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德鏡鑒梽?
□ 本報記者 鮑 青
本報通訊員 耿 軍
晨曦微露身影,點點金光灑落,打碎了初夏的寧靜,惠民鼓樓街兩側隨即熱鬧起來。 奔行的車流,趕腳的行客,吆喝的商販,提醒著往來的看客,這裡是輻輳繁華所在。
歲月前移百年,依舊熱鬧喧嘩。 每逢節日,雙忠祠內,百姓如織,焚香禱告,頂禮膜拜。
這雙忠祠,是明末清初惠民當地百姓捐資興建的廟宇,以祭祀惠民歷史上忠心耿耿的兩位直臣。 其中一位,是彈劾閹党魏忠賢,壯烈捐軀的“東林六君子”之一的袁化中。
“雙忠祠現已不存,但袁化中官居下僚,不畏權勢,為公義奔走呐喊,身雖死而神不滅的精神,值得我們銘記懷念。
冥冥中有定數,
五君子同榜高中
袁化中彈劾魏忠賢,至今仍在袁氏後人中激蕩迴響。
家在東北吉林的袁氏後人袁靜坤告訴記者:“自小便聽長輩言道,先祖袁化中老爺爺是因直諫而屈死於閹黨之手。 因為當時風聲鶴唳,族人四散奔逃,我們一支先到樂陵避難,後又流落東北,但老爺爺的事蹟,我們始終銘刻在心。 ”為了尋覓袁化中故跡,她曾從東北專程來到惠民,卻依舊鮮有所獲。
“袁化中生年不詳,他字民諧,號熙宇,生於斯,長於斯。 ”孟書軍說。 惠民袁氏是家境殷實的大家族,人煙稠密,耕讀為業。
袁化中少時聰穎,父母祖輩對他寄予厚望。
縱覽萬曆三十五年登科錄,會看到如楊漣、左光鬥、顧大章、周朝瑞等熟悉的名字。 五人中袁化中的排名最靠前,為第三甲第29名同進士。
人生好似一條無徑可尋的溪流,隨意漫延流淌。 溪流彼此間時相交,時分隔。
袁化中等人的溪流在此刻交匯,繼而分流於外,待18年後又聚於一處,匯成一股澎湃湍流,迸發出最後的璀璨芳華。
“東林六君子中,竟有五人為同榜進士。 似乎冥冥中,有因緣際會的定數,這實在難以捉摸,卻妙不可言。 ”孟書軍說。
知縣內黃涇陽,
行善政百姓稱頌
吃盡十年寒窗苦,磨得鐵板薄如霜。 可縱然高中進士,也只是獲得了做官資格而已。 前方的路依舊坎坷,同樣叵測。
分配職務的時候到了。 經吏部文選司掣簽,袁化中得任河南內黃知縣。
職務是說不上好壞的“平庸”,但袁化中並未以平庸待之。 他上任伊始,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間民舍,微服察訪,遍知閭裡利病。 針對當地吏治崩壞、胥吏擾民的弊政,袁化中以身作則,反貪倡廉,懲治了奸猾的胥吏。 此外興辦教育,增設庠序,勉勵青年向學。 內黃境內晏清,百姓獲利,衷心愛戴他。
正在袁化中改革內黃積弊之際,惠民的家父因病謝世。 按明制,若父母離世,官員無論品階大小,均需離職歸鄉丁憂守孝,待守孝期滿,才能再度啟用。
地處渭北的涇陽,相比內黃條件更加艱苦。 當地水旱頻發,農業凋敝,百姓貧苦。 為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源,民尚私鬥,以致民風彪悍,案件訴訟數倍於他縣。 袁化中飲冰茹蘖,不染苞苴,誓與百姓同患難。 他先鼓勵民眾墾荒農桑,對稼穡優異者公開旌表褒獎；再清理積壓多年獄訟,懲治怙惡不悛的罪犯,還百姓公義；最後勸民以德,教人謙恭禮讓,提倡鄰里街坊和睦相處。 久而久之,當地民俗為之流變。 多年後修纂的《涇陽縣誌》,將袁化中列入“名宦”,言辭中頗見懷念之意,“愷悌樂易,接士民若家人父子,古召公之流也”。
召公為西周初年分封的燕國國君。 史載他治理西方,甚得民兆和,“召公巡行鄉邑,有甘棠,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
袁氏後因彈劾魏忠賢下獄,關在錦衣衛北鎮撫司,成了在冊的皇家欽犯。 一般人畏禍,不敢發一言,唯獨戶部郎中、涇陽人韓琳受涇陽百姓之托,賄賂牢獄官差,冒死探視,送去衣食,相與泣涕終日。 袁化中哭著告誡他:“希望不要再來了。 我們觸犯了皇帝的逆鱗,最終有了這樣的災禍。 但先生您可不能這樣,您不要再來了。 ”但韓琳仍數次探視,盡力周濟。
袁化中死於閹黨事後,涇陽百姓呼號痛哭,“袁父母雖死,吾等豈能忘其恩德”,遂修祠以祭祀。
拒涇水用北泉,
辟群議澤被後世
