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 字紱丞， 湖南瀏陽人， 歷史對他的定義為晚清“政治活動家”。 150年前， 1867年5月12日， 草長鶯飛的晚春， 他生在湖南瀏陽縣城孝義裡。 1900年8月22日， 一葉初黃的早秋， 他死于湖北武昌紫陽湖畔。
這個33歲的年輕人， 親歷過維新運動、戊戌政變、自立軍起義等重大政治事件， 踏足過四川、兩湖， 上海、香港、南洋、日本等世界各洲多地， 他見證了中國近代化歷程中最艱辛的過程。
他心向光明因而無懼黑暗， 但為了讓更多人走出時代之黑暗， 他以及他身邊的一大批戰友們， 選擇率先死在了黑暗的裡面。
尺書珍重九回腸， 自古詩人總異鄉
唐才常自小聰穎過人， 在父親唐壽田的親自教誨下， 七歲可作詩， 八歲能作文。 二十歲之年， 更是以縣、府、道三試均名列第一而成為瀏陽兩百餘年中唯一的“小三元及第”。
十一歲時， 他認識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摯友譚嗣同。 譚嗣同亦是瀏陽人， 大他兩歲， 這年是其第一次從出生地北京回到家鄉瀏陽。 這個剛剛經歷了因瘟疫而致親人紛紛離世的孤獨少年， 對唐才常一見如故、引為摯交， 並帶他拜在了自己老師瀏陽大儒歐陽中鵠的門下。
出身于封疆大吏家庭的譚嗣同， 卻從未與家庭貧寒的唐才常產生任何隔閡， 兩位小同窗互相切磋、形影不離、情誼深厚。
眾所周知譚嗣同擅彈古琴， 曾以家中被雷劈倒的梧桐樹製成“崩霆”“殘雷”二琴，
唐才常
因為家境貧寒又欠外債， 唐才常早早就踏上了賺錢謀生的道途。 二十五歲時， 他應四川學政瞿鴻禨聘請， 背井離鄉前往成都謀職。 歷經千難萬險入川之後， 初離家鄉的少年非常掛念家中親人， 幾乎封封信末尾問及父親、祖母、弟弟們安好。 並且， 還將自己薪金悉數寄回家中， “茲由蔚豐厚匯回足紋銀一百兩”， “前匯回長平銀一百兩”， “今只能匯回二百金”， 這樣的句子在他的家信中比比皆是。 而他本人， 卻因衣服“太不雅觀”、書籍“需加制添購”， 也只能“俟手中寬綽時， 再行購辦”。
在蜀中的歲月裡， 他甚至很少上街遊覽、也幾乎不與人聚會飲酒， 只有清心讀書、閱卷、教課。 唯一的樂趣， 就是偶得古書碑拓， “每一展閱，
1894年， 因想去張之洞開辦的兩湖書院讀書， 唐才常與譚嗣同前往武漢參加入學考試， 然而名額只剩一人， 譚嗣同由於晚到故而將名額讓給唐才常。 在書院讀書的日子裡， 唐才常體會到了“游息自如， 了無束縛， 可謂極人生自然之樂”;而譚嗣同則寫下“嗣同生平未做過一件快意事”這樣的句子， 他終生無緣入任一書院讀書。
因家境貧寒， 唐才常兩湖讀書期間還曾託付譚嗣同幫其謀求工作， 並還在急需用錢之時求助於譚嗣同。 作為自己“二十年刎頸交”的同窗摯友， 譚嗣同不僅放下面子東奔西跑為其聯繫工作，
在兩湖書院讀書期間， 因天賦極高， 且刻苦好學， 考試每每名列前茅， 唐才常深得張之洞器重。 他這在裡讀彼得大帝、讀明治維新， 讀西方的民權學說， 兩湖書院畢業時， 他已經28歲。
任公之硯佛塵贈， 兩君石交我作證
甲午戰後， 中國遭到史無前例之浩劫， 唐才常與譚嗣同“徹夜不寐， 熱血盈腔， 苦無藉手， 泣數行下。 ”但牛衣對泣並不能救國， 兩個年輕人決定在家鄉瀏陽興辦格致算學館以求實學救亡。
譚嗣同
他們上書湖南學政江標，請求設立算學館，專門教習數理化知識，將“尊重西人之實學”與“救國保種”融為一體，致使瀏陽成為湖南新學之先鋒。唐才常曾自豪地說：“湘省直中國之萌芽，瀏陽直湘省之萌芽，算學又萌芽之萌芽耳。”
1897年，唐才常又作為《湘學報》之主筆，寫下大量開啟民智、放眼世界、呼籲科學之文章。那時，譚嗣同正在南京任官，對於好友所辦的報紙他最是上心。他曾在暴雨交加之夜獨往鐘山書院山長繆荃孫家中，托其幫唐才常銷售報紙，並將售報所得資金第一時間悉數匯給唐才常。
《湘學報》書影
