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認為對官員隊伍的管理不能松， 松則懈、寬則貪、縱則濫權， 須狠抓一個“嚴”字。 乾隆初繼位， 提出了“寬仁”的政治主張， 然而寬久必懈， 寬久無威， 善政過度了也會出現副作用， 這不， 剛剛五六年工夫， 就因過於行“寬”而出了問題。
乾隆六年(1741)， 鄂善等官員因貪污而被處之後， 乾隆接著便對張廷玉和鄂爾泰兩個勢力較大的官僚集團實行裁抑方針。 這時他已明顯感到了一種為君的壓力， 在幾年的政治實踐中， 他發現以前自己的“寬則得眾”等理論並未能建立一種理想化的政治形勢， 而且， “寬”的實施竟導致了吏治的一步步腐化和專制皇權權力的分散。
在對初期政事的反思中， 乾隆曾這樣來表述自己的苦衷：
蓋為君者， 以一人立乎萬民之上， 宗社之安危， 民生之休戚系焉。 崇尚寬大， 則啟廢弛之漸；稍事振作， 則長苛刻之風；言路不開， 則耳目壅蔽；將欲達聰明目，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 乾隆已萌生了找尋其他施政方法的政治意圖。
乾隆七年( 1742)， 出現了禦史仲永擅洩漏機密案；乾隆八年(1743)， 謝濟世參劾田文鏡且因著述諸事引起皇上反感而獲罪。 因這一案件， 湖南全省高級官員全部被革職， 其中有巡撫及湖廣總督等。
到了乾隆九年(1744)， 乾隆因考慮到科舉關係到官僚隊伍的素質問題， 所以， 下令嚴格考場紀律。 在順天鄉試時， 乾隆特派親近大臣嚴密搜檢， 甚至“及於褻衣下體”也不改過。 結果， 頭場考試就交白卷的人有六十八人個， 沒有答完考卷的三百二十九人， 文不對題的人有二百七十六匾入大受影響， 幸虧總督李衛明採取措施， 及時糾偏， 使得這些人免害地方。
乾隆由此認為：“如私鹽一事， 朕本欲酌寬其禁， 以養恤窮黎， 而奸民乘機伺隙， 結党呼群， 凡向來之畏法而不敢輕犯者，
乾隆此外還“訓飭諸臣縱弛”， 對總理事務王公大臣們說： “天下之理， 惟有一中， 中者無過之及， 寬嚴並濟之道也。 人臣事君， 一存迎合揣摩之見， 便是私心。 而事之失中者， 不可勝數矣。 ”他列舉自己即位以來， 為了消除雍正時期的“嚴苛”， 與民休息， 而諸臣誤以為他的意思就在一個“寬”字， 於是便相互縱弛， 使得有些地方又出現了盜賊賭博之類的端倪。 有鑑於此， 他懇切告誡：“繼自今務去偏私之錮習， 各以大中之道， 佐朕辦理天下之事務， 永存平康之治。 ”
乾隆還嚴厲警告臣子， 說“經事理物”， 貴在君臣上下孜孜不倦， 互勉互勵， “朕主於寬， 而諸王、大臣嚴明振作， 以輔朕之寬”， 然後“政和事理”， 這樣才能使“朕可以常用其寬， 而收寬之效”， 這也是諸臣子幫忙的功勞。 如果不能這樣， 恐怕互相推諉， 必致人心玩忽， 事務廢弛， “激朕有不得不嚴之勢”， 這就不僅是臣子的不幸，也是天下人的不幸，更是“朕之不幸”。為了防止這些弊端重新出現，乾隆希望能和大臣們相互勉勵，相互促進。在這裡，乾隆並不排除隨時用嚴的可能性。
乾隆知道：“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矯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難。”所以，他反復宣稱“辦理事務，寬嚴當，若嚴而至於苛刻，寬而至於廢弛，皆非寬嚴相濟之道”。又說，“寬大非寬縱之謂，明作非嚴刻之謂，要惟不張不弛，無怠無荒，大中至正，庶可幾郅隆之上理。”他公開強調，為政“必如古聖帝明王，隨時隨事以義理為權衡，而得其中，及可以類萬物之情，成天下之務，故寬非縱弛之謂，嚴非刻薄之謂，朕惡刻薄之有害民生，亦惡縱弛之有妨國事”，要求諸臣要“戒之，慎之”。