令涇陽百姓最為感念的,是袁化中冒“鄰縣”之大不韙,辟群議,拒涇水用北泉,極大地減輕了民力負擔。
涇陽農業生產,基本倚靠管道灌溉。而幾乎所有渠灌,都離不開涇河水供應。
袁化中上任時,渭北農業灌溉面臨極大危機,“鑿吊兒嘴”之議也爭論得如火如荼。
引涇水利,解決了農業水源燃眉之急,卻也埋下了長久的難題:涇水富含沙石,引水時間一久,泥沙勢必淤積引涇渠口。而且涇河進入渭北前,多在高地恣肆流淌,流速大、衝力強,導致河身下潛。久而久之,引涇水利壅塞崩壞,難以滿足渭北農業之需。
歷代解決壅塞崩壞的方法,都是“治標不治本”的小修小補,官府修建新的取水口,往高處遷移渠首,再向下連接故道,以維持基本之用。
北宋末年,管道淤積,渭北灌溉瀕於癱瘓。朝廷主持修築豐利渠,繼續接引涇水灌溉。豐利渠接水口上移到山腳,必須鑿石才能進行,施工難度艱巨得多。
至明憲宗成化年間,豐利渠和元代的王禦史渠,都已淤塞漸壞,無法繼續灌溉。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巡撫陝西項忠上書皇帝,請求鑿新渠,“自舊渠上並石山開鑿一裡余,就穀口上流引涇水入渠”。
這項名為廣惠渠的工程,徵發了渭北涇陽、醴泉、三原、高陵、臨潼五縣民眾,前後歷經十七載才完工。時人彭華在《重修廣惠渠》中記錄了此次開山鑿岩的艱辛:“服役的百姓打著燈籠入隧道,遇到頑石炭炙醋淬許久才能鑿穿；有時石洞泉水滴瀝如雨,須戴斗笠披蓑衣方可施工。”
廣惠渠工程曠日持久,徵發民眾極多,可僅用二十餘年就因渠崩而重修。又十餘年,又因淤塞修浚。此後廣惠渠屢興屢廢,引涇水利陷入困境。有些人便主張打開“吊兒嘴引涇”。
吊兒嘴地勢較高,毗鄰涇河。許多人認為,鑿開吊兒嘴,不僅能引涇水,更可沖刷管道。此論一出,在渭北頗有市場。
萬曆年間,三原縣人王思印赴京上本,請開吊兒嘴連接廣惠渠,但工部久議未決。
面對洶湧澎湃的引涇論調,袁化中經過詳實調查,獨力辟之。萬曆四十年,他寫《開吊兒嘴議》,明確提出“拒涇”主張,提議專用泉水灌溉。
袁化中認為,秦漢修築鄭國渠、白渠灌溉渭北,皆有地勢的便利,“河勢猶寬平也,山足猶易鑿也”。而到了北宋修築豐利渠,工程雖然艱辛,但收效甚微,“渭北獲利不到數年,渠口又高,河堰日壞,涇水不能入”。元代王禦史渠,于豐利渠口上游開石五十一丈(156.7米),可不出數年,又崩壞。
歷經17年修成的廣惠渠,袁化中更認為得不償失,“水渠修成而官民已筋疲力盡,但淤積的隱患卻絲毫沒有減少。”現在有人提議繼續上移渠口,開吊兒嘴接引涇水,這在袁化中看來結局恐怕是“亦廢同廣惠耳”。
袁化中認為,如果能以開吊兒嘴所需物力的十分之一,收北山泉水來灌溉,所費甚少而所獲糜多。他在奏疏中,認為開吊兒嘴是“只知道要開,卻不知道開口之後同樣無用”,而收北山泉水則“利關萬世”。他奔走疾呼:“事固不小,虛糜脂膏,事亦匪輕,願當事採擇焉。”
袁化中“拒涇”以史實為依據,告誡世人一方面引涇難度愈來愈大,一方面沖刷淤塞獲利時間不長,其弊已遠大於其利。
“袁化中的奏疏,不僅一針見血地道破修渠耗盡民力的事實,而且提出了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他主張的‘虛糜脂膏’‘鑿渠苦民’仁政理念,至今都有借鑒意義。”孟書軍說。
因為袁化中極力反對,開吊兒嘴雖有爭議,卻未曾實行。
清初時,金漢鼎任涇陽知縣。他在任上主持過涇渠疏浚,深知修渠的艱辛和不值,“涇水河身日益凹陷,渠口日漸抬升,河渠漸不能用。於是徵發五縣的民眾服徭役,我們伐石截木,置囤入水。當年十月開始施工,寒暑晝夜不停,直到第二年入秋才勉強完成。官員為儘快完工督責不休,百姓因而筋疲力盡,苦不堪言。他們不斷上訪,懇請哪怕不要灌溉了,也不想受這樣的磨難”。他甚至由今思古,感慨引渠弊端,“戰國時韓國本想讓秦國疲于修渠,哪知道後世將因此更加疲憊”。
金漢鼎盛讚袁化中“拒涇引泉”的主張:“前朝涇陽知縣袁氏化中,倡議拒涇而引泉,實為高論……今鑿石渠數丈,得泉源焉。泉水噴湧而出,四時不竭……我本是為疏通管道而到此,未想竟開闢又一個涇渠。以後不再需借用涇水了,這是天意,還是地意,還是人力啊,真是奇怪。”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但袁化中的意見,並非沒有反對者。清初高陵知縣熊士伯指責袁化中:“這是自私自便的有害說法,是將數千年來最大的便利毀棄,著實可惜。”
