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化武器進行的戰爭，
起源于漢武帝後期的漢匈之戰，
由匈奴人最早使用。
此事件關係兩漢後期，
以至兩漢魏晉數百年歷史，
影響至為深遠。
征和四年， 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中說， 幾年前匈奴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 對漢軍說“你們要馬， 我送你們戰馬。 ”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 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 所謂法術， 當時稱為“詛”或“蠱”。 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病毒的帶疫馬匹。 漢人將此馬引入關後， 遂致人染病。
在漢武帝時代漢匈戰爭後期， 由於漢軍攻勢猛烈， “匈奴聞漢軍來， 使巫埋羊牛， 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 以阻（詛）漢軍”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牛羊也是被胡巫“詛”過的， 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屍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 使軍隊喪失戰鬥力。 顯然， 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
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 這種生化戰的後果， 《史記》《漢書》裡未作詳述。 但據記載， 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 皇甫規伐羌之戰， “軍中大疫， 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對當時軍隊戰鬥力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
漢武帝後期， 國中已數起大疫。 由於當時人認為， 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是瘟疫的起源， 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 天漢二年秋， 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 大搜（捕）。 ”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 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 是發生于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 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 但由於擴大化， 株連甚多， 引發了激烈的宮廷政亂， 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衛太子劉據之死難。 如果究其原因， 可以認為這也是由於匈奴搞生物戰所間接引發的一次重大政治事變。
匈奴的胡巫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 當時人稱為“傷寒”。 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 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 《黃帝內經》熱病篇：“今夫熱病者， 皆傷寒之類也。 ”一是患者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 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 自武帝后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年～20年的週期反復發作，綿延不斷。
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發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說，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特別是東漢恒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書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變亂。這—預言不到到20年就應驗了。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於西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5次暴發流行。
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182年）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 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回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年）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綿延持續80餘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復發作不已。
戰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由西漢全盤時期的5000萬銳減去四分之三）。毛主席曾注意到漢末三國時期中國人口的銳減，雲：“原子彈不如劉關張的大刀長矛厲害”。其實，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戰爭，而是饑荒和瘟疫。
我們可以設想，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屍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詛”、“蠱”）後，將動物或動物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其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復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西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復發作的“傷寒”瘟疫。
匈奴本身雖是漢代這場生物戰的最初發動者，但其本族後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史載自武帝征和年代後，匈奴部亦屢遭大疫，導致人口銳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隨著北匈奴的西遷，在西元3世紀後，這種瘟疫爆發於中亞。5世紀間流行到羅馬，10世紀前後傳佈到幾乎整個歐洲。其間反復發作，對中古歐洲歷史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注:圖片均來自網路）
自武帝后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年～20年的週期反復發作，綿延不斷。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發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說，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特別是東漢恒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書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變亂。這—預言不到到20年就應驗了。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於西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5次暴發流行。
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182年）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 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回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年）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綿延持續80餘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復發作不已。
戰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由西漢全盤時期的5000萬銳減去四分之三）。毛主席曾注意到漢末三國時期中國人口的銳減，雲：“原子彈不如劉關張的大刀長矛厲害”。其實，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戰爭，而是饑荒和瘟疫。
我們可以設想，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屍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詛”、“蠱”）後，將動物或動物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其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復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西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復發作的“傷寒”瘟疫。
匈奴本身雖是漢代這場生物戰的最初發動者，但其本族後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史載自武帝征和年代後，匈奴部亦屢遭大疫，導致人口銳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隨著北匈奴的西遷，在西元3世紀後，這種瘟疫爆發於中亞。5世紀間流行到羅馬，10世紀前後傳佈到幾乎整個歐洲。其間反復發作，對中古歐洲歷史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注:圖片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