乾隆一再強調，自己宣導的“寬仁”是有原則性、有針對性的。他說：“寬厚二字，非可一概視也。厚民生，舒民力，加惠于兵丁，施恩于百姓，乃為寬厚。朕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孜孜者此耳，若夫姑息以養奸，優柔以縱惡，聽若輩（指書吏）貽民害而蠢國事，以待善良者，則適所以成其慘刻殘忍，而為不寬厚之尤者也。”
他進一步闡述，指出：“寬大”就是要愛民，“與民休息”，去民之累，去民之憂， “所謂寬大者，乃愛養良民，俾無失所，求盡父母斯民之道耳”，讓人民“各謀其生，各安其業”。他告誡臣下要把寬大與廢弛區別開來，“寬大與廢弛，相似而實不同”，“不顧民生，走務紛更，以矜於濟者，外似振作，而實則廢弛也。勤恤民隱，安靜至誠，以培元氣者，乃非廢弛，而真能振作也。
對此乾隆還指出，對於貪官污吏、惡棍奸民是不能寬大的，如果對這樣的人行使寬大，必然會造成社會和政治上的混亂，使人民陷於不幸。為政者如果對“貧官汙吏一切包容，惡棍奸民概從釋宥，以示寬大，是滋稂莠而妨嘉穀，縱虎狼而賊善良，殘忍酷虐無過於此，尚何寬大之有”？“恤民之與懲奸，二者原相濟為用，欲恤民一斷不可不懲奸，而非懲奸又斷不能恤民……務期寬嚴並濟，懲勸兼施，冼因循之積弊，歸平庸之浮風”。
為此，他提出警告說：“若各級臣僚不當寬而寬，朕必治以廢弛之罪；不當嚴而嚴，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後因某些壞現象發生，乾隆果然以內外臣民“不喻膚意，遂謂法令既寬，可以任意疏縱，將數年前不敢行為之事漸次干犯”，而屢屢訓誡諸臣：若因寬大而趨於廢弛，“以致朕不得已，亦存聽言艦行之心，勢不能不用術駕馭，殊非諸臣厚於自待之意，亦非所以仰體朕厚待諸臣之心也”。表示：“若因禁令稍疏，始而廢弛，漸且流於蕩閑逾檢，是諸臣自幹罪戾，國法俱在，豈能曲為寬假耶？”
“寬嚴相濟”是乾隆總結了康、雍前兩代皇帝的施政得失而總結出來的具有自己鮮明特色的政治理論，憑藉這一理論，他開闢了一條自己的路，形成了自己的統治作風特色和格局。他一生的政治實踐也還體現了寬嚴相濟、剛柔兼施的智慧。這種政治方針給他提供了比較大的迴旋餘地，魚有時，可以把政策放寬，聽其自然而不加干涉，以便緩和社會矛盾；有時，他又可以嚴厲整飭，雷厲風行，及時查出一些逆行惡為。這樣的中庸之道可真是被他玩到了爐火純青、出神人化的境界。
另外，乾隆雖反復強調寬而有制，寬不可一恃，這主要是防微杜漸之意，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寬大仍是他統治時期的主流。他之所以公開提出“寬嚴相濟”，一是為改變雍正嚴猛施政尋找理論依據，一是也藉以警告臣民，防止因寬而出現康熙晚期時的社會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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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不僅是臣子的不幸，也是天下人的不幸，更是“朕之不幸”。為了防止這些弊端重新出現，乾隆希望能和大臣們相互勉勵，相互促進。在這裡，乾隆並不排除隨時用嚴的可能性。