不久後，在湖南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鄉紳熊希齡等人之努力下，湖南新政的宣傳陣地時務學堂成立。學堂的骨幹力量熊希齡時年27歲，譚嗣同32歲，唐才常30歲，而總教習靈魂人物梁啟超只有24歲。這批年輕有為的熱血青年如奮發蹈厲之火焰一般，于風雲際會中燃起了湖南新生的力量。他們與學生是師生更是戰友，蔡鍔、林圭、田邦璿、秦力山、李炳寰等自立軍起義的骨幹將領，都出自當時的時務學堂。
在時務學堂中，因譚嗣同介紹，唐才常首次與梁啟超相識。初次見面，唐才常贈給梁啟超一方家鄉瀏陽特產菊花硯，並由譚嗣同親自撰寫硯銘詩，硯銘為：“空華了無真實相，用造莂偈起眾信。任公之硯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其中任公是梁啟超的號，佛塵是唐才常的字。
時務學堂教習(左二譚嗣同 右二唐才常)
當時湖南學政江標素與譚梁交好，在他外調離湘之時前往學堂與舊友話別，正巧看到唐才常贈給梁啟超的硯和譚嗣同所題的詩銘，忍不住多留一日，親手將此銘刻於硯上。後譚梁唐三人送別江標于江上，卻不知此為他們最後一次會面。
多年以後，唐才常、譚嗣同、江標均已不在人世，梁啟超心心念念的只有這方見證著四人友誼的菊花硯。然而，當年他東渡日本之時，臨行匆匆，竟將此硯遺失。他曾遺憾說到：
數年來，所出入魂夢者，惟一菊花硯。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歿矣，而此硯複飛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念之淒然。
丈夫重意氣，孤劍何雄哉
1898年8月，譚嗣同進京任軍機章京參與維新變法，不知是否心有預感，譚唐人在長沙鄭重飲酒分別，並且，譚嗣同還趁酒酣口占詩兩句：“三戶亡秦緣敵愾，勳成犁掃兩昆侖。”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見面，但卻不是二十年深情厚誼之永訣。
戊戌政變前夕，譚嗣同曾致電唐才常邀其進京共商政事，但當唐才常行抵武漢，卻驚聞譚嗣同因不願出走而在菜市口刑場慘遭清政府殺害，並留獄中絕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聞知這一噩耗，他悲憤交加，錐心泣血地寫下挽聯：
與我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台，漫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
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群陰構死，甘永拋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
譚嗣同一生文武兼習、儒佛雙修，造詣非凡，他正如敦煌佛曲中所描述的文殊菩薩一般，騎獅赴法場，且以昆侖奴二人為侍從。
史學家劉泱泱曾分析，“去留肝膽兩昆侖”句中的“兩昆侖”，即當指唐才常。譚唐二人志向相投、肝膽相照且相識二十年之久，譚嗣同此絕筆詩所指當非唐才常莫屬。
唐才常曾在送別時務學堂教習歐榘甲、韓文舉、葉覺邁時寫下過詩作《俠客篇》：
丈夫重意氣，孤劍何雄哉。
良宵一燈青，啼匣風雨哀。
不斬仇人頭，不飲降王杯。
仰視天沉陰，攬衣起徘徊。
民賊與鄉願，頸血污人來。
我聞日本俠，義憤幹風雷。
幕府權已傾，群籓力亦摧。
翻然振新學，金石為之開。
觥觥三傑士，市骨黃金台。
回首痌支那，消歇無良材。
庸中或錚佼，狺狺紛疑猜。
我輩尊靈魂，四大塵與灰。
生死何足道?殉道思由回。
岳岳三君子，蘊德妒瓊瑰。
浩然決歸志，棄我溝中埃。
前席以置詞，恨血斑雲罍。
歡會不可常，轉眄黃髮衰。
湖山那歌舞，霧霿何昏埋!
