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專欄作家 徐忠）自Keynes(1936)開創宏觀經濟學以來， 宏觀經濟理論就被應用於政策實踐， 而宏觀經濟和貨幣調控面臨的現實問題， 又使得貨幣當局不得不嘗試政策創新， 從而促使人們對宏觀經濟理論進行深刻反思。 宏觀經濟理論與貨幣政策就是在一次次危機的實踐檢驗中不斷探索， 日臻成熟。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宏觀理論思想上再次表現出明顯的凱恩斯主義特徵， 而從模型方法來看， 如何更好地將金融因素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對模型結構進行更準確地刻畫、更準確估計模型參數並結合傳統計量模型進行經濟分析，
（一）凱恩斯主義回歸
通過引入價格粘性並考慮總供給和總需求（IS-LM）的一般均衡方法， Keynes(1936)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Neo Classical）市場完美假設， 提出解釋經濟週期波動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 為各國政策干預經濟以熨平經濟波動提供了理論基礎， 成為“二戰”後宏觀經濟學主流。 但是， 傳統凱恩斯主義往往僅關注宏觀總量關係， 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 沒有考慮微觀主體行為及政策對微觀決策和激勵機制的影響， 而且主要側重於短期比較靜態分析， 往往採用靜態或適應性預期處理長期動態問題， 不可避免地存在盧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 Lucas, 1976）問題， 以傳統凱恩斯主義為指導的相機抉擇貨幣政策存在嚴重的時間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 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
Friedman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早期宣導者， 他推動的貨幣主義理論主要採用局部均衡比較靜態方法並通過適應性預期方式處理經濟動態問題（Smithin, 2003）。 不過， 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貨幣數量目標制的實踐效果不佳， 貨幣主義逐漸淡出。 貨幣經濟分析應採取具有微觀基礎、理性預期和一般均衡特徵的結構化方法成為經濟學家們的共識（DeJong and Dave, 2007; 劉斌，
由於以RBC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理論有效市場假設與現實並不完全相符， 因而對經濟的解釋往往並不理想。 同時， 通過功能表成本、交錯定價等方式， 很多新凱恩斯主義(New Keynesian, NK)經濟學家發展出大量具有微觀基礎的價格粘性模型(Mankiw, 2006)。
全球金融危機後，基於“大蕭條”的教訓，各國都通過大規模刺激性政策成功避免了危機的迅速蔓延，這正是凱恩斯主義典型的反週期需求管理操作。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初期經濟惡化狀況是超過大蕭條的，由於及時和猛烈的擴張性需求管理，危機只是導致大衰退而沒有發展成為大蕭條（Furman，2014）。同時，各國都意識到財政政策、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政策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經濟持續低迷並很可能進入長期性停滯的當下，如何將金融穩定、宏觀政策協調、貧富差距、各國政策協調等結構性問題融入NK模型，成為理論研究的前沿課題。
（二）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理論的新進展
1、將金融因素系統引入DSGE模型框架
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傳統宏觀模型對危機衝擊的深度和衰退持續時間普遍估計不足，出現過於樂觀的系統性偏差，這主要與其未能將金融系統納入模型分析中有關。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很少討論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對貨幣政策傳導和實體經濟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資訊經濟學的發展使人們從理論上認識到資訊不對稱對金融市場有效運行的重要性(Stiglitz and Weiss，1981)。很多關於經濟危機(包括“大蕭條”)的研究表明，資訊不對稱和金融摩擦將引發經濟運行不穩定(Mishkin, 1997)。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使宏觀經濟學家和中央銀行充分認識到，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與經濟的關係比之前想像得更為重要，再也不能忽視金融系統對於宏觀經濟的作用了。
