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濟醫館（1846年）
仁濟醫館與上海社會政治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繫， 在其創設初期便帶有強烈的社會和世俗特質。 而近代醫院所肩負的社會責任和人道主義精神也在仁濟醫館得到充分體現。 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仁濟醫館在19世紀的上海創建了一個隻屬於仁濟醫館的模式， 即醫院-社會-病人的醫患關係。
1844年2月18日， 倫敦會醫學傳教士雒頡（William Lokhart,1811—1896 ）在上海大東門租借的一所民居底樓中接待了第一位上海病人， 是為滬上西醫診所的開端， 稱為“施醫院”。 至4月30日的三個月內， 雒頡共醫治病人3764人次。 5月， 雒頡將他的醫療活動移至小南門外，
仁濟醫館是上海第一所西式醫院， 也讓上海百姓第一次接觸到西方醫學。 在這家醫院， 無論是醫生治病的方法和手段， 還是醫生與病人相處的關係， 都表現出與中國傳統醫家截然不同的方式。 倫敦會教會檔案、仁濟醫館的醫學報告、同時期的中英文報刊、筆記和小說，
“功高盧扁”：市民眼中的仁濟醫生
1864年深秋的某天， 寶山縣商人顧曰智帶著一群人， 肩扛著一塊題有《功高盧扁》的匾來到仁濟醫館， 匾額的題記描述了顧曰智在仁濟醫館求醫的經過：
同治三年甲子（1864）秋仲， 偶患肝瘋致口眼欹斜， 蒙黃春甫先生轉挽， 韓雅各先生醫治得以痊癒。 先生心存濟世， 堅不受謝， 因撰句以顏其室， 用志高誼於勿諼雲。
當日， 顧曰智還附贈醫館四頭豬、一隻肥羊和六張病床。
匾額受贈者韓雅各（James Henderson， 1829—1865 ）， 英國人， 上海仁濟醫館醫生兼負責人， 他花兩個星期治癒了顧曰智的口眼欹斜之面部偏癱疾患。 來中國前， 韓雅各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和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接受完整的近代醫學教育， 他曾表示“我從未浪費一天時間， 我每天穿梭在醫院、圖書和解剖室之間”。 求學期間， 韓雅各加入愛丁堡醫學傳教會（The 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 Society）， 立志當一名醫學傳教士。 他利用休息時間， 去醫院治療病人或去城市濟貧院照顧窮人。 1860年3月23日， 韓雅各與太太由英國倫敦會派遣抵達上海， 負責上海仁濟醫館。
匾上提到的另一人物黃春甫， 是仁濟醫館的華人醫生， 也是上海第一位華人西醫。 1854年入館學習醫學， 初跟隨雒頡學習， 後協助仁濟醫館第二任館長合信（Benjamin Hobson，
向醫院贈送匾額以表彰醫生的功績， 是中國傳統對醫生醫術和道德行為認可的主要方式。 病人往往會選用昂貴材料， 比如金絲楠木， 並請名人題寫書法， 無形中賦予匾額特殊的收藏價值， 這是病家向醫生表示酬謝的另一方式， 以補償“堅不受謝”之醫院的花費。 仁濟醫館開設初期， 雒頡就收到過類似匾額。 1862年， 韓雅各和黃春甫因親臨病人戴以恒寓所“精心調治”而獲贈《悉人如已》之匾。 同年， 清騎兵馬天魁在與小刀會戰爭中脛骨受彈骨折， 在仁濟醫館經黃春甫治療一月餘， 痊癒後贈黃春甫《功贊耶穌》匾。
▲《功高盧扁》匾額及受贈者韓雅各
但是這樣的方式， 在華西醫並不認同。 按西方醫生的職業操守和規範， 首先需以醫學院畢業證書證明自己經過良好的醫學訓練， 完成一個醫學生必須經受的培訓；其次， 以醫生資格證書為準繩， 表明自己有行醫資格， 因此通常在西式醫院牆面上懸掛的是兩張資格證書。 於是， 傳教醫生對中國病人饋贈的匾額， 往往會表示不理解。 有些醫生在知曉了匾額的無形價值後， 甚至會轉手賣給中國人， 換取資金建設醫院， 添置必要的醫療儀器。
其實， 韓雅各並沒有搞清楚匾上所表述的意思， 他甚至將“盧扁”視作兩位中國古代名醫。正如韓雅各不知道扁鵲是誰，顧曰智也不明白外國醫生是用何種神奇之術治療好他眼斜偏癱之疾患的。這種現象普遍存在于早期華人病家與西醫之交往中。在中國人看來，西醫“可轉移造化耳之聾者，可治之聰，牙之缺都補之全”，但關於眼睛出現的近視與老花現象，“遍詢西醫，卒不得其道，中國醫生更無論矣”。《申報》曾就此問題求教仁濟醫館黃春甫，給公眾一個解釋。在《申報》看來，黃春甫“精於泰西醫理，在仁濟醫院行其道，活人無算”，相信他可介紹西醫的獨特功效，座談中西醫理之不同。然而，學徒身份的黃春甫，並沒有可能掌握全面的西醫知識，自然解釋不出個所以然。
▲黃春甫
但這並不影響仁濟醫館在上海的聲譽，王韜是這樣描述的：“施醫院即今仁濟醫館也，與墨海毗連，專治華人疾病，主其事者為西醫雒頡，稱刀圭精手。”旅滬杭州人葛元煦在租界居住多年，人稱為“老租界”，1876年出版《滬遊雜記》，在這本“可作遊滬者之指南針”小冊子中說，“仁濟醫館，斷肢能續小神通，三指回春恐未工，儻使華佗生此日，不嫌劈腦治頭風”。不僅如此，“洋人設仁濟醫館，以外國法治病，傷科尤妙，設館以來活人無算” 。
1873年3月13日，《申報》以“恨病自戕”為題報導仁濟醫館一病人因病痛不堪而在醫院自殺，並借題發揮：
仁濟醫館之病房窄而不甚清潔，其穢蒸氣味果屬難受。即氣壯者探望病人而聞之已不堪受，何況病人乎？西人與凡愛清潔，即監獄亦非常清潔，為何獨區區病房至於若此。
仁濟醫館病房究竟怎樣？19世紀流行滬上的市民小說《海上花列傳》中有多處提到仁濟醫館，作者甚至借小說人物趙善卿的身份，進入仁濟醫館，一窺其病房內幕：