籲嗟二三子，奴券驚相催。
要當捨身命，眾生其永懷。
從“仰視天沉陰，攬衣起徘徊”到“要當捨身命，眾生其永懷”，唐才常與譚嗣同“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他們堅信“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血流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併發宏願“誓救同類，極於力所可止。”
然而，這新舊兩黨的血流遍地，流的卻只是他們自己的血。雖說儘管“殺身滅族”仍在所不惜，但在危機關頭，譚嗣同仿照父親筆跡寫下痛斥自己的家書，因而保全自己全家未有一人受到株連;唐才常亦在舉義後將一家老小從故鄉接走以保他們倖免於難，兩人自是同樣重情重義。
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
譚嗣同遇難後，唐才常回到湖南簡單料理家事，令其弟唐才質將所有來往書信全部燒毀以防後患，但卻叮囑其留好譚嗣同所有的生前信箋：“來往信劄，有關時事者，皆付丙丁，惟壯飛之書宜留。”
之後，唐才常急赴上海，並轉赴香港、新加坡、日本各處，與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均建立聯繫，意圖聯合各方在長江流域發動大規模勤王起義。康有為曾回憶道：“嗣同蒙難，才常憤痛，日思復仇，以救聖主，拯中國。”這不僅是對摯友慘死之悲憤，更是對摯友志向之繼承。
然而，康有為和他的保皇會澳門總局對唐才常聯合大舉計畫的反應卻並不積極，但梁啟超卻主張全力支持唐才常這一計畫。
晤康之後，唐才常再次回到中國，但卻在故鄉瀏陽遭到了頑固派毆打並受傷。一心惦記著大計的他沒顧上休息，又再次奔赴香港、南洋、日本各地，並經過同鄉畢永年介紹，與孫中山在橫濱晤面。
1899年5月，唐才常與康有為、梁啟超在日本橫濱成立自立會，並把口號定為：
萬象陰霾打不開，洪羊劫運日相催。
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
保皇黨有錢，革命黨有人，這都是唐才常需要的。並且對於唐才常這樣在湖南一呼百應的豪傑，保皇黨和革命黨也都會刻意拉攏以為己用。
那時，原時務學堂的林圭、蔡鍔、蔡鐘浩、范源廉、田邦璿、李炳寰、唐才質以及廣東人馮自由、鄭貫一等二十余學生正在日本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就讀，這批年輕有為的青年俊傑“日夕高談革命”，並且許多人以羅伯斯庇爾、華盛頓自命。唐才常很快吸納了這股年輕的力量，銳意回國發難，並選擇兩湖作為突破口。
1899年9月，在他們回國舉事的前夕，梁啟超和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紅葉館為他們舉行餞別會。這天之餞別，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氣氛，據與會者陳少白說：“大家見過面，把酒暢談，真是悲壯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梁啟超為自立會活動籌得了大量款項，他曾致書唐才常：“一月以後，必有萬金左右寄上，幸勿為念。”這兩位因譚嗣同而得以熟識的好友，在譚嗣同罹難之後，亦滿懷肝膽相照之情誼。
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濺荒丘
1899年12月，在唐才常策劃下成立了正氣會，會址設在上海英租界新馬路東文譯社。並於1900年7月在上海愚園召開國會。但會上爭執激烈，因政見不合章太炎斷發離去。
