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 我所在的雜誌曾做過一期專題：老外在成都。 也就是梳理歷史上那些與成都有過親密接觸的外國人。
事實上， 要考證出是哪一個外國人最先來到成都，
國力強盛的唐朝， 長安是一座花團錦簇， 被各國人民嚮往的世界中心城市， 地位超過今天的紐約。 那時候， 長安街頭到處可見奇裝異服的胡人。 一些酒樓裡， 還高薪聘請了長得一派異國風光的洋妞作招待， 以此吸引像我的四川老鄉李白這種滿腔激情的文藝青年。
長安與成都的距離雖然不算太近， 但也不至於太遠， 再加上大半個唐朝時期， 成都一直是長安的後花園， 那些漫遊長安的外國人， 一時興起， 騎著瘦弱卻吃苦耐勞的驢子，
一個現存的史料是：唐太宗年間， 基督教的聶斯脫裡派－－中國人稱之為景教－－派人來到長安， 獲得唐太宗支持， 准許在大唐帝國傳教， 並在政府的資助下于長安義寧坊修建了一座教堂，
多年以後， 以長安那座大秦寺為濫觴， 大唐帝國治下的許多地方都先後修建了大秦寺， 這中間， 成都西門也修建了一座法相莊嚴的大秦寺。 這是唐朝中期的事情。
既然有景教寺院， 必然有景教僧侶和信徒， 而史料上說， 這些僧侶和信徒， 幾乎都是胡人－－也就是老外。 只不過， 彼時那些老外在成都有著怎樣的生活， 史料付諸闕如。 至於西門外的大秦寺， 有些史料上說， 它的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石筍街。
3、第一個在成都短期生活過， 並將其成都印象寫進書中， 直到今天還能夠查閱到的老外， 他的名字在中國幾乎婦孺皆知，
當年， 義大利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參與了威尼斯與熱那亞之間的戰爭， 在作戰俘的日子裡， 他遇到了作家露絲梯謙， 並向露絲梯謙講述了此前他在遙遠中國的長達17年漫遊， 露絲梯謙將其整理出版， 這就是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
作為歐洲人撰寫的第一部詳盡描繪中國歷史、文化和藝術的著作， 《馬可波羅遊記》是此後許多年裡歐洲人瞭解中國的最權威著作。
馬可波羅的中國之行中， 成都是他記憶深刻的一站。 眾所周知， 馬可波羅到中國後， 受到了大汗忽必烈的歡迎和信任。 忽必烈曾多次對他委以重任， 馬可波羅也就有機會在大汗的版圖裡四處遊山玩水。
元朝初年的成都， 由於剛經歷了宋元之間幾十年的對抗――宋元之間的邊境線即在四川與陝西的交界地帶， 再加上元軍入侵成都後的屠殺， 成都這座曾經壯麗繁華的城市， 這時已經元氣大傷。
但即使如此， 它在歐洲人馬可波羅眼中， 仍然是一座富庶的大城市。 獄中的馬可波羅回憶起在成都的經歷， 印象最深的當數如今被我們稱為府南河，其實真正名字應該叫錦江的那一汪流水。如今的府南河河面狹窄，但那時候卻是江闊水深。
馬可波羅回憶說，“（成都）有不少重要河流，來自遠方山中，流經此城周圍，且常穿過城內。諸川有寬至半裡者，其他僅寬二百步，然諸川水皆深。諸川離此城後，匯而為一大川，其名曰江。”
馬可波羅對錦江上的廊橋有著特別的興趣，他回憶說，“城內川上有一大橋，用石建築，寬八步，長半裡。橋上兩旁，列有大理柱，上承橋頂。蓋自此端達彼端，有一木質橋頂，甚堅，繪畫顏色鮮明。
”馬可波羅所看到的成都錦江上的大橋，不僅用於交通，同時也是重要的商業場所，因而可以推測得到的是，這是一些有著眾多門店的廊橋。馬可波羅說，“橋上有房屋不少，商賈工匠列肆執藝於其中。橋上尚有大汗徵稅之所，每日稅收不下精金千量。”
傳教士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因為信仰的力量，他們常常以驚人的毅力和耐力深入到世界各地。在馬可波羅浮光掠影的成都之旅後，在成都有過較長生活時間的就是兩個來自西方的傳教士，他們一個叫利類思，一個叫安文思。
義大利西西里島人利類思，少年時就進入教會，立下了把一生獻給上帝的宏願。1637年，即明朝崇禎十年，剛滿過三十歲的利類思萬里迢迢來到中國江南，一邊學習漢語，一邊傳教。此後，他又到京城，協助傳教士湯若望修撰曆法。