推開一扇屏門進去，乃是絕大一間外國房子，兩行排著七八張鐵床，橫七豎八睡著幾個病人，把洋紗帳子四面撩起，摜在床頂，趙樸齋卻在靠裡一張床上包著頭絡，著手盤膝而坐。
高大寬暢，通氣透風，醫生可一覽無餘觀察病人的仁濟醫館之大病房是當時上海西式醫院的景觀之一。無論在遊客眼中，還是上海市民心中，仁濟醫館無疑是19世紀上海的一張名片，是展現新上海洋場世界的重要地標，也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然而，在另一方面，遲至19世紀80年代末期，西方醫家和中方病家還不能正確理解對方的意思和思想。那麼，醫生與病家是如何溝通，仁濟醫館又是如何處理醫院與社會、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呢？王韜說仁濟醫館“活人無算”，如果，病人在仁濟醫館死了，那又怎麼辦？
專業公正：官方救治和司法檢驗機構
1868年，清政府與英、美駐滬領事議訂《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在租界設會審公廨，受理租界內除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之僑民為被告以外的一切案件。1869年，上海英美租界會審公廨成立，簡稱“會審公廨”。由《申報》幾乎每天都有的公開報導可以判斷，在英租界的病者、傷者乃至屍體驗查工作，會審公廨、巡捕房都會委託仁濟醫館處理治療、驗傷或驗屍。而在虹口地區則委託同仁醫院處理。1866年，仁濟醫館保產委員會將醫館由倫敦會醫生經營改為上海的社區醫生經營。這就意味著1866年之後，仁濟醫館不再是一所教會醫院，其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成為服務于市民的社區醫療機構。
1872年5月 25日，《申報》報導一劉姓老婦被英國人的馬車撞傷，由巡捕房陳公將其送“仁濟醫館救治，可保殘生”，陳公考慮到劉老太之子為幫傭工，“無力延請名醫，令其前往醫館侍奉，俟傷者能否痊癒，再行定讞”。無論事件大小，凡涉及傷者，一律送仁濟醫館。像日常無處不在的民事小糾紛，在馬路上吵架、在家裡打架、馬車撞人、盜偷、詐騙、誣陷、妓女糾紛、火災、瘋子投水、想不通吞食鴉片自殺等，涉及傷案或死案，巡捕房無法判斷，便送至仁濟醫館驗傷。如1873年5月“沿路摸乳”案，該女子以為受辱報到巡捕房，被送仁濟醫館驗傷治療；路遇搶劫被“強水傷頭”弄傷眼睛，或是被判刑的受傷罪犯，均由巡捕房送至仁濟醫館。
1872年7月4日的《申報》，刊有“煙館誣良為盜，以致忿氣食煙斃命”：
昨煙館中有一寧波人，系在洋行執役者，雖不衣冠華美，然布衣樸素潔淨，亦斷非偷竊下流也。適值煙館失物百堂倌遂誣此人為賊，欲執送巡捕房。此人再四辯論，店主堂倌執前說，此人氣忿遂將生煙四錢吞食入腹，後諸人覺其有異，細詢始知其故。此人並言語非死不足以白吾不偷之冤也。即速送至仁濟醫館救治。業已無及，竟於昨日夜四鼓畢命。
1875年3月9日，一位待審犯人在巡捕房突然“患病甚沉篤，趕緊送仁濟醫館療救，而事已無及，旋即身亡”。1892年8月，一寧波女子在妓院被法包探拘入捕房，審查時發現她是陰陽雙性之人，巡捕房只能“送仁濟醫館黃春甫醫生驗視，將陰陽二具考究詳明”。此類需要醫學專業驗視判斷的案例，巡捕房便請仁濟醫館出面，或送至醫館查驗，黃春甫時常被請去助案審理。
▲《點石齋畫報》1892年8月18日之“畸陰畸陽”文，報導仁濟醫館黃春甫為巡捕房驗視犯人性別。
有些傷病唯有送仁濟館方能獲救或治療。1874年8月21日，江南製造局一銅匠不小心將手臂捲入機器，“送至仁濟醫館，據稱斷一小骨，將來尚可作生活……”，同日，另一水泥匠拆牆壓倒，“流血不止，送至仁濟醫館醫治，尚不致隕命”。庸醫治病傷人，引起紛爭，病人也會被送至仁濟醫館。
涉及國際糾紛事件，亦由仁濟醫館接手，1873年奧國駐滬副領事兼代德美兩國翻譯之夏士，駕車碰傷一廣東女子，“抬送至仁濟醫館治傷，……殞命”。1874年在法租界一華人鬧事，被法人放槍中頭面，雖未死，卻雙目失明，“送至仁濟醫館”。
仁濟幾乎每天都有受傷的人員送來，有些病人送至醫院後死亡。對醫院來說，接受此類病人冒有極大風險。作為會審公廨指定驗傷醫院，面對吵鬧家屬，或是無人認領的屍體，醫院一律通報會審公廨或巡捕房，由法律解決。比如1873年某雜貨店員吞鴉片被人送至仁濟醫館救治，未果，死亡。因無家屬，由會審公廨“按詣仁濟醫館相驗”。亦有死于醫院的病人家屬不願認屍，此事則由地保出面要求驗屍處理。華人擦槍走火而出事，進入仁濟醫搶救，最後死亡，由本府官員帶領“同忤作書役人等至仁濟醫院”觀察傷情。1872年坊間流傳仁濟醫館治死病人，《申報》特意刊發“張琴寶刃傷斃命事辨誤”，稱有一病人非致命之傷“送至仁濟醫館樓上醫治，不兩日即可痊癒矣，“然則通文館之傳聞竟說是斃命，此事是將另一吞鴉片之人死亡資訊張冠李戴之誤，茲特為辨正如此” 。1891年6月2日，南江人沈某在法租界新開河不知何故被西人毆打，後“因傷殞命於仁濟醫館”，英租界英國醫生和法國醫生同赴仁濟醫館驗病，供會審公廨結案。
仁濟醫館專為社會處理此類事件，承擔公職，在這個城市中已是市民共識，行人在路邊看見有病人會主動送至仁濟醫館。因貧窮無力就醫，而被棄置路旁的病人，同樣被送到仁濟醫館，1878年3月7日《申報》載：
甯人桂某擔水夫也，年已三十五，向與八仙橋某婦相識，不啻如兄如弟。近以桂某出痘勢甚垂危，婦悉其叔住居高第裡，昨早雇一小車將桂送往門房棄之而逸。旋鄰人報知其叔迨出詢視，則已奄奄一息矣。但桂某之叔家亦貧窘，止賃半椽屋，且有兒女數人，斷難留養，不得已送往仁濟醫館調治。
相似情節都可在《海上花列傳》中讀到，一鄉下來滬投親青年趙朴齋，在新街與人打架，結果頭破血流，巡捕尋找家人不見，於是“巡捕看見仔，送到仁濟醫館裡去”。仁濟醫館儼然是維持上海——這個近代城市正常運行的機器中不可或缺一個構件。