事實上，早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經濟學家們就已經意識到傳統宏觀模型沒有金融機構的缺陷。這一缺陷導致在傳統模型裡信貸的波動只能由需求方也就是企業的需求波動來引發，而這與在大蕭條和日本經濟危機中觀察到的金融機構本身供給信貸能力受損導致信貸劇烈波動從而放大危機的現象明顯不符。為此，經濟學家們試圖通過金融加速器機制（Bernanke and Gertler, 1986）、抵押品約束機制(Kiyotaki and Moore，1997)和考慮特定形式金融部門的生產函數(Goodfriend and McCallum，2007)等三種方式將金融因素引入傳統宏觀模型。從建模思路來看，上述三種方法的核心都是在資訊不對稱條件下，分析由於金融系統摩擦導致信貸供給（而非信貸需求）變化對經濟波動的放大作用，而且建模方法上還有所交叉，但危機前的主流宏觀模型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金融的重要作用，這也是次貸危機出乎意料的原因之一。
2、對經濟結構進行更準確地刻畫
需要認識到，DSGE模型屬於結構化分析方法，基於微觀基礎的一般均衡分析，很容易出現模型設定錯誤從而導致分析出現較大偏差。因而，對經濟結構更準確的刻畫是DSGE模型方法和宏觀經濟分析發展的主要方向，除了系統引入金融因素外，還包括利用投入產出資訊引入多個部門，重新審視經濟趨勢與波動的關係，考慮非基本面的消息衝擊，引入異質性微觀主體、擴展開放條件和調整通脹動態機制等方面（Yellen, 2016c）。
（三）以符合中國實際的堅實理論為支撐，做好貨幣政策調控
1、中國轉型中的貨幣政策經驗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在思考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就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因而，在宏觀經濟分析和政策調控時，貨幣政策當局和其他宏觀調控部門都非常注重金融部門特別是銀行的作用，這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彌補計劃經濟時期現代意義金融部門長期缺失的客觀需要，但在政策實踐中也確實始終高度重視金融的作用，與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分析更加重視金融因素的理論進展相一致，甚至中國的政策實踐走在了主流理論的前面。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危機期間對問題金融機構進行“線上修復”、開發性金融、綠色金融等政策實踐；還有，中國的貨幣政策並沒有採取“不可能三角”角點解的情形進行金融宏觀調控，而是根據中國經濟金融的實際，探索採取了資本項目有限開放、匯率有管理浮動和貨幣政策一定程度的自主獨立性的中間解安排，儘管這樣的安排加大了預期管理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策的有效性，但在金融穩定、市場發展、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間為政策調控提供了必要的充足空間，總體上保證了經濟的平穩發展，同時又為加快相關配套設施建設並充分把握有利時機，以最終實現清潔浮動的改革目標，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貨幣政策實踐最終都將會豐富主流宏觀經濟和貨幣政策理論。
當然，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發展中轉軌經濟體的中央銀行，貨幣調控面臨的現實條件更加複雜。中國貨幣政策既要以控制通脹為主還要兼顧轉型發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改革開放之初，由於體制改革和市場發展的漸進性質，政府管理和調節經濟運行仍然多採用信貸限額管理等傳統計劃經濟的工具和手段。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金融環境顯著變化，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日益深化，微觀主體自主決策的能力和意願逐步增強，傳統行政化、數量型的直接調控效果弱化，需要向市場化、價格型的間接調控轉變。二是新世紀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後，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大量外匯占款導致流動性過剩，應對通脹壓力需要高效的對沖操作平臺。三是國際金融危機後，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成為共識，而實施資本充足、流動性和杠杆率、衍生產品集中清算等監管要求，都需要金融市場給予足夠的支援。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銀行等相關部門積極採取措施，依託銀行間市場推動金融市場發展，加強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市場深度和廣度。實踐表明，銀行間市場（主要包括貨幣、債券和外匯市場）在擔當調控平臺方面具備獨特優勢：一是其面向機構投資者和場外市場的特性適合宏觀管理部門開展相關調控工作。二是銀行間市場的規模佔據絕對主體地位，也是中國金融體系中各主要金融機構進行流動性和投融資管理的主要平臺，其承載政策操作和傳導政策導向的能力較強。依託銀行間市場這一平臺，管理部門積極開展常規性和應對危機衝擊的各項宏觀調控操作。進入新世紀，人民銀行在銀行間市場積極開展公開市場操作，適時調節市場利率水準和引導市場預期，在缺少足夠的國債作為對沖工具條件下，2003年開始在銀行間市場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年發行量從2003年的7200億元增長到2008年的4.2萬億元，有效對沖了流動性過剩，緩解了通脹壓力。
