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960—1127年）是中國歷史上繼五代十國之後的朝代， 與南宋合稱宋朝， 又稱兩宋， 因皇室姓趙， 也稱作趙宋， 傳九位皇帝， 享國167年。
北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時代。 此期間儒學得到復興， 科技發展突飛猛進， 政治也較開明， 經濟文化繁榮。 咸平三年（1000年）的GDP為265.5億美元， 佔據世界比重的22.7%， 人均GDP為450美元， 超過當時西歐的400美元。 北宋時期， 因推廣占城稻人口從太平興國五年（980年）的3710萬迅速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萬。
自宋朝建國伊始， 趙匡胤開始了統一全國的序幕。 北宋先後消滅南平（荊南）、後蜀、南漢三國， 又於975年擊敗了勢力較為強大的南唐。
一是為了收復幽雲十六州， 北宋與遼國進行了長期的戰爭。 但一直未能收復失地。 宋真宗景德元年， 宋戰勝了遼， 反而訂立了“澶淵之盟”， 宋真宗與遼國在澶州定下了停戰和議， 約定宋遼為兄弟之邦， 規定宋每年贈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 又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
有的歷史評論中稱：澶淵之盟是北宋與遼經過多次戰爭後所締結的一次盟約。 對於北宋來說， “澶淵之盟”是個平等的合約， 微不足道的歲幣換得長時間的和平， 可以將主要的精力實力放在內政建設和西北的戰事上。 對於遼來說也是一個很合適的條約， 當時的遼內部暗流湧動， 及時從南方宋政權的糾纏中脫身是明智之舉。 從整個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來看澶淵之盟有其積極的一面它結束了遼宋之間幾十年的戰爭， 使此後遼宋邊境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的狀態，
二是宋仁宗康定元年到慶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間，
西夏皇帝元昊對宋又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雙方損失都很大，
結果在慶曆四年(1044年）訂立和約。
史稱慶曆和議。
和議規定：元昊取消帝號，
接受宋朝冊封；宋方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
絹15.3萬匹，
茶3萬斤，
稱“歲賜”；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
宋朝再一次用錢買了暫時的平安。
在遼朝滅亡後， 金朝即乘勝侵犯北宋。 東京城破， 開封軍民抗敵情緒很高， 要求參戰的人達30萬之多。 金軍不敢貿然進佔全城。 於是提出“和議”， 完顏宗翰和宗望要宋欽宗親自到金營商議割地賠款之事，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 金軍先後把宋徽宗、宋欽宗拘留在金營， 二月六日金主下詔廢宋徽宗、宋欽宗為庶人， 另立同金朝勾結的原宋朝宰相張邦昌為偽楚皇帝。 四月初一金軍俘虜徽、欽二帝和後妃、皇子、宗室、貴戚等3000多人北撤。
宋朝所經歷的這些失敗個人認為與他的政治體制特點和朝廷大的政治氛圍是分不開的。
宋朝的政治體制大體沿襲唐朝， 採用分化事權方式， 將宰相職位由多人擔任， 還實行官銜與實際職務分離的官吏任用制度， 這些對維護國家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也造成了“積貧積弱”的局面。主要特點是中央集權的加強,體現在職官制度上,有幾大特點,即中央集權、百官權力分散、重文輕武。
宋代的政治制度，處於從隋唐三省制到元代一省制的過渡時期，北宋前期的“中書門下”（政事堂）實際上已取代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行政效率較高。由於當時官名與職務分離造成的混亂，以及新設政權機構大小不一造成的權責失衡，促成元豐改制而恢復為三省六部制，三省制的恢復，卻不久即暴露其行政效率差而慢的弱點，雖屢經改進，但其形式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