仁濟醫館所承擔之社會公職，以其專業技術執法，在社會與市民中建立公平公正的醫家形象。會審公廨亦保障其免受病家的無理取鬧之患，使醫院與病家關係置於法律的框架之內。仁濟醫館為社會作出的貢獻也為其贏得公正合理的回報。
會審公廨在處理犯罪事件時，需要仁濟醫館的協助，反過來也會考慮利用社會資源為仁濟醫館服務。比如有次在處理一“私販”時，將其罰款一半撥給仁濟醫館。有人駕馬車不慎致傷路人，傷者被送至仁濟醫館，馬棚主被判罰款三十元，而其中二十元便歸仁濟醫館。
仁濟醫館最初是西人所設之善館，不過，華人在滬上設善堂要略早於仁濟醫館，並有一定規模。據統計，晚清滬上活躍的善堂計有38個，上海郊縣還另有21個。這些華人善堂負責民間賑災、救援與慈善活動，一些大的善堂積極參與社會公眾事務，擔負上海城內各種形式的救濟和福利工作，與市政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仁濟醫館與上海善會善堂間的合作互動密切，醫館提供醫學專業方面的支持，或幫其驗傷驗屍，善堂則負責處理醫館無人認領之屍體。1874年5月，四明公所因房屋問題與租界法人發生糾紛，法國人洋槍隊全部上陣，死傷數人，最後送至“仁濟醫驗傷”。四明公所，又稱寧波會館，是19世紀寧波商人在上海組成的同鄉會，處理維護寧波商人在滬、在租界的正當權利，他們出現民事糾紛或與租界居民發生衝突，也會由仁濟醫館出面驗傷。 1874年英租界送來一名腦後刀傷，子彈由背脊穿過胸膛的青年人，第二日在仁濟醫館斃命，未經驗屍便自行盛殮，結果閘北地保讓寧波會館重新處理驗屍再埋葬。與仁濟醫館合作最多的是位於法租界的同仁輔分堂，它列於晚清民國上海善堂之首。有些無家可歸之病人死于仁濟醫館，仁濟醫館會委託同仁輔分堂處理。
社會責任：施種牛痘、宣傳禁煙、治療霍亂
自1845年起，仁濟醫館免費為上海市民施種牛痘， 1845到 1868年間，共計為5125人施種。在仁濟醫館影響下：
近來中國官員，頗信牛痘之大有益也，於城內邑廟後之豫園中，設立一局，施種，系華醫黃春甫君獨肩其任。去歲小孩種牛痘者一千五百六十三人數。日前有一日午後，來小孩求種者一百數十人名之多……
1868年，醫館委派黃春甫為上海道台所設牛痘局工作。黃春甫逢一、三、五、六到牛痘局為上海及鄰近地區的孩童種牛痘，同時他還編寫種痘事項，印發傳單給上海居民，說明（1）牛痘比中國傳統人痘簡易安全有效；（2）孩童種痘後的護理注意事項；（3）上海道台鼓勵種痘的措施：“道憲愛民如子，體恤情殷，凡種痘日給錢一百文買物助漿，第八日複看，再給錢二百文為調養之費。”這項歷時幾十年的工作，黃春甫分文不取，完全是義務性工作。1877年，英界工部局在《申報》刊登《召種牛痘示》，指定仁濟醫館為其施種局。
1878年正月二十八日，醫館贊醫生（James Johnston）邀請居滬西紳商在醫館開會 ，報告1877年仁濟醫館工作情況，該年在城裡種痘人數3833，在城外種痘人數5000，贊醫生轉告西人 “施種牛痘，華人深信其有益故”。
面向社會免費施種牛痘， 在19世紀的中國，並不只是由教會醫院或西式醫院單獨承擔的社會責任，擔當這份社會道義的往往是西式醫院中的中國醫生和中國的地方紳士。仁濟醫館因有黃春甫而在這方面表現得猶為出色，既能服務於上海道台，又服從英租界的示諭。
仁濟醫館最常見的病人是鴉片患者。1872年“來館有服生鴉片煙求救者共四十四人，救活者三十四人，不及救治者十人”， 有些人吞鴉片自殺，被送至仁濟醫館“因不信西醫不肯用西藥，乃不治”。 1875年黃春甫救治由巡捕房送來的鴉片自殺病人。《海上花列傳》裡有同樣的故事：阿珠吞食鴉片自殺，妓院“喚個相幫，速往仁濟醫館計討取藥水”，因為“仁濟醫館有西醫急救之方”。媒體評論道：“滬上救治吞服生煙之法，當推仁濟醫館為第一。”
自19世紀80年代起，英國在華傳教士深以為英國由印度輸入鴉片，是流毒中國，違背國際公法，以此為恥，設會討論勸阻英國政府禁止鴉片輸入中國。仁濟醫館在醫治搶救鴉片病人之際，亦思考如何與中國官員合作禁煙，鄭觀應之“禁煙”一文即談到：“仁濟醫院總理慕維廉到招商局與余一談，問有無良策。”
仁濟醫館是上海第一家西式醫院，大病房之醫院的概念、醫生的診斷方法、治療手段，以及所使用的儀器，都會引發市民好奇和媒體關注。但是仁濟醫館在建立醫院的社會責任、處理醫生與患者關係方面所表現的特色，卻超越了市民的想像。每年夏秋之際都是霍亂肆虐的危險時期，感染的病人死亡率極大。常人恐避之不及，上海居然會有一家醫院主動登報請求重症傳染病者來院治療，態度誠懇殷切。1886年9月11日，仁濟醫館黃春甫致信《申報》：
目前吊腳痧傷人殊甚，日有死亡。如有此症，務將病人趕緊送至敝醫館醫治，或可挽回。不拘何時，均可送來，無不歸收養，為救治也。
1888年 8月 9日，《申報》“仁濟醫館來信”：
霍亂之症，每起于夏秋之際，醫治稍緩，勢必無救，甚可憫也。現悉本埠業已起是症，敝館向有靈妙藥餌，歷年以來試之甚效，危而轉安者，質屬甚眾，故用敢自信。如患此當事者，不論何時，宜速送來醫治，毋猶豫不決，以致自俁，況敝館為救治起見，凡來就，不取分文，實可諒。並新聞報諸君，更相傳佈是幸。
1891年8月1日仁濟醫館再次在《申報》發公告：
滬上痧症盛于夏秋炎間，其名不一，惟霍亂吐瀉一症為最險，醫治稍緩即成不救。往歲曾經登報，有患斯症者即送本館施救。如病家不願送而請往治，獨不知斯症用藥既非一味，本館勢不能盡數移往即服藥，時刻亦不容稍有差錯，或增或減必須察看病象，然後施治，若僅給藥，教令依法服治，無論其法未便謬執。且有病之家人，心皇急斷，不能如本館之留心，察看從容施救。設有錯誤，轉致貽害。此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是也。如其送館醫治，不敢謂自有起死回生之力，但吾盡心，未必十無一得，每有不願送館，卒至不救者。聞殊惻然不惴冒味再登報，奉勸如有患此症者，無論深夜速將病人送館，無不竭盡心力，代為醫治，分文不取，切勿鋒猶豫自誤，並望閱報諸君，互相傳播為辛辛——上海麥家圈仁濟醫館啟。
