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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徐豪 | 北京報導
責編：陳惟杉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7年第23期）
“必須充分認識金融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 扎扎實實把金融工作做好。 ”
今年4月25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體學習時做出上述指示。 他同時就維護金融安全提出6項任務。
其中一條便是“提高領導幹部金融工作能力， 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努力學習金融知識， 熟悉金融業務， 把握金融規律，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 經濟進入專業化、技術化、指數化， 那麼對金融人才的要求也就越來越高。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要做好金融工作就離不開金融人才， 但現階段， 無論是從省到地市， 還是從地市到縣鄉， 普遍缺少懂金融、懂資本運作的專業人才， 各級黨政領導班子中尤其迫切需要充實懂金融、懂資本運作的幹部。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主任徐鵬程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說， 目前全國一些省市的黨政領導班子中“內行”不多， 創新不力， 因而發展不平衡。
徐鵬程本人曾先後在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任金融高管， 在2010年至2013年被中組部和團中央以博士服務團成員身份選派江西省鷹潭市掛職副市長。 “黨政班子中嚴重缺乏知識型和專家型的領導和幹部， 更缺乏具體的‘操盤手’，
他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列舉了一組資料， 截至2013年底， 全國公務員總人數為717.1萬人， 公務員與非公務員的比例為1∶192。 “從數量上來說， 公務員隊伍不算小， 但由於歷史原因， 這支隊伍的整體素質還不夠高， 特別是1993年以前直接過渡到公務員編制的人， 一般文化水準較低。 而在現有公務員隊伍中， 金融類公務員和人才則更少， 占比還不到公務員總數的1%。 ”
“當前搞工作的重點就是做好經濟工作， 無論工業和農業， 都需要金融支撐。 一個地方經濟要發展， 離不開金融的積累和支持， 金融總量的大小、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往往決定著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水準。 ”徐鵬程認為，
雖然領導幹部會有金融知識的相關培訓班， “但對於沒有任何經濟、金融專業知識背景的人來說， 培訓學習其實很難。 ”有知情人士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舉例說， 多年前中央黨校曾經舉辦金融班， 某省份的一位省級領導參加了一段時間後， 因年齡較大、相關知識短缺， 接受能力有限， “實在太痛苦了”， 半途就讓省政府秘書長來參加了。
徐鵬程說， “相對于歐美等發達國家數百年的發展歷史， 我國金融業人才的積累時間較短， 人才占人口和人力資源的比例遠遠低於歐美等發達國家。 目前來看， 各地的金融都是一個短板。 ”
金融人才總數多， 但黨政領導幹部中缺少“內行”？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卻認為，
據《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不完全統計， 截至2017年6月5日， 全國31個省份的省級黨政領導班子中可查到明確學歷履歷的， 有經濟學專業背景或有相關金融部門機構工作經歷的幹部有105人。 其中， 北京市、天津市和吉林省最多， 均為7人， 有多位有經濟學博士和碩士學位；重慶市和內蒙古自治區次之， 有經濟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幹部均為6人。 但記者也發現， 有金融工作經歷的省級領導幹部比較少， 為數不多的幾位包括河南省委書記謝伏瞻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曾任央行行長助理、交通銀行董事長、國家開發銀行行長、中國農業銀行董事長，青海省副省長田錦塵曾任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司長等。
“目前金融人才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為一般性人才過剩，高級人才短缺。現在在金融機構中基礎性人才基本上能滿足需要，但缺少行業領軍人才。”徐鵬程說，他認同當前金融人才總量並不少的觀點，但黨政領導幹部中缺少“內行”，“根據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地方黨政領導班子中應該配有1－2名懂金融、懂資本運作的副職，這樣才能突破經濟發展中資金瓶頸的制約。”
徐鵬程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目前亟須補充金融人才的是地市一級的黨政領導幹部隊伍。“省一級的更多的是宏觀範疇，具體貫徹執行需要地市一級去落實，上面的政策到這裡要有一個更進一步消化和細化的過程，所以這一級非常關鍵，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因此就更需要專業人才。”