雍正時,官府再次修築水渠。但未及數年,再次淤塞荒廢。乾隆時,朝廷終於定下“斷涇用泉”的決斷。而此時,距離袁化中離世已百餘年了。
擢升言官禦史,
諫言時弊不懼艱
泰昌元年(西元1620年),任涇陽知縣的袁化中,於吏部考核得“優異循吏”的旌表,被提拔為禦史,進京為言官。
此時袁化中的同榜進士楊漣等人也躋身言官序列。袁化中欽佩楊漣、左光鬥等東林黨人的公正清廉,與他們聲氣相投,仗義執言。
這一年,大明王朝流年頗為不利。先是初秋時,禦宇四十八年的神宗病逝。一個月後,光宗也因離奇的“紅丸案”去世,16歲的朱由校繼承帝位。
帝國邊疆同樣進入多事之秋。此前一年,兵部右侍郎楊鎬率領的明軍在和後金軍的“薩爾滸之戰”中慘敗,關外大片國土淪喪。袁化中剛上任,便上疏彈劾內閣首輔方從哲。他認為方從哲身為首輔,行事卻模棱兩可,不以原則為要,以致朝政糜爛、邊疆不振,應負領導責任。奏疏呈上後,百官驚詫於他的勇氣魄力,在背後皆為他感歎不已。
袁化中信奉“在其位謀其職”的理念。其任基層,務興利除弊,以去疾苦、促富足為己任；及作言官,也要不避斧鉞,敢於言事。他連續上疏數篇,直斥邊疆危機、軍餉拖欠等敏感問題,發聲直言,切中要害。
天啟元年(西元1621年)二月,袁化中向皇帝提出八個積存已久的朝政弊端,即“宮禁漸馳；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章；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宦官漸盛；人心漸離”。
“他的意見非常懇切,也切中時弊。尤其是意識到宦官力量的惡性膨脹,確實眼光長遠。”孟書軍說。
皇帝因其“剴切”,讓他巡按宣府大同之地。袁化中未及上任,便以母憂歸鄉。後補為河南道監察禦史。
當時皇帝不理朝政,大太監魏忠賢攬政擅權,引起朝內“清流派”東林黨的不滿。魏忠賢在朝臣中培養私人勢力,籠絡被東林黨排斥的大臣,逐漸形成“閹黨”集團。此後東林黨和閹黨,爭鬥不息。楊漣等人一直尋找罷黜魏忠賢的機會。
天啟四年二月,東林黨首領趙南星任吏部尚書,掌握銓衡大權。同時魏忠賢因小過被皇帝責罰,令其待罪私邸等候發落,外廷傳言魏忠賢已失帝心,朝不保夕。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楊漣覺得彈劾魏忠賢的良機已到。
該年夏,楊漣向皇帝進呈長篇奏疏,彈劾魏忠賢“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蔑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乾祖制”等二十四大罪狀,希望皇帝能“乞奮乾斷,早救宗社”。
石破天驚的奏疏遞上後,沒了主意的魏忠賢惶恐不安。他先向東林黨元老、內閣首輔韓爌求援,希望他能出面調停,息事寧人。韓爌本就不待見魏忠賢,此時更不理睬他。
魏忠賢無奈,跑到皇帝面前哭訴忠心和遭遇。皇帝與他相伴多日,見一直陪伴左右的魏忠賢老淚縱橫,難免心軟。皇帝向外廷傳旨,斥責楊漣“憑臆結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於上”。皇帝還不忘警告眾臣,“大小各官,務要盡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俱在,決不姑息”。
詔書下達,左光鬥、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等人紛紛上疏聲援楊漣。袁化中率十三道禦史聯名上疏稱:“魏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將大臣當作奴隸,斥責言官如同幼鳥,草菅內外廷官員性命,以致朝野共危,神人胥憤。因為陛下此前並不知曉,他尚有畏懼之心。如今楊漣已彈劾奏報,陛下感念做太子時魏忠賢的功勞,想免魏忠賢一死。可他最害怕的便是身死,若是孤注一擲,鋌而走險,我等擔心其宣洩憤怒的物件不在縉紳,卻在陛下。陛下想一想,深宮之內,讓多疑多懼之人平日陪侍左右,難道不該有所提防嗎?”袁化中的疏奏遞上,魏忠賢大恨之。