應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央銀行判斷准、出手快。較為成功地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衝擊後，適時加快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和資本專案可兌換進程，金融業雙向開放進一步加深，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顯著提高。面對“三期疊加”的新常態，中央銀行實施宏觀審慎管理，適時調整貨幣信貸政策，創新並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貨幣政策總體穩健，與其他宏觀政策密切配合，有效維護宏觀經濟金融的基本穩定和健康發展。
隨著近年來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變化，中國的基礎貨幣投放管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於流動性環境的變化也導致貨幣市場出現了一定的波動。為此，中國人民銀行開展了包括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等大量流動性創新管理工具，優化再貸款體系，開展對金融機構的內部評級，在完善金融機構抵押品工具基礎上開展信貸資產抵押再貸款工作，不斷豐富公開市場操作期限品種，有效彌補了市場流動性數量不足，確保貨幣市場的平穩發展。
總的來看，中國貨幣政策當局肩負著改革發展和宏觀調控的多重使命，在經濟結構變遷的不確定環境和理論上存在多重均衡條件下，中國人民銀行始終根據經濟週期階段和宏觀調控的需要，在有限的政策空間下，通過靈活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物價的基本穩定，經受住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積累了大量轉軌經濟體金融調控和機制建設的寶貴經驗。
2、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堅實理論支撐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快速發展並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宏觀調控作用日益重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完善宏觀調控，…，精准調控措施，適時預調微調，增強針對性和準確性”，這對中央銀行理論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人民銀行非常重視研究工作對金融改革和貨幣調控的支撐作用，周小川行長很早就提出了研究立行的重大方針。10多年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系統緊密圍繞中央重大戰略部署和中央銀行的中心工作，通過打造中國金融論壇（CFF）新型智庫平臺，密切加強與學術界、金融機構和行內業務司局的資源整合，形成了特色鮮明的中央銀行“大研究”格局。近年來，中國央行宏觀理論研究的相關成果還以工作論文的形式對外發佈，與國內外理論界加強中國特色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交流，促進中國宏觀經濟理論和貨幣政策分析的深入開展和健全完善。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人員在我國較早開展了宏觀經濟模型分析，也是構建DSGE模型並針對中國問題開展研究的引領者之一。由於中國面臨的經濟約束和結構性特徵更加複雜，中國央行的研究人員充分意識到，在進行宏觀理論研究時不能簡單套用國外模型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還應考慮中國特有的體制性因素。例如，研究局開發的DSGE模型根據中國經濟金融典型特徵進行了大量擴展性工作，引入了影子銀行等新型金融部門，增加世代交替特徵，引入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部門，並對養老金缺口及其財政影響、財政極限測算、債務置換和房地產政策的宏觀影響、潛在產出與經濟波動根源等重要問題進行了大量扎實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同時，我國中央銀行研究人員很早就認識到，雖然DSGE模型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優勢，但是其在穩健性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DSGE模型主要用於對不同政策效果的模擬，在經濟預測等方面並不穩健，特別是短期預測效果很可能並不如VAR和傳統計量模型。考慮體制轉換因素並引入含體制轉換的DSGE模型，或結合傳統計量模型構建半結構化的DSGE-VAR模型（Linde et al., 2016），成為DSGE模型發展的重要方向。事實上，各國中央銀行並未完全依賴於DSGE模型進行決策，還大量參考VAR、傳統計量經濟模型等多種模型的分析結果。例如，美聯儲就非常重視在結構化方程基礎上建立的FRB/US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在貨幣決策中的作用（Fischer,2016c）。我國中央銀行的研究人員在結合中國經濟金融典型特徵對DSGE進行了大量擴展性工作的同時，也建立了新一代的大型宏觀計量經濟模型，並不斷探索其他可靠的適合中國實際的宏觀經濟分析和預測方法。
