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鉤
沈括與蘇頌， 可謂是北宋科技史上的雙子星座。 沈括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 對天文、曆法、地質、光學、醫學、數學等領域都有過探索，
可與沈括比肩的蘇頌， 則在天文與器械製造方面取得超人的成就， 他設計與組裝的水運儀象台， 是一個集觀測天象、計算時間、報告時刻諸功能於一體的自動化天文機械， 率先使用了擒縱裝置， 由水動力驅動， 一晝夜渾象自轉一圈；每到一定時刻， 就有木人自行出來敲鐘擊鼓、報告時刻、指示時辰。
有意思的是， 沈括屬於新黨陣營， 蘇頌則比較同情舊黨。 不過今天我們並不打算討論沈、蘇二人的政治立場，
熙甯—元豐年間， 蘇頌曾擔任開封府知府， 但在元豐初年， 他就被宋神宗貶到小郡濠州（今安徽鳳陽）當知州。 蘇頌之所以被貶謫， 是因為受到禦史舒亶的彈劾。 眾所周知， 舒亶是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新黨中人， 也是一名在人格上有污點的小人， 因此， 他彈劾蘇頌， 一直被認為是黨爭的表現， 是對蘇頌的構陷， 比如歷史作家曾紀鑫便認為， 蘇頌以前得罪過變法派的李定， 而李定與舒亶是同盟， 二人便合謀計算蘇頌， 製造了這麼一起冤案。
但證之史料記述， 我們很難說蘇頌被貶是受了冤枉。 勿甯說， 是蘇頌自己犯了錯誤， 才被禦史彈劾。 事情得從開封府下轄祥符縣的知縣孫純說起。
元豐元年十月， 孫純因為升任梓州路（今川北）提舉常平官， 需要一筆錢赴任（大概是作為盤纏吧）， 便找大相國寺住持行親借錢。 行親以前替孫純“主治田產”， 兩人是舊識。 老朋友要借錢， 行親也不便拒絕， 便挪用了寺中公款“常住錢”一百貫， 借給孫純。 所謂“常住錢”， 是指寺院的公有錢物， 而非住持個人的財產。
行親挪用“常住錢”借人這事兒， 不想被相國寺僧人宗梵發覺了， 宗梵便到開封府控告主持行親“輒持百千出， 疑有奸”。 但蘇頌不受理這一訴訟， 駁回訴狀說：“宗梵所告之事並不關己， 沒有訴權；寺廟常住錢也非官錢， 官府不應干預。 ”並以誣告為理， 將宗梵打了一頓板子， 打發回去。 而孫純聽說宗梵檢控， 也趕緊將錢還給了行親。
禦史舒亶得悉此事，
神宗一聽， 震怒：這還了得， “輦轂之下， 近臣敢以情勢撓法， 審如此， 則不可不治”。 立即委派同判刑部員外郎呂孝廉、權大理少卿韓晉卿“于同文館置司”， 在同文館成立臨時法庭， 徹查此事。 北宋同文館為接待高麗使團的館舍， 因房屋寬敞， 又常閒置， 時常被大理寺等司法機關借用來作為審案之所。
這時蘇頌也“自請罷職”， 接受調查。 宋神宗於是任命翰林學士兼侍讀許將“權發遣開封府”，
經查， 禦史舒亶的指控屬實， 而且發現孫純原為蘇頌“女婿堂妹之子”， 開封府判官徐大方、推官許彥先曾密諭孫純償還行親貸款。 呂孝廉與韓晉卿當即裁定蘇頌“坐失出杖罪”。 但舒亶又抗訴， 認為孫純與蘇頌“實為近親， 不可以失論”， 這不是“失出人罪”， 而是更嚴重的“故出人罪”。
神宗皇帝最後採納了舒亶的主張， 以“故出杖罪”降了蘇頌的官階， 徒知濠州；孫純“奪一官， 並勒停”， 降一級官階， 並且停職， 提舉常平官顯然是當不成了；徐大方、許彥先“沖替”， 一併降職；韓晉卿、呂孝廉也“坐理斷不當， 各罰銅二十斤”。
蘇頌其實是一名正直的官員， 但孫純事件的發生又顯示這個正直之人也有性格弱點， 那就是比較容易同情朋友， 有時候難免會徇私。那舒亶對蘇頌的彈劾是不是出於黨爭的動機呢？我們很難證實（或證偽）一個人的動機為何，但我想說，即便舒亶出於黨爭立場而發起彈劾，也無可厚非，因為他並沒有構陷，倒是蘇頌對孫純案的處理，確實授人以柄了。
有時候難免會徇私。那舒亶對蘇頌的彈劾是不是出於黨爭的動機呢？我們很難證實（或證偽）一個人的動機為何，但我想說，即便舒亶出於黨爭立場而發起彈劾，也無可厚非，因為他並沒有構陷，倒是蘇頌對孫純案的處理，確實授人以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