等到前任首輔葉向高因病告歸,唯一掣肘魏忠賢的力量也不復存在,黨禍便順勢爆發了。
袁化中聞聽抵抗後金的邊將毛文龍,常以百姓頭顱充當敵首,以孩童充當戰俘,來套取朝廷封賞,便請求懲辦毛文龍的不法行為,連帶處置朝中靠山。接著他又彈劾閹党頭目崔呈秀任淮州、揚州按察使時貪贓枉法。但這些奏疏皆被閹黨扣在手中,皇帝並沒有看到。
為國除惡未果,
六君子慘死詔獄
暴風雨之前的寧靜,散發著窒息的死亡之氣。東林黨和閹黨已勢同水火,難以共存,決裂只是早晚事。數月之後,閹黨出招,一擊致命。
閹党成員、閣臣魏廣微先打頭陣。他靠魏忠賢的關係,官運亨通,卻遭清流的鄙夷和彈劾,因此深恨楊漣等人。他向皇帝誣陷:“楊、左、袁、魏諸人,與諸臣輕蔑主上年幼,便結党擅權。如果不盡竄殺,難以彰顯帝王權威,懾服天下輕蔑之心。”明熹宗最恨結黨,認為他言之有理,魏忠賢得以肆行構陷東林黨。
在閹黨的蠱惑和慫恿下,皇帝下旨切責楊漣和袁化中等,“公然欺朕幼沖,真老奸巨猾,頑鈍無恥……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著革了職為民”。
讓皇帝堅信楊漣、袁化中營私結黨後,閹黨繼續尋找置其於死地的藉口。魏忠賢起先想借“移宮”案來整肅楊漣,但閹党成員徐大化卻認為不妥。他覺得,“彼但坐移宮罪,則無贓可指,不如坐納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移宮案”牽涉楊漣、左光鬥,卻與顧大章等人無關。熊廷弼行賄案,卻能將東林六君子受賄案坐實,一窩端掉東林黨。
獄中羈押的熊廷弼不知道,他已經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也成了東林黨的催命符。
熊廷弼此前在遼東經營抗金,頗有成效,可惜因朝臣掣肘黯然離職,遼東形勢轉安為險。遼東險惡之時,他官復原職,卻因和同僚王化貞關係緊張,造成明軍慘敗。明熹宗一怒將他下獄問罪。熊廷弼在獄中,覺得自己並無致命過失,四處行賄托關係求生。
熊廷弼找到了一個本該能救自己,卻斷送了自己性命的人——東林黨智囊、中書舍人汪文言。
天啟五年,錦衣衛以涉嫌受賄抓捕汪文言。魏忠賢讓酷吏活閻王許顯純親自審訊汪文言,問楊漣、左光鬥、袁化中等17人受賄情狀。汪文言頗有風骨,雖受盡折磨卻答:“我不認得。此俱是正人,如何有贓?”許顯純無計,便將汪文言折磨致死,撕掉真實證詞再偽造一份。
這份偽造的供詞裡,東林黨人“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鬥、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為受熊廷弼賄”,其中楊漣、左光鬥各受賄白銀二萬兩,魏大中三千,袁化中六千,周朝瑞一萬,顧大章四萬。他們收到錢後,便上疏替熊廷弼開脫罪責。
皇帝閱後大怒,認為東林黨平日滿口仁義道德,私下一肚子男盜女娼。他隨即下旨:“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用賄買楊漣等,希圖幸脫。楊漣、左光鬥、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俱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
六君子先後被投入“詔獄”。“詔獄”是專門羈押欽犯的地方,設在錦衣衛管轄的鎮撫司。詔獄裁量權極大,可以自行逮捕、刑訊、處決犯人,不必經司法機構審判,進去容易出來難。
天啟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詔獄土地祠前樹下無故生出一株六瓣黃芝。次日,六君子悉數押來,黃芝似有感應光彩映人,有人認為這是吉兆。顧大章卻歎息說:“黃芝,瑞草也,而生於獄,其妖乎?”