在中國經濟金融改革過程中，我國中央銀行研究人員沒有拘泥于現有理論，結合中國實際提出很多有利於推動金融改革的理論分析和政策主張。如考慮到大量存在著“中間狀態”的現實，對經典的“不可能三角”理論進行擴展，探索出中間制度安排理論並應用於中國宏觀理論分析（易綱和湯弦，2001）；針對國際上流行的金融改革的順序理論，結合中國實際，提出統籌協調推進中國的利率、匯率和資本項目開放的政策主張（盛松成和劉西，2015）等等。■
作者為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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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成為現代貨幣經濟分析和主要國家中央銀行政策研究主流的方法。以NK模型為參考的貨幣政策通過在“大緩和”時期的成功表現，極大增強了經濟學家們通過政策的精准調整實現產出和物價穩定的信心。全球金融危機後，基於“大蕭條”的教訓，各國都通過大規模刺激性政策成功避免了危機的迅速蔓延，這正是凱恩斯主義典型的反週期需求管理操作。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初期經濟惡化狀況是超過大蕭條的，由於及時和猛烈的擴張性需求管理，危機只是導致大衰退而沒有發展成為大蕭條（Furman，2014）。同時，各國都意識到財政政策、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政策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經濟持續低迷並很可能進入長期性停滯的當下，如何將金融穩定、宏觀政策協調、貧富差距、各國政策協調等結構性問題融入NK模型，成為理論研究的前沿課題。
（二）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理論的新進展
1、將金融因素系統引入DSGE模型框架
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傳統宏觀模型對危機衝擊的深度和衰退持續時間普遍估計不足，出現過於樂觀的系統性偏差，這主要與其未能將金融系統納入模型分析中有關。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很少討論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對貨幣政策傳導和實體經濟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資訊經濟學的發展使人們從理論上認識到資訊不對稱對金融市場有效運行的重要性(Stiglitz and Weiss，1981)。很多關於經濟危機(包括“大蕭條”)的研究表明，資訊不對稱和金融摩擦將引發經濟運行不穩定(Mishkin, 1997)。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使宏觀經濟學家和中央銀行充分認識到，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與經濟的關係比之前想像得更為重要，再也不能忽視金融系統對於宏觀經濟的作用了。
事實上，早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經濟學家們就已經意識到傳統宏觀模型沒有金融機構的缺陷。這一缺陷導致在傳統模型裡信貸的波動只能由需求方也就是企業的需求波動來引發，而這與在大蕭條和日本經濟危機中觀察到的金融機構本身供給信貸能力受損導致信貸劇烈波動從而放大危機的現象明顯不符。為此，經濟學家們試圖通過金融加速器機制（Bernanke and Gertler, 1986）、抵押品約束機制(Kiyotaki and Moore，1997)和考慮特定形式金融部門的生產函數(Goodfriend and McCallum，2007)等三種方式將金融因素引入傳統宏觀模型。從建模思路來看，上述三種方法的核心都是在資訊不對稱條件下，分析由於金融系統摩擦導致信貸供給（而非信貸需求）變化對經濟波動的放大作用，而且建模方法上還有所交叉，但危機前的主流宏觀模型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金融的重要作用，這也是次貸危機出乎意料的原因之一。
2、對經濟結構進行更準確地刻畫
需要認識到，DSGE模型屬於結構化分析方法，基於微觀基礎的一般均衡分析，很容易出現模型設定錯誤從而導致分析出現較大偏差。因而，對經濟結構更準確的刻畫是DSGE模型方法和宏觀經濟分析發展的主要方向，除了系統引入金融因素外，還包括利用投入產出資訊引入多個部門，重新審視經濟趨勢與波動的關係，考慮非基本面的消息衝擊，引入異質性微觀主體、擴展開放條件和調整通脹動態機制等方面（Yellen, 2016c）。