仁濟醫館勸請市民來醫院治療霍亂的廣告一年大似一年，語氣愈年誠懇急切，由最初的不取分文，到1891年的懇求奉勸，甚至表明“如有患此症者，無論深夜速將病人送館，無不竭盡心力”，還希望“閱報諸君，互相傳播為辛辛”。
仁濟醫館由種牛痘、禁煙宣傳到霍亂廣告，無一不是動用社會力量和媒體資源，讓醫學資訊越出醫院狹隘封閉的空間，投射到社會，讓醫學和公共衛生意識滲透到民間普遍人家。醫生走向病人，走向公眾，這樣便構建起一種新型而近代的醫患關係：醫生-社會-病人的關係。
醫院如何募款：詮釋近代行善價值觀
醫院募捐的成功與否，表面上反映的是該醫院在社會的美譽度，實際上受到醫患關係之制約，良好的醫患關係是醫院正常運行和維持發展的保障。
最早在中文媒體上出現仁濟醫館的報導是在1869年的《上海新報》，題為“仁濟醫院幫助施醫”。《申報》發刊之前，仁濟醫館呈現在媒體前的形象，更多的是“施醫院”——一所行善施醫的場所。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贏得社會的關注，募集到更多錢款。因此，仁濟醫館在教會媒體上刊發的均為其醫院的就診報告和獲得捐款，並表彰捐款士紳。這樣高調的自我表揚方式與傳統中國人的習俗相違背、與中國傳統的價值觀相去甚遠。
1870年《教會新報》報導，仁濟醫館共收到捐銀共“一千一百十四兩五錢五分”，另收取贈銀“三百四十三兩六錢四分，共計醫治病人12250人。院中之中國醫生向時歲修二百四十元，已曆十八年既久”。此外還有外國洋行獨立捐贈“其慨慷樂善或欽之至”。1871年、1872年、1876年《教會新報》多次公佈醫院收到捐款款數和捐贈洋行及個人名錄，報告收治病人及治癒和未獲救的人數清單，尤其強調醫館在城中牛痘局為兒童免費施種牛痘，獲得官府信任贊許，以此培養社會公眾對醫院樂善好施的認知，激發華人捐資發展醫院的意識，召募地方紳士和華商加入捐款行列。
1872年起，仁濟醫館擬定改造醫院創建新館的計畫，公開募集資金。仁濟醫館的每份《醫院報告》都是在教育華人、華商如何行善，考慮著如何讓各界人士主動地從口袋裡掏出銀子來。
1872年10月，仁濟醫館在《申報》付資刊登申謝廣告，向市民詮釋什麼是善舉：
且世間善事頗多行善之人，亦複不少，惟人之行善其居心各有不同，有以行善而看炫財富者，亦有行善而圖博美名者，且有行善而心存望報者，是皆行善而求人知之者也。至行善不求人知，則既非賣富又不圖名且不望報，其居心實超他人萬倍上矣。故曰，善恐人各便是真善。此之謂也。昨本醫館蒙中國善士，由順發洋行轉送鷹洋二百五十元，以濟本館諸用，並無姓氏裡居。本館實深感謝，且正值目下來館就醫者日多一日，房屋不敷居住，添造數櫞，以補不足。此項之來，殊得用惜，本館未獲識。荊一圖面謝謹。志數語代本館之身受嘉惠者，一申禦結之意雲，一念鴻施未肯累留夫姓字，千祥駢集定徵貽福于兒孫——同治十一年九月初三日，仁濟醫館謹謝。
此份廣告充分詮釋了仁濟醫館的行善價值觀，批評社會中有目的、懷功利的偽善行為，樹立仁濟醫館正面行善、無欲無求、簡單乾淨的近代意義的價值觀和行善理念。該廣告所傳播出的三點資訊：一、行善是不能求名求利求回報；二、仁濟醫館正在募捐造新院；三、凡捐款給仁濟醫館可獲名利，仁濟是不會讓無名者默默無聞的。這份申謝廣告在《申報》反復刊登，延續數月，這是仁濟醫館通過媒體向其行善貴人所作的回報。在加深公眾影響的同時，傳播新型的慈善觀念，一次次地為仁濟醫館的捐募做廣告，真可謂一石三鳥。
1873年 8月仁濟醫館移居改造，由《申報》刊佈資訊：
仁濟醫館現移四馬路西首，吳豪宅張寶源酒店南面。因其館須改造故。……因就醫者棲息，故欲改造而擴充之。可見中西醫生藝術之精，存心之厚，不愧仁濟之名矣。恐其移居他處而就醫者難以問津，本館爰代為布聞，願閱《申報》者，更互相流傳，不致病者無從尋覓。未始非與人為善之助雲。
1876年仁濟醫館在《教會新報》發佈“上海仁濟醫院勸捐啟”：
惟近來就醫愈眾，經費愈緊繁，濟眾博施，良非易事。望仁人君子，各發善心，利濟為懷，同勸善舉，官既捐俸，商亦捐金，同協中外之心，以泯生成之憾，如蒙慨助，請列銜名。
仁濟醫館通過媒體反復高調宣導的醫院行善觀念和醫院經營理念，終有回應。1887年 《申報》 在討論醫院籌建的核心問題“論醫院宜籌，經久擴充之法”，作者以仁濟醫館為例，“西醫善堂，必先籌一筆款子，讓其生利，然後歲負歲可用之”。光緒二十七年（1901）蘇松太道蔡鈞調任，山西巡撫 岑春為其奏請嘉賞，其中一條便是，“在蘇松太道任內，捐助仁濟醫院專建閘北庇寒所，地方均感其惠”。
▲仁濟醫館募捐冊
1905年仁濟醫館華人董事、海上富商徐潤的續室陳夫人去世，“臨終遺囑，盡出其餘蓄以一萬元捐助仁濟醫院”，徐潤謂其夫人“治家嚴肅，待人寬厚，自奉儉約，樂善不倦，接三黨以誠撫子女，以恩鄰里戚族，莫不交相稱頌”。以為夫人將錢款捐出是“可謂能識大體，一視同仁者。余誠失一賢內助也”。徐潤夫人的捐款被仁濟醫館用來建造一所女醫院。1906 年仁濟醫館為其樹碑：
古粵徐雨之觀察夫人陳夫人，即信今肄業英國惡斯佛大書院，超候徐君之太夫人也。徐族居滬上五十餘年，與醫院比鄰住居英租界山東路二百六十五號。素知醫院中施醫諸善舉。蒙施大惠，慨捐洋萬元，助建女醫院經費。慈雲雖逝，德蔭當爰。於落成之日敬勒貞泯永昭盛德。耶穌降生世一千九百零六年，大清光緒三十二年。——醫院事立。
1907年1月24日仁濟醫館之“女醫院落成”，“英租界麥加圈仁濟醫院添女醫院一所，系由徐雨之觀察夫人出資建造，定於今日四點鐘行落成，董事朱葆三觀察等特邀請滬上中西官紳來院觀禮，以志盛舉”。