在朝廷中廣泛存在的重文輕武的政治環境。在朝廷看來，習武之人有著強大的殺傷力，稍有不慎，便會被他們推翻帝位，而文人不一樣，他們手無縛雞之力，除了能在口舌上占點便宜外，還是相對容易控制的。宋真宗有首詩就寫到“富家不用賣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粱，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大意就是在大宋朝，最有前途的職業不是房地產，也不是開錢莊，而是讀書的文化人。所以，宋朝雖然是武將建國，全是重文輕武；即使在宋朝後期國家動亂時代，最需要武將們衝鋒陷陣時依然如此，南宋的嶽飛就是個最明顯的例子，重文輕武已經深深的從國家體制刻畫到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每一處，在宋朝，文官的嘴要比武將的刀更厲害。
為了安撫文官，朝廷還不惜血本使用高薪養廉的政策，文官的工資提到了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企及的地步；但凡官員犯點錯誤，能免則免，從輕發落；官員調任，只需向上級打個報告，基本是一路放行，比現在轉學還方便；官員有了污點，便重新調個地方繼續為官，官員之間相互包庇、互相勾結更是家常便飯。
政治體制決定了官員隊伍龐大，效率低下，官員生活安逸幸福，加之重文輕武的政治氛圍，天下的男人無不嚮往那一官半職。於是讀書成了宋朝的一大熱潮，個個是懸樑刺股，發奮讀書一心考取功名（好像現在的國考啊），而馳騁疆場、奮勇殺敵、開疆拓土、建功立業的壯志豪情早已不見蹤跡。從宋代詞文化發展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像辛棄疾等具有這些居安不忘危的豪邁之人沒有身居高位的。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一旦國家遇到危難，無論從謀略還是戰場衝殺都是無人可用。但是反觀明朝在國家的軍事鬥爭方面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殺了很多的開國功臣，但那不是國家官僚體系的錯誤，是朱元璋本人的問題。而且與朱元璋不同，朱棣登基稱帝后，非但沒有大肆屠殺功臣，對他們還很好。在朱棣的統治集團裡，有一類人身份和地位非常高，那就是將軍。永樂朝，國家倚重武將，朱棣改組了軍事領導，用創立一個新的軍事貴族階層並用封贈爵賞的辦法來支撐那些朝廷軍人的忠誠。在當時，如果想進入統治集團，建立軍功是最便捷的通道（這一點，和宋朝那些為了過上安逸幸福生活的而只知懸樑刺股悶頭讀書的男人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且，明朝的軍人列入軍籍，世代沿襲，兒孫代代當兵。因此，每當國家發生戰爭，軍人都很興奮，因為有機會升官。大明帝國好像一個無敵於天下的帝國，凡是打仗，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明朝（像不像現在的美利堅帝國）。參加戰爭後，只要活著回國，一定會被大大封賞。這樣的封賞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極大地刺激了軍隊的戰鬥意志。
另一方面，朱棣通過在爭奪皇位的戰爭中充分吸收經驗教訓，從制度和裝備兩個方面來努力提高明軍的戰鬥力。一是充分地吸收了蒙古騎兵的戰術，將自願投誠的蒙古騎兵專門編成一支獨立的兵種為（三千營），而是吸取自己戰鬥力最強的騎兵被保皇派的盛庸的火炮和火銃打敗的教訓，第一次將熱兵器（火銃）編制成整編制的兵種（神機營），通過不斷的摸索和演戲，為神機營制定了標準的戰術動作和作戰程式；在實戰中，根據五軍營（主要以步兵為主）、三千營、神機營各個兵種的實際作戰特點，編制了詳細的各兵種協同作戰程式，並在第二次朱棣北征蒙古時大獲成功，將當時的瓦剌打的是落花流水，十幾個瓦剌王子被殺，徹底粉碎了瓦剌妄圖統一蒙古，入侵大明的企圖。