（三）以符合中國實際的堅實理論為支撐，做好貨幣政策調控
1、中國轉型中的貨幣政策經驗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在思考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就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因而，在宏觀經濟分析和政策調控時，貨幣政策當局和其他宏觀調控部門都非常注重金融部門特別是銀行的作用，這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彌補計劃經濟時期現代意義金融部門長期缺失的客觀需要，但在政策實踐中也確實始終高度重視金融的作用，與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分析更加重視金融因素的理論進展相一致，甚至中國的政策實踐走在了主流理論的前面。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危機期間對問題金融機構進行“線上修復”、開發性金融、綠色金融等政策實踐；還有，中國的貨幣政策並沒有採取“不可能三角”角點解的情形進行金融宏觀調控，而是根據中國經濟金融的實際，探索採取了資本項目有限開放、匯率有管理浮動和貨幣政策一定程度的自主獨立性的中間解安排，儘管這樣的安排加大了預期管理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策的有效性，但在金融穩定、市場發展、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間為政策調控提供了必要的充足空間，總體上保證了經濟的平穩發展，同時又為加快相關配套設施建設並充分把握有利時機，以最終實現清潔浮動的改革目標，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貨幣政策實踐最終都將會豐富主流宏觀經濟和貨幣政策理論。
當然，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發展中轉軌經濟體的中央銀行，貨幣調控面臨的現實條件更加複雜。中國貨幣政策既要以控制通脹為主還要兼顧轉型發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改革開放之初，由於體制改革和市場發展的漸進性質，政府管理和調節經濟運行仍然多採用信貸限額管理等傳統計劃經濟的工具和手段。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金融環境顯著變化，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日益深化，微觀主體自主決策的能力和意願逐步增強，傳統行政化、數量型的直接調控效果弱化，需要向市場化、價格型的間接調控轉變。二是新世紀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後，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大量外匯占款導致流動性過剩，應對通脹壓力需要高效的對沖操作平臺。三是國際金融危機後，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成為共識，而實施資本充足、流動性和杠杆率、衍生產品集中清算等監管要求，都需要金融市場給予足夠的支援。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銀行等相關部門積極採取措施，依託銀行間市場推動金融市場發展，加強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市場深度和廣度。實踐表明，銀行間市場（主要包括貨幣、債券和外匯市場）在擔當調控平臺方面具備獨特優勢：一是其面向機構投資者和場外市場的特性適合宏觀管理部門開展相關調控工作。二是銀行間市場的規模佔據絕對主體地位，也是中國金融體系中各主要金融機構進行流動性和投融資管理的主要平臺，其承載政策操作和傳導政策導向的能力較強。依託銀行間市場這一平臺，管理部門積極開展常規性和應對危機衝擊的各項宏觀調控操作。進入新世紀，人民銀行在銀行間市場積極開展公開市場操作，適時調節市場利率水準和引導市場預期，在缺少足夠的國債作為對沖工具條件下，2003年開始在銀行間市場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年發行量從2003年的7200億元增長到2008年的4.2萬億元，有效對沖了流動性過剩，緩解了通脹壓力。
應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央銀行判斷准、出手快。較為成功地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衝擊後，適時加快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和資本專案可兌換進程，金融業雙向開放進一步加深，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顯著提高。面對“三期疊加”的新常態，中央銀行實施宏觀審慎管理，適時調整貨幣信貸政策，創新並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貨幣政策總體穩健，與其他宏觀政策密切配合，有效維護宏觀經濟金融的基本穩定和健康發展。