華人士紳在醫院的培育與影響下，慈善的意識逐漸深入，1886年，上海地方紳士登報幫春甫之婦求平安：
英商仁濟醫館創設多年，中外同仁孜孜不倦，施診就醫不知凡幾。董厥事黃春甫先生去除禮拜外，每日必躬親診治，無論內外諸症，接骨割毒均用西法煉成，外洋藥水，藥到病除者，洵不乏人。本月上旬，春甫先生之內人沈氏陡惠時症兼之肝厥懷妊四月，春翁自用西法藥水，迄未奏效，並延中國諸醫，開方調治延半月有餘。
中外醫生都無法醫治黃春甫夫人之疾，於是，這批紳士便想出以“助賑求痊轉危為安”的方式，或可見受黃春甫和仁濟醫館多年行善之感化和影響。
▲《申報》1872年10月5日刊登仁濟醫館之“聊以申謝”的廣告
新型而正常的醫患關係
討論醫患關係，是醫學史和倫理學史上永恆的主題。從來醫患關係只囿于醫生與病者之間，好壞、優劣，只有二元的價值判斷。我們試圖離開病床、放下手術刀、走出醫院，由另一個角度探討影響醫患關係的本質因素。之所以會想到這個角度，是由仁濟醫館的歷史特性引發的思考。雖然仁濟醫館由教會創辦，但其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屬於上海這座城市，由市民維持，同時回饋這座城市，維護市民的健康與安全。仁濟醫館與上海社會政治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繫，在其創設初期便帶有強烈的社會和世俗特質。而近代醫院所肩負的社會責任和人道主義精神也在仁濟醫館得到充分體現。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仁濟醫館在19世紀的上海創建了一個隻屬於仁濟醫館的模式，即醫院-社會-病人的醫患關係。仁濟醫館在服務保障上海市民健康和社會穩定時，培育了一種新型而近代的慈善理念。醫院服務于社會與人群，完全有理由要求社會資助，這才是一種新型而正常的醫患關係。（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他甚至將“盧扁”視作兩位中國古代名醫。正如韓雅各不知道扁鵲是誰，顧曰智也不明白外國醫生是用何種神奇之術治療好他眼斜偏癱之疾患的。這種現象普遍存在于早期華人病家與西醫之交往中。在中國人看來，西醫“可轉移造化耳之聾者，可治之聰，牙之缺都補之全”，但關於眼睛出現的近視與老花現象，“遍詢西醫，卒不得其道，中國醫生更無論矣”。《申報》曾就此問題求教仁濟醫館黃春甫，給公眾一個解釋。在《申報》看來，黃春甫“精於泰西醫理，在仁濟醫院行其道，活人無算”，相信他可介紹西醫的獨特功效，座談中西醫理之不同。然而，學徒身份的黃春甫，並沒有可能掌握全面的西醫知識，自然解釋不出個所以然。▲黃春甫
但這並不影響仁濟醫館在上海的聲譽，王韜是這樣描述的：“施醫院即今仁濟醫館也，與墨海毗連，專治華人疾病，主其事者為西醫雒頡，稱刀圭精手。”旅滬杭州人葛元煦在租界居住多年，人稱為“老租界”，1876年出版《滬遊雜記》，在這本“可作遊滬者之指南針”小冊子中說，“仁濟醫館，斷肢能續小神通，三指回春恐未工，儻使華佗生此日，不嫌劈腦治頭風”。不僅如此，“洋人設仁濟醫館，以外國法治病，傷科尤妙，設館以來活人無算” 。
1873年3月13日，《申報》以“恨病自戕”為題報導仁濟醫館一病人因病痛不堪而在醫院自殺，並借題發揮：
仁濟醫館之病房窄而不甚清潔，其穢蒸氣味果屬難受。即氣壯者探望病人而聞之已不堪受，何況病人乎？西人與凡愛清潔，即監獄亦非常清潔，為何獨區區病房至於若此。
仁濟醫館病房究竟怎樣？19世紀流行滬上的市民小說《海上花列傳》中有多處提到仁濟醫館，作者甚至借小說人物趙善卿的身份，進入仁濟醫館，一窺其病房內幕：
推開一扇屏門進去，乃是絕大一間外國房子，兩行排著七八張鐵床，橫七豎八睡著幾個病人，把洋紗帳子四面撩起，摜在床頂，趙樸齋卻在靠裡一張床上包著頭絡，著手盤膝而坐。
高大寬暢，通氣透風，醫生可一覽無餘觀察病人的仁濟醫館之大病房是當時上海西式醫院的景觀之一。無論在遊客眼中，還是上海市民心中，仁濟醫館無疑是19世紀上海的一張名片，是展現新上海洋場世界的重要地標，也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然而，在另一方面，遲至19世紀80年代末期，西方醫家和中方病家還不能正確理解對方的意思和思想。那麼，醫生與病家是如何溝通，仁濟醫館又是如何處理醫院與社會、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呢？王韜說仁濟醫館“活人無算”，如果，病人在仁濟醫館死了，那又怎麼辦？
專業公正：官方救治和司法檢驗機構
1868年，清政府與英、美駐滬領事議訂《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在租界設會審公廨，受理租界內除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之僑民為被告以外的一切案件。1869年，上海英美租界會審公廨成立，簡稱“會審公廨”。由《申報》幾乎每天都有的公開報導可以判斷，在英租界的病者、傷者乃至屍體驗查工作，會審公廨、巡捕房都會委託仁濟醫館處理治療、驗傷或驗屍。而在虹口地區則委託同仁醫院處理。1866年，仁濟醫館保產委員會將醫館由倫敦會醫生經營改為上海的社區醫生經營。這就意味著1866年之後，仁濟醫館不再是一所教會醫院，其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成為服務于市民的社區醫療機構。