在京城期間，利類思結識了明朝高官劉宇亮，劉宇亮系四川綿竹人，老家在今天的銀廠溝。劉表示如果利類思願意到四川傳教，他可以給熟識的地方官寫信，讓他們關照他。1640年，利類思果然從京城來到四川，住在劉宇亮的成都府邸中並開始傳教，在劉氏家族的幫助下，發展信徒的工作初見成效。
一年後，葡萄牙人安文思來到成都，作為利類思的副手。1642年，劉宇亮致仕回鄉，不久即病逝，利類思和安文思失去了可供庇護的大樹，遭到一些反教人士的攻訐和陷害，差點身陷囹圄。幸好新任成都知縣與湯若望有舊交，因而得以身免。
利類思和安文思在成都生活期間，正值享國近三百年的大明帝國走向崩潰的大動亂之時。1644年，張獻忠自重慶八入川，一路攻城掠地，逼近成都。利類思和安文思躲到劉宇亮在綿竹的老家。此後，張獻忠軍隊攻佔成都以及綿竹，利類思和安文思又隨逃亡的百姓顛沛流離，一直逃到了深山裡的雅安寶興縣鹽井溪，並在那裡修建了一座小小的教堂。
張獻忠佔領成都後，那位曾善待利類思和安文思的故明成都知縣投降了張獻忠並出任張獻忠的大西政權禮部尚書，這位吳姓官員向張獻忠舉薦了利類思和安文思。於是乎，這兩個高鼻深目的老外又在行人驚奇的注視下，回到了他們熟悉的成都城。
在成都，利類思和安文思被張獻忠封為天學國師。這個殺人魔王似乎對兩個老外大有興趣，不時召見並賜宴，利類思和安文思投桃報李，費時大半年用紅銅製造了一個地球儀和一個天球儀，將它獻給張獻忠――估計張獻忠這個從小就在江湖上打拼的綠林好漢，是沒法看得懂這些天外來物般的東西的。
張獻忠敗走成都，在西充被清軍所斬殺，利類思和安文思作了俘虜，他們與眾不同的夷人形象救了他們一命：經過審問，他們自供身份，於是被帶回北京。這時候的北京已經和他們幾年前所見到的北京不一樣了，雖然城池依舊，風物依舊，但坐在紫禁城龍椅上的屁股已經變了，從朱氏變成了愛新覺羅氏。
此後，利類思和安文思先後病逝于京師。在他們曲折漫長的一生中，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經歷，是他們晚年時常常追憶的舊時光。
被稱為植物獵人的美國博物學家威爾遜是最早將四川地區珍稀植物介紹到全世界的學者之一，他一生中先後數次前來四川，並以成都為根據地，足跡踏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僅在瓦屋山一地，他就採集到200多種植物。
1905年，威爾遜第一次來到成都，便喜歡上了這座西部城市。當時的成都，城牆高大巍峨，街道整齊，院落幽深，五行八作，井井有條。威爾遜用相機記錄了他所看到的成都和四川，這些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
從他的照片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已經逝去的老成都的繁華舊影：青羊宮、武侯祠、昭覺寺、少城、都江堰，如今我們熟知的這些古跡，都在他的鏡頭下定格成影。
1910年，威爾遜在野外考察時受傷，雙腿面臨截肢的危險，他迅速回到成都，找到另一個生活在成都的老外大衛森，在戴的精心治療下，雙腿才算得以保住。
多年以後，一個叫印開蒲的學者重走威爾遜當年的道路，探訪威爾遜當年拍攝的舊地舊景，並出版了一本叫作《百年追尋》的著作，百年前的塵封往事再度生動清晰。
【注：插圖均為威爾遜所拍老照片】
印象最深的當數如今被我們稱為府南河，其實真正名字應該叫錦江的那一汪流水。如今的府南河河面狹窄，但那時候卻是江闊水深。馬可波羅回憶說，“（成都）有不少重要河流，來自遠方山中，流經此城周圍，且常穿過城內。諸川有寬至半裡者，其他僅寬二百步，然諸川水皆深。諸川離此城後，匯而為一大川，其名曰江。”
馬可波羅對錦江上的廊橋有著特別的興趣，他回憶說，“城內川上有一大橋，用石建築，寬八步，長半裡。橋上兩旁，列有大理柱，上承橋頂。蓋自此端達彼端，有一木質橋頂，甚堅，繪畫顏色鮮明。
”馬可波羅所看到的成都錦江上的大橋，不僅用於交通，同時也是重要的商業場所，因而可以推測得到的是，這是一些有著眾多門店的廊橋。馬可波羅說，“橋上有房屋不少，商賈工匠列肆執藝於其中。橋上尚有大汗徵稅之所，每日稅收不下精金千量。”
