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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怡蓀:胡適生命中的 “貴人”

作者:曹楊

怡蓀!/我想像你此時還在此!/你跑出門來接我, /我知道你心裡歡喜。 /你誇獎我的成功, /我也愛受你的誇獎;/因為我的成功你都有份, /你誇獎我就同我誇獎你一樣。

我把一年來的痛苦也告訴了你, /我覺得心裡怪輕鬆了;/因為有你分去了一半, /這擔子自然就不同了。

我們談到半夜, /半夜我還捨不得就走。 /我記得你臨別時的話:/“適之, 大處著眼, 小處下手!”

車子突然轉彎, /打斷了我的夢想。 /怡蓀!/你的朋友還同你在時一樣!

這是一首寫於近百年前的悼念亡友的詩, 作者就是中國新文學革命的首倡者——胡適。

在詩前的短序中, 他寫道:“人生能得幾個好朋友?況怡蓀益我最厚, 愛我最深, 期望我最篤!我到此四日, 竟不忍過中正街, 今日無意中兩次過此, 追想去年一月之夜話, 那可再得?”

許怡蓀何許人也, 能得胡適如此評價, 能使胡適如此難忘?

的確, 相比胡適的鼎鼎大名, 許怡蓀鮮為人知。 胡適一生, 上至達官顯貴, 下及走卒販夫, 交遊之廣舉世皆知, 故有“我的朋友胡適之”一說。 其一生得益于朋友甚多, 但最主要的有兩位, 許怡蓀便是其一。

胡適與許怡蓀是安徽績溪同鄉, 又是上海中國公學和中國新公學的同學, 且同住一室, 志趣相投, 感情深厚。 1909年, 因公學解散、家道中落、親人病故等一連串的打擊, 年輕的胡適一度心灰意冷, “又遇著一班浪漫的朋友,

就跟著他們墮落了”, 吃花酒、打牌、打架, 靠典當衣物度日, 甚至被抓進了警察局。 那時若沒有許怡蓀的規勸和棒喝, 他很可能就在上海的花花世界中墮落下去。 為此, 胡適終生感念他。 他在《嘗試集》《朋友篇·寄怡蓀·經農》中, 有“自視六尺軀, 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 吾醉死已久” , 說的就是這段往事。

至於著名的《胡適留學日記》之所以能流傳至今, 廣為人知, 更是要歸功於許怡蓀。 當年正是應他的要求, 胡適將日記手稿從美國寄回, 由許保存、整理, 並摘抄給《新青年》發表, 後交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就連《胡適留學日記》的初名《藏暉室劄記》, 也是他起的。 因此在《藏暉室劄記》首版自序中, 胡適將這部日記獻給了他, 並說“這部劄記本來是為他記的,

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可惜這時許已去世多年了。

許怡蓀於1913年赴日本明治大學留學, 1916年回國, 1920年不幸因病早逝。 胡適為此專門寫了近七千字的《許怡蓀傳》悼念他的“死友”, 情真意切, 感人至深。

胡許雖為摯友, 但兩人實際相見相處的時間並不多, 胡適1910年去美, 兩人一別就是七年。 1917年胡適歸國後在北大任教, 而許1916年回國, 由胡適介紹, 執教于南京河海工程學校, 見面機會極少, 1919年許便病故了。 然而, 從1909年直到1919年許怡蓀去世前夕, 他們的通信長達十年。 而這正是胡適一生中的重要時期, 其中留美七年是他人生觀、文學觀形成及演變的重要時期, 其開文學革命之先河的《文學改良芻議》即發表於1917年1月。 回國後的三年,

也正值他首倡新文學革命的高峰期。

在《許怡蓀傳》中, 胡適寫道:“怡蓀是一個最富於血性的人。 他待人的誠懇, 存心的忠厚, 做事的認真, 朋友中真不容易尋出第二個。 他同我做了十年朋友, 十年中他給我的信有十幾萬字, 差不多個個都是楷書, 從來不曾寫一個潦草的字。 ” 這些信都收錄於這部《胡適許怡蓀通信集》。

當時雖然彼此都才二十出頭, 但在信中, 卻常見兩人關於中國現狀、前途及救國之策的交流乃至辯論, 有時一封信居然長達六千多字。 後來胡適根據通信總結出了許怡蓀思想轉變的三個階段, 而胡適人生觀、世界觀、文學觀的變化軌跡自然也在這長達十年的通信中清晰可見。

也許是先見之明吧, 許怡蓀對胡適寄予厚望,

認定他將來必大有作為, 所以在寄給剛到美國的胡適的第一封信中, 就勸他要“祓除舊染, 砥礪廉隅”, 也就是要去除舊習, 磨煉節操。 胡適當然知道老友指的是什麼, 當即回復“當書之座右, 奉為箴言”, 還希望許怡蓀“時時痛下針砭, 令遠人時得提撕警覺之功, 則受賜多矣”。 “自此以後, 九年之中, 幾乎沒有一封信裡沒有規勸我, 勉勵我的話”, “他這種鼓勵朋友的熱心, 實在能使人感激奮發。 ”

此外, 關於與江東秀的婚姻及婚期, 關於不願接受陳獨秀推薦任北大文科學長, 以及初到北大時的失望, 將其比喻為客棧, 還有一位雖熱心但外行的老闆等, 在通信中都可見胡適當時的真實想法和真情流露。

當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已經認識到這部通信集的價值, 不僅作了挑選和編輯加工,且已謄抄成稿,準備出版。但後來不知何故,並未實施,而兩人的手稿也不知所終。所幸的是,這部謄抄稿由收藏家梁勤峰先生于2013年同《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一同覓得,終於使之得以在百年後重見天日。套用胡適的句式,它的印行也是今天的讀者“最盼望的”吧。(曹 楊)

不僅作了挑選和編輯加工,且已謄抄成稿,準備出版。但後來不知何故,並未實施,而兩人的手稿也不知所終。所幸的是,這部謄抄稿由收藏家梁勤峰先生于2013年同《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一同覓得,終於使之得以在百年後重見天日。套用胡適的句式,它的印行也是今天的讀者“最盼望的”吧。(曹 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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