1872年5月 25日，《申報》報導一劉姓老婦被英國人的馬車撞傷，由巡捕房陳公將其送“仁濟醫館救治，可保殘生”，陳公考慮到劉老太之子為幫傭工，“無力延請名醫，令其前往醫館侍奉，俟傷者能否痊癒，再行定讞”。無論事件大小，凡涉及傷者，一律送仁濟醫館。像日常無處不在的民事小糾紛，在馬路上吵架、在家裡打架、馬車撞人、盜偷、詐騙、誣陷、妓女糾紛、火災、瘋子投水、想不通吞食鴉片自殺等，涉及傷案或死案，巡捕房無法判斷，便送至仁濟醫館驗傷。如1873年5月“沿路摸乳”案，該女子以為受辱報到巡捕房，被送仁濟醫館驗傷治療；路遇搶劫被“強水傷頭”弄傷眼睛，或是被判刑的受傷罪犯，均由巡捕房送至仁濟醫館。
1872年7月4日的《申報》，刊有“煙館誣良為盜，以致忿氣食煙斃命”：
昨煙館中有一寧波人，系在洋行執役者，雖不衣冠華美，然布衣樸素潔淨，亦斷非偷竊下流也。適值煙館失物百堂倌遂誣此人為賊，欲執送巡捕房。此人再四辯論，店主堂倌執前說，此人氣忿遂將生煙四錢吞食入腹，後諸人覺其有異，細詢始知其故。此人並言語非死不足以白吾不偷之冤也。即速送至仁濟醫館救治。業已無及，竟於昨日夜四鼓畢命。
1875年3月9日，一位待審犯人在巡捕房突然“患病甚沉篤，趕緊送仁濟醫館療救，而事已無及，旋即身亡”。1892年8月，一寧波女子在妓院被法包探拘入捕房，審查時發現她是陰陽雙性之人，巡捕房只能“送仁濟醫館黃春甫醫生驗視，將陰陽二具考究詳明”。此類需要醫學專業驗視判斷的案例，巡捕房便請仁濟醫館出面，或送至醫館查驗，黃春甫時常被請去助案審理。
▲《點石齋畫報》1892年8月18日之“畸陰畸陽”文，報導仁濟醫館黃春甫為巡捕房驗視犯人性別。
有些傷病唯有送仁濟館方能獲救或治療。1874年8月21日，江南製造局一銅匠不小心將手臂捲入機器，“送至仁濟醫館，據稱斷一小骨，將來尚可作生活……”，同日，另一水泥匠拆牆壓倒，“流血不止，送至仁濟醫館醫治，尚不致隕命”。庸醫治病傷人，引起紛爭，病人也會被送至仁濟醫館。
涉及國際糾紛事件，亦由仁濟醫館接手，1873年奧國駐滬副領事兼代德美兩國翻譯之夏士，駕車碰傷一廣東女子，“抬送至仁濟醫館治傷，……殞命”。1874年在法租界一華人鬧事，被法人放槍中頭面，雖未死，卻雙目失明，“送至仁濟醫館”。
仁濟幾乎每天都有受傷的人員送來，有些病人送至醫院後死亡。對醫院來說，接受此類病人冒有極大風險。作為會審公廨指定驗傷醫院，面對吵鬧家屬，或是無人認領的屍體，醫院一律通報會審公廨或巡捕房，由法律解決。比如1873年某雜貨店員吞鴉片被人送至仁濟醫館救治，未果，死亡。因無家屬，由會審公廨“按詣仁濟醫館相驗”。亦有死于醫院的病人家屬不願認屍，此事則由地保出面要求驗屍處理。華人擦槍走火而出事，進入仁濟醫搶救，最後死亡，由本府官員帶領“同忤作書役人等至仁濟醫院”觀察傷情。1872年坊間流傳仁濟醫館治死病人，《申報》特意刊發“張琴寶刃傷斃命事辨誤”，稱有一病人非致命之傷“送至仁濟醫館樓上醫治，不兩日即可痊癒矣，“然則通文館之傳聞竟說是斃命，此事是將另一吞鴉片之人死亡資訊張冠李戴之誤，茲特為辨正如此” 。1891年6月2日，南江人沈某在法租界新開河不知何故被西人毆打，後“因傷殞命於仁濟醫館”，英租界英國醫生和法國醫生同赴仁濟醫館驗病，供會審公廨結案。
仁濟醫館專為社會處理此類事件，承擔公職，在這個城市中已是市民共識，行人在路邊看見有病人會主動送至仁濟醫館。因貧窮無力就醫，而被棄置路旁的病人，同樣被送到仁濟醫館，1878年3月7日《申報》載：
甯人桂某擔水夫也，年已三十五，向與八仙橋某婦相識，不啻如兄如弟。近以桂某出痘勢甚垂危，婦悉其叔住居高第裡，昨早雇一小車將桂送往門房棄之而逸。旋鄰人報知其叔迨出詢視，則已奄奄一息矣。但桂某之叔家亦貧窘，止賃半椽屋，且有兒女數人，斷難留養，不得已送往仁濟醫館調治。
相似情節都可在《海上花列傳》中讀到，一鄉下來滬投親青年趙朴齋，在新街與人打架，結果頭破血流，巡捕尋找家人不見，於是“巡捕看見仔，送到仁濟醫館裡去”。仁濟醫館儼然是維持上海——這個近代城市正常運行的機器中不可或缺一個構件。
仁濟醫館所承擔之社會公職，以其專業技術執法，在社會與市民中建立公平公正的醫家形象。會審公廨亦保障其免受病家的無理取鬧之患，使醫院與病家關係置於法律的框架之內。仁濟醫館為社會作出的貢獻也為其贏得公正合理的回報。
會審公廨在處理犯罪事件時，需要仁濟醫館的協助，反過來也會考慮利用社會資源為仁濟醫館服務。比如有次在處理一“私販”時，將其罰款一半撥給仁濟醫館。有人駕馬車不慎致傷路人，傷者被送至仁濟醫館，馬棚主被判罰款三十元，而其中二十元便歸仁濟醫館。
仁濟醫館最初是西人所設之善館，不過，華人在滬上設善堂要略早於仁濟醫館，並有一定規模。據統計，晚清滬上活躍的善堂計有38個，上海郊縣還另有21個。這些華人善堂負責民間賑災、救援與慈善活動，一些大的善堂積極參與社會公眾事務，擔負上海城內各種形式的救濟和福利工作，與市政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仁濟醫館與上海善會善堂間的合作互動密切，醫館提供醫學專業方面的支持，或幫其驗傷驗屍，善堂則負責處理醫館無人認領之屍體。1874年5月，四明公所因房屋問題與租界法人發生糾紛，法國人洋槍隊全部上陣，死傷數人，最後送至“仁濟醫驗傷”。四明公所，又稱寧波會館，是19世紀寧波商人在上海組成的同鄉會，處理維護寧波商人在滬、在租界的正當權利，他們出現民事糾紛或與租界居民發生衝突，也會由仁濟醫館出面驗傷。 1874年英租界送來一名腦後刀傷，子彈由背脊穿過胸膛的青年人，第二日在仁濟醫館斃命，未經驗屍便自行盛殮，結果閘北地保讓寧波會館重新處理驗屍再埋葬。與仁濟醫館合作最多的是位於法租界的同仁輔分堂，它列於晚清民國上海善堂之首。有些無家可歸之病人死于仁濟醫館，仁濟醫館會委託同仁輔分堂處理。
社會責任：施種牛痘、宣傳禁煙、治療霍亂
自1845年起，仁濟醫館免費為上海市民施種牛痘， 1845到 1868年間，共計為5125人施種。在仁濟醫館影響下：
