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 廣東文理職業學院舉辦的一場講座引發關注。
周恩來總理生前秘書紀東少將， 為該院師生作了《在周總理身邊工作八年的感悟》專題報告會， 以其對周總理的瞭解和親身體會， 講述周總理不平凡的一生。
作為周恩來的秘書， 紀東曾陪伴了周恩來人生中的最後八年。
據公開資料， 紀東1943年11月出生于河南商丘， 1961年從西安應徵入伍， 成為建國後中央警衛團首次面向全國招收的警衛人員之一。 他先後任中央警衛團戰 士、班長、區隊長、指導員， 並多次立功受獎。 1968年8月起， 時年25歲的紀東來到周恩來身邊擔任秘書， 主要負責黨、政、軍、群等方面的工作， 直至 1976年周總理逝世。
2007年和2012年， 紀東將他的秘書經歷撰寫成回憶錄《難忘的八年——周恩來秘書回憶錄》和《非常歲月：回憶周恩來總理的最後八年》並出版。
作報告、接受採訪、出版回憶錄時， 紀東講述了許多周恩來不為人知的故事。
擔任周恩來秘書8年
2014年4月， 紀東在《天津日報》發表《陪伴周總理的八年是我畢生的財富》一文， 回憶其擔任周恩來秘書的日子。
1961年， 18歲的紀東初中畢業後， 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
據紀東回憶， 他能擔任周恩來秘書， 得益于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1968年7月， 紀東參加部隊組織的指導員學習班。 一天， 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到學習班聽取小組發言。
紀東的發言簡明扼要， 自然連貫， 僅僅五分鐘。 這改變了他的命運。
一個月後， 紀東奉命“到楊政委家談話”， 楊政委問他：“周總理那裡需要一個年輕的解放軍幹部做秘書工作， 你願不願意去？”
紀東回答：“報告首長， 我願意！”
楊政委特意叮囑：“對鄧大姐就叫‘大姐’， 對周總理就稱‘總理’， 千萬不要稱‘首長’， 不要說‘請指示’， 一定要好好向老同志學習請教。 ”
在 最開始的幾個月裡， 紀東從整理電報開始， 逐漸掌握了總理秘書接打電話、收發文件、文電送閱、會議通知、整理電話記錄等基礎工作。
周恩來正後方為紀東
就這樣， 紀東開始擔任周恩來的秘書， 直至周恩來逝世。 他也是周恩來的最後一任秘書。 這8年， 因周恩來身處特殊的歷史時期及其職位特殊性， 紀東把這8年稱為是周恩來最累、最難的8年。
見證諸多大事件
8年裡， 紀東親歷了粉碎“四人幫”等諸多大事件， 也見證了周恩來在“四人幫”事件中的憤怒。 在《難忘的八年》一書中， 記敘了周恩來唯一的一次“國罵”。
“九·一三”事件爆發一年多後， 在批判林彪集團的過程中， 周恩來支持一個看法， 認為林彪是“極左”。 但是“四人幫”反過頭來說林彪不是“極左”， 是“極右”， 反過來批評周恩來清除“極左”的做法。
紀東在回憶錄中寫道， 有一天，周恩來在拿起一個檔特別看了以後，“把檔啪地朝側右後方摔去，我聽到一句話，‘媽的，怎麼不是極左，就是極左嘛’。聲音不大，但每個字我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看到總理雙眉緊鎖，兩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著椅背，兩眼怒視著窗外。”書中寫道。
據紀東回憶，周恩來的那聲“國罵”，是他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幾年裡聽到的唯一一次。
在另一次會議上，“四人幫”對周恩來進行了圍攻。在這個會上，周恩來問人家要了一支煙。
“我們知道他從不抽煙，但是他當時要了一支煙，拿在手裡，最後把它揉得粉碎。”
1970年夏的一個下午，紀東在整理周恩來的辦公桌時，無意間看到一張白紙上用鉛筆寫的幾句戲文《不公與不幹（西廂記）》：“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緩和參要寒。種菜哥哥要落雨，採桑娘子要晴幹。”
紀 東曾在接受採訪時對此解讀：“總理是在無奈之下寫的。二八月是最難做的，因為二月八月亂穿衣啊，冷不定，熱不定，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天氣變化無常，因 為正是春夏交接，或者是秋冬交接的時候。總理寫出這幾句詩來，可能就是一種發洩，發洩內心的痛苦和無奈。但是寫完也就完了，他還得照樣地去工作，去忘我， 去為大局著想。”