最後，說說朱棣本人。朱棣對於大明朝絕對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我想這個應該能得到大多數人的同意吧。他的事最讓人耳熟能詳的就是“天子守門戶”了。為了抵禦蒙古大軍南下侵犯一事，朱棣作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決定：遷都北平。大明朝政治格局從此改變，並且影響後來的清朝，甚至影響今天的中國。雖然事實證明朱棣當年的決定絕對是高瞻遠矚的，但是就決定本身來說，朱棣的勇氣也絕非常人。遷都後的朱棣，第二、第三兩次親征蒙古，有幾次的關鍵戰役，都是在領兵元帥尚未發現戰機是，朱棣本人已率領他最得意的幾千騎兵沖入敵軍大營廝殺，於是明軍將士跟著朱棣，個個奮勇爭先殺敵，蒙古韃靼被徹底擊敗。朱棣在國家對外交往中更是強硬。只要聽話什麼都好說，凡是敢於挑戰明朝的，無論國大國小、實力強弱，朱棣一律應戰。每一次出兵，無論條件多麼惡劣，他都一定會堅持到最後，堅持到贏。第一次北伐蒙古就是因為永樂七年（1409年）韃靼殺了明朝的使節郭驥，朱棣聽後，二話不說，丟給朝臣一句話：討伐蒙古。永樂二年八月，安南（現在的越南）發生大臣篡位，朱棣派明軍平頂安南後，雄心勃勃的朱棣，乾脆做出了吞併安南的決定：永樂五年六月一日下《平安南詔》，正式將安南改為交趾郡，仿照內地設立布政司，從此再度劃入中國版圖。
朱棣的這些所作所為如果說對明朝後來的統治沒有一點影響的話是不可能的，否則在後來的土木堡之變中就不會有君王被俘、另立新君，打贏北京保衛戰的誓死決心了。有一個君臨天下的意念，加之鼎盛的綜合國力和超強戰鬥力的軍隊，但是宋朝除了錢之外，什麼也沒了，花錢買平安已是最好的選擇了。毛主席說，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一個國家平常沒有充分的軍事鬥爭準備，沒有居安思危的理念，那麼在對外交往和鬥爭中，肯定是要吃虧的，一旦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就離挨揍不遠了。
這些對維護國家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也造成了“積貧積弱”的局面。主要特點是中央集權的加強,體現在職官制度上,有幾大特點,即中央集權、百官權力分散、重文輕武。宋代的政治制度，處於從隋唐三省制到元代一省制的過渡時期，北宋前期的“中書門下”（政事堂）實際上已取代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行政效率較高。由於當時官名與職務分離造成的混亂，以及新設政權機構大小不一造成的權責失衡，促成元豐改制而恢復為三省六部制，三省制的恢復，卻不久即暴露其行政效率差而慢的弱點，雖屢經改進，但其形式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
在朝廷中廣泛存在的重文輕武的政治環境。在朝廷看來，習武之人有著強大的殺傷力，稍有不慎，便會被他們推翻帝位，而文人不一樣，他們手無縛雞之力，除了能在口舌上占點便宜外，還是相對容易控制的。宋真宗有首詩就寫到“富家不用賣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粱，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大意就是在大宋朝，最有前途的職業不是房地產，也不是開錢莊，而是讀書的文化人。所以，宋朝雖然是武將建國，全是重文輕武；即使在宋朝後期國家動亂時代，最需要武將們衝鋒陷陣時依然如此，南宋的嶽飛就是個最明顯的例子，重文輕武已經深深的從國家體制刻畫到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每一處，在宋朝，文官的嘴要比武將的刀更厲害。
為了安撫文官，朝廷還不惜血本使用高薪養廉的政策，文官的工資提到了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企及的地步；但凡官員犯點錯誤，能免則免，從輕發落；官員調任，只需向上級打個報告，基本是一路放行，比現在轉學還方便；官員有了污點，便重新調個地方繼續為官，官員之間相互包庇、互相勾結更是家常便飯。