在複雜的情況下，唐才常組建了自立軍。並在庚子大亂期間加緊武裝起事的準備，于漢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設立自立軍機關總部，將各地自立軍武裝分為中、前、後、左、右各軍及總會親軍、先鋒營。計畫於8月9日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同時起兵發難。
然而，由於資金幾乎耗盡，保皇會答應的匯款又遲遲未到，軍械奇缺。並且唐才常曾是湖廣總督張之洞之門生，二人有師生之誼，再加上時局未明，張之洞正在觀望。但到自立軍起事前，張之洞又決計投回清廷懷抱，剿滅自立軍。
8月21日晚，張之洞下令包圍唐才常、林圭住所和設在漢口李慎德堂的自立軍總部，並於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
唐才常被捕時，“面無懼色，仍時與其同志談笑自若”，據回憶，他甚至在從漢口押往武昌過江的船上抬頭仰望滿天星辰，並歎到：“好星光啊。”
他還曾作詩一首：
新亭鬼哭月昏黃，我欲高歌學楚狂。
莫謂秋風太肅殺，風吹枷鎖滿城香。
徒勞口舌難為我，剩好頭顱付與誰?
慷慨臨刑真快事，英雄結束總為斯。
之後，他被曾經的老師、兩湖書院的籌辦者張之洞押解到湖北巡撫署中進行審訊。而六年前，譚嗣同之父譚繼洵任湖北巡撫時，巡撫署卻是他與譚嗣同經常相聚之所。他作詩道：“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濺荒丘。”
之後，這個與譚嗣同“少同游、長同志、訂為生死交”的年輕人在寫下“湖南丁酉拔貢唐才常，為救皇上複權，機事不密請死”21字“供狀”之後，於8月22日被張之洞殺害于武昌紫陽湖畔。臨刑時，他不避鋒刃，“就義之時，神色不變，慷慨如平生，臨絕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才常之慷慨，並不輸於他“臨刑神采奕奕、神色不變、談笑自若”的摯友譚嗣同，因為“前赴後繼”這個詞，原就是這樣決絕與悲壯。
與唐才常一同起事的原時務學堂學生林圭曾被譚嗣同譽為“造勢之英雄”，時位居自立軍中軍統領，也一同遇難，年僅二十五歲。二十餘位起事同遇難者一齊被葬于武昌洪山之旁，題名為庚子革命烈士墓。生可作同衾，死亦能同眠。
庚子革命烈士墓
作為開啟時代的早期革命者，他們單純而又天真，或許分不清盟友和敵人，也看不清腳下的道路，只能一步一步用生命去做試驗和探索。理想主義火焰太過於微弱，照不亮漆黑的夜，也無法喚醒更多的人。最終，他們只能把自己燃成一團火炬。
或許是歷史的巧合，譚嗣同與唐才常這兩位摯友都在三十三歲的年紀裡終結在斷頭臺上。現如今，瀏陽老城有兩條路，一條名為嗣同路，一條名為才常路，它們交匯在瀏陽河邊上，見證著曾經和過往。二人的以前的學生蔡鍔為他們寫成挽聯：“前後譚唐殉公義，國民終古哭瀏陽。”
嗣同路，才常路
寫完擱筆，仰望夜空，恰見漫天好星光。
天上死去的星星，
依舊在夜空閃亮，
穿越千萬年的光，
陪伴在我的身旁，
有些溫度不會被遺忘。
他為他而死，死在千般流轉的絢麗星光下，只惟願此二位情深義重之先賢：
願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潔。
本文參考文獻
感謝作者張維欣授權發佈
譚嗣同
他們上書湖南學政江標，請求設立算學館，專門教習數理化知識，將“尊重西人之實學”與“救國保種”融為一體，致使瀏陽成為湖南新學之先鋒。唐才常曾自豪地說：“湘省直中國之萌芽，瀏陽直湘省之萌芽，算學又萌芽之萌芽耳。”
1897年，唐才常又作為《湘學報》之主筆，寫下大量開啟民智、放眼世界、呼籲科學之文章。那時，譚嗣同正在南京任官，對於好友所辦的報紙他最是上心。他曾在暴雨交加之夜獨往鐘山書院山長繆荃孫家中，托其幫唐才常銷售報紙，並將售報所得資金第一時間悉數匯給唐才常。
《湘學報》書影