當日傍晚,許顯純第一次提審六人。六君子為官清正,自然對答得體,但仍不免受酷刑。史載“六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杠五十”。
七月初四,許顯純再次提審六人。經不斷折磨,六人“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諸君子俱色墨而頭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楊公須白為最”。到堂上後,“舉頭欲辯而口不能言”,“伏地若死人”,其狀慘不忍睹。
此後,諸人皆輪番受非人虐待,以致“大號而無回聲”。左光鬥見狀,向眾人建議,可假意承認受賄,待再審時翻供,也許能重見天日。其餘五人覺得有理,便承認了受賄一事。可許顯純卻每隔五日刑訊,逼迫他們吐露所謂“贓銀”,六君子後悔不已。
後來魏忠賢降中旨,斥責許顯純追繳贓銀不利,連降三級。許顯純遂將刑訊改為三日一“比較”,施虐更無所不用其極。
在輪番折磨下,六君子形銷骨立,不似生人。七月二十四日晚,楊漣頭部被敲入鐵釘致死。第二天,左光鬥獄中遇害。次日,魏大中身死。
八月十九日,經家人多番籌措,“贓銀”繳納完畢的袁化中也被折磨致死。死前他“大呼高皇帝及列祖列宗”。死後,獄中鬼哭神嚎,淒厲駭人。二十二日,袁屍出詔獄,已無全身,家人以布包草草安葬。
八月二十八日,同樣繳完贓銀的周朝瑞也被折磨致死。九月十五日,六君子唯一倖存者顧大章自盡,他於前日“勺水不飲,鼓後服毒不殊,次夜投繯而逝”。至此,六君子全部壯烈捐軀。
六君子身亡,魏忠賢仍不解氣。他令人編纂《東林點將錄》,將東林黨人按照《水滸傳》的名號登記造冊。袁化中的稱號是馬軍五虎將之一的“天立星雙槍將”。
崇禎初,東林六君子悉數平反,朝廷贈袁化中太僕寺卿,官其一子,南明時諡為忠湣。惠民百姓為他立起雙忠祠,定時祭祀。
《碧血錄》中“東林六君子”插圖,右上為袁化中
東林書院
涇陽農業生產,基本倚靠管道灌溉。而幾乎所有渠灌,都離不開涇河水供應。
袁化中上任時,渭北農業灌溉面臨極大危機,“鑿吊兒嘴”之議也爭論得如火如荼。
引涇水利,解決了農業水源燃眉之急,卻也埋下了長久的難題:涇水富含沙石,引水時間一久,泥沙勢必淤積引涇渠口。而且涇河進入渭北前,多在高地恣肆流淌,流速大、衝力強,導致河身下潛。久而久之,引涇水利壅塞崩壞,難以滿足渭北農業之需。
歷代解決壅塞崩壞的方法,都是“治標不治本”的小修小補,官府修建新的取水口,往高處遷移渠首,再向下連接故道,以維持基本之用。
北宋末年,管道淤積,渭北灌溉瀕於癱瘓。朝廷主持修築豐利渠,繼續接引涇水灌溉。豐利渠接水口上移到山腳,必須鑿石才能進行,施工難度艱巨得多。
至明憲宗成化年間,豐利渠和元代的王禦史渠,都已淤塞漸壞,無法繼續灌溉。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巡撫陝西項忠上書皇帝,請求鑿新渠,“自舊渠上並石山開鑿一裡余,就穀口上流引涇水入渠”。
這項名為廣惠渠的工程,徵發了渭北涇陽、醴泉、三原、高陵、臨潼五縣民眾,前後歷經十七載才完工。時人彭華在《重修廣惠渠》中記錄了此次開山鑿岩的艱辛:“服役的百姓打著燈籠入隧道,遇到頑石炭炙醋淬許久才能鑿穿；有時石洞泉水滴瀝如雨,須戴斗笠披蓑衣方可施工。”
廣惠渠工程曠日持久,徵發民眾極多,可僅用二十餘年就因渠崩而重修。又十餘年,又因淤塞修浚。此後廣惠渠屢興屢廢,引涇水利陷入困境。有些人便主張打開“吊兒嘴引涇”。
吊兒嘴地勢較高,毗鄰涇河。許多人認為,鑿開吊兒嘴,不僅能引涇水,更可沖刷管道。此論一出,在渭北頗有市場。
萬曆年間,三原縣人王思印赴京上本,請開吊兒嘴連接廣惠渠,但工部久議未決。
面對洶湧澎湃的引涇論調,袁化中經過詳實調查,獨力辟之。萬曆四十年,他寫《開吊兒嘴議》,明確提出“拒涇”主張,提議專用泉水灌溉。
袁化中認為,秦漢修築鄭國渠、白渠灌溉渭北,皆有地勢的便利,“河勢猶寬平也,山足猶易鑿也”。而到了北宋修築豐利渠,工程雖然艱辛,但收效甚微,“渭北獲利不到數年,渠口又高,河堰日壞,涇水不能入”。元代王禦史渠,于豐利渠口上游開石五十一丈(156.7米),可不出數年,又崩壞。
