店等，鼎盛時期可“日進萬金”。尉家興旺的另一原因，是重視精神價值，對待店徒，平等寬厚，薄利厚薪，實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紅。為安定號員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戲班，按每天一號巡迴慰問演戲。尉佳還按時到揚、蘇等地親自主持店號。雍正時尉家延聘在揚州賣畫度生的鄭板橋為家塾教師，資助他應考科舉，直至乾隆丙辰中第進士。鄭板橋為感激尉家的知遇之恩，為尉家留下“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和“難得糊塗”等石刻墨寶．至今傳為佳話；襄汾王家王協在承辦運城鹽務時，用鉅資買得鹽池股權，從河東鹽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揚州、蘇杭等地，都開設有王家鹽號，承辦鹽業運銷，每年獲取鹽利1000萬兩，成為晉商中僅次於亢家、尉家的富商大賈，名列乾嘉時期全國巨富之列。而王協經營的河東鹽業運銷，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鹽務的企圖，維護了河東鹽業產權和稅賦收入，因功獲得乾隆的封賞。
第三時段：清末、民國至建國初期公私合營之前，是平陽幫依舊輝煌的年代。
晉中票號在清末民初先後倒閉，而晉南許多錢莊、商號卻一直延續到民國直至解放後公私合營之前。史稱“京師大賈數晉人”----北京資本最多、規模最大的糧店，就是臨汾亢家在正陽門外開設的糧店；北京的油鹽酒店，多為襄陵人經營；北京的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往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襄汾人薑贊堂在前門外興隆街開的“敬記紙莊”，是北京最早經銷平陽麻紙和西洋紙張的店鋪，業務聯通海外諸國，一度佔領全國紙業半壁江山。
這一時期平陽幫的傑出代表是襄汾南高劉家。劉家的代表人物乙亥舉人劉篤敬,從1905年到1916年之間，執掌山西工商界牛耳達十一年，擔任山西商務局總辦、山西商會會長、保晉公司總經理，山西諮議局副議長、山西議會副議長、中華礦業聯合會副會長、同蒲鐵路總辦等職。其業績已收入《山西電力工業志》、民國八年《太平縣誌》和1991年出版的《襄汾縣誌》等史志版本。
劉篤敬他積極領導爭回山西礦權運動，在與英商福公司談判中，據理力爭，挫敗英商，1908年1月代表山西商務局與英國福公司簽約贖回山西礦權，遂以275萬兩白銀將平定、盂縣、潞安、澤州、平陽各礦產贖回自辦。
劉篤敬還大膽投資現代工業，於光緒三十四年（1909年）興辦起山西第一座發電廠，即太原電燈公司，以山西第一個辦電人的光輝稱號，載入桑梓史志；他還通過好友同盟會黃興暗中大力資助辛亥革命,1912年9月孫中山到山西考察時，曾約劉篤敬長談，同盟會山西支部歡迎孫中山與山西各界名流拍照合影時，在孫中山的右側是閻錫山，而左側就是劉篤敬。由此可知劉家在山西當時各界中的地位是何等顯赫。《山西通史》卷六《人物志》稱讚劉篤敬“不愧為近代山西民族資產階級的楷模”。
這一時期晉商代表還有襄汾楊家。歷史進入清末民初，國事日非，外受列強侵略，洋貨氾濫。二三十年代，晉南各地洋布、洋面、洋煙、洋煤油、洋火柴、洋絲線、洋紙張、洋鹹鹽以至洋畫、洋書（新約全書）等洋貨，幾乎充斥市面。太平南趙楊家在此時刻，以振興民族工商業，抵制洋貨為己任，挺身而出。此時已是西北商界巨魁的楊世堂，將投資轉向現代民族工商業，並將投資地點由外地轉回報晉南家鄉。他在新絳開辦了世德永當號、世德和錢莊，在汾城開設藥鋪、古城糧店，作為迴旋門面。還在運城購買鹽池一處，在晉南十幾個縣鎮開設鹽號。以數萬銀開辦新絳火柴廠，又以巨額資金投入新絳大益紡紗廠，建立起晉南第一家股份制現代企業。太平楊家以自強不息，艱苦創業的精神，經兩代人奮鬥，一躍成為擁有數十座商號和兩個現代工廠的巨富，估計至少也有千萬銀元家產。
對於晉商所鑄就的五百年商業輝煌，我們不僅需要抬頭仰視，更需要低頭思考。學習重溫明清晉商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山西人並不一向就是那麼封閉落後，因循保守。明清時代，敢於遠離家鄉，開拓致富的山西商人，並不比沿海一帶的商人遜色，尤其是晉南平陽商幫更是晉商的傑出代表。
主要參考文獻:
1.孔祥毅《 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
2.張正明《晉商興衰史》
3.李希曾《晉商史料與研究》
4.乾隆《臨汾縣誌》
5.光緒《山西通志》
6.山西出版社《晉商史料研究》
（2014.5.2修訂於臨汾)
張奎勝，男，漢族，原籍山西省翼城縣西閆鎮張峪村人，現任山西臨汾企業聯合會·臨汾企業家協會會長。博士，企業高級培訓師，山西師大兼職教授，教授級高級經濟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