不久後，在湖南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鄉紳熊希齡等人之努力下，湖南新政的宣傳陣地時務學堂成立。學堂的骨幹力量熊希齡時年27歲，譚嗣同32歲，唐才常30歲，而總教習靈魂人物梁啟超只有24歲。這批年輕有為的熱血青年如奮發蹈厲之火焰一般，于風雲際會中燃起了湖南新生的力量。他們與學生是師生更是戰友，蔡鍔、林圭、田邦璿、秦力山、李炳寰等自立軍起義的骨幹將領，都出自當時的時務學堂。
在時務學堂中，因譚嗣同介紹，唐才常首次與梁啟超相識。初次見面，唐才常贈給梁啟超一方家鄉瀏陽特產菊花硯，並由譚嗣同親自撰寫硯銘詩，硯銘為：“空華了無真實相，用造莂偈起眾信。任公之硯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其中任公是梁啟超的號，佛塵是唐才常的字。
時務學堂教習(左二譚嗣同 右二唐才常)
當時湖南學政江標素與譚梁交好，在他外調離湘之時前往學堂與舊友話別，正巧看到唐才常贈給梁啟超的硯和譚嗣同所題的詩銘，忍不住多留一日，親手將此銘刻於硯上。後譚梁唐三人送別江標于江上，卻不知此為他們最後一次會面。
多年以後，唐才常、譚嗣同、江標均已不在人世，梁啟超心心念念的只有這方見證著四人友誼的菊花硯。然而，當年他東渡日本之時，臨行匆匆，竟將此硯遺失。他曾遺憾說到：
數年來，所出入魂夢者，惟一菊花硯。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歿矣，而此硯複飛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念之淒然。
丈夫重意氣，孤劍何雄哉
1898年8月，譚嗣同進京任軍機章京參與維新變法，不知是否心有預感，譚唐人在長沙鄭重飲酒分別，並且，譚嗣同還趁酒酣口占詩兩句：“三戶亡秦緣敵愾，勳成犁掃兩昆侖。”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見面，但卻不是二十年深情厚誼之永訣。
戊戌政變前夕，譚嗣同曾致電唐才常邀其進京共商政事，但當唐才常行抵武漢，卻驚聞譚嗣同因不願出走而在菜市口刑場慘遭清政府殺害，並留獄中絕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聞知這一噩耗，他悲憤交加，錐心泣血地寫下挽聯：
與我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台，漫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
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群陰構死，甘永拋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
譚嗣同一生文武兼習、儒佛雙修，造詣非凡，他正如敦煌佛曲中所描述的文殊菩薩一般，騎獅赴法場，且以昆侖奴二人為侍從。
史學家劉泱泱曾分析，“去留肝膽兩昆侖”句中的“兩昆侖”，即當指唐才常。譚唐二人志向相投、肝膽相照且相識二十年之久，譚嗣同此絕筆詩所指當非唐才常莫屬。
唐才常曾在送別時務學堂教習歐榘甲、韓文舉、葉覺邁時寫下過詩作《俠客篇》：
丈夫重意氣，孤劍何雄哉。
良宵一燈青，啼匣風雨哀。
不斬仇人頭，不飲降王杯。
仰視天沉陰，攬衣起徘徊。
民賊與鄉願，頸血污人來。
我聞日本俠，義憤幹風雷。
幕府權已傾，群籓力亦摧。
翻然振新學，金石為之開。
觥觥三傑士，市骨黃金台。
回首痌支那，消歇無良材。
庸中或錚佼，狺狺紛疑猜。
我輩尊靈魂，四大塵與灰。
生死何足道?殉道思由回。
岳岳三君子，蘊德妒瓊瑰。
浩然決歸志，棄我溝中埃。
前席以置詞，恨血斑雲罍。
歡會不可常，轉眄黃髮衰。
湖山那歌舞，霧霿何昏埋!