歷經17年修成的廣惠渠,袁化中更認為得不償失,“水渠修成而官民已筋疲力盡,但淤積的隱患卻絲毫沒有減少。”現在有人提議繼續上移渠口,開吊兒嘴接引涇水,這在袁化中看來結局恐怕是“亦廢同廣惠耳”。
袁化中認為,如果能以開吊兒嘴所需物力的十分之一,收北山泉水來灌溉,所費甚少而所獲糜多。他在奏疏中,認為開吊兒嘴是“只知道要開,卻不知道開口之後同樣無用”,而收北山泉水則“利關萬世”。他奔走疾呼:“事固不小,虛糜脂膏,事亦匪輕,願當事採擇焉。”
袁化中“拒涇”以史實為依據,告誡世人一方面引涇難度愈來愈大,一方面沖刷淤塞獲利時間不長,其弊已遠大於其利。
“袁化中的奏疏,不僅一針見血地道破修渠耗盡民力的事實,而且提出了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他主張的‘虛糜脂膏’‘鑿渠苦民’仁政理念,至今都有借鑒意義。”孟書軍說。
因為袁化中極力反對,開吊兒嘴雖有爭議,卻未曾實行。
清初時,金漢鼎任涇陽知縣。他在任上主持過涇渠疏浚,深知修渠的艱辛和不值,“涇水河身日益凹陷,渠口日漸抬升,河渠漸不能用。於是徵發五縣的民眾服徭役,我們伐石截木,置囤入水。當年十月開始施工,寒暑晝夜不停,直到第二年入秋才勉強完成。官員為儘快完工督責不休,百姓因而筋疲力盡,苦不堪言。他們不斷上訪,懇請哪怕不要灌溉了,也不想受這樣的磨難”。他甚至由今思古,感慨引渠弊端,“戰國時韓國本想讓秦國疲于修渠,哪知道後世將因此更加疲憊”。
金漢鼎盛讚袁化中“拒涇引泉”的主張:“前朝涇陽知縣袁氏化中,倡議拒涇而引泉,實為高論……今鑿石渠數丈,得泉源焉。泉水噴湧而出,四時不竭……我本是為疏通管道而到此,未想竟開闢又一個涇渠。以後不再需借用涇水了,這是天意,還是地意,還是人力啊,真是奇怪。”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但袁化中的意見,並非沒有反對者。清初高陵知縣熊士伯指責袁化中:“這是自私自便的有害說法,是將數千年來最大的便利毀棄,著實可惜。”
雍正時,官府再次修築水渠。但未及數年,再次淤塞荒廢。乾隆時,朝廷終於定下“斷涇用泉”的決斷。而此時,距離袁化中離世已百餘年了。
擢升言官禦史,
諫言時弊不懼艱
泰昌元年(西元1620年),任涇陽知縣的袁化中,於吏部考核得“優異循吏”的旌表,被提拔為禦史,進京為言官。
此時袁化中的同榜進士楊漣等人也躋身言官序列。袁化中欽佩楊漣、左光鬥等東林黨人的公正清廉,與他們聲氣相投,仗義執言。
這一年,大明王朝流年頗為不利。先是初秋時,禦宇四十八年的神宗病逝。一個月後,光宗也因離奇的“紅丸案”去世,16歲的朱由校繼承帝位。
帝國邊疆同樣進入多事之秋。此前一年,兵部右侍郎楊鎬率領的明軍在和後金軍的“薩爾滸之戰”中慘敗,關外大片國土淪喪。袁化中剛上任,便上疏彈劾內閣首輔方從哲。他認為方從哲身為首輔,行事卻模棱兩可,不以原則為要,以致朝政糜爛、邊疆不振,應負領導責任。奏疏呈上後,百官驚詫於他的勇氣魄力,在背後皆為他感歎不已。
袁化中信奉“在其位謀其職”的理念。其任基層,務興利除弊,以去疾苦、促富足為己任；及作言官,也要不避斧鉞,敢於言事。他連續上疏數篇,直斥邊疆危機、軍餉拖欠等敏感問題,發聲直言,切中要害。
天啟元年(西元1621年)二月,袁化中向皇帝提出八個積存已久的朝政弊端,即“宮禁漸馳；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章；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宦官漸盛；人心漸離”。
“他的意見非常懇切,也切中時弊。尤其是意識到宦官力量的惡性膨脹,確實眼光長遠。”孟書軍說。
皇帝因其“剴切”,讓他巡按宣府大同之地。袁化中未及上任,便以母憂歸鄉。後補為河南道監察禦史。
當時皇帝不理朝政,大太監魏忠賢攬政擅權,引起朝內“清流派”東林黨的不滿。魏忠賢在朝臣中培養私人勢力,籠絡被東林黨排斥的大臣,逐漸形成“閹黨”集團。此後東林黨和閹黨,爭鬥不息。楊漣等人一直尋找罷黜魏忠賢的機會。