泛亞、e租寶騙局都是市長書記不懂金融惹的禍？“由於地方黨政領導班子中懂金融和資本運作的專業人才偏少，當各種各樣的金融風險出現時，不少幹部就手足無措，不能把握市場的走向，從而也不可能正確地參與市場、管理市場和科學地駕馭市場。”徐鵬程說。
一位元專家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不懂金融，也會讓一些決策失誤，造成風險隱患，比如地方上一些政府招商引進的項目，最後成為非法集資，造成群體性事件。
《中國經濟週刊》曾報導過非法集資超400億、涉及22萬人的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2010年，泛亞作為昆明市重點招商引資項目由政府批准設立。2010年12月27日，昆明市政府印發《昆明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交易市場監督管理暫行辦法》，並成立由分管金融副市長任組長的監管委員會，對交易所進行監管。在2011年4月21日泛亞的“成立暨開市慶典”上，時任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仇和敲響了開市第一鑼。
然而，同樣的模式，在遼寧卻被喊停了。在昆明獲得成功以後，泛亞將該模式也複製到了遼寧。據遼寧當地媒體報導，瀋陽市金融辦相關負責人表示，遼寧泛亞金屬交易有限公司的這項投資不屬於審批項目範疇內，其經營行為涉嫌非法集資，金融辦會同服務業委員會對其進行調查。2014年9月，遼寧泛亞該項業務被喊停，同時發佈公告通知客戶，清退處理交易資金。
同樣，非法集資500多億的“e租寶”，在初期也有“政府月臺”的影子。時任蚌埠市委書記周春雨曾多次到鈺誠控股集團、e租寶公司考察並表示，蚌埠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e租寶在推動本市互聯網金融發展方面所做工作。直到2015年，蚌埠市政府才意識到e租寶發展的高風險，開始對鈺誠集團進行多輪調查，鈺誠集團將總部搬到了北京。2015年12月16日，e租寶涉嫌犯罪，被立案偵查。2016年1月警方公佈e租寶非法集資500多億。
而在重慶，近年來非法集資立案數、涉案金額持續下降，針對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較多，涉及地域廣、人員多、風險大的現狀，重慶相關部門堅持每月開展非法集資案件風險排查研判，對全市涉及P2P業務的互聯網金融平臺開展互聯網金融風險排查。此前曾長期任重慶市市長的黃奇帆有“金融市長”之稱，他曾說，互聯網金融要有負面清單，在籌資方面，要確定“三個不許”的原則，包括不許設置固定回報、高息攬儲；不許亂集資，堅決打擊亂集資；不許自設“資金池”，資金必須由協力廠商託管。“這些要求，是金融業領域的基本規矩，不能探索幾年再總結經驗，一開始就應立好規矩。”
“實際上，不僅是非法集資監管不力，在地方債務方面，也因缺少專業金融人才而造成風險。”徐鵬程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雖然地方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高負債率已使一些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包袱，個部地區還超過了債務負擔的警戒線。”
“有些不懂金融的市委書記、市長，只要能進來錢，就千方百計地找錢，只要錢到了地市的口袋，就敢花。融資不能把杠杆放太大，杠杆放太大了成本吃不消，這將來對國家、對地方都是極不負責任的。現在地方融資，想要達到恰到好處的規模效應，太需要專業人才了。”徐鵬程說。
領導幹部不懂金融，除了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外，也可能制約地區發展速度。
在鷹潭市幾年的掛職工作經歷，讓徐鵬程對此有深刻體會，資金配置到哪裡，物資、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就會在哪裡聚集。“由於省、市、縣懂金融、懂資本運作的專業人才偏少，缺乏通過金融運作放大投資規模和發展速度的能力，使金融在經濟調整和轉型發展中的作用大打折扣。”徐鵬程說，“目前全國大部分省份在資本運作方面都是短板，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將會直接制約發展的速度。一些發達地區已經有較完善的資本市場，較好地解決了發展中資金的瓶頸問題，這也是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差距所在。”
一位在地方掛職的幹部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透露，他在某市掛職時，主要負責當地某個板塊在香港上市的工作，“就差最後半公里了，主要領導換了，新任領導對金融知識懂的不多，覺得沒有必要上市，讓項目功虧一簣，這讓當地坐失多少良機啊！”
實際上，上市公司在地區貢獻、影響越來越大。據Wind資訊資料，2016年中國上市公司按城市來看，北京282家、上海236家、深圳232家、杭州93家、廣州78家，前20位城市上市公司總數達1600家，超過A股總數的一半。在前20名的城市中，除去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不乏紹興、汕頭、台州、無錫這樣位於東南沿海的二三線城市，其上市公司數量均達到30家左右。
而如果從省份上來看，廣東省以473家的絕對數遙遙領先位居第一，浙江333家、江蘇317家緊隨其後。