乾隆知道：“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矯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難。”所以，他反復宣稱“辦理事務，寬嚴當，若嚴而至於苛刻，寬而至於廢弛，皆非寬嚴相濟之道”。又說，“寬大非寬縱之謂，明作非嚴刻之謂，要惟不張不弛，無怠無荒，大中至正，庶可幾郅隆之上理。”他公開強調，為政“必如古聖帝明王，隨時隨事以義理為權衡，而得其中，及可以類萬物之情，成天下之務，故寬非縱弛之謂，嚴非刻薄之謂，朕惡刻薄之有害民生，亦惡縱弛之有妨國事”，要求諸臣要“戒之，慎之”。
乾隆一再強調，自己宣導的“寬仁”是有原則性、有針對性的。他說：“寬厚二字，非可一概視也。厚民生，舒民力，加惠于兵丁，施恩于百姓，乃為寬厚。朕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孜孜者此耳，若夫姑息以養奸，優柔以縱惡，聽若輩（指書吏）貽民害而蠢國事，以待善良者，則適所以成其慘刻殘忍，而為不寬厚之尤者也。”
他進一步闡述，指出：“寬大”就是要愛民，“與民休息”，去民之累，去民之憂， “所謂寬大者，乃愛養良民，俾無失所，求盡父母斯民之道耳”，讓人民“各謀其生，各安其業”。他告誡臣下要把寬大與廢弛區別開來，“寬大與廢弛，相似而實不同”，“不顧民生，走務紛更，以矜於濟者，外似振作，而實則廢弛也。勤恤民隱，安靜至誠，以培元氣者，乃非廢弛，而真能振作也。
對此乾隆還指出，對於貪官污吏、惡棍奸民是不能寬大的，如果對這樣的人行使寬大，必然會造成社會和政治上的混亂，使人民陷於不幸。為政者如果對“貧官汙吏一切包容，惡棍奸民概從釋宥，以示寬大，是滋稂莠而妨嘉穀，縱虎狼而賊善良，殘忍酷虐無過於此，尚何寬大之有”？“恤民之與懲奸，二者原相濟為用，欲恤民一斷不可不懲奸，而非懲奸又斷不能恤民……務期寬嚴並濟，懲勸兼施，冼因循之積弊，歸平庸之浮風”。
為此，他提出警告說：“若各級臣僚不當寬而寬，朕必治以廢弛之罪；不當嚴而嚴，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後因某些壞現象發生，乾隆果然以內外臣民“不喻膚意，遂謂法令既寬，可以任意疏縱，將數年前不敢行為之事漸次干犯”，而屢屢訓誡諸臣：若因寬大而趨於廢弛，“以致朕不得已，亦存聽言艦行之心，勢不能不用術駕馭，殊非諸臣厚於自待之意，亦非所以仰體朕厚待諸臣之心也”。表示：“若因禁令稍疏，始而廢弛，漸且流於蕩閑逾檢，是諸臣自幹罪戾，國法俱在，豈能曲為寬假耶？”
“寬嚴相濟”是乾隆總結了康、雍前兩代皇帝的施政得失而總結出來的具有自己鮮明特色的政治理論，憑藉這一理論，他開闢了一條自己的路，形成了自己的統治作風特色和格局。他一生的政治實踐也還體現了寬嚴相濟、剛柔兼施的智慧。這種政治方針給他提供了比較大的迴旋餘地，魚有時，可以把政策放寬，聽其自然而不加干涉，以便緩和社會矛盾；有時，他又可以嚴厲整飭，雷厲風行，及時查出一些逆行惡為。這樣的中庸之道可真是被他玩到了爐火純青、出神人化的境界。
另外，乾隆雖反復強調寬而有制，寬不可一恃，這主要是防微杜漸之意，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寬大仍是他統治時期的主流。他之所以公開提出“寬嚴相濟”，一是為改變雍正嚴猛施政尋找理論依據，一是也藉以警告臣民，防止因寬而出現康熙晚期時的社會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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