天啟四年二月,東林黨首領趙南星任吏部尚書,掌握銓衡大權。同時魏忠賢因小過被皇帝責罰,令其待罪私邸等候發落,外廷傳言魏忠賢已失帝心,朝不保夕。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楊漣覺得彈劾魏忠賢的良機已到。
該年夏,楊漣向皇帝進呈長篇奏疏,彈劾魏忠賢“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蔑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乾祖制”等二十四大罪狀,希望皇帝能“乞奮乾斷,早救宗社”。
石破天驚的奏疏遞上後,沒了主意的魏忠賢惶恐不安。他先向東林黨元老、內閣首輔韓爌求援,希望他能出面調停,息事寧人。韓爌本就不待見魏忠賢,此時更不理睬他。
魏忠賢無奈,跑到皇帝面前哭訴忠心和遭遇。皇帝與他相伴多日,見一直陪伴左右的魏忠賢老淚縱橫,難免心軟。皇帝向外廷傳旨,斥責楊漣“憑臆結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於上”。皇帝還不忘警告眾臣,“大小各官,務要盡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俱在,決不姑息”。
詔書下達,左光鬥、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等人紛紛上疏聲援楊漣。袁化中率十三道禦史聯名上疏稱:“魏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將大臣當作奴隸,斥責言官如同幼鳥,草菅內外廷官員性命,以致朝野共危,神人胥憤。因為陛下此前並不知曉,他尚有畏懼之心。如今楊漣已彈劾奏報,陛下感念做太子時魏忠賢的功勞,想免魏忠賢一死。可他最害怕的便是身死,若是孤注一擲,鋌而走險,我等擔心其宣洩憤怒的物件不在縉紳,卻在陛下。陛下想一想,深宮之內,讓多疑多懼之人平日陪侍左右,難道不該有所提防嗎?”袁化中的疏奏遞上,魏忠賢大恨之。
等到前任首輔葉向高因病告歸,唯一掣肘魏忠賢的力量也不復存在,黨禍便順勢爆發了。
袁化中聞聽抵抗後金的邊將毛文龍,常以百姓頭顱充當敵首,以孩童充當戰俘,來套取朝廷封賞,便請求懲辦毛文龍的不法行為,連帶處置朝中靠山。接著他又彈劾閹党頭目崔呈秀任淮州、揚州按察使時貪贓枉法。但這些奏疏皆被閹黨扣在手中,皇帝並沒有看到。
為國除惡未果,
六君子慘死詔獄
暴風雨之前的寧靜,散發著窒息的死亡之氣。東林黨和閹黨已勢同水火,難以共存,決裂只是早晚事。數月之後,閹黨出招,一擊致命。
閹党成員、閣臣魏廣微先打頭陣。他靠魏忠賢的關係,官運亨通,卻遭清流的鄙夷和彈劾,因此深恨楊漣等人。他向皇帝誣陷:“楊、左、袁、魏諸人,與諸臣輕蔑主上年幼,便結党擅權。如果不盡竄殺,難以彰顯帝王權威,懾服天下輕蔑之心。”明熹宗最恨結黨,認為他言之有理,魏忠賢得以肆行構陷東林黨。
在閹黨的蠱惑和慫恿下,皇帝下旨切責楊漣和袁化中等,“公然欺朕幼沖,真老奸巨猾,頑鈍無恥……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著革了職為民”。
讓皇帝堅信楊漣、袁化中營私結黨後,閹黨繼續尋找置其於死地的藉口。魏忠賢起先想借“移宮”案來整肅楊漣,但閹党成員徐大化卻認為不妥。他覺得,“彼但坐移宮罪,則無贓可指,不如坐納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移宮案”牽涉楊漣、左光鬥,卻與顧大章等人無關。熊廷弼行賄案,卻能將東林六君子受賄案坐實,一窩端掉東林黨。
獄中羈押的熊廷弼不知道,他已經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也成了東林黨的催命符。
熊廷弼此前在遼東經營抗金,頗有成效,可惜因朝臣掣肘黯然離職,遼東形勢轉安為險。遼東險惡之時,他官復原職,卻因和同僚王化貞關係緊張,造成明軍慘敗。明熹宗一怒將他下獄問罪。熊廷弼在獄中,覺得自己並無致命過失,四處行賄托關係求生。