籲嗟二三子，奴券驚相催。
要當捨身命，眾生其永懷。
從“仰視天沉陰，攬衣起徘徊”到“要當捨身命，眾生其永懷”，唐才常與譚嗣同“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他們堅信“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血流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併發宏願“誓救同類，極於力所可止。”
然而，這新舊兩黨的血流遍地，流的卻只是他們自己的血。雖說儘管“殺身滅族”仍在所不惜，但在危機關頭，譚嗣同仿照父親筆跡寫下痛斥自己的家書，因而保全自己全家未有一人受到株連;唐才常亦在舉義後將一家老小從故鄉接走以保他們倖免於難，兩人自是同樣重情重義。
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
譚嗣同遇難後，唐才常回到湖南簡單料理家事，令其弟唐才質將所有來往書信全部燒毀以防後患，但卻叮囑其留好譚嗣同所有的生前信箋：“來往信劄，有關時事者，皆付丙丁，惟壯飛之書宜留。”
之後，唐才常急赴上海，並轉赴香港、新加坡、日本各處，與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均建立聯繫，意圖聯合各方在長江流域發動大規模勤王起義。康有為曾回憶道：“嗣同蒙難，才常憤痛，日思復仇，以救聖主，拯中國。”這不僅是對摯友慘死之悲憤，更是對摯友志向之繼承。
然而，康有為和他的保皇會澳門總局對唐才常聯合大舉計畫的反應卻並不積極，但梁啟超卻主張全力支持唐才常這一計畫。
晤康之後，唐才常再次回到中國，但卻在故鄉瀏陽遭到了頑固派毆打並受傷。一心惦記著大計的他沒顧上休息，又再次奔赴香港、南洋、日本各地，並經過同鄉畢永年介紹，與孫中山在橫濱晤面。
1899年5月，唐才常與康有為、梁啟超在日本橫濱成立自立會，並把口號定為：
萬象陰霾打不開，洪羊劫運日相催。
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
保皇黨有錢，革命黨有人，這都是唐才常需要的。並且對於唐才常這樣在湖南一呼百應的豪傑，保皇黨和革命黨也都會刻意拉攏以為己用。
那時，原時務學堂的林圭、蔡鍔、蔡鐘浩、范源廉、田邦璿、李炳寰、唐才質以及廣東人馮自由、鄭貫一等二十余學生正在日本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就讀，這批年輕有為的青年俊傑“日夕高談革命”，並且許多人以羅伯斯庇爾、華盛頓自命。唐才常很快吸納了這股年輕的力量，銳意回國發難，並選擇兩湖作為突破口。
1899年9月，在他們回國舉事的前夕，梁啟超和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紅葉館為他們舉行餞別會。這天之餞別，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氣氛，據與會者陳少白說：“大家見過面，把酒暢談，真是悲壯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梁啟超為自立會活動籌得了大量款項，他曾致書唐才常：“一月以後，必有萬金左右寄上，幸勿為念。”這兩位因譚嗣同而得以熟識的好友，在譚嗣同罹難之後，亦滿懷肝膽相照之情誼。
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濺荒丘