政治體制決定了官員隊伍龐大，效率低下，官員生活安逸幸福，加之重文輕武的政治氛圍，天下的男人無不嚮往那一官半職。於是讀書成了宋朝的一大熱潮，個個是懸樑刺股，發奮讀書一心考取功名（好像現在的國考啊），而馳騁疆場、奮勇殺敵、開疆拓土、建功立業的壯志豪情早已不見蹤跡。從宋代詞文化發展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像辛棄疾等具有這些居安不忘危的豪邁之人沒有身居高位的。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一旦國家遇到危難，無論從謀略還是戰場衝殺都是無人可用。但是反觀明朝在國家的軍事鬥爭方面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殺了很多的開國功臣，但那不是國家官僚體系的錯誤，是朱元璋本人的問題。而且與朱元璋不同，朱棣登基稱帝后，非但沒有大肆屠殺功臣，對他們還很好。在朱棣的統治集團裡，有一類人身份和地位非常高，那就是將軍。永樂朝，國家倚重武將，朱棣改組了軍事領導，用創立一個新的軍事貴族階層並用封贈爵賞的辦法來支撐那些朝廷軍人的忠誠。在當時，如果想進入統治集團，建立軍功是最便捷的通道（這一點，和宋朝那些為了過上安逸幸福生活的而只知懸樑刺股悶頭讀書的男人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且，明朝的軍人列入軍籍，世代沿襲，兒孫代代當兵。因此，每當國家發生戰爭，軍人都很興奮，因為有機會升官。大明帝國好像一個無敵於天下的帝國，凡是打仗，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明朝（像不像現在的美利堅帝國）。參加戰爭後，只要活著回國，一定會被大大封賞。這樣的封賞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極大地刺激了軍隊的戰鬥意志。
另一方面，朱棣通過在爭奪皇位的戰爭中充分吸收經驗教訓，從制度和裝備兩個方面來努力提高明軍的戰鬥力。一是充分地吸收了蒙古騎兵的戰術，將自願投誠的蒙古騎兵專門編成一支獨立的兵種為（三千營），而是吸取自己戰鬥力最強的騎兵被保皇派的盛庸的火炮和火銃打敗的教訓，第一次將熱兵器（火銃）編制成整編制的兵種（神機營），通過不斷的摸索和演戲，為神機營制定了標準的戰術動作和作戰程式；在實戰中，根據五軍營（主要以步兵為主）、三千營、神機營各個兵種的實際作戰特點，編制了詳細的各兵種協同作戰程式，並在第二次朱棣北征蒙古時大獲成功，將當時的瓦剌打的是落花流水，十幾個瓦剌王子被殺，徹底粉碎了瓦剌妄圖統一蒙古，入侵大明的企圖。
最後，說說朱棣本人。朱棣對於大明朝絕對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我想這個應該能得到大多數人的同意吧。他的事最讓人耳熟能詳的就是“天子守門戶”了。為了抵禦蒙古大軍南下侵犯一事，朱棣作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決定：遷都北平。大明朝政治格局從此改變，並且影響後來的清朝，甚至影響今天的中國。雖然事實證明朱棣當年的決定絕對是高瞻遠矚的，但是就決定本身來說，朱棣的勇氣也絕非常人。遷都後的朱棣，第二、第三兩次親征蒙古，有幾次的關鍵戰役，都是在領兵元帥尚未發現戰機是，朱棣本人已率領他最得意的幾千騎兵沖入敵軍大營廝殺，於是明軍將士跟著朱棣，個個奮勇爭先殺敵，蒙古韃靼被徹底擊敗。朱棣在國家對外交往中更是強硬。只要聽話什麼都好說，凡是敢於挑戰明朝的，無論國大國小、實力強弱，朱棣一律應戰。每一次出兵，無論條件多麼惡劣，他都一定會堅持到最後，堅持到贏。第一次北伐蒙古就是因為永樂七年（1409年）韃靼殺了明朝的使節郭驥，朱棣聽後，二話不說，丟給朝臣一句話：討伐蒙古。永樂二年八月，安南（現在的越南）發生大臣篡位，朱棣派明軍平頂安南後，雄心勃勃的朱棣，乾脆做出了吞併安南的決定：永樂五年六月一日下《平安南詔》，正式將安南改為交趾郡，仿照內地設立布政司，從此再度劃入中國版圖。
朱棣的這些所作所為如果說對明朝後來的統治沒有一點影響的話是不可能的，否則在後來的土木堡之變中就不會有君王被俘、另立新君，打贏北京保衛戰的誓死決心了。有一個君臨天下的意念，加之鼎盛的綜合國力和超強戰鬥力的軍隊，但是宋朝除了錢之外，什麼也沒了，花錢買平安已是最好的選擇了。毛主席說，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一個國家平常沒有充分的軍事鬥爭準備，沒有居安思危的理念，那麼在對外交往和鬥爭中，肯定是要吃虧的，一旦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就離挨揍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