近來中國官員，頗信牛痘之大有益也，於城內邑廟後之豫園中，設立一局，施種，系華醫黃春甫君獨肩其任。去歲小孩種牛痘者一千五百六十三人數。日前有一日午後，來小孩求種者一百數十人名之多……
1868年，醫館委派黃春甫為上海道台所設牛痘局工作。黃春甫逢一、三、五、六到牛痘局為上海及鄰近地區的孩童種牛痘，同時他還編寫種痘事項，印發傳單給上海居民，說明（1）牛痘比中國傳統人痘簡易安全有效；（2）孩童種痘後的護理注意事項；（3）上海道台鼓勵種痘的措施：“道憲愛民如子，體恤情殷，凡種痘日給錢一百文買物助漿，第八日複看，再給錢二百文為調養之費。”這項歷時幾十年的工作，黃春甫分文不取，完全是義務性工作。1877年，英界工部局在《申報》刊登《召種牛痘示》，指定仁濟醫館為其施種局。
1878年正月二十八日，醫館贊醫生（James Johnston）邀請居滬西紳商在醫館開會 ，報告1877年仁濟醫館工作情況，該年在城裡種痘人數3833，在城外種痘人數5000，贊醫生轉告西人 “施種牛痘，華人深信其有益故”。
面向社會免費施種牛痘， 在19世紀的中國，並不只是由教會醫院或西式醫院單獨承擔的社會責任，擔當這份社會道義的往往是西式醫院中的中國醫生和中國的地方紳士。仁濟醫館因有黃春甫而在這方面表現得猶為出色，既能服務於上海道台，又服從英租界的示諭。
仁濟醫館最常見的病人是鴉片患者。1872年“來館有服生鴉片煙求救者共四十四人，救活者三十四人，不及救治者十人”， 有些人吞鴉片自殺，被送至仁濟醫館“因不信西醫不肯用西藥，乃不治”。 1875年黃春甫救治由巡捕房送來的鴉片自殺病人。《海上花列傳》裡有同樣的故事：阿珠吞食鴉片自殺，妓院“喚個相幫，速往仁濟醫館計討取藥水”，因為“仁濟醫館有西醫急救之方”。媒體評論道：“滬上救治吞服生煙之法，當推仁濟醫館為第一。”
自19世紀80年代起，英國在華傳教士深以為英國由印度輸入鴉片，是流毒中國，違背國際公法，以此為恥，設會討論勸阻英國政府禁止鴉片輸入中國。仁濟醫館在醫治搶救鴉片病人之際，亦思考如何與中國官員合作禁煙，鄭觀應之“禁煙”一文即談到：“仁濟醫院總理慕維廉到招商局與余一談，問有無良策。”
仁濟醫館是上海第一家西式醫院，大病房之醫院的概念、醫生的診斷方法、治療手段，以及所使用的儀器，都會引發市民好奇和媒體關注。但是仁濟醫館在建立醫院的社會責任、處理醫生與患者關係方面所表現的特色，卻超越了市民的想像。每年夏秋之際都是霍亂肆虐的危險時期，感染的病人死亡率極大。常人恐避之不及，上海居然會有一家醫院主動登報請求重症傳染病者來院治療，態度誠懇殷切。1886年9月11日，仁濟醫館黃春甫致信《申報》：
目前吊腳痧傷人殊甚，日有死亡。如有此症，務將病人趕緊送至敝醫館醫治，或可挽回。不拘何時，均可送來，無不歸收養，為救治也。
1888年 8月 9日，《申報》“仁濟醫館來信”：
霍亂之症，每起于夏秋之際，醫治稍緩，勢必無救，甚可憫也。現悉本埠業已起是症，敝館向有靈妙藥餌，歷年以來試之甚效，危而轉安者，質屬甚眾，故用敢自信。如患此當事者，不論何時，宜速送來醫治，毋猶豫不決，以致自俁，況敝館為救治起見，凡來就，不取分文，實可諒。並新聞報諸君，更相傳佈是幸。
1891年8月1日仁濟醫館再次在《申報》發公告：
滬上痧症盛于夏秋炎間，其名不一，惟霍亂吐瀉一症為最險，醫治稍緩即成不救。往歲曾經登報，有患斯症者即送本館施救。如病家不願送而請往治，獨不知斯症用藥既非一味，本館勢不能盡數移往即服藥，時刻亦不容稍有差錯，或增或減必須察看病象，然後施治，若僅給藥，教令依法服治，無論其法未便謬執。且有病之家人，心皇急斷，不能如本館之留心，察看從容施救。設有錯誤，轉致貽害。此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是也。如其送館醫治，不敢謂自有起死回生之力，但吾盡心，未必十無一得，每有不願送館，卒至不救者。聞殊惻然不惴冒味再登報，奉勸如有患此症者，無論深夜速將病人送館，無不竭盡心力，代為醫治，分文不取，切勿鋒猶豫自誤，並望閱報諸君，互相傳播為辛辛——上海麥家圈仁濟醫館啟。
仁濟醫館勸請市民來醫院治療霍亂的廣告一年大似一年，語氣愈年誠懇急切，由最初的不取分文，到1891年的懇求奉勸，甚至表明“如有患此症者，無論深夜速將病人送館，無不竭盡心力”，還希望“閱報諸君，互相傳播為辛辛”。
仁濟醫館由種牛痘、禁煙宣傳到霍亂廣告，無一不是動用社會力量和媒體資源，讓醫學資訊越出醫院狹隘封閉的空間，投射到社會，讓醫學和公共衛生意識滲透到民間普遍人家。醫生走向病人，走向公眾，這樣便構建起一種新型而近代的醫患關係：醫生-社會-病人的關係。
醫院如何募款：詮釋近代行善價值觀
醫院募捐的成功與否，表面上反映的是該醫院在社會的美譽度，實際上受到醫患關係之制約，良好的醫患關係是醫院正常運行和維持發展的保障。
最早在中文媒體上出現仁濟醫館的報導是在1869年的《上海新報》，題為“仁濟醫院幫助施醫”。《申報》發刊之前，仁濟醫館呈現在媒體前的形象，更多的是“施醫院”——一所行善施醫的場所。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贏得社會的關注，募集到更多錢款。因此，仁濟醫館在教會媒體上刊發的均為其醫院的就診報告和獲得捐款，並表彰捐款士紳。這樣高調的自我表揚方式與傳統中國人的習俗相違背、與中國傳統的價值觀相去甚遠。
1870年《教會新報》報導，仁濟醫館共收到捐銀共“一千一百十四兩五錢五分”，另收取贈銀“三百四十三兩六錢四分，共計醫治病人12250人。院中之中國醫生向時歲修二百四十元，已曆十八年既久”。此外還有外國洋行獨立捐贈“其慨慷樂善或欽之至”。1871年、1872年、1876年《教會新報》多次公佈醫院收到捐款款數和捐贈洋行及個人名錄，報告收治病人及治癒和未獲救的人數清單，尤其強調醫館在城中牛痘局為兒童免費施種牛痘，獲得官府信任贊許，以此培養社會公眾對醫院樂善好施的認知，激發華人捐資發展醫院的意識，召募地方紳士和華商加入捐款行列。