隨著近年來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變化，中國的基礎貨幣投放管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於流動性環境的變化也導致貨幣市場出現了一定的波動。為此，中國人民銀行開展了包括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等大量流動性創新管理工具，優化再貸款體系，開展對金融機構的內部評級，在完善金融機構抵押品工具基礎上開展信貸資產抵押再貸款工作，不斷豐富公開市場操作期限品種，有效彌補了市場流動性數量不足，確保貨幣市場的平穩發展。
總的來看，中國貨幣政策當局肩負著改革發展和宏觀調控的多重使命，在經濟結構變遷的不確定環境和理論上存在多重均衡條件下，中國人民銀行始終根據經濟週期階段和宏觀調控的需要，在有限的政策空間下，通過靈活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物價的基本穩定，經受住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積累了大量轉軌經濟體金融調控和機制建設的寶貴經驗。
2、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堅實理論支撐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快速發展並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宏觀調控作用日益重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完善宏觀調控，…，精准調控措施，適時預調微調，增強針對性和準確性”，這對中央銀行理論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人民銀行非常重視研究工作對金融改革和貨幣調控的支撐作用，周小川行長很早就提出了研究立行的重大方針。10多年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系統緊密圍繞中央重大戰略部署和中央銀行的中心工作，通過打造中國金融論壇（CFF）新型智庫平臺，密切加強與學術界、金融機構和行內業務司局的資源整合，形成了特色鮮明的中央銀行“大研究”格局。近年來，中國央行宏觀理論研究的相關成果還以工作論文的形式對外發佈，與國內外理論界加強中國特色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交流，促進中國宏觀經濟理論和貨幣政策分析的深入開展和健全完善。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人員在我國較早開展了宏觀經濟模型分析，也是構建DSGE模型並針對中國問題開展研究的引領者之一。由於中國面臨的經濟約束和結構性特徵更加複雜，中國央行的研究人員充分意識到，在進行宏觀理論研究時不能簡單套用國外模型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還應考慮中國特有的體制性因素。例如，研究局開發的DSGE模型根據中國經濟金融典型特徵進行了大量擴展性工作，引入了影子銀行等新型金融部門，增加世代交替特徵，引入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部門，並對養老金缺口及其財政影響、財政極限測算、債務置換和房地產政策的宏觀影響、潛在產出與經濟波動根源等重要問題進行了大量扎實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同時，我國中央銀行研究人員很早就認識到，雖然DSGE模型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優勢，但是其在穩健性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DSGE模型主要用於對不同政策效果的模擬，在經濟預測等方面並不穩健，特別是短期預測效果很可能並不如VAR和傳統計量模型。考慮體制轉換因素並引入含體制轉換的DSGE模型，或結合傳統計量模型構建半結構化的DSGE-VAR模型（Linde et al., 2016），成為DSGE模型發展的重要方向。事實上，各國中央銀行並未完全依賴於DSGE模型進行決策，還大量參考VAR、傳統計量經濟模型等多種模型的分析結果。例如，美聯儲就非常重視在結構化方程基礎上建立的FRB/US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在貨幣決策中的作用（Fischer,2016c）。我國中央銀行的研究人員在結合中國經濟金融典型特徵對DSGE進行了大量擴展性工作的同時，也建立了新一代的大型宏觀計量經濟模型，並不斷探索其他可靠的適合中國實際的宏觀經濟分析和預測方法。
在中國經濟金融改革過程中，我國中央銀行研究人員沒有拘泥于現有理論，結合中國實際提出很多有利於推動金融改革的理論分析和政策主張。如考慮到大量存在著“中間狀態”的現實，對經典的“不可能三角”理論進行擴展，探索出中間制度安排理論並應用於中國宏觀理論分析（易綱和湯弦，2001）；針對國際上流行的金融改革的順序理論，結合中國實際，提出統籌協調推進中國的利率、匯率和資本項目開放的政策主張（盛松成和劉西，2015）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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