破解“多”與“少”矛盾的關鍵一方面，我國有大量的優秀金融人才；另一方面，在一些關鍵的領域，又缺乏金融人才。這個“多”與“少”的矛盾如何解決？
竹立家認為，這需要決策機制的進一步科學、透明。“有些地方的領導班子裡，不是沒有專業的金融人才，但是決策過程中沒有按照程式，負責的領導拍腦袋辦事，就造成了決策的不科學。”他表示，可以進一步加大幹部人才交流機制，讓金融人才流動到更多需要的崗位上。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發現，近幾年，全國各地都在推進金融人才掛職工作，比如湖南省選派41名金融人才掛職任市縣區黨政副職，山東省印發《關於加強全省金融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四川省選派121名金融幹部人才到地方和省直部門及省屬企業掛職，貴州省集中引進104名金融人才每個市州縣班子配一名，等等。
但也有到地方掛職的金融人才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掛職”有時候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因為掛職時間都比較短，與當地官員系統也很難很快融入，“你提出了不一樣的意見，理念和認識不一樣，人家整個系統都排斥你，很難把工作進行下去。”
徐鵬程認為，解決這個矛盾，需要探索建立地方黨政班子與金融機構人才交流制度，有計劃地選拔金融機構中層以上幹部與市、縣政府及有關部門負責人相互交叉掛職任職，積極推動省、市、縣政府和金融機構派員到金融機構總部掛職鍛煉，增強地方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的溝通協調能力。同時，具體的幹部政策應適當向懂金融運作的管理人才傾斜。
“不懂金融運作的管理者領導地方發展經濟，儘管身後有各種高參，但這都不能替代管理者個人的職業判斷。”徐鵬程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懂市場運作的管理者領導地方發展經濟，他們就能準確地理解和分析經濟形勢，從市場的角度給予重視和解決，與單一的政工出身的政府組成人員形成互補，有利於優化領導班子結構。”
為數不多的幾位包括河南省委書記謝伏瞻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曾任央行行長助理、交通銀行董事長、國家開發銀行行長、中國農業銀行董事長，青海省副省長田錦塵曾任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司長等。
“目前金融人才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為一般性人才過剩，高級人才短缺。現在在金融機構中基礎性人才基本上能滿足需要，但缺少行業領軍人才。”徐鵬程說，他認同當前金融人才總量並不少的觀點，但黨政領導幹部中缺少“內行”，“根據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地方黨政領導班子中應該配有1－2名懂金融、懂資本運作的副職，這樣才能突破經濟發展中資金瓶頸的制約。”
徐鵬程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目前亟須補充金融人才的是地市一級的黨政領導幹部隊伍。“省一級的更多的是宏觀範疇，具體貫徹執行需要地市一級去落實，上面的政策到這裡要有一個更進一步消化和細化的過程，所以這一級非常關鍵，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因此就更需要專業人才。”
泛亞、e租寶騙局都是市長書記不懂金融惹的禍？“由於地方黨政領導班子中懂金融和資本運作的專業人才偏少，當各種各樣的金融風險出現時，不少幹部就手足無措，不能把握市場的走向，從而也不可能正確地參與市場、管理市場和科學地駕馭市場。”徐鵬程說。
一位元專家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不懂金融，也會讓一些決策失誤，造成風險隱患，比如地方上一些政府招商引進的項目，最後成為非法集資，造成群體性事件。
《中國經濟週刊》曾報導過非法集資超400億、涉及22萬人的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2010年，泛亞作為昆明市重點招商引資項目由政府批准設立。2010年12月27日，昆明市政府印發《昆明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交易市場監督管理暫行辦法》，並成立由分管金融副市長任組長的監管委員會，對交易所進行監管。在2011年4月21日泛亞的“成立暨開市慶典”上，時任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仇和敲響了開市第一鑼。
然而，同樣的模式，在遼寧卻被喊停了。在昆明獲得成功以後，泛亞將該模式也複製到了遼寧。據遼寧當地媒體報導，瀋陽市金融辦相關負責人表示，遼寧泛亞金屬交易有限公司的這項投資不屬於審批項目範疇內，其經營行為涉嫌非法集資，金融辦會同服務業委員會對其進行調查。2014年9月，遼寧泛亞該項業務被喊停，同時發佈公告通知客戶，清退處理交易資金。
同樣，非法集資500多億的“e租寶”，在初期也有“政府月臺”的影子。時任蚌埠市委書記周春雨曾多次到鈺誠控股集團、e租寶公司考察並表示，蚌埠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e租寶在推動本市互聯網金融發展方面所做工作。直到2015年，蚌埠市政府才意識到e租寶發展的高風險，開始對鈺誠集團進行多輪調查，鈺誠集團將總部搬到了北京。2015年12月16日，e租寶涉嫌犯罪，被立案偵查。2016年1月警方公佈e租寶非法集資500多億。