在紀東的記憶中，周恩來不僅與“四人幫”進行鬥爭，還盡力保護和鼓勵其他領導幹部。
他回憶，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後的一個傍晚，時任中聯部部長的耿飆來到總理辦公室，說江青無中生有，在大會上點名批評他，想辭職不幹 了。總理聽了笑著說，“耿飆同志，我跟你說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想趕走你，不論怎麼趕，你自己不要 走；第三，人家要想整你，不論怎麼整，你自己不要死（不要自殺）。”
耿飆聽了這三句話豁然開朗，拿起辭職文件報告高高興興地離開了。
1969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逝世，周總理率代表團前往弔唁。當時，因越美戰爭，鄧穎超對周恩來的安全十分擔心。
據紀東書中記錄，周恩來從越南返程回家時，“一進門，鄧大姐就急匆匆地從沙發上站起來，快步上前，邊走邊說：‘哎呀，老頭子，你可回來了！你得親我一下，我在電視上看到你在越南親吻了那麼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擁抱，同我親吻。’”
周恩來與鄧穎超
“總理‘哈哈’地笑著，他把大姐攬到懷裡，兩人溫柔而又有風度地緊緊擁抱在一起，總理深深地在大姐的臉上吻了一下。”
眾所周知，周恩來一生沒有子女。但紀東曾在接受採訪時透露，周恩來有過兩個孩子。
“在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情況彙報會上，總理突然和在場的幾位領導說，其實他也是有過兩個孩子的”。
“第 一個孩子因為鄧穎超同志剛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了革命工作拿掉了。”紀東說，“第二個孩子還在鄧穎超同志肚子裡的時候，正好趕上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周總理 和很多共產黨員被通緝，當時鄧穎超同志躲在一家醫院裡，剛好面臨生產，但因為孩子太大，有九斤多，不好生，當時的醫療技術沒有現在這麼發達，孩子頭出不來，醫生就拿鉗子夾，後來孩子頭部受傷，很快就夭折了。”
“當時周總理說的時候眼含淚花，我們聽著，心裡也很不是滋味。”紀東說。
“最難忘的是周總理和我們說的最後一句話”
紀東提供的周總理的工作安排
提起八年中最難忘的記憶，紀東說，“肯定是周總理和我們說的最後一句話”。
1975年9月下旬開始，周恩來病情加重，再也沒能離開病床。
他回憶，周總理逝世前八天，他把錢嘉東、趙茂峰等幾個秘書都叫到床前，當時周總理已經非常虛弱，但他還是從被子裡伸出了右手，以示平等，然後和秘書們說了最後一句話：“你們都來了？向家裡人問好。我累了。”說完又陷入了昏迷。
“我在總理身邊工作了八年，哪怕是連續工作二十個、三十個小時，都沒有聽他說過一句累，但周總理給我們留下的最後一個字，卻是‘累’。”每每談及此，紀東都哽咽落淚。
紀東（右三）等向周恩來遺體告別
周 恩來逝世後，紀東轉業到國務院辦公廳工作，在秘書局擔任資訊處長。時隔八年後，他于1984年重新入伍，出任國務院辦公廳警衛處長，1987年調任武警司 令部任作戰勤務部長、辦公室主任。1994年，51歲的紀東開始教育生涯，轉任武警指揮學院副院長，同年被授予少將警銜。
2002年退伍後，紀東開始從事與周恩來生平的歷史研究工作，擔任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會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分會副會長。
紀東說，“周恩來從來就是把家和國聯繫在一起，把優良的家風用於黨風建設，用於治國理政，以清正家風帶動政風、浸潤黨風。”
有一天，周恩來在拿起一個檔特別看了以後，“把檔啪地朝側右後方摔去，我聽到一句話，‘媽的，怎麼不是極左，就是極左嘛’。聲音不大，但每個字我都聽得清清楚楚。”“我看到總理雙眉緊鎖，兩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著椅背，兩眼怒視著窗外。”書中寫道。
據紀東回憶，周恩來的那聲“國罵”，是他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幾年裡聽到的唯一一次。
在另一次會議上，“四人幫”對周恩來進行了圍攻。在這個會上，周恩來問人家要了一支煙。
“我們知道他從不抽煙，但是他當時要了一支煙，拿在手裡，最後把它揉得粉碎。”