熊廷弼找到了一個本該能救自己,卻斷送了自己性命的人——東林黨智囊、中書舍人汪文言。
天啟五年,錦衣衛以涉嫌受賄抓捕汪文言。魏忠賢讓酷吏活閻王許顯純親自審訊汪文言,問楊漣、左光鬥、袁化中等17人受賄情狀。汪文言頗有風骨,雖受盡折磨卻答:“我不認得。此俱是正人,如何有贓?”許顯純無計,便將汪文言折磨致死,撕掉真實證詞再偽造一份。
這份偽造的供詞裡,東林黨人“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鬥、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為受熊廷弼賄”,其中楊漣、左光鬥各受賄白銀二萬兩,魏大中三千,袁化中六千,周朝瑞一萬,顧大章四萬。他們收到錢後,便上疏替熊廷弼開脫罪責。
皇帝閱後大怒,認為東林黨平日滿口仁義道德,私下一肚子男盜女娼。他隨即下旨:“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用賄買楊漣等,希圖幸脫。楊漣、左光鬥、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俱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
六君子先後被投入“詔獄”。“詔獄”是專門羈押欽犯的地方,設在錦衣衛管轄的鎮撫司。詔獄裁量權極大,可以自行逮捕、刑訊、處決犯人,不必經司法機構審判,進去容易出來難。
天啟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詔獄土地祠前樹下無故生出一株六瓣黃芝。次日,六君子悉數押來,黃芝似有感應光彩映人,有人認為這是吉兆。顧大章卻歎息說:“黃芝,瑞草也,而生於獄,其妖乎?”
當日傍晚,許顯純第一次提審六人。六君子為官清正,自然對答得體,但仍不免受酷刑。史載“六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杠五十”。
七月初四,許顯純再次提審六人。經不斷折磨,六人“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諸君子俱色墨而頭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楊公須白為最”。到堂上後,“舉頭欲辯而口不能言”,“伏地若死人”,其狀慘不忍睹。
此後,諸人皆輪番受非人虐待,以致“大號而無回聲”。左光鬥見狀,向眾人建議,可假意承認受賄,待再審時翻供,也許能重見天日。其餘五人覺得有理,便承認了受賄一事。可許顯純卻每隔五日刑訊,逼迫他們吐露所謂“贓銀”,六君子後悔不已。
後來魏忠賢降中旨,斥責許顯純追繳贓銀不利,連降三級。許顯純遂將刑訊改為三日一“比較”,施虐更無所不用其極。
在輪番折磨下,六君子形銷骨立,不似生人。七月二十四日晚,楊漣頭部被敲入鐵釘致死。第二天,左光鬥獄中遇害。次日,魏大中身死。
八月十九日,經家人多番籌措,“贓銀”繳納完畢的袁化中也被折磨致死。死前他“大呼高皇帝及列祖列宗”。死後,獄中鬼哭神嚎,淒厲駭人。二十二日,袁屍出詔獄,已無全身,家人以布包草草安葬。
八月二十八日,同樣繳完贓銀的周朝瑞也被折磨致死。九月十五日,六君子唯一倖存者顧大章自盡,他於前日“勺水不飲,鼓後服毒不殊,次夜投繯而逝”。至此,六君子全部壯烈捐軀。
六君子身亡,魏忠賢仍不解氣。他令人編纂《東林點將錄》,將東林黨人按照《水滸傳》的名號登記造冊。袁化中的稱號是馬軍五虎將之一的“天立星雙槍將”。
崇禎初,東林六君子悉數平反,朝廷贈袁化中太僕寺卿,官其一子,南明時諡為忠湣。惠民百姓為他立起雙忠祠,定時祭祀。
《碧血錄》中“東林六君子”插圖,右上為袁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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