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外國報紙中的李鴻章形象 資料圖
初春的風依然料峭， 尤其是在紐約哈德遜河的入海口。
能在寒風中依然挺拔矗立的，
她一直這樣站立著， 迎接著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們。 這群人中， 曾有一個來自中國的老人， 他的名字就叫李鴻章。
李鴻章當然不知道， 他眼前這座巨大的雕像， 後來被中國人稱為“自由女神”。 “女神”一詞， 是中文裡特別加上的， 這令這座雕像的意義， 遠遠超越了其英文原文(StatueofLiberty， 自由雕像)， 而被賦予了更多的感情色彩——這或許是中國人對這座雕像的獨特貢獻。
李鴻章只知道， 這座雕像叫“自主女神”。 在他抵達紐約前的10年(1886年)， 出使美國的張蔭桓， 在日記中記載道：“西人謀事至深遠矣。 此為法國贈美國自主之像， 當華盛頓叛英時， 法實為之助。 ”
很長時間裡， “自由”一詞在大清國雖然算不上敏感詞，
在見到紐約的自由女神之前， 李鴻章已經訪問了自由女神的娘家法蘭西， 並在那裡第一次切身經歷了“自由”。
“目無君父”的共和國
1896年7月14日， 法蘭西共和國的國慶。 在這個法國人砍下自己君主頭顱的紀念日， 李鴻章這位來自世界上最古老、龐大、腐朽的君主國的最有勢力的官僚， 卻受到了法蘭西公民們(不是“臣民”)的熱烈歡迎。
李鴻章在這一天覲見了法國總統富爾， 並參加了閱兵式和塞納河上的焰火晚會。
從7月13日到8月2日， 李鴻章在法國整整停留了21天，
實地考察這樣一個沒有君主的共和國， 對於李鴻章、乃至他的使團中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 還是相當新鮮和震撼的。 在李鴻章子侄輩編撰、並由其親自審閱的《李傅相遊歷各國日記》中， 記錄了7月16日法國總統在愛麗舍宮(舊譯“一粒西宮”)為李鴻章舉行的歡迎晚會。
在李鴻章到訪之前的7月8日， 法國國會專門討論了大清代表團的接待規格問題， 最後確認採用高規格， 並撥出公款為大清代表團租賃豪華賓館。 法國有媒體在事後對此表示質疑， 認為接待李鴻章耗費了上百萬法郎的民脂民膏， 是對納稅人的褻瀆。 法國政府無奈， 只好在報章上公佈了所有細帳， 總價不超過8萬法郎， 只相當於白銀2萬兩， 這才令輿論平息。 相信大清代表團應該注意到了這些爭議， 但歷史資料沒能記錄下李鴻章對法國政府在民意面前如此“弱勢”和謹小慎微的觀感。
對於這種“目無君父”的共和國， 中國人甚至還沒有準備好足夠的詞彙去描寫。 在當年的中文資料中， 法國總統就任前的住所被稱為“潛邸”， 甚至數十年後， 一些皇家專用的詞彙， 如“萬歲”等， 也還被原樣地套在改穿中山裝或西服的新元首。
但當年， 有一個詞卻已經破天荒地開始運用：“民主”， 即“民選之主”的意思， 指的是那些在共和制下取代了“以君為主”的“君主”的總統們。 這一詞彙， 運用並不長久， 而終被“總統”所替代， 或許因為“總統”一詞更能反映強人們“為民作主”“總而統之”、而非“民選之主”的願望？
“李民主”、“李總統”
李鴻章在這與“共和”親密接觸的21天時間內， 除了官民關係外， 他似乎並沒有感到法蘭西與俄、德那樣的君主國家有什麼區別：在大清的巨大購買力前， 共和國和君主國都同樣對李鴻章暢開了大門，政治理念在國家利益面前，無非是個婢女而已。在李鴻章的經驗中，列強所加諸在中國身上的欺淩，與列強的國家體制、意識形態毫無關係，在壓榨中國方面，列強們人人平等。
與訪問俄、德不同的是，在這21天中，李鴻章足足安排了6天時間，參觀銀行、報社、織綢廠、提花廠、煤礦鐵礦等，是本次出訪中對民生相關產業最為密集的考察。在出訪其他國家時多為重點考察對象的軍火企業，倒在法國之行中成為配角。有研究者認為，在李鴻章眼中，法國的軍事能力實在是稀鬆得狠，十多年前的中法戰爭，法國在軍事上絲毫也沒有佔有優勢。到了“民主”統治下的共和國，多看看民生產業，倒也符合共和國的定位。