1872年起，仁濟醫館擬定改造醫院創建新館的計畫，公開募集資金。仁濟醫館的每份《醫院報告》都是在教育華人、華商如何行善，考慮著如何讓各界人士主動地從口袋裡掏出銀子來。
1872年10月，仁濟醫館在《申報》付資刊登申謝廣告，向市民詮釋什麼是善舉：
且世間善事頗多行善之人，亦複不少，惟人之行善其居心各有不同，有以行善而看炫財富者，亦有行善而圖博美名者，且有行善而心存望報者，是皆行善而求人知之者也。至行善不求人知，則既非賣富又不圖名且不望報，其居心實超他人萬倍上矣。故曰，善恐人各便是真善。此之謂也。昨本醫館蒙中國善士，由順發洋行轉送鷹洋二百五十元，以濟本館諸用，並無姓氏裡居。本館實深感謝，且正值目下來館就醫者日多一日，房屋不敷居住，添造數櫞，以補不足。此項之來，殊得用惜，本館未獲識。荊一圖面謝謹。志數語代本館之身受嘉惠者，一申禦結之意雲，一念鴻施未肯累留夫姓字，千祥駢集定徵貽福于兒孫——同治十一年九月初三日，仁濟醫館謹謝。
此份廣告充分詮釋了仁濟醫館的行善價值觀，批評社會中有目的、懷功利的偽善行為，樹立仁濟醫館正面行善、無欲無求、簡單乾淨的近代意義的價值觀和行善理念。該廣告所傳播出的三點資訊：一、行善是不能求名求利求回報；二、仁濟醫館正在募捐造新院；三、凡捐款給仁濟醫館可獲名利，仁濟是不會讓無名者默默無聞的。這份申謝廣告在《申報》反復刊登，延續數月，這是仁濟醫館通過媒體向其行善貴人所作的回報。在加深公眾影響的同時，傳播新型的慈善觀念，一次次地為仁濟醫館的捐募做廣告，真可謂一石三鳥。
1873年 8月仁濟醫館移居改造，由《申報》刊佈資訊：
仁濟醫館現移四馬路西首，吳豪宅張寶源酒店南面。因其館須改造故。……因就醫者棲息，故欲改造而擴充之。可見中西醫生藝術之精，存心之厚，不愧仁濟之名矣。恐其移居他處而就醫者難以問津，本館爰代為布聞，願閱《申報》者，更互相流傳，不致病者無從尋覓。未始非與人為善之助雲。
1876年仁濟醫館在《教會新報》發佈“上海仁濟醫院勸捐啟”：
惟近來就醫愈眾，經費愈緊繁，濟眾博施，良非易事。望仁人君子，各發善心，利濟為懷，同勸善舉，官既捐俸，商亦捐金，同協中外之心，以泯生成之憾，如蒙慨助，請列銜名。
仁濟醫館通過媒體反復高調宣導的醫院行善觀念和醫院經營理念，終有回應。1887年 《申報》 在討論醫院籌建的核心問題“論醫院宜籌，經久擴充之法”，作者以仁濟醫館為例，“西醫善堂，必先籌一筆款子，讓其生利，然後歲負歲可用之”。光緒二十七年（1901）蘇松太道蔡鈞調任，山西巡撫 岑春為其奏請嘉賞，其中一條便是，“在蘇松太道任內，捐助仁濟醫院專建閘北庇寒所，地方均感其惠”。
▲仁濟醫館募捐冊
1905年仁濟醫館華人董事、海上富商徐潤的續室陳夫人去世，“臨終遺囑，盡出其餘蓄以一萬元捐助仁濟醫院”，徐潤謂其夫人“治家嚴肅，待人寬厚，自奉儉約，樂善不倦，接三黨以誠撫子女，以恩鄰里戚族，莫不交相稱頌”。以為夫人將錢款捐出是“可謂能識大體，一視同仁者。余誠失一賢內助也”。徐潤夫人的捐款被仁濟醫館用來建造一所女醫院。1906 年仁濟醫館為其樹碑：
古粵徐雨之觀察夫人陳夫人，即信今肄業英國惡斯佛大書院，超候徐君之太夫人也。徐族居滬上五十餘年，與醫院比鄰住居英租界山東路二百六十五號。素知醫院中施醫諸善舉。蒙施大惠，慨捐洋萬元，助建女醫院經費。慈雲雖逝，德蔭當爰。於落成之日敬勒貞泯永昭盛德。耶穌降生世一千九百零六年，大清光緒三十二年。——醫院事立。
1907年1月24日仁濟醫館之“女醫院落成”，“英租界麥加圈仁濟醫院添女醫院一所，系由徐雨之觀察夫人出資建造，定於今日四點鐘行落成，董事朱葆三觀察等特邀請滬上中西官紳來院觀禮，以志盛舉”。
華人士紳在醫院的培育與影響下，慈善的意識逐漸深入，1886年，上海地方紳士登報幫春甫之婦求平安：
英商仁濟醫館創設多年，中外同仁孜孜不倦，施診就醫不知凡幾。董厥事黃春甫先生去除禮拜外，每日必躬親診治，無論內外諸症，接骨割毒均用西法煉成，外洋藥水，藥到病除者，洵不乏人。本月上旬，春甫先生之內人沈氏陡惠時症兼之肝厥懷妊四月，春翁自用西法藥水，迄未奏效，並延中國諸醫，開方調治延半月有餘。
中外醫生都無法醫治黃春甫夫人之疾，於是，這批紳士便想出以“助賑求痊轉危為安”的方式，或可見受黃春甫和仁濟醫館多年行善之感化和影響。
▲《申報》1872年10月5日刊登仁濟醫館之“聊以申謝”的廣告
新型而正常的醫患關係
討論醫患關係，是醫學史和倫理學史上永恆的主題。從來醫患關係只囿于醫生與病者之間，好壞、優劣，只有二元的價值判斷。我們試圖離開病床、放下手術刀、走出醫院，由另一個角度探討影響醫患關係的本質因素。之所以會想到這個角度，是由仁濟醫館的歷史特性引發的思考。雖然仁濟醫館由教會創辦，但其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屬於上海這座城市，由市民維持，同時回饋這座城市，維護市民的健康與安全。仁濟醫館與上海社會政治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繫，在其創設初期便帶有強烈的社會和世俗特質。而近代醫院所肩負的社會責任和人道主義精神也在仁濟醫館得到充分體現。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仁濟醫館在19世紀的上海創建了一個隻屬於仁濟醫館的模式，即醫院-社會-病人的醫患關係。仁濟醫館在服務保障上海市民健康和社會穩定時，培育了一種新型而近代的慈善理念。醫院服務于社會與人群，完全有理由要求社會資助，這才是一種新型而正常的醫患關係。（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