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
隨毛澤東率二十三分隊到達水頭鎮，
與徐東海、程子華會面。
3月8日，
中共中央在大麥郊（今屬交口縣）駐地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彭德懷參加了會議，
會議分析了東渡黃河以來的政治軍事形勢，
調整了東征戰略部署，
還具體研究了兌九峪（今兌鎮）戰鬥部署，
決定在兌九峪一帶重創晉綏軍。
3月10日，
彭德懷指揮紅軍向兌九峪晉綏軍發起進攻，
突破敵第一防線後，
卻遭到敵人頑強抵抗，
遂撤出戰鬥。
紅一軍團進至交口縣大麥郊鎮，
紅十五軍團進至雙池鎮一帶休整。
次役，
共斃、傷、俘敵約兩個團，
給敵以沉重打擊。
同日，
與毛澤東共同簽署頒發《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佈告》，
重申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3月12日，
彭德懷參加了毛澤東在交口縣郭家掌村主持召開了團以上幹部參加的軍事會議，
聽取了毛澤東所作的關於形勢和任務的報告。
3月16日，
東征紅軍遵照郭家掌會議決定，
兵分三路，
轉戰山西：十五軍團為左路軍，
北上太原；一軍團為右路軍，
揮師南下。
3月18日，
同毛澤東致電徐海東、程子華，
指示十五軍團的任務是：第一步相機佔領文水、交城及其附近地區，
破壞電線，
擴大宣傳，
聲言進攻太原，
在文水、交城一帶盤旋二三日；第二步佔領靜樂、嵐縣、岢嵐，
創造遊擊根據地。
3月19日，
同毛澤東、周恩來簽署發表《中國人民紅軍抗日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為一致抗日告全國民眾書》。
4月1日，
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
向東征紅軍再次發出了《在山西創建對日作戰根據地》的指示。
4月14日，
出席於大麥郊召開的紅十五軍團幹部會議。
4月底，
中共中央在永和縣趙家溝村召開了政治局會議，
作出了回師西渡的決定。
5月2日至5日，
彭德懷和毛澤東指揮紅軍全部西渡完畢，
至此，
紅軍東征勝利結束。
共殲敵7個團，
繳獲槍械4000余支、子彈幾十萬發；動員群眾參加紅軍竟達5000人，
還有俘虜參加紅軍，
共約7000人；籌了30萬銀元和大量物資；在二十餘縣組織發動了群眾，
宣傳了中共中央1935年12月會議的抗日主張，
擴大了陝北蘇區，
同時對平津、太原學生救亡運動起了積極支援的作用。
全軍指戰員都看出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
政治、軍事由被動轉入主動，
向敵人開展了戰略上的進攻，
從而鼓舞和支持了華北及全國抗日運動，
使抗日鬥爭進入了新階段。
圖為彭德懷路居鴉兒崖的石窯洞舊址。
抗日戰爭時期兩次來呂梁
1943年9月下旬，
時任八路軍副總司令的彭德懷和129師師長劉伯承一行20餘人自太行根據地赴延安，
在兩分區交通隊和沿途群眾的嚴密保護下，
順利通過了晉中平川敵佔區及敵人封鎖線，
到達呂梁興縣，
由興縣西渡黃河赴延安。
彭德懷在途經晉綏八分區時，
聽取了交東支隊一部9月18日夜襲敵占草莊頭據點的彙報，
表揚了草莊頭作戰部隊，
並指示晉綏軍區把草莊頭戰鬥當作典型戰例通報全軍。
1944年夏，
彭德懷從前線回延安參加整風及“七大”途經交城山、方山縣北武當鎮骨脊山時路宿鴉兒崖（今新民村），
由離東縣遊擊五大隊護送出境。
解放戰爭時期來呂梁
1946年12月11日，
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彭德懷與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勳從延安動身赴呂梁，
與晉綏區領導人共同研究兩解放區配合作戰問題，
15日到達呂梁離石高家溝。
16日，
在高家溝主持召開了陝甘寧、晉綏兩區聯防作戰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習仲勳、賀龍、陳賡、李井泉、王震（時任晉綏軍區第二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羅貴波（時任晉綏軍區所轄呂梁軍區副政治委員）等。
彭德懷在會上傳達了中央軍委關於粉碎國民黨軍進攻陝甘寧邊區的企圖，
研究部署了兩個解放區聯防和配合作戰問題。
會議透徹地分析了晉西南戰役（呂梁戰役）以來晉西南地區的敵我態勢。
為了實現中共中央軍委發展與堅持呂梁區，
吸引胡宗南軍隊于黃河東岸，
鞏固太行，保衛陝甘寧邊區的戰略目的，決定發動汾孝戰役。同時就部隊的歸屬及戰役期間的後勤供應等事項做了統一安排：太嶽軍區四縱隊、二四旅、晉綏之獨四旅、三五九旅，統歸司令員陳賡、副司令員王震、政委謝富治指揮；糧食、武器、彈藥、服裝等分別由晉綏、陝甘寧邊區供應。17日由高家溝返綏德，20日返抵延安。 （完）
王永衛
鞏固太行，保衛陝甘寧邊區的戰略目的，決定發動汾孝戰役。同時就部隊的歸屬及戰役期間的後勤供應等事項做了統一安排：太嶽軍區四縱隊、二四旅、晉綏之獨四旅、三五九旅，統歸司令員陳賡、副司令員王震、政委謝富治指揮；糧食、武器、彈藥、服裝等分別由晉綏、陝甘寧邊區供應。17日由高家溝返綏德，20日返抵延安。 （完）
王永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