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馬克斯·韋伯的《以學術為業》演講發表100周年， 而距離韋伯發表《以政治為業》的演講， 也已經過去了整整98年。 在這整整100年的歷史進程當中， 世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 無論是全球地緣政治格局還是社會生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然而至今我們仍然驚訝地看到：韋伯在這兩篇演講裡對於學術和政治的定位與分析， 絲毫沒有過時。 這或許就是韋伯作為社會科學經典大師的魅力之所在。
在《以學術為業》當中， 韋伯實際上區分了兩種意義上的“以學術為業”， 這兩種方式剛好對應著這篇演講的兩種中文譯法，
在韋伯的界定當中， 這兩種方式既互相對立， 又相互依存。 韋伯首先從德國與美國學術體制的不同， 來論述學術工作者在維持生計都不可能的狀態下， 是很難持續其學術理想的。 儘管如此， 僅僅把學術作為一種養家糊口的職業， 跟把學術作為一種畢生的理想和生活方式， 還是有著顯著的不同。
接下來， 韋伯強調：學術熱情並不等同於學術能力和學術成果， 這實際上講述的， 是一個“想不想做學術”與“能不能做學術”的區分問題。 他同時提到：做研究與從事教學， 有著截然不同的考量標準， 對同一位學術工作者， 要採取這樣截然不同的兩套考量標準， 是非常悖謬和不科學的。
可以看到， 韋伯對於現代科層制和數目字管理背景下學術運作的種種弊端， 有著非常強的預見性和準確判斷。 在今天中國的學術界， 無論是清華外文系講師方豔華被解聘引發的關於學術、科研不能兩全的討論， 還是中山大學甘陽老師被青年教師掌扇事件引發的對於中國“青椒”(青年學術工作者)生存境遇的關注， 實際上都沒有超越韋伯當年這篇演講裡的批判指向。
韋伯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中立立場， 在這篇演講裡也有較多篇幅的論述。 在韋伯看來， 科學研究不涉及終極關懷， 在價值多元化的世界裡， 科學唯有保持價值中立， 才能維護其超然的學科地位。 一方面， 韋伯包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等重要著作在內的作品，
如果說《以學術為業》更像是一篇面向大學生的演講的話， 那麼《以政治為業》在很大程度上， 倒更像是一篇結構完整的研究報告。 現代政治學裡的諸多重要命題， 在這篇演講裡都有所體現， 比如國家之於合法運用暴力的機構的定位、職業政治家的出現與現代政治文明的發端、政治權威的三種類型、政黨制度以及政黨與利益集團之間的互動關係、合格政治家的必備素質等。
在這裡， 我們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韋伯的這樣兩個論斷：
第一， 法律理性主義的盛行是導致絕對專制國家(馮克利先生這裡的翻譯， 指向的應該是“絕對主義國家”或者所謂“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必要條件， 全民意義上的對法律的遵從與敬畏， 恰恰使得構建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成為可能。 由此， 我們能夠深深體味“法治”與“民主”這兩個詞彙的不同指向。
第二， 韋伯點明了現代政治文明的雙重困境：如果採取卡裡斯瑪式的領袖民主制，
在這篇演講的最後， 韋伯強調：合格的政治家， 應該是能夠將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予以很好的結合;而政治的本性， 就必然會面對目的與手段之間的衝突。 在這裡， 韋伯的潛臺詞是：為了一個高尚的政治目的， 那麼相對卑劣和不太能走得上檯面的政治手段， 或許是可以接受的。這樣的觀點，某種程度上也是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一書中核心觀點的延續。當然，如果我們結合韋伯本人在一次世界大戰當中表現出的強烈的國家主義立場，對他的這段論述，就能有更深刻的理解。究其一生，發生在韋伯本人身上的種種二元對立(對於自由主義的信奉與對於德國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的熱捧，對於價值中立的宣導與對卡裡斯瑪式政治領袖的呼喚)，本身就是“學術與政治”這一命題的最好詮釋。
(作者系金陵讀書協會秘書長、華文好書榜評委)
或許是可以接受的。這樣的觀點，某種程度上也是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一書中核心觀點的延續。當然，如果我們結合韋伯本人在一次世界大戰當中表現出的強烈的國家主義立場，對他的這段論述，就能有更深刻的理解。究其一生，發生在韋伯本人身上的種種二元對立(對於自由主義的信奉與對於德國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的熱捧，對於價值中立的宣導與對卡裡斯瑪式政治領袖的呼喚)，本身就是“學術與政治”這一命題的最好詮釋。(作者系金陵讀書協會秘書長、華文好書榜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