1970年夏的一個下午，紀東在整理周恩來的辦公桌時，無意間看到一張白紙上用鉛筆寫的幾句戲文《不公與不幹（西廂記）》：“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緩和參要寒。種菜哥哥要落雨，採桑娘子要晴幹。”
紀 東曾在接受採訪時對此解讀：“總理是在無奈之下寫的。二八月是最難做的，因為二月八月亂穿衣啊，冷不定，熱不定，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天氣變化無常，因 為正是春夏交接，或者是秋冬交接的時候。總理寫出這幾句詩來，可能就是一種發洩，發洩內心的痛苦和無奈。但是寫完也就完了，他還得照樣地去工作，去忘我， 去為大局著想。”
在紀東的記憶中，周恩來不僅與“四人幫”進行鬥爭，還盡力保護和鼓勵其他領導幹部。
他回憶，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後的一個傍晚，時任中聯部部長的耿飆來到總理辦公室，說江青無中生有，在大會上點名批評他，想辭職不幹 了。總理聽了笑著說，“耿飆同志，我跟你說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想趕走你，不論怎麼趕，你自己不要 走；第三，人家要想整你，不論怎麼整，你自己不要死（不要自殺）。”
耿飆聽了這三句話豁然開朗，拿起辭職文件報告高高興興地離開了。
1969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逝世，周總理率代表團前往弔唁。當時，因越美戰爭，鄧穎超對周恩來的安全十分擔心。
據紀東書中記錄，周恩來從越南返程回家時，“一進門，鄧大姐就急匆匆地從沙發上站起來，快步上前，邊走邊說：‘哎呀，老頭子，你可回來了！你得親我一下，我在電視上看到你在越南親吻了那麼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擁抱，同我親吻。’”
周恩來與鄧穎超
“總理‘哈哈’地笑著，他把大姐攬到懷裡，兩人溫柔而又有風度地緊緊擁抱在一起，總理深深地在大姐的臉上吻了一下。”
眾所周知，周恩來一生沒有子女。但紀東曾在接受採訪時透露，周恩來有過兩個孩子。
“在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情況彙報會上，總理突然和在場的幾位領導說，其實他也是有過兩個孩子的”。
“第 一個孩子因為鄧穎超同志剛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了革命工作拿掉了。”紀東說，“第二個孩子還在鄧穎超同志肚子裡的時候，正好趕上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周總理 和很多共產黨員被通緝，當時鄧穎超同志躲在一家醫院裡，剛好面臨生產，但因為孩子太大，有九斤多，不好生，當時的醫療技術沒有現在這麼發達，孩子頭出不來，醫生就拿鉗子夾，後來孩子頭部受傷，很快就夭折了。”
“當時周總理說的時候眼含淚花，我們聽著，心裡也很不是滋味。”紀東說。
“最難忘的是周總理和我們說的最後一句話”
紀東提供的周總理的工作安排
提起八年中最難忘的記憶，紀東說，“肯定是周總理和我們說的最後一句話”。
1975年9月下旬開始，周恩來病情加重，再也沒能離開病床。
他回憶，周總理逝世前八天，他把錢嘉東、趙茂峰等幾個秘書都叫到床前，當時周總理已經非常虛弱，但他還是從被子裡伸出了右手，以示平等，然後和秘書們說了最後一句話：“你們都來了？向家裡人問好。我累了。”說完又陷入了昏迷。
“我在總理身邊工作了八年，哪怕是連續工作二十個、三十個小時，都沒有聽他說過一句累，但周總理給我們留下的最後一個字，卻是‘累’。”每每談及此，紀東都哽咽落淚。
紀東（右三）等向周恩來遺體告別
周 恩來逝世後，紀東轉業到國務院辦公廳工作，在秘書局擔任資訊處長。時隔八年後，他于1984年重新入伍，出任國務院辦公廳警衛處長，1987年調任武警司 令部任作戰勤務部長、辦公室主任。1994年，51歲的紀東開始教育生涯，轉任武警指揮學院副院長，同年被授予少將警銜。
2002年退伍後，紀東開始從事與周恩來生平的歷史研究工作，擔任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會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分會副會長。
紀東說，“周恩來從來就是把家和國聯繫在一起，把優良的家風用於黨風建設，用於治國理政，以清正家風帶動政風、浸潤黨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