儘管沒有任何記錄顯示李鴻章對法蘭西那樣的共和國的直接評價，但在出訪前一年(1895年)，李鴻章在為李提摩太譯作《泰西新史攬要》一書作序時，卻極為大膽地寫道：
“我邦自炎農唐虞以前，以天下為公；贏秦而降，以天下為私。以天下為公則民主之，以天下為私則君主之”，甚至認為，“至我大清，海禁大開，而中外之氣始暢行而無隔閡，此剖判未有之奇，聖賢莫測之理，郁瀉勃然而大發，非常於今日，殆將複中國為天下大公之局。”
這樣的觀點，顯然並不符合大清帝國政治正確的主旋律，卻是李鴻章一生中難得表露出來的思想閃電和理論鋒芒。
再看看李鴻章隨後在另一個共和國美國，面對新聞界所發表的大量言論，尺度相當開放，完全是一個世界大勢了然于胸的達者。梁啟超日後所謂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若不是借題發揮，便是純粹抹黑了，或者是被李鴻章的“勁氣內斂”(曾國藩的評語)所蒙蔽？
李鴻章曾經離最高權力、包括成為中國第一任“民主”，只有一步之遙。中俄伊犁之戰時，他的好朋友戈登就鼓動他“黃袍加身”。而在1900年春夏之交的義和團運動中，遠在南國的李鴻章再度被國內外多種勢力看好，紛紛鼓動他搞獨立，乃至建立共和國。梁啟超分析說：“當是時，為李鴻章計者曰，擁兩廣自立為亞細亞洲開一新政體，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謝萬國，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將為頑固黨所甘心，下也。”但他認為，李鴻章並不具備“非常之學識、非常之氣魄”敢於自立，並為此對李鴻章冷嘲熱諷。
在梁氏這樣將反政府作為飯碗的人眼中，民主也好，共和也罷，歸根到底還是要奪權，甚至成了奪權的手段和旗號。即使李中堂果然成了“李民主”或“李總統”，則或許在他的筆下又成了袁世凱一般的野心家和陰謀家了。
拒登埃菲爾塔
甲午戰爭後，在左派、右派爭論著中國走帝制還是共和時，最有發言分量的李鴻章，卻對這個無聊問題不爭論，成為一個左右逢源或者說左右為難的實幹派，真正成了孤臨秋風、獨舞寶劍的孤臣。
實幹是艱難的。在法期間，李鴻章參觀了巴黎大銀行，並與銀行的總辦就貸款與國家信用的問題，有一段看似閒扯實則意味深長的對話。
李鴻章問：“中國借洋款，一般都被要求有抵押，如今俄國從貴銀行借款，有抵押嗎？”
總辦說：“沒有。”
李鴻章就說：“那不是對中國不信任嗎？”
總辦解釋說：“不是我們對中國不信任，而是這樣的貸款都要發行債券去籌集，法國人如不能信任，則債券無人購買，款就難以籌齊了。”這等於說：不是銀行、而是法國的投資人對大清不信任。
文獻的記載是李鴻章一笑而過，這一笑，該是會心的苦笑。其實，大清所借的洋債，大部分的利息並不很高，但因為清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公務運作多是黑箱進行，雞毛蒜皮的事情都被當做國家機密，老外們實在沒有信心，只好多索取抵押物。而其中，管理最為透明、且掌握在洋幹部們手中的海關關稅，是最受歡迎的抵押品。而諸如厘金等國內外公認的苛政，卻又因被作為某些貸款的抵押品，而最後影響到了其改革。李鴻章自然是深解其中酸苦，但他除了一笑置之外，還能做什麼呢？
法國外交部宴請李鴻章的地方，選在了著名的艾菲爾鐵塔。主人向李鴻章介紹，這是1889年為了紀念共和勝利一百周年而建，並邀請李鴻章可以更上一層樓。其時，該塔內已經安裝電梯，上下十分便利，但李鴻章還是謝絕了，其原因已成歷史之迷。或許，李鴻章這樣的明白人，早已洞悉在更上一層樓之後，從這個共和國的高處，能看到自己在苦苦裱糊的大清破茅屋的將來？
共和國和君主國都同樣對李鴻章暢開了大門，政治理念在國家利益面前，無非是個婢女而已。在李鴻章的經驗中，列強所加諸在中國身上的欺淩，與列強的國家體制、意識形態毫無關係，在壓榨中國方面，列強們人人平等。與訪問俄、德不同的是，在這21天中，李鴻章足足安排了6天時間，參觀銀行、報社、織綢廠、提花廠、煤礦鐵礦等，是本次出訪中對民生相關產業最為密集的考察。在出訪其他國家時多為重點考察對象的軍火企業，倒在法國之行中成為配角。有研究者認為，在李鴻章眼中，法國的軍事能力實在是稀鬆得狠，十多年前的中法戰爭，法國在軍事上絲毫也沒有佔有優勢。到了“民主”統治下的共和國，多看看民生產業，倒也符合共和國的定位。