而在重慶，近年來非法集資立案數、涉案金額持續下降，針對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較多，涉及地域廣、人員多、風險大的現狀，重慶相關部門堅持每月開展非法集資案件風險排查研判，對全市涉及P2P業務的互聯網金融平臺開展互聯網金融風險排查。此前曾長期任重慶市市長的黃奇帆有“金融市長”之稱，他曾說，互聯網金融要有負面清單，在籌資方面，要確定“三個不許”的原則，包括不許設置固定回報、高息攬儲；不許亂集資，堅決打擊亂集資；不許自設“資金池”，資金必須由協力廠商託管。“這些要求，是金融業領域的基本規矩，不能探索幾年再總結經驗，一開始就應立好規矩。”
“實際上，不僅是非法集資監管不力，在地方債務方面，也因缺少專業金融人才而造成風險。”徐鵬程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雖然地方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高負債率已使一些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包袱，個部地區還超過了債務負擔的警戒線。”
“有些不懂金融的市委書記、市長，只要能進來錢，就千方百計地找錢，只要錢到了地市的口袋，就敢花。融資不能把杠杆放太大，杠杆放太大了成本吃不消，這將來對國家、對地方都是極不負責任的。現在地方融資，想要達到恰到好處的規模效應，太需要專業人才了。”徐鵬程說。
領導幹部不懂金融，除了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外，也可能制約地區發展速度。
在鷹潭市幾年的掛職工作經歷，讓徐鵬程對此有深刻體會，資金配置到哪裡，物資、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就會在哪裡聚集。“由於省、市、縣懂金融、懂資本運作的專業人才偏少，缺乏通過金融運作放大投資規模和發展速度的能力，使金融在經濟調整和轉型發展中的作用大打折扣。”徐鵬程說，“目前全國大部分省份在資本運作方面都是短板，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將會直接制約發展的速度。一些發達地區已經有較完善的資本市場，較好地解決了發展中資金的瓶頸問題，這也是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差距所在。”
一位在地方掛職的幹部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透露，他在某市掛職時，主要負責當地某個板塊在香港上市的工作，“就差最後半公里了，主要領導換了，新任領導對金融知識懂的不多，覺得沒有必要上市，讓項目功虧一簣，這讓當地坐失多少良機啊！”
實際上，上市公司在地區貢獻、影響越來越大。據Wind資訊資料，2016年中國上市公司按城市來看，北京282家、上海236家、深圳232家、杭州93家、廣州78家，前20位城市上市公司總數達1600家，超過A股總數的一半。在前20名的城市中，除去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不乏紹興、汕頭、台州、無錫這樣位於東南沿海的二三線城市，其上市公司數量均達到30家左右。
而如果從省份上來看，廣東省以473家的絕對數遙遙領先位居第一，浙江333家、江蘇317家緊隨其後。
破解“多”與“少”矛盾的關鍵一方面，我國有大量的優秀金融人才；另一方面，在一些關鍵的領域，又缺乏金融人才。這個“多”與“少”的矛盾如何解決？
竹立家認為，這需要決策機制的進一步科學、透明。“有些地方的領導班子裡，不是沒有專業的金融人才，但是決策過程中沒有按照程式，負責的領導拍腦袋辦事，就造成了決策的不科學。”他表示，可以進一步加大幹部人才交流機制，讓金融人才流動到更多需要的崗位上。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發現，近幾年，全國各地都在推進金融人才掛職工作，比如湖南省選派41名金融人才掛職任市縣區黨政副職，山東省印發《關於加強全省金融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四川省選派121名金融幹部人才到地方和省直部門及省屬企業掛職，貴州省集中引進104名金融人才每個市州縣班子配一名，等等。
但也有到地方掛職的金融人才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掛職”有時候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因為掛職時間都比較短，與當地官員系統也很難很快融入，“你提出了不一樣的意見，理念和認識不一樣，人家整個系統都排斥你，很難把工作進行下去。”
徐鵬程認為，解決這個矛盾，需要探索建立地方黨政班子與金融機構人才交流制度，有計劃地選拔金融機構中層以上幹部與市、縣政府及有關部門負責人相互交叉掛職任職，積極推動省、市、縣政府和金融機構派員到金融機構總部掛職鍛煉，增強地方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的溝通協調能力。同時，具體的幹部政策應適當向懂金融運作的管理人才傾斜。
“不懂金融運作的管理者領導地方發展經濟，儘管身後有各種高參，但這都不能替代管理者個人的職業判斷。”徐鵬程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懂市場運作的管理者領導地方發展經濟，他們就能準確地理解和分析經濟形勢，從市場的角度給予重視和解決，與單一的政工出身的政府組成人員形成互補，有利於優化領導班子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