1899年12月，在唐才常策劃下成立了正氣會，會址設在上海英租界新馬路東文譯社。並於1900年7月在上海愚園召開國會。但會上爭執激烈，因政見不合章太炎斷發離去。
在複雜的情況下，唐才常組建了自立軍。並在庚子大亂期間加緊武裝起事的準備，于漢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設立自立軍機關總部，將各地自立軍武裝分為中、前、後、左、右各軍及總會親軍、先鋒營。計畫於8月9日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同時起兵發難。
然而，由於資金幾乎耗盡，保皇會答應的匯款又遲遲未到，軍械奇缺。並且唐才常曾是湖廣總督張之洞之門生，二人有師生之誼，再加上時局未明，張之洞正在觀望。但到自立軍起事前，張之洞又決計投回清廷懷抱，剿滅自立軍。
8月21日晚，張之洞下令包圍唐才常、林圭住所和設在漢口李慎德堂的自立軍總部，並於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
唐才常被捕時，“面無懼色，仍時與其同志談笑自若”，據回憶，他甚至在從漢口押往武昌過江的船上抬頭仰望滿天星辰，並歎到：“好星光啊。”
他還曾作詩一首：
新亭鬼哭月昏黃，我欲高歌學楚狂。
莫謂秋風太肅殺，風吹枷鎖滿城香。
徒勞口舌難為我，剩好頭顱付與誰?
慷慨臨刑真快事，英雄結束總為斯。
之後，他被曾經的老師、兩湖書院的籌辦者張之洞押解到湖北巡撫署中進行審訊。而六年前，譚嗣同之父譚繼洵任湖北巡撫時，巡撫署卻是他與譚嗣同經常相聚之所。他作詩道：“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濺荒丘。”
之後，這個與譚嗣同“少同游、長同志、訂為生死交”的年輕人在寫下“湖南丁酉拔貢唐才常，為救皇上複權，機事不密請死”21字“供狀”之後，於8月22日被張之洞殺害于武昌紫陽湖畔。臨刑時，他不避鋒刃，“就義之時，神色不變，慷慨如平生，臨絕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才常之慷慨，並不輸於他“臨刑神采奕奕、神色不變、談笑自若”的摯友譚嗣同，因為“前赴後繼”這個詞，原就是這樣決絕與悲壯。
與唐才常一同起事的原時務學堂學生林圭曾被譚嗣同譽為“造勢之英雄”，時位居自立軍中軍統領，也一同遇難，年僅二十五歲。二十餘位起事同遇難者一齊被葬于武昌洪山之旁，題名為庚子革命烈士墓。生可作同衾，死亦能同眠。
庚子革命烈士墓
作為開啟時代的早期革命者，他們單純而又天真，或許分不清盟友和敵人，也看不清腳下的道路，只能一步一步用生命去做試驗和探索。理想主義火焰太過於微弱，照不亮漆黑的夜，也無法喚醒更多的人。最終，他們只能把自己燃成一團火炬。
或許是歷史的巧合，譚嗣同與唐才常這兩位摯友都在三十三歲的年紀裡終結在斷頭臺上。現如今，瀏陽老城有兩條路，一條名為嗣同路，一條名為才常路，它們交匯在瀏陽河邊上，見證著曾經和過往。二人的以前的學生蔡鍔為他們寫成挽聯：“前後譚唐殉公義，國民終古哭瀏陽。”
嗣同路，才常路
寫完擱筆，仰望夜空，恰見漫天好星光。
天上死去的星星，
依舊在夜空閃亮，
穿越千萬年的光，
陪伴在我的身旁，
有些溫度不會被遺忘。
他為他而死，死在千般流轉的絢麗星光下，只惟願此二位情深義重之先賢：
願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潔。
本文參考文獻
感謝作者張維欣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