儘管沒有任何記錄顯示李鴻章對法蘭西那樣的共和國的直接評價，但在出訪前一年(1895年)，李鴻章在為李提摩太譯作《泰西新史攬要》一書作序時，卻極為大膽地寫道：
“我邦自炎農唐虞以前，以天下為公；贏秦而降，以天下為私。以天下為公則民主之，以天下為私則君主之”，甚至認為，“至我大清，海禁大開，而中外之氣始暢行而無隔閡，此剖判未有之奇，聖賢莫測之理，郁瀉勃然而大發，非常於今日，殆將複中國為天下大公之局。”
這樣的觀點，顯然並不符合大清帝國政治正確的主旋律，卻是李鴻章一生中難得表露出來的思想閃電和理論鋒芒。
再看看李鴻章隨後在另一個共和國美國，面對新聞界所發表的大量言論，尺度相當開放，完全是一個世界大勢了然于胸的達者。梁啟超日後所謂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若不是借題發揮，便是純粹抹黑了，或者是被李鴻章的“勁氣內斂”(曾國藩的評語)所蒙蔽？
李鴻章曾經離最高權力、包括成為中國第一任“民主”，只有一步之遙。中俄伊犁之戰時，他的好朋友戈登就鼓動他“黃袍加身”。而在1900年春夏之交的義和團運動中，遠在南國的李鴻章再度被國內外多種勢力看好，紛紛鼓動他搞獨立，乃至建立共和國。梁啟超分析說：“當是時，為李鴻章計者曰，擁兩廣自立為亞細亞洲開一新政體，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謝萬國，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將為頑固黨所甘心，下也。”但他認為，李鴻章並不具備“非常之學識、非常之氣魄”敢於自立，並為此對李鴻章冷嘲熱諷。
在梁氏這樣將反政府作為飯碗的人眼中，民主也好，共和也罷，歸根到底還是要奪權，甚至成了奪權的手段和旗號。即使李中堂果然成了“李民主”或“李總統”，則或許在他的筆下又成了袁世凱一般的野心家和陰謀家了。
拒登埃菲爾塔
甲午戰爭後，在左派、右派爭論著中國走帝制還是共和時，最有發言分量的李鴻章，卻對這個無聊問題不爭論，成為一個左右逢源或者說左右為難的實幹派，真正成了孤臨秋風、獨舞寶劍的孤臣。
實幹是艱難的。在法期間，李鴻章參觀了巴黎大銀行，並與銀行的總辦就貸款與國家信用的問題，有一段看似閒扯實則意味深長的對話。
李鴻章問：“中國借洋款，一般都被要求有抵押，如今俄國從貴銀行借款，有抵押嗎？”
總辦說：“沒有。”
李鴻章就說：“那不是對中國不信任嗎？”
總辦解釋說：“不是我們對中國不信任，而是這樣的貸款都要發行債券去籌集，法國人如不能信任，則債券無人購買，款就難以籌齊了。”這等於說：不是銀行、而是法國的投資人對大清不信任。
文獻的記載是李鴻章一笑而過，這一笑，該是會心的苦笑。其實，大清所借的洋債，大部分的利息並不很高，但因為清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公務運作多是黑箱進行，雞毛蒜皮的事情都被當做國家機密，老外們實在沒有信心，只好多索取抵押物。而其中，管理最為透明、且掌握在洋幹部們手中的海關關稅，是最受歡迎的抵押品。而諸如厘金等國內外公認的苛政，卻又因被作為某些貸款的抵押品，而最後影響到了其改革。李鴻章自然是深解其中酸苦，但他除了一笑置之外，還能做什麼呢？
法國外交部宴請李鴻章的地方，選在了著名的艾菲爾鐵塔。主人向李鴻章介紹，這是1889年為了紀念共和勝利一百周年而建，並邀請李鴻章可以更上一層樓。其時，該塔內已經安裝電梯，上下十分便利，但李鴻章還是謝絕了，其原因已成歷史之迷。或許，李鴻章這樣的明白人，早已洞悉在更上一層樓之後，從這個共和國的高處，能看到自己在苦苦裱糊的大清破茅屋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