傳教士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因為信仰的力量，他們常常以驚人的毅力和耐力深入到世界各地。在馬可波羅浮光掠影的成都之旅後，在成都有過較長生活時間的就是兩個來自西方的傳教士，他們一個叫利類思，一個叫安文思。
義大利西西里島人利類思，少年時就進入教會，立下了把一生獻給上帝的宏願。1637年，即明朝崇禎十年，剛滿過三十歲的利類思萬里迢迢來到中國江南，一邊學習漢語，一邊傳教。此後，他又到京城，協助傳教士湯若望修撰曆法。
在京城期間，利類思結識了明朝高官劉宇亮，劉宇亮系四川綿竹人，老家在今天的銀廠溝。劉表示如果利類思願意到四川傳教，他可以給熟識的地方官寫信，讓他們關照他。1640年，利類思果然從京城來到四川，住在劉宇亮的成都府邸中並開始傳教，在劉氏家族的幫助下，發展信徒的工作初見成效。
一年後，葡萄牙人安文思來到成都，作為利類思的副手。1642年，劉宇亮致仕回鄉，不久即病逝，利類思和安文思失去了可供庇護的大樹，遭到一些反教人士的攻訐和陷害，差點身陷囹圄。幸好新任成都知縣與湯若望有舊交，因而得以身免。
利類思和安文思在成都生活期間，正值享國近三百年的大明帝國走向崩潰的大動亂之時。1644年，張獻忠自重慶八入川，一路攻城掠地，逼近成都。利類思和安文思躲到劉宇亮在綿竹的老家。此後，張獻忠軍隊攻佔成都以及綿竹，利類思和安文思又隨逃亡的百姓顛沛流離，一直逃到了深山裡的雅安寶興縣鹽井溪，並在那裡修建了一座小小的教堂。
張獻忠佔領成都後，那位曾善待利類思和安文思的故明成都知縣投降了張獻忠並出任張獻忠的大西政權禮部尚書，這位吳姓官員向張獻忠舉薦了利類思和安文思。於是乎，這兩個高鼻深目的老外又在行人驚奇的注視下，回到了他們熟悉的成都城。
在成都，利類思和安文思被張獻忠封為天學國師。這個殺人魔王似乎對兩個老外大有興趣，不時召見並賜宴，利類思和安文思投桃報李，費時大半年用紅銅製造了一個地球儀和一個天球儀，將它獻給張獻忠――估計張獻忠這個從小就在江湖上打拼的綠林好漢，是沒法看得懂這些天外來物般的東西的。
張獻忠敗走成都，在西充被清軍所斬殺，利類思和安文思作了俘虜，他們與眾不同的夷人形象救了他們一命：經過審問，他們自供身份，於是被帶回北京。這時候的北京已經和他們幾年前所見到的北京不一樣了，雖然城池依舊，風物依舊，但坐在紫禁城龍椅上的屁股已經變了，從朱氏變成了愛新覺羅氏。
此後，利類思和安文思先後病逝于京師。在他們曲折漫長的一生中，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經歷，是他們晚年時常常追憶的舊時光。
被稱為植物獵人的美國博物學家威爾遜是最早將四川地區珍稀植物介紹到全世界的學者之一，他一生中先後數次前來四川，並以成都為根據地，足跡踏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僅在瓦屋山一地，他就採集到200多種植物。
1905年，威爾遜第一次來到成都，便喜歡上了這座西部城市。當時的成都，城牆高大巍峨，街道整齊，院落幽深，五行八作，井井有條。威爾遜用相機記錄了他所看到的成都和四川，這些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
從他的照片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已經逝去的老成都的繁華舊影：青羊宮、武侯祠、昭覺寺、少城、都江堰，如今我們熟知的這些古跡，都在他的鏡頭下定格成影。
1910年，威爾遜在野外考察時受傷，雙腿面臨截肢的危險，他迅速回到成都，找到另一個生活在成都的老外大衛森，在戴的精心治療下，雙腿才算得以保住。
多年以後，一個叫印開蒲的學者重走威爾遜當年的道路，探訪威爾遜當年拍攝的舊地舊景，並出版了一本叫作《百年追尋》的著作，百年前的塵封往事再度生動清晰。
【注：插